清真寺与霍梅尼革命及其影响：伊朗核问题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真寺论文,伊朗核问题论文,新解论文,霍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3-0008-11 中图分类号：D815.373 文献标识码：A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象征，是广大穆斯林向真主表奉衷心的圣堂和精神寄托之所。而伊朗的清真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形式承载了伊朗穆斯林民族的所有辉煌和苦难，寄托了他们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愿。因此，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伊朗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的中心。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伊朗人民的生活都和清真寺紧密相连，凡有穆斯林聚居之地，必有清真寺建筑。”[1]据统计，伊朗境内约有8万座清真寺，被称为伊朗“宗教首都”的圣城库姆更拥有150多座风格迥异的清真寺，库姆的神学院大多和清真寺连在一起，均由伊朗革命卫队负责安全。圣城库姆，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伊斯兰什叶派神职人员，这些驻寺阶层大多成为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中坚力量，且在20世纪后期领导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因此，从霍梅尼对清真寺的基本认知、坚守、支持和利用等进一步解读伊朗伊斯兰革命，旨在强调清真寺管道与伊朗内政外交的关联性，进而凸现精神领袖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中的深远影响，国际社会应正视伊朗这一特殊国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一、霍梅尼对清真寺的基本认知
20世纪七十年代，霍梅尼出版了代表作《法吉赫政府》，再版时改名为《伊斯兰政府》，他的“教法学家统治和伊斯兰政府”思想得以系统阐释，其对清真寺的基本认知包括：
第一，伊斯兰教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实际上就是进行政治话语的场所。[2]338-339
霍梅尼关于“宗教仪式场所”即为“政治话语场所”的思想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1.遵奉“伊斯兰教同政治不可分离”的基本原则。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思想被霍梅尼理解为，伊斯兰教在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彼岸和此岸、出世和入世等问题上不只是并重，而是更重后者，这是伊斯兰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本质所在，穆圣本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因此，霍梅尼设想，“伊斯兰政府既非独裁，又非专制，而是立宪的。所谓立宪，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须经人民的多数表决才能得以批准，而是指统治者在管理和执法中受神圣的《古兰经》和先知的传统中阐明的一系列法律的约束，这些是必须遵循和执行的伊斯兰法令和规则。”2.教士应从清真寺走向社会。霍梅尼创造性地从什叶派教义中论证了教法学家的作用不仅在于解释圣法，而且要执行圣法。因此，他倡导教士应从清真寺走向广阔社会，既要爱教，更要爱国爱民。既要从事宗教、司法、教育等国家重要领域工作，更要进行反抗非伊斯兰的“压迫者”政权的斗争。唯其如此，伊斯兰法律即真主的训诫才有可能充分指导每个人和伊斯兰政府。事实上，霍梅尼本人不仅是宗教学家，也是政治领袖、民族英雄以及反政府斗士；3.实现法基赫（伊斯兰教法学家）领导的伊斯兰政府的政治理想。霍梅尼认为，在第十二伊玛目隐遁期间，任何政府都是不合法的。其不合法性，不仅在于它们是“非伊玛目”政权，更在于它们都是压迫者的政权，先知、伊玛目侯赛因、伊玛目哈桑都反对君主的压迫政府。因此，“为了阻止伊斯兰教的衰落和伊斯兰教法被束之高阁，必须由教法学家们充当人民的领导者。”他认为宗教领导是伊朗独立与自由的真正基础，但并不是宗教学者垄断政权，宗教学家的作用在于立法的监督权、最高的决策权，教法学家在相互平等中实现集体领导国家的目的，需要专门知识的具体管理业务则由专家和官僚来操作；4.控制社会舆论，强化伊斯兰话语权。霍梅尼要求“监视并防止新闻和出版媒介背离伊斯兰教的正确方向和背叛国家利益的倾向。把年轻男女引向毁灭的西方‘自由’应受到伊斯兰教的谴责，受到常识的谴责；收听、写作、演讲、出版反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文章与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反对国家利益的行为应受到禁止。”在他看来，蒙受文化帝国主义教育的大学生毕业后当了政府官员，就把国家引入任由外国势力掠夺其财富的、朝西方文化方面发展的轨道。广播、电视、出版媒介和电影院便成为用于反对伊斯兰文化、反对民族文化，致使国家走向彻底毁灭的麻痹工具。因此，星期五聚礼日在清真寺向伊朗青年宣传伊斯兰文化也就成了防堵西方文化渗透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二，清真寺就具有政治活动的功能，礼拜与政治连在一起。[2]130-131，341
霍梅尼关于“礼拜与政治相联系”的思想主要基于如下几点理由：1.宗教领袖肩负着宗教和政治的双重使命。霍梅尼认为，穆圣和伊玛目阿里的生活经历及其政治生涯，就印证了伊斯兰教与政治不可分离性。穆圣强调“真主最亲近的地方是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的礼拜，又被伊斯兰学者视为“伊斯兰教的精髓”。因此，不仅普通穆斯林高度重视清真寺集体礼拜，就连著名学者也非常关注礼拜仪式的深远影响，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还撰写了《礼拜的哲学意义》等专著。霍梅尼反对清真寺的伊玛目只顾专心礼拜，读经布道，不面对不留心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因为，若他们只关心灵魂问题，不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将“会导致穆斯林国家的毁灭，会导致向血腥的殖民主义者敞开大门。”2.强调伊玛目建立伊斯兰政权的正当性。他认为，伊斯兰教法是完美的、神圣的，在时间和地点上是无限的、永恒的。但若不建立政府机构保证神法的实施，那么，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就会盛行。穆圣本人也曾建立并领导了伊斯兰政府，后先知时代仍需由伊玛目继续维护伊斯兰政权。霍梅尼认为“伊斯兰和伊斯兰政府都是神圣的统一体，它们的实现保证了今世的昌盛和后世的幸福。它能够消灭不公平、专制、暴虐和腐败，它能够帮助人类达到高尚的目标。”在霍梅尼看来，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之所以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政府，就是因为这两个王朝是非伊玛目的“压迫者”政权；3.虔诚公正的信士应成为伊斯兰的卫士。霍梅尼认为，在第十二伊玛目“隐遁”期间，穆斯林不能消极地等待其降临，而必须做伊玛目想让他们所做的一切，即建立公平的伊斯兰统治。一个虔诚公正的信士还面临重要的现实选择：要么成为伊斯兰的敌人，要么成为伊斯兰的卫士，二者必居其一。霍梅尼号召广大穆斯林应采取集体行动，推翻压迫者政府，力争成为真正的伊斯兰卫士。因此，对每个普通穆斯林而言，清真寺整齐划一的礼拜行为就是一种捍卫伊斯兰政权的强有力证明。
第三，领拜人应利用在清真寺举行宗教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来动员和组织民众。[2]37，49，96，219
霍梅尼主张要发掘和利用清真寺领拜人所拥有的动员和组织潜力，其中包括：1.利用什叶派乌里玛教阶制度和效仿制度来动员和组织民众。乌里玛既“指穆斯林国家有名望的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在大法官领导下，对国家问题和民事纠纷提出“法特瓦（意见或判决）”，也指“由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组成的机构，往往由政府控制。”[3]286根据什叶派教义，没有悟道的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模仿已经悟道的先行者。所以，普通穆斯林仿效教士，普通教士仿效乌里玛，乌里玛仿效穆智台希德，穆智台希德仿效阿亚图拉，阿亚图拉仿效大阿亚图拉。一个乌里玛拥有的仿效者越多、拥有的听众越多，那么他的地位就越高，影响就越大。每个什叶派穆斯林必须仿效一个本地区活着的穆智台希德；教徒还可以中止仿效，改换仿效对象。这种仿效与被仿效的关系形成什叶派乌里玛的教阶制度，其中，“大阿亚图拉”的宗教威望最高，由此形成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乌里玛也因此具备了动员和组织民众的能量。因为，乌里玛以经训为依据，运用公议、类比等理性思维的方法进行教法事务的处理，这无疑形成了伊斯兰教自身的创新和活力，在权威和传统的前提下挖掘和提高了伊斯兰教的生命力；2.利用什叶派的伊玛目信仰原则来鼓励民众投身伊斯兰革命。除信安拉、《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等伊斯兰共同信条外，信仰伊玛目是什叶派的基本特点，并被定为信条之一。认为伊玛目是继穆罕默德之后穆斯林世界的领袖，伊玛目的权力应属阿里及其后裔。伊玛目既“指穆斯林集体礼拜时，站在前面主持礼拜者”，也指“清真寺教长”，且“逊尼派用以称穆斯林的领袖，与哈里发同义”或“用以称著名的宗教学者和教法学派创始人。”[3]283什叶派认为，伊玛目是安拉和世人的中介，在伊玛目隐遁期间，要有经过专门培养的教法学家，据经训原则和伊玛目教训来管理穆斯林的政教事宜；3.礼拜人利用“因墓而寺”的特殊文化场域凝聚了民心。由于什叶派信仰并尊崇伊玛目，且有几位伊玛目是被政敌杀害或暗害的，因此认为这些伊玛目既是超凡的领袖，又是以身殉道的先烈，从而十分敬重其陵墓，经常参谒吊祭，并为自己求取福泽。什叶派把阿里、侯赛因及其他伊玛目视为圣徒，他们的陵墓即为圣陵，什叶派信徒要经常朝拜这些圣陵，尤其是每年的阿舒拉节，什叶派著名清真寺都要组织信徒举行各类纪念活动。什叶派在人数上占少数，阿里、侯赛因皆遇害而亡，且在历史上什叶派还长期遭迫害，所以什叶派有强烈的受难心理和凝聚力。因此，最能集中显现什叶派信徒宗教情感狂热，并具有强烈悲情主义色彩的莫过于每年阿舒拉节中自我鞭打的哀悼方式。
第四，朝觐不仅是宗教事务，更是政治事务。[2]130，196-197，237，275，341
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思想也表现在其将麦加朝觐政治化，具体包括：1.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输出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逊尼派领袖国家沙特更是首选对象国。霍梅尼认为，伊斯兰不仅是革命的手段，也是革命的目的；伊斯兰不仅为伊朗服务，伊朗也应为伊斯兰服务。换言之，伊斯兰既是民族主义，也是国际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相互依托，构成有机的统一体。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后，应以伊朗为根据地在全世界展开，在伊斯兰中不存在由边界划分的民族国家，伊朗应该输出伊斯兰革命。1980年3月21日，伊朗新年时，霍梅尼说：“我们必须努力输出我们的革命，我们应放弃不输出革命之想法……所有的超级大国及列强一定要让我们毁灭，如果我们停留在禁闭的环境中，我们将一定面临失败。”可见，他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思想既反映了伊朗人民对美苏霸权主义及扩张主义的仇恨、抗拒，也反映了对由美苏超级大国及西方操控的国际社会的不满及失望，但也渗透着地区霸主的野心，首选沙特为重点输出对象国后，霍梅尼演讲的录像带和革命传单被偷偷运进沙特，向拥有两大圣地的逊尼派领袖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2.伊朗要求朝觐者在朝觐期间从事政治活动，通过示威游行来反对伊斯兰的敌人，结果恶化了伊沙关系。在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一事上，霍梅尼与沙特持不同看法。霍梅尼等伊朗宗教人士认为，朝觐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大聚会，可以谈论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一切有关伊斯兰的问题，甚至认为朝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行为。但沙特方面则认为，朝觐仅仅是一种宗教行为，不应涉及政治问题。1979年12月4日75名控制了麦加清真寺的伊朗穆斯林激进分子被沙特警察击毙，几十名沙特士兵也在枪战中丧生；1987年7月31日伊朗朝觐者举行反美游行示威，同警察发生冲突，402名朝觐者在冲突中死亡，649人受伤，且死者多为伊朗人；1989年7月9日两颗炸弹在麦加爆炸，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沙特当局指责此举是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所为……特别是1979年11月麦加清真寺被痛恨沙特君主制的逊尼派好斗分子夺取和占领了长达两星期之久，霍梅尼指控美国与此事有染，导致针对美使馆袭击事件频发，结果恶化了两个伊斯兰国家的关系；3.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和沙特的关系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霍梅尼看来，沙特的一切事务，当然也包括宗教事务，都受到了美国干涉，沙特信奉的已不再是“真正的、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而是“美国牌号的伊斯兰教”，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着穆斯林外衣，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一种奢侈、轻浮和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人民手中榨取财富后又肆意挥霍，整日沉湎于赌博、豪饮和狂欢作乐。[4]24为了解救沙特穆斯林，霍梅尼认为必须向沙特输出革命。在两伊战争中沙特和科威特等海湾君主国向伊拉克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或赠款，还帮助伊拉克出口石油和进口货物，这更加剧了伊朗与海湾诸国特别是与沙特的关系劣度。[5]而沙特政府拥有一支以乌里玛（含清真寺伊玛目）为骨干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队伍，通过不同层次的宗教组织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庞大完备的宗教网络，“这个宗教网络对内使沙特王权获得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同时依靠伊斯兰所固有的凝聚力将沙特王国的穆斯林及其居民吸引到沙特政府的周围，从而确保沙特家族的长治久安；对外，它在传播和弘扬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沙特王朝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使沙特王国在穆斯林世界扮演着伊斯兰盟主的角色。”[6]因此，沙特政府对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并将伊斯兰传向全世界”的革命意图极为警觉，尤其是伊朗历任精神领袖都将伊斯兰政治化的举措令沙特等周边逊尼派国家不安，影响到沙伊关系正常化，1988年11月14日，伊朗副外长贝萨拉提说，伊朗愿与沙特协商以消除1987年朝觐悲剧引发的“大误解”，沙特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据报道法赫德国王曾下令让沙特电台、报纸停止攻击伊朗，并希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一切重大争端。[7]156沙特国王阿卜杜于2007年12月正式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赴麦加参加朝觐，两国关系出现更多沟通与合作的良好态势。
总之，从霍梅尼清真寺观来重审霍梅尼革命的精神依据和指导思想，旨在进一步体认清真寺文化对霍梅尼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发挥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的主张更对伊朗、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霍梅尼对清真寺的坚守、支持和利用更印证了清真寺在霍梅尼革命发起、发展并获成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二、霍梅尼对清真寺的坚守、支持和利用
伊朗的清真寺不仅数量可观，还以圣城和首都为基点向外辐射，较为均匀地布设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并形成了清真寺网络。因此，手无寸铁的霍梅尼之所以能够成功推翻巴列维政府并确立伊斯兰神权统治，与他本人立足清真寺来团结国内外什叶派信众有关：1963年巴列维发动白色革命后，以土改为名剥夺了清真寺的大量土地，触犯了宗教界的利益，引发宗教人士加入到反对白色革命的斗争中；1963年3月霍梅尼在库姆清真寺演讲讨伐“暴虐政府”，引发全国反政府浪潮；1965年10月他在伊拉克纳杰夫神学院继续指导国内反君主政权斗争；1970年他又被伊朗48位阿亚图拉拥戴为什叶派领袖后，主要借助清真寺管道向国内派遣人员和递送其讲话录音带来指挥反政府斗争；1977年10月30日霍梅尼长子突亡，引发伊朗乌里玛、巴扎商人学生和普通市民举行游行示威，但遭警察开枪驱散；1978年1月7日，《消息报》刊登攻击霍梅尼的文章又激起库姆神学院4000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库姆惨案”。根据伊斯兰传统，人死后第四十天要举行悼念活动，1978年2月18日，“库姆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十天，12个城市爆发了反国王的示威，示威者被军队打死100多人，600多人受伤；四十天后的3月20日，12个大城市又发生示威抗议，导致新的伤亡；四十天后的5月11日，35个城市发生骚乱……这种依托各地清真寺组织的、“每隔40日的悼念活动一次又一次动员了群众，卷入革命洪流的人越来越多，革命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参加者的宗教情绪越来越强烈。利用宗教传统节日动员组织群众正是宗教领袖霍梅尼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条件、实现政治目的高超之处。”[8]345在1978年8月，领拜人利用霍梅尼的录音带在清真寺进行斋月布道，宣讲什叶派反抗暴政和殉道的信条，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1978年9月8日，15000名伊朗民众在德黑兰示威，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87人，打伤205人，制造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惨案，流亡巴黎的霍梅尼号召为死难者举行第四十天哀悼活动，要求神学院学生和乌里玛去村镇向民众宣传：“伊斯兰站在穷人一边，站在农民一边。”结果，1978年12月100多万伊朗民众走上德黑兰街头示威游行，并通过了决议：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1979年1月16日，国王出走；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返回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获得巨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流亡海外的霍梅尼一直忙于教学、写作、演讲和发表声明，密切关注伊朗国内的政治动向，支持反国王活动，并与在欧美的伊朗留学生组织建立联系，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团，还从事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在国内的教士仍依霍梅尼的名义收取慈善费，并交给在库姆的霍梅尼弟弟管理。这笔资金不仅用于支持教士、清真寺、神学院学生和伊斯兰文化活动，而且资助反对派的政治活动。拥护霍梅尼的人通过各大清真寺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网络，也有很多伊斯兰社团单独活动。再加上辗转海外的霍梅尼通过书信和国内保持联系并继续领导着反国王的斗争，分布在伊朗境内大大小小的清真寺自然成了伊斯兰革命的反政府据点，霍梅尼的讲话录音、论著、书信等被带回伊朗，主要通过各地清真寺迅速传播，当他到达法国后，由于电视、电台和报刊的广泛宣传，他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霍梅尼的声音不断传回伊朗的大街小巷，他的画像随处可见……伊斯兰革命大获成功是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危机为革命提供了背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为革命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散布全国的8万座清真寺及宗教机构为革命提供组织基础；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领袖作用及其迎合各阶级的政治主张凝聚和强化了革命力量；巴扎商人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全国性的大罢工让巴列维王朝元气大伤；美国强迫巴列维国王实行“自由化政策”孕育了反对派的成长壮大，巴列维国王有时实行镇压政策，又让革命斗争火上浇油；关键时候，美国又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抛弃了国王；一贯视为王朝支柱的军队因宣布中立失去了作用。相反，霍梅尼为首的反国王统一战线审时度势，再接再厉，勇往直前，用人民的力量淹没了巴列维王朝。正是由于霍梅尼对“驻寺阶层”的重视与依靠，才为伊斯兰革命最终获得成功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和舆论环境。因此，革命后伊朗伊斯兰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霍梅尼进一步巩固其个人领导地位的过程，更是伊朗政治伊斯兰运动逐步发展的过程。[9]151-154具体来说，“建立伊斯兰政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政权伊斯兰化，即政治制度伊斯兰化；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教制度政治化，即直接上升为政治制度，为政治服务。1979年以后，霍梅尼任命了所有城镇的聚礼领拜人。这样，领拜人常常也成为霍梅尼在该地区或该城市的代表，他们领导星期五聚礼，发表政治布道，以便让真主的热爱者聚在一起，‘粉碎敌人’，‘促进团结’。清真寺在领拜人的监管下，成为分配定量供给品、收集有关本地区情报的中心。大小城镇的领拜人都在星期五聚礼中广泛宣传建立法吉赫伊斯兰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输出伊斯兰革命。他们宣传让边远城镇的青年全身心地支持伊斯兰政府，源源不断地加入到伊斯兰革命卫队中去。1984年9月，组成聚礼领拜人书记处。10月，哈梅内伊总统称领拜人为‘革命的伟大支柱、领袖的喉舌、全面动员的强大武器’。在动员人民支持政府方面，领拜人的作用甚至超过伊斯兰共和党。1984年3月4日，霍梅尼委托领拜人承担起动员人民参加第二届伊斯兰议会选举之重任。1987年6月，哈梅内伊总统和拉夫桑贾尼议长联名致函霍梅尼，建议中止伊斯兰共和党的一切活动。信中肯定该党为巩固新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后说，伊斯兰共和党的基础现已稳固，人民的政治觉悟已能使革命免受危害。因此，党的存在已没有创立初期的长处，相反可能成为派别纠纷的缘由，有损人民之间的团结。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停止党的活动符合革命利益。霍梅尼复信表示同意。从此，由领拜人控制的清真寺成了社会团结和动员的重要组织。”[8]365-366总之，“在伊斯兰革命前，产生了革命领袖霍梅尼，形成了反对国王专制独裁的群众基础，通过各种伊斯兰团体以及各地的清真寺，形成广泛松散的组织网络；通过收取慈善费，也为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财力；通过布道演讲、著书立说形成各具特色的革命理论；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宁死不屈、坚忍不拔的革命斗士，他们拥有革命勇气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成为1978年伊斯兰革命的领导骨干和先锋战士，以后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干才。”换言之，清真寺在霍梅尼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依寺形成的民众组织网络、由寺募集的革命资金、借寺传播的革命理论、驻寺阶层成为革命的骨干……可以说，霍梅尼革命是一场“从清真寺出发”的革命，拥有先在的话语权威与社会动员优势，是伊斯兰政治化、政治伊斯兰化双向运作的独特产物。
三、霍梅尼革命对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影响
事实上，霍梅尼革命对伊朗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可以说，霍梅尼革命模式几乎等同于伊朗的发展模式，霍梅尼革命对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产生了实质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伊朗精神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影响力与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治权力，终将左右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前景。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宗教领袖的职务和权限包括：任命监护委员会中的“教士成员”、任命最高法院院长、以任免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和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等方式统帅武装部队、批准三军高级指挥官的任命、宣布停战和军队的动员、签署总统任职书、拥有总统罢免权和对囚犯的赦免或减刑权等等。规定领袖必须“由公正的、虔诚的、明于时势的、勇敢的、有组织的、有远见的、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教士”担任。根据伊朗宪法，精神领袖是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由专家会议选举产生，并终生任职，不过理论上可以由同一个会议弹劾。虽然专家会议是由公众选举产生，不过在选举前，一个由伊朗精神领袖任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将对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8]353-355而且“领袖权威下设置的一系列附属机构，它们在确保伊斯兰革命根基和保证领袖权威的有效性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领袖权威与伊朗政治体制诸多机构的联合，形成了庞大的法吉赫体系，掌握着国内各政治派别间的权力分配，主导着伊朗政治体制的演变进程。”“霍梅尼革命作为对巴列维王朝滞后的政治变革的反映，其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但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又为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政治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内容。法吉赫的领袖权威与其控制下的各种权力机构的联合，形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核心。1989年宪法修改后，国家领袖在政治强势与宗教弱势之间的矛盾，使其地位的合法性及其职能范围时常受到来自宗教和世俗两界的质疑。为保护伊斯兰革命的根基，进而维护自身的政治命运，宗教领袖干预政治斗争成为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的重要特征，领袖地位也逐渐从原来的绝对权威变成了国内斗争的平衡器。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涌进和伊朗国内自由呼声的高涨，国家领袖是否拥有绝对权威已变得的不再重要，其在伊朗政治中起到的稳定作用才具有实质意义，人民主权和领袖权威之间的矛盾运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伊朗改革的渐进特征。”[10]精神领袖霍梅尼及其所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世界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甚远。尽管霍梅尼已经逝世十多年，但他在世时确立的伊斯兰革命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第二代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直小心谨慎地坚决维护着革命政权，各级官员也要把维护“体系”作为头等大事。[11]哈梅内伊受教于霍梅尼，曾在霍梅尼的领导下参与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政治活动，1989年6月4日被伊朗专家会议选举为新领袖，1994年接替已故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阿里·阿拉基成为伊斯兰教什叶派1000万教徒的精神领袖。作为霍梅尼的继承人，哈梅内伊自然倾向于保守，但他又认为，伊斯兰政府必须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相应变革，伊朗应摆脱孤立的处境，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他与霍梅尼的不同之处。因此，这就注定了国际社会在解决伊朗核问题时，既不能忽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等精神领袖的影响力，也不能简单地将两人完全等同，前者“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思想影响到后者在伊朗核问题上对待西方的基本立场与做法，但后者对待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不同认知又加剧了国际社会解决此问题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第二，星期五聚礼政治化与领拜人官僚化已将霍梅尼革命制度化、常态化，围绕伊朗核问题所展开的外交斡旋与武力威慑实为伊朗反西方的革命之举。
在霍梅尼的思想中主要存在四大主张：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反殖反帝反西方化和反世俗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12]270-274除此之外还有反锡安主义等。他的这些思想对伊朗外交定下了基调，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一度成为伊朗外交公开追逐的目标。革命后伊朗领导人对伊斯兰教推崇备至，认为它是使世界重现光明的唯一法宝，霍梅尼曾说：“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国家和政府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解决其困难。”“如果穆斯林国家精英……遵从伊斯兰的教诲，他们就可轻易地削弱一切对立面。穆斯林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有世间所存最伟大的伊斯兰……如果穆斯林遇到了难题，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伊斯兰行事。”[13]24-26霍梅尼强调的“回归伊斯兰”起码包含：1.对内继续强化伊斯兰意识，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2.穆斯林国家精英应遵从伊斯兰教义应对现实问题；3.要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就得将伊斯兰革命制度化、常态化。因此，曾利用清真寺这一特殊场域获得革命成功的霍梅尼，依旧选择了清真寺来继续捍卫伊斯兰革命成果、致力于“回归伊斯兰”的具体实践。霍梅尼回国后不久宣布恢复“星期五教徒集体祷告”。他在所有大小城镇委任“星期五伊玛目”作为他的代表，负责星期五领拜和以布道的形式发表政治演讲，并监控各级地方政府，此举进一步加强了清真寺在社区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一些激进派教士看来，“星期五伊玛目”制政教合一，颇具伊朗和伊斯兰特色，与东西方的政党制大相径庭，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吸引力，是“法基赫的监护”的理想形式，哈梅内伊称“星期五伊玛目”为“革命的巨大支柱、领袖的喉舌和总动员的强有力的手段”，随着霍梅尼越来越倚重“星期五伊玛目”动员群众，伊斯兰共和党作用锐减，逐步销声匿迹。[14]167-169可以说，“毛拉—清真寺网络对政府的反对派起到了领导和组织骨干的作用。散布于每一座城市和村庄的伊朗几千座清真寺，提供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非正式的全国性的联络网。如同在烟草抗议运动和宪政革命中一样，清真寺作为表达不同政见、建立政治组织、鼓动和避难的中心而发挥作用。政府可以禁止和限制政治集会，但它不可能关闭清真寺或禁止做礼拜。教士及其学生代表了基层领导阶层的一个巨大的储备库；在每周五的社团聚礼活动中，清真寺和讲道活动变成了宗教政治事件和讲坛，吸引了数千人并在忠实的信徒们离寺回家的途中，经常导致政治示威。”[4]321因为“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比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更戏剧性地证明了伊斯兰复兴的力量。对于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来说，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强大的、现代化的、面向西方的巴列维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曾几何时，盛产石油的伊朗利用其巨额财富建成了中东地区装备精良的（仅次于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推动了野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和白色革命；在西方训练的精英和顾问的协助下，巴列维王朝统治着一个被美国当做最为稳定的盟友的国家。然而，在伊斯兰的名义下，仰赖毛拉—清真寺网络的支持，毫不相干的集团走到了一起，反对国王和反对西方的一场革命卓有成效地发生了。这一事实使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人欣喜若狂，使伊斯兰行动者确信这些都是值得效法的成功经验。无论力量对比有多么悬殊，也不管统治者有多么可怕，力量与胜利必将属于那些以伊斯兰的名义致力于变革的人们。”[4]285事实上，后霍梅尼时代，伊朗与西方大国围绕核问题所展开的外交斡旋与武力威慑实为伊朗反西方革命之举，德黑兰大学的星期五聚礼活动即为明证：伊朗的精神领袖或总统借此宣示伊朗的内政外交方针，特别表明伊朗和平拥核、防范以色列核打击以及抗拒美国施压等基本立场和态度，类似于国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力求赢得世界尤其是以德黑兰大学学生为主的伊朗社会精英的理解与支持，这是霍梅尼革命在新时期的继续和深入。因此，伊朗核问题实为伊朗问题甚至伊朗伊斯兰革命能否继续、怎样继续的问题，伊朗核问题也因此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伊朗政府使用的伊斯兰话语无法与国际社会多元的、世俗的话语展开正常的沟通与交流，造成国际社会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认知混乱，阻滞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伊核问题这一大方向”的顺利推进。
目前，国际社会关于伊朗核问题主要存在着四种话语体系：
(1)伊朗精神领袖发出遵守教义、反对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话语
霍梅尼革命终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霍梅尼思想赢得了伊朗不同社会群体的积极响应，“在小资产阶级看来，他不仅是独裁的夙敌，而且是私有财产、传统价值观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护者。在知识界看来，他尽管具有宗教身世，却颇似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将会完成摩萨台的未竟事业，使国家从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的工人看来，他将实现社会公正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把权力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在乡村民众看来，他将带来土地、水源、电力、道路、学校和医疗机构，即白色革命未能带来的物质内容。对所有人来说，他象征着宪政革命的精神，在他身上寄托着此前的革命仅仅燃起却未能实现的希望。”[15]532尽管他的支持者主要还是分布在伊朗8万座清真寺的“驻寺阶层”，但“由于巴列维国王实行高压政策，在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自由运动和左翼人民党——遭到镇压的情况下，宗教几乎成为民众表达政治不满唯一的渠道。”[16]作为大阿亚图拉，被认为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有权就重大的有争议的教法问题做最后决断，其言行被视为安拉意志的体现，一般信士必须遵行，居于什叶派教阶之首。[14]286亦即，大阿亚图拉原本就拥有先在的话语权，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因主客观原因更是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因此，霍梅尼一旦表态，或被视为未来革命的发展走向或被视为代表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作为继任者的哈梅内伊自然成了“一言九鼎”者，包括伊朗总统大选结果都受其言论影响。同样，在伊朗核问题上哈梅内伊也多次表态，向国际社会表明伊朗整个国家的基本立场：2009年9月20日，哈梅内伊发表讲话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于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指控是“虚假”的，伊朗“从根本上反对核武器，并禁止其生产和使用”。目前进行的铀浓缩计划“纯粹是一项为公民着想、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计划。”他说，美国政府目前奉行“反伊朗”政策，因此带领欧洲列强不断宣称伊朗导弹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并试图制造核威胁，这些言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哈梅内伊表示，西方必须改变对伊政策，摒弃此前的敌视做法。否则伊朗将一直“保持警觉”、“不会退缩”；2010年4月17日，哈梅内伊表示，在伊斯兰教义中，使用核武器是一种“禁忌”……可见，由哈梅内伊所宣示的“遵守教义、反对西方”的伊斯兰革命话语要点包括：1.伊斯兰教严禁使用核武器；2.伊朗反对、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3.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4.伊朗坚决反对西方的核威胁。
(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反对邪恶国家拥有核武器话语
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小布什政府一味打压伊朗的做法，力图缓和美伊关系，一方面反对伊朗这样的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邪恶国家”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则向伊朗示好、伸出了和解之手：2010年3月21日哈梅内伊表示，“美国新政府和总统声称对公正和公平的双边关系感兴趣，他们写信，传递信息……声称他们愿意同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实际上他们却在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情”。一年前，奥巴马曾在伊朗新年期间传达了一个突破性的信息，即美国愿意同伊朗揭开外交接触的新篇章，但德黑兰方面拒绝了这一表态。2009年6月伊朗大选后，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伊当局对抗议者进行了镇压，美伊关系急转直下。不过奥巴马再次向伊朗示好：“因为伊朗政府拒绝履行其国际义务，我们正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让它负起责任”，且“我们（与伊朗）进行全面外交接触和对话的提议没有改变”。但哈梅内伊却在回应中表示，美国对于伊反对派抗议活动的政策表明其不怀好意，伊朗的敌人试图通过对该国反对派的支持制造伊朗内战，但他们的企图失败了。2010年3月30日，奥巴马曾表示，希望在几个星期内达成新制裁决议，4月13日仍表示不想看到谈判过程拖沓数月，而是希望国际社会“大胆、迅速地前进”，对伊朗核问题采取大胆、迅速的制裁，但承认中国对制裁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存有顾虑，实施制裁谈判的推进难度很大。47国领导人出席的华盛顿全球核峰会于当日落幕，各国领导人纷纷表态将联手协作，防止恐怖组织获取核武器，奥巴马认为此举将保障美国与全球更为安全……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反对“‘邪恶国家’拥有核武器”话语要点包括：1.伊朗一直在秘密研制核武器；2.“邪恶国家”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3.应对伊朗核问题采取大胆、迅速的制裁；4.防止恐怖组织获取核武器，旨在保障美国与全球更为安全。
(3)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伊朗研制核武器的话语
伊朗核问题不断升级也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报告有关。1954年第九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成立一个专门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1957年7月29日，相关《规约》生效，宣布机构正式成立，旨在谋求加速和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荣的贡献，确保由其本身、或经其请求、或在其监督或管制下提供的援助不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目前146个成员国，中国1984年加入。1997年5月通过的保障监督附加议定书，标志着机构的保障监督能力和范围从仅核查各国申报的核活动扩至可探查无核武器国家的秘密核设施和核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多年来为人类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但该机构在施行职责中出现过多重标准，传达错误信息。该机构曾认为伊拉克有开发核武器的嫌疑，并与萨达姆关系紧张，导致今天仍未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后来的证据表明，萨达姆并没有开发核武器。朝鲜、印度等国先后开发并测试了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均未发挥应有效能。伊朗核危机几起几伏，随着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曝光和哈梅内伊的正式表态，事态已呈高度复杂状态。2010年2月18日，欧美多家媒体披露一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机密报告称：“情报显示，伊朗过去或现在秘密研发用于导弹的核爆炸装置……质谱测定结果表明，他们已经获得纯度19.8%的浓缩铀”。同日，俄罗斯和德国警告伊朗，将因其有争议的核项目面临联合国的制裁。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紧迫性。2月19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布，伊朗没有试图发展核武器。这番话意在向伊朗国民和全世界表明，伊朗不仅没有开发核武器，甚至尚无此种想法……可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伊朗研制核武器”话语要点包括：1.怀疑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2.制止伊朗继续铀浓缩活动；3.回避甚至默许以色列拥有核武器；4.在美国施压下出现多重标准做法。
(4)阿拉伯国家普遍担心拥核后的伊朗将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话语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阿拉伯世界，沙特、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都是伊朗输出革命的首选之地：20世纪八十年代初，伊朗支持这些国家国内极端激进势力的活动，甚至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鼓励其推翻本国政府，建立伊朗模式的伊斯兰政权，由此而使得这一地区的局势日益动荡。在沙特还爆发了穆斯林极端主义武装团伙非法占领麦加禁寺事件，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反伊斯兰的”沙特政府。与此同时，在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沙特东方省，还爆发了反政府的群众暴动，使沙特政府再次感到震惊和不安，并把这次动乱与伊朗的策反活动相联系；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的巴林，在八十年代初发生了两次未遂政变；在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也都出现了支持伊朗革命、反对本国政府的公开的或地下的伊斯兰运动。各国的官方舆论宣称，这些动荡不安的行动都与来自伊朗的“伊斯兰威胁”有直接关系。为此，海湾六国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加强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应对日益严重的地区危机。因此，在对待伊朗核问题上，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疑虑和矛盾：美伊开战，势必会引发灾难性的地区战争，波及海湾国家安全与发展。但美国对伊朗示好或减缓核压力，势必会催生一个拥有核武器、非阿拉伯属性的、竭力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国家，结果导致出现新的地区政治格局：在两个拥有核实力的非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伊朗）的制衡中挤压逊尼派穆斯林势力。2006年11月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谷口富裕在接受《中东经济文摘》周刊采访时透露，沙特、阿联酋、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6个中东国家都表示有兴趣发展民用核能，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和这些国家政府展开了磋商，并将根据原子能机构的有关规定帮助这些国家建造核设施。显然，这些国家决心发展核技术，既与以色列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且拥有一定数量核弹头有关，还与伊朗核问题存在某种联系。这些国家或许认为，如果自身能够掌握先进的核技术，就拥有了可以对抗核威胁的安全保障……阿拉伯国家普遍担心“拥核后的伊朗将输出伊斯兰革命”的话语要点包括：1.担心拥有核技术后的伊朗将继续输出伊斯兰革命；2.担心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将不断膨胀地区霸主的野心；3.担心出现只有阿拉伯国家无核的中东核格局；4.掌握先进核技术是为了建立对抗核威胁的安全保障。
四、结语
2010年4月12日，胡锦涛主席会见奥巴马总统时阐述了中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希望各方继续加大外交努力，积极寻找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有效途径，中方愿同美方及其他各方在六国机制、联合国和其他渠道保持沟通和协调。而在“积极寻找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必须正视以上四种话语并存造成伊朗核问题认知发生歧义，且影响外界与伊朗展开对话、沟通这一事实，拓展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基本路经大体应为：达成彼此共识—→制定适宜措施—→付诸具体行动—→逐步解决伊朗问题—→力争解决伊朗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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