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妙的岗位上——记新四军军长叶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长论文,微妙论文,叶挺论文,岗位上论文,记新四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四军军长叶挺，一生坎坷，历经磨难。1941年1月21日， 于囚禁中愤笔写下《囚语》，历数了自己所谓“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的简要经过。对于在皖南的遭遇，他这样写道：“此次皖南惨变……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叛逆之罪。此七次也。”
军长人选国共双方各有所图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举国要求国共联合抗日的新形势下，蒋介石对怎样处理共产党问题可谓绞尽脑汁，但未能如愿。恰在这时，蒋介石在上海指挥作战的心腹爱将陈诚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已经脱离共产党十年的叶挺，愿意出来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番号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并指挥他们。蒋介石脸上有了笑容。
这南方红军游击队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之一。国共双方再度合作后，他仍不予承认，并在1937年2 月抽调重兵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虽有收获，但未达目的，遂在改编他们的问题上大作文章，或借改编之名，将其缴械，如对闽中的何鸣部；或在改编之时，派入国民党军官，如对湘鄂赣边傅秋涛部，力图拔除南方红军游击区，消灭、削弱或控制红军游击队，甚至顽固地要派员担任新四军领导人，但遭到了中共的严正拒绝。现在好了，可以通过叶挺拔除这些游击区，控制这些游击队。于是，不和中共方面商量，于9月28日， 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经“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四军军长”。
开始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这一单方面任命有所保留。1937年10 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它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日题目，想经过叶挺把它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后来得知，早在1937年7月下旬， 担任国共谈判中共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已在上海见过刚从国外归来的叶挺，并询问了他愿意接受中共领导的政治态度，此时，周恩来正与蒋介石谈判陕北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周恩来发现蒋介石想消灭、瓦解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企图是顽固不化的。让中共独立改编恐难通过。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周恩来见到叶挺，顿时有了主意：让叶挺出来改编南方红军游出队，蒋介石或许会同意，因为叶挺已脱离共产党，而共产党对脱党分子向来不怎么信任，此外，叶挺曾是蒋介石的下级。于是，周恩来示意叶挺在适当的时候主动提出，事情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料，蒋介石简直急不可待地同意了。
中共中央在搞清这一背景后，改变了对叶挺的看法，并坚持叶挺赴延安接受毛泽东“面试”。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向叶挺谈了中共中央对组建新四军的具体设想：新四军的编制为两师四旅八团，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陈毅任第一师师长，张云逸任副师长；张鼎丞任第二师师长，谭震林任副师长。毛泽东希望叶挺以这个设想为基础，去和蒋介石、国民党军委会做工作，由此，叶挺军长得到中共的正式承认。
11月21日，叶挺赶赴南京和叶剑英一道见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提出了毛泽东的新四军组建方案。蒋介石圆睁两眼，竖起耳朵认真听着，完了板着脸冷冷地说，你是政府正式任命的军长，这点你应当明白。略作停顿又坚决地说：各游击队不能照八路军的办法，第八路军拒绝点验，现在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炮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旅长，延安提出干部名单不能同意。沉默了一会儿，又装作为叶挺安危考虑的语调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
话到这个地步，叶挺已完全体察到蒋介石想拉拢自己进而通过自己控制新四军的用意，眼前的那点希望的曙光，瞬间暗淡了。他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一个处境微妙的岗位上了，但他还想作点努力，尽量完成中共中央的嘱托。于是辩解道：“将他们开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为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这不行。我估计他们不能调开的”。蒋介石的话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叶挺有些火了：“收编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否则对地方亦不好。”
“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在江南”。蒋介石凶相毕露。
叶挺忍无可忍，当即提出辞职。
蒋介石一愣，表示不允，因为全国抗战大局已定，迅速把这些红军游击队送到前线当炮灰才是当务之急，要叶挺去和陈诚商量。最后，蒋介石实际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新四军下不设师， 只设旅级支队4个，共辖9个团，比原先希望的还多设一团， 叶挺出面改编游击队的努力成功了。
改编的成功不过是国共双方在新四军问题上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国民党方面以任命了一位非共产党人做军长而沾沾自喜，共产党方面则因为叶挺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而赢得了主动。这出历史剧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军长去留国共双方态度相佐
叶挺在组建新四军过程中，不遗余力地为新四军要编制、要经费、要装备，要求任命共产党提名的人，这使蒋介石有些失望。蒋介石原指望新四军进入前线会被日军削弱甚至被消灭掉。不曾想，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后却捷报频传，不断发展壮大。于是，原来那一点成功的喜悦，很快就被忧郁不满所代替。但军长是自己未经共产党同意就抢先任命的，现在不满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哑巴吃黄莲。当然蒋介石是要找机会解决这个军长的。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项英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对军长叶挺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导致了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困难处境。1938年10月，叶挺忍无可忍，便离开云岭，辗转回了广东。此时，日军正好攻占广州，国民党掌管广东军政大权的余汉谋，退守粤北韶关，对广东局势忧心重重。叶挺到韶关等于给余汉谋打了一剂强心针，余汉谋立即发布命令，委任叶挺为东江游击指挥。企图借叶挺威名支撑残局。蒋介石得知余汉谋对叶挺的这一任命后，深为不满，责备余汉谋不应干这种实际上等于又让共产党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的蠢事，严令立即撤销此项任命，让叶挺离开东江。12月20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西安开会，对叶挺离职大作文章，向在西安的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
此事震动了中共中央，使中央看清了叶挺的作用。看清了蒋介石妄图以此为契机，另派军长，达到控制新四军的目的。中央书记处立即致电项英、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要求：1、 周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2、对新四军之其他解决办法如另任军长等，我们表示坚决反对；3、在周与叶谈话中，应确定叶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中安心工作。周恩来敏锐地看出了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他在复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中，提出如下原则意见：“叶回新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然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939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提出：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必须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经周恩来等的工作，叶挺表示愿意继续留在新四军工作。1939年春，周恩来亲送叶挺到云岭，并主持调解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
此后一般时间，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矛盾似有缓和，但实际上依然如故，这种矛盾又孕育着叶挺的再一次辞职。4月下旬，叶挺北渡皖中， 整理新四军第四支队，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了解彭雪枫部情况， 8月返回云岭，9月即离开军部经桂林于10月底抵达重庆， 准备和国民党当局交涉“江北部队编制问题及全军经费问题”。11月间，蒋介石召见叶挺，叶挺向蒋介石报告了新四军的有关工作及要求解决的问题。蒋介石知道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会很快解决，故对叶挺异常亲昵，关切地问叶挺在新四军中自由不自由、书信电报受不受检查、共产党有没有叫他恢复组织关系、想不想参加国民党等一大堆问题，并说，只要他参加国民党，新四军的编制、经费等问题就好解决。叶挺一一如实回答了蒋介石的提问，但明确表示他现在哪个党派都不参加，只想参加抗日救国。蒋介石对叶挺的态度大为不满，一再对新四军采取压制态度。叶挺感到，新四军在浴血抗战中得到发展，却连合法名义和最低经费也无法解决，他这个军长实 在难当，因此想请求辞职。蒋介石看到叶挺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帮共产党说话，为共产党出力，不愿发挥自己希望的“领导作用”，故立即表示同意，说：“你离开也好，或许有比新四军更有意义的工作让你做”。还贼心不死地询问叶挺，他离开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指望叶挺推荐一位可信的国民党将军出来，没有想到叶挺却推荐了叶剑英。蒋介石虽不满，又不便发作，只得嗯、嗯几声作罢。
叶挺的再次辞职出走，对项英也造成了很大震动。他从叶挺好友沈其震处知道叶挺出走不打算再回来时，即派沈其震专程去请叶挺回新四军。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又对叶挺作说服开导工作。显然叶挺的去留早已不是叶挺个人的事：蒋介石想把叶挺从新四军军长位置上挪开，是为了另选心腹控制新四军；而共产党要叶挺留在新四军军长的位置上，则是为了保持、巩固对新四军的领导权。但叶挺已向蒋介石辞了职，再要回新四军工作，需向蒋介石有所表示才行。若当面表示，蒋介石一不同意，就不好办了。故南方局领导决定叶挺不去见蒋介石，只要一信达意就行了。在叶挺临离重庆回皖南之前，周恩来字斟句酌，以叶挺名义写了如下手札：
委座钧鉴：年来挺以愚拙无能，诸凡钧座所付托之旨意，迄未完成。核其责任，挺实无可辞卸。乃蒙委座曲谅，感戴靡涯。倘能追随钧座，仍许为国效力，则挺唯有摩顶捐躯，以报万一。临禀待命，肃叩钧安
叶挺
该信极策略地解决了叶挺重返新四军的障碍。7月9日，叶挺偕同夫人、袁国平，还有志愿去新四军工作的经济学家钱俊瑞、音乐家任光等，一起离开重庆向皖南进发。由于叶挺的这种积极态度，蒋介石在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上阴谋未能实现。蒋介石没有罢休，却在策动更大的阴谋，这就是后来皖南事变。
居士怎样当一个大庙的方丈
一个非共产党员出任共产党军队的指挥官，那么，他怎样指挥呢？他必须与新四军中共产党的领导人项英处好关系。遗憾地是，他们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
叶挺和项英在历史上没什么关系。1937年11月，叶挺、项英同在延安时未及倾心交谈。中央考虑到叶挺和项英之间可能会有些麻烦，故在派李一氓到新四军中任秘书长时，曾交给他一个职务以外的任务，即“作为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第一个“五四指示”中，曾特别叮嘱道：“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毛泽东在此称叶挺为“同志”，似深有含义，实际上是提醒项英，虽然叶挺在组织上未入党，但不能把他看作外人，也不能把他看作统战对象，而应以党内同志的身份相待。令人遗憾的是，项英未能实现中央的意图。
项英对叶挺的不满和不信任时有表露，如1938年3月18 日项英给毛泽东等人的电报。全文如下：
毛、陈、周：
一、顷接叶电：已见薛，据云集中青阳系蒋令，准备要我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宣、师微行动，叶意无甚理由拒绝，薛允第一步集中岩寺整理，等语。我意，不能接受，显系借刀杀人。如去茅山，应由广德、宣城或广德与安吉之间插出，不应出南陵，目前暂在岩寺对山河边集结。
二、我意，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
以上你们意见如何，请急复。
项
十八日
项英认为新四军的问题应由共产党出面和国民党谈判解决，思路具有建设性，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新四军和国民党关系的办法。如此，则把新四军和第三战区、国民政府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两党之间的平等关系。这样，上下级之间不便说的话，在对等的谈判代表面前就好说了。但他在关于新四军出南陵的问题上和叶挺的分歧，对叶挺的不满，则表明了他在对军事政治形势的判断方面，水平不及叶挺。
另外，还有新四军领导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共为了实现和保证党的领导，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全军的权力集中在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于这个分会的许多委员远离军部，战斗在前线，结果全军的指挥权自然地落到分会书记项英的手中。叶挺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军长，自然不便参加党的会议。而在党的会议中已决定了的事，叶挺是不能推翻的。这在无形中，叶挺就被剥夺了一个军长应有的职权。1938年6月上旬，他借因公到武汉的机会， 向中共中央提出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后得到同意成立。项英任主任，叶挺任副主任。但这个组织实际并没有真正起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项英应当把叶挺看作自己的同志，给叶挺以军长的职权，而他和新四军的党组织只应是保证和监督叶挺按照党的要求去行使军长的权力。项英没有做到这一点。加上新四军在历史上和叶挺没有什么关系，和项英却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源渊。只要项英不支持叶挺，叶挺就难以指挥部队。
叶挺感到很为难。1938年8月，他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 准备辞职，10月初离开军部。置周恩来的挽留于不顾，坚辞南下。据李一氓回忆，对叶挺的辞职，项英是赞成的。项英对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处境甚感同情，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想方设法帮助他离开新四军。这次叶挺辞职，到东江任游击指挥，事先就同项英商量过。项英大为赞成并且送给叶挺300支枪，运到广东韶关， 还答应抽调一些广东籍的军政干部去加强游击队的工作。毫无疑问，项英这种态度加深了叶挺对在新四军中工作的抵触情绪。 正因为项英对叶挺辞职背景的了解， 所以在10月23日急电中央军委转周恩来，才肯定地称“叶之辞职系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
由于叶挺是否任新四军军长对国共两党都有影响，经中共中央的工作，叶挺在周恩来专程陪同下于1939年春重返新四军。周恩来还花很大的精力调解叶项之间矛盾。至于效果，李一氓认为：“周恩来走后，叶项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但这种状况可能不是真实的，而是互相克制的结果。”
叶项之间的矛盾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愈加尖锐，从一般的工作不协调发展到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分歧。周恩来离开云岭后不久，叶挺渡江北上皖中解决江北新四军的发展问题。返回云岭后发觉项英对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很担心，认为这样会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新四军更加防范和限制，还认为既然给养困难，就不应该大量发展武装。叶挺深感不快。后去重庆向蒋介石要求增加军饷，并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了汇报。南方局向中央发了专电，强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此后，叶挺又与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央，就长江以南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提出了与项英截然相反的看法，指出：“只有坚决而秘密的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叶挺的战略主张，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完全一致，却被项英无理拒绝了。叶挺心灰意冷，他在写给李一氓的一封信中表示，他有很多苦恼，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加上蒋介石不同意增加新四军装备和编制，使他难以施展报国之志，于是，再次提出了辞呈。
军长职责，军事指挥乎？外交乎？
叶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但最主要最突出的还是在军事方面。 1939年3月中旬，新四军送走周恩来之后， 召开了全军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叶挺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又对记录加以修改，写成论文，以《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为标题，正式发表在5 月出版的《抗敌》杂志第一卷第三号上。该文是目前发现的叶挺留下的唯一一篇重要军事论著，它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提出要重视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极富创见。
参谋会议之后，叶挺于4月下旬北渡长江，整理新四军第四支队， 组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叶挺的这次皖中之行极富成效，表现出了叶挺果断、沉着、勇敢的优秀品格。
1940年秋，在叶挺第二次离开军部被接回后不久，日军集中万余兵力，对皖南进行扫荡。其中主力一路5000余人，于10月2 日在南陵戴家汇、三里店集中后，兵分两路南进，目标直指泾县云岭，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鉴于日军大队人马沿公路进犯的基本情况，叶挺采取在敌前进道路上预设纵深阵地、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疲劳、战胜敌人。从10月2日到7日，新四军沿着戴家汇——汀潭、三里店——汀潭两条山间公路在龙洋岗、凤凰山、台山、大小岭、巨坑、左坑等险要地段上，以轻便小分队夜以继日地阻击袭扰敌军，使其装备、兵力上的优势无法发挥。直到7日晚， 敌军才冲进新四军主动让出的汀潭。半夜，叶挺即组织增援部队反击，敌仓促应战。尽管阵脚未乱，但已支撑不住，叶挺遂果断下令追击。敌进入泾县县城立足未稳，叶挺即下达攻城令。战至9日晨，残敌出北门遁逃。由于国民党配合不力， 未能全歼该敌。此时，周子昆按叶挺布置率另一部在汀潭东北阻击来自三里店的另一路日军，并迫其溃退。9日，光复南陵。 叶挺在此次反扫荡作战中，出色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等多种作战形式，表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的良好素质。
如果说在新四军组建时，叶挺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和国民党当局交涉，促成新四军的成立和早日集中是必要的话，那么，在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时，淋漓尽致地发挥其军事指挥才能就是首要的了。然而，遗憾的是，叶挺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被迫消耗在与国民党谈判、交涉方面了。
1938年6月初，在新四军各支队向敌后挺进的关键时刻， 叶挺离开了军长这一关键的指挥岗位，去武汉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增加新四军经费。周恩来、叶剑英在致延安的电报中说：“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叶挺从武汉返回军部没几个月，就于9月30 日致电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转项英，决定“下月初赴顾（指顾祝同——引者）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湘赣观察各方情形”。10月初叶挺再离军长职位，直到次年2月由周恩来陪同重返云岭，历时半年之久。
1939年8月，叶挺从皖北返云岭后又于8月15日、21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称“本军经济困难，情形极端严重”，“拟赴重庆解决江北部队编制问题及全军经费问题”。9月上旬，叶挺离开皖南，10 月初抵重庆。11月，叶挺去见蒋介石，提出增加新四军编制和经费遭到拒绝。之后，叶挺回澳门。1940年春节过后，叶挺飞返重庆，继续执行这一使命。这次叶挺没有直接找蒋介石，而是通过老相识在国民党军委会系统进行多方疏通，取得一些进展。新四军六支队的番号被认可，但组建经费却不予单拨，全军的经费每月只给13万2千元，比原来的9万元略有增加。叶挺这次离开军部前后达10个月之久，直到1940年7月9日，才由袁国平接离重庆，月底抵达云岭。
10月19日，国民党发出《皓电》，无理要求新四军、八路军开赴黄河以北，企图彻底解决新四军问题。作为挽救危局的措施之一，中共中央决定在皖南让步，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长江。为了北移，叶挺又开始了同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交涉。叶挺原“只准备谈军部的问题，条件为：1、要求保证安全；2、要求划出溧阳给我们住两个月，部队逐渐经苏南北渡；3、要求补给开拔费、弹药及须发半年津贴。”11 月1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指示叶挺将“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问题放在第一位。次日，叶挺启程赴上饶。谈判中，叶挺提出汤、覃20万大军东进，图我皖东，当局是否准备决裂？顾祝同推说不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问题，叶挺提出：1、经苏南北移， 部队到苏南后，暂住溧阳、溧水、宜兴、金坛四县，在部队转移过程中，国民党驻军保持10月份原状，以保证我军安全。2、增加经费100万元以上，补充枪支600支，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万枚。经艰苦谈判， 圆滑的顾祝同能推则推，能糊则糊，仅答应“允经苏南”，“对叶所提补充，只说转呈军何批准，对移动安全，则说以政治人格担保。”对北移具体事项要求新四军“就近请示上官总司令办理”。对此，叶挺大为失望。
叶挺从上饶回军部后，仍继续和顾祝同、上官去相保持接触，一再致电顾和上官，要求及时发出经费和弹药等军需补给，但顾拒不作答，上官则虚与委蛇，一拖了之。11月28日，叶挺致电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辞职。此时国民党方面改变了以往对叶挺去留的态度，12 月2日，顾祝同回电说：“该军开拔在即，领导统率，正深依赖，所呈辞去一节，应毋庸议”。他之所以采取和以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因为国民党方面已经完成了对皖南新四军进剿的部署。此时若接受叶挺的辞职，势必在新四军中造成变故，导致新四军军部在云岭的滞留，甚至不走。如此，国民党还有什么借口强加进攻？何况把倒向共产党的叶挺留在新四军中，连同新四军一道解决，只会对国民党有利。
悲剧终于发生了！皖南事变后，叶挺于因禁中书《囚语》道：“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条船，终有落水之日……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保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可见叶挺内心所经受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