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选本论文,文论论文,南宋论文,人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南宋古文家文论具有一些共同倾向：在文与道的关系中，强调文的相对独立性；推崇雄强刚健的笔力，重视具体的艺术技巧，如讲究章法、句法、字法，等等。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南宋古文家的文论与理学家的文论分歧很大。吕祖谦等人或者跳出道与文的圈子，而谈论命意与语句的关系；或者虽然仍讨论文与道的关系，但是对道的内涵的理解也比真德秀等要宽泛得多。古文家认为文可以明道，但文仍然是文，文不是道的枝叶，文与道同样重要，从而强调文的相对独立性。相对而言，吕祖谦、楼昉等推崇优秀的古文，真德秀等推崇为道服务的文章，各有侧重。古文选评者自己往往就是古文家，如吕祖谦的古文在当时相当著名。《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五九称其文“闳肆辩博，凌厉无前”。南宋许多散文作家都接受北宋古文运动的影响，是北宋六大家的直接继承者。如胡铨、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陆游等。”（注：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南宋古文家的文论是对北宋古文家文论的承接和发展。吕祖谦、楼昉、谢枋得等在古文创作实绩上比不上欧阳修、苏轼，但他们以选本的形式对古文进行传播和总结，在古文理论的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他们自己有古文创作经验，因而选评非常内行，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东莱集》评吕祖谦“所撰《文章关键》（即《古文关键》），于体格源流，具有心解”。再如陈森评楼昉“深于古文”，“先生之于文，其知味也歟”。（注：陈森《崇古文诀后叙》。）
吕祖谦阐明了命意和语句的关系，在《古文关键》“论作文法”中提出：“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结前生后，曲折翰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这里的“意”指文章的命意，并不限于阐明圣贤之道，故而不象理学家所说的“道”那样狭隘。吕氏注重论述命意与语句的关系而不再斤斤于文道关系。他强调立意要高、要新、要好，要有不尽意。如评韩愈《获麟解》：“意高”（《古文关键》卷上，以下简称卷几），评韩愈《谏臣论》：“意新”、“此意尤好”（卷上），评柳宗元《桐叶封弟辩》：“有不尽意”（卷上），评苏洵《春秋论》：“此意外生意”（卷下）。他认为新鲜而有力的语句有利于表现命意。如评韩愈《送浮屠师文畅序》：“头两段起语新文便见意”（卷上），评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看回互转换贯珠相似，辞简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须下有力言语”（卷上），评曾巩《送赵宏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卷下）。新语表现新意，语新是外在的，意新是内在的，语新与意新表里一致，这是立足于文章自身的思考。吕祖谦在《古文关键·看文字法》中提出：“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外。……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他的欣赏论与创作论密切相关，从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四个方面欣赏散文，也可以说是对命意与语句关系的进一步展开。他认为熟看韩、柳、欧、苏之文是欣赏古文必要的环节。应该由表及里，透过文字去考察作者的用意。大概主张指作品的主题思想，文势规模指文章的气势和篇幅，纲目关键指文章的层次结构，警策句法主要指警句。这四个方面的核心是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皆是围绕这一核心的。当然，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中，也可以根据每篇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如评韩愈《师说》：“此篇最是结得段段有力，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卷上），评苏洵《春秋论》：“六句应接得紧切，自此振发，公私二字是一篇本意”（卷下）。
谢枋得在《文章轨范》中提出“义理”与“人情”并重，在卷六韩愈《送浮屠师文畅序》中评道：“此一段义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在同卷李觏《袁州学记》中评道：“其立论高远宏大，不离乎人心天理，宜乎读者乐而忘倦也。”在卷三苏轼《范增论》中评道：“义理融明、音律谐和。”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他所提出的“义理”，接近“有关世教”之“道”，而“人情”、“人心”则是指人类的普遍感情和共同认识。散文表现“人情”、“人心”，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并且具有长久的艺术感染力。他强调散文创造应该“义理”与“人情”并重。尤其是对“人情”的提倡，在南宋理学思想流行的背景下具有积极的意义。
南宋古文家推崇雄强刚健的笔力，如吕祖谦评韩愈《与孟简尚书书》：“语壮有气骨”（卷上），评柳宗元《梓人传》：“造语有力”（卷上），评苏洵《春秋论》：“笔力劲”（卷下），评苏轼《范增论》：“语壮”（卷下）。再如，楼昉评贾谊《请立梁王疏》：“笔力老健”（《崇古文诀》卷三，以下简称卷几）评张耒《远虑策》：“笔力俊伟”（卷三十）。谢枋得在《文章轨范》卷一韩愈《送石洪处士序》中评道：“此段文势似缓慢，若逐句点检，无一句懈怠软弱”，评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笔力简而健”（卷五）。他要求人们应该学习笔力雄强刚健的文章。在卷四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道：“后生熟读此等文章，下笔便有气力、有光彩”。在同卷欧阳修《上范司谏书》中评道：“独《上范司谏书》、《朋党论》、《春秋论》、《纵囚论》，气力健，光焰长，少年熟读，可以发才气，可以生议论”。“气力健”是指作家内在的雄强刚健的笔力，“光焰长”则指这类文章表现出的一种思想光芒。“光焰长”与“气力健”是表里结合、紧密相联的。气力越大，则光焰越长，便越能鼓舞人心、令人振奋、引人向上。
他们认为雄强刚健的笔力来自对有关事情的深刻理解，与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的学识修养密切相关。如谢枋得在《文章轨范》卷三苏轼《范增论》中评道：“凡作史评，断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败，如明官判断大公案，须要说得人心服。若只能责人亦非高手。须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时，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当如何应变？当如何全身？必有至当不易之说。如弈棋然，败棋有胜着，胜棋有败着，得失在一着之间。棋师旁观必能覆棋，历说胜者亦可败，败者亦可胜，乃为良工。东坡作史评皆得此说，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长于作论。”在同卷苏轼《晁错论》中评道：“老于世故，明于人情，有忧深思远之智，有排难解纷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世故”、“人情”指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有深刻的洞察力。“忧深思远之智”指作者的识力，“排难解纷之勇”指胆量，表现在创作中主要指敢于独立思考、能表现复杂主题的创作精神。“忧深思远之智、排难解纷之勇”指作者创作的主观条件。他精辟地指出作文与对人情、世故的了解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见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文章的立意与力度。谢枋得的这一见解，深刻地揭示了散文创作中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关系。再如谢枋得在《文章轨范》卷四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中评道：“文势如力重九鼎，亦从《论语》、《孟子》说管仲变化来。”在卷六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评道：“名园特游观之末，今张大其事，恢广其意，谓园圃之兴废乃洛阳盛衰之候，洛阳之盛衰乃天下治乱之候，是至小之物关系至大，有学有识方能为此文。”在卷三苏洵《高祖论》中评道：“此一问可见老泉读书有眼力，作文有笔力。”识力、学识、眼力是一种辨别、判断能力，有了眼力、识力，便能明是非、定取舍。笔力是指作者表现其才思识见的能力。就作者的才气、胆量、识力而言，识力内含而才气外现。才气出之禀赋，有高下大小之分。胆量和识力则出之于锻炼，是后天的。笔力是学识的载体，如果没有笔力，那么就无法表现学识。可见在谢枋得看来，笔力与学识是直接有关的。他指出学识越高，会越有助于作者从多方面来思考问题，从而选择新颖的角度来写出深刻有力的作品。优秀的古文作家特立独行，具有自成一家的创造力，因而其文风刚健有力。学识、勇气、笔力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其中学识是核心，具有主导作用。谢枋得的学识、笔力等术语实已包含作家自身禀赋的各个方面，是比较全面的作家论。
他们皆重视古文艺术，如讲究章法、句法、字法等等。他们处于不同的时期，对古文艺术的具体见解有一些变化，选评倾向也有一些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二
第一阶段为南宋前期即高宗、孝宗时期，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他们所选古文范围限于唐宋，尤其重视北宋。
吕祖谦的选评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他喜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与张耒八家古文，尤其推崇苏轼。他在《看诸家文法》中曾提到王安石，但在选集中却未录其文，仅选韩愈13篇，柳宗元8篇，欧阳修11篇，苏洵6篇，苏轼16篇，苏辙2篇，曾巩4篇，张耒2篇，共62篇。吕祖谦是一位很有眼光的选家， 他所选的唐宋八大家中，有七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得到了人们的公认。明代唐顺之编《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把张耒换成王安石，再增加一些篇目，便成为权威的古文选本。可以说，在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这一重要名词的雏形是吕祖谦奠定的。
吕祖谦为什么未选王安石而选了张耒？为什么所选之文以苏轼为最多？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受政治的影响。吕祖谦为吕公著后代，吕公著为旧党首领，地位仅次于司马光。吕公著与王安石及其新党进行过激烈的斗争，结下了很深的怨恨，因而吕祖谦不会喜欢王安石。由于宋徽宗时打着新党旗号的蔡京等人导致了北宋的覆灭，所以南宋前期的人们普遍对王安石及其新法和新党持批评的态度，王安石的牌位被逐出宋神宗之享殿。如朱熹《楚辞后语》谓：“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无毫发肖。”在这种普遍谴责王安石的政治气候下，吕祖谦当然不会在选本中选王安石文。
与王安石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元祐党禁的解除，苏轼等得到较公正的评价，在政界和士林口碑越来越好。宋孝宗对苏轼评价很高，亲自给东坡文集作序，其《御制文集序》（《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赞道：“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孝宗评苏轼为一代文宗，认为他超过欧阳修，甚至跨唐越汉。孝宗这篇褒奖苏轼的序文，对南宋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坛风气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种皇帝带头赞扬苏轼的政治气候下，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选苏轼文最多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南宋政坛上贬王扬苏，与之相应文坛上抑王扬苏。徽宗时新党严禁苏文。南渡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文坛风气也发生转变，苏文解禁，并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人们对三苏尤其是苏轼及其门人之古文的评价越来越高。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在古文写作方面都把苏文作为规范，科举场中的举子们更是如此。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尚苏文的实况。在当时文坛较有影响的人物如王十朋等人认为：在唐宋古文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是最高层次，其他作家皆在他们之下。如王十朋《杂说》云：“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又有人认为：在宋代古文家中，苏轼成就最高，超过欧阳修。如王文禄《文脉》卷二云：“欧阳肉多而骨少，孙、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笃而欠玲珑，王介甫骨骼而无丰采，皆不及苏子瞻之俊逸也。”在这种普遍认为苏文为宋代第一的文坛风气左右下，吕祖谦自然而然地在《古文关键》中选苏轼文最多。
随着苏轼在政界和文坛地位的提高，苏门六君子即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李廌、陈师道的地位也相应提高，日益受到文坛的重视。苏门六君子中，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古文写得较好。因此，吕祖谦在《看诸家文法》中把张耒、秦观、李廌与王安石、曾巩、苏辙同等看待而放在一起论述，《古文关键》中也选了张耒两篇古文。
实际上，吕祖谦对王安石的古文是肯定的、称赞的。他在《看诸家文法》中认为王安石“纯洁”、有气焰。他评了王安石文而未选其文，可能是由于前者表示个人的意见而后者却必须顾及文坛风气，这正是当时贬王扬苏的政治气候和抑王扬苏的文坛风气在古文选本中的一种曲折反映。
他对各种散文的风格有很深的体会，在《古文关键》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在《论作文法》中提出：“明白，整齐，紧切，的当，流转，丰润，精妙，端洁，清新，简肃，清快，雅健，立意，简短，闳大，雄壮，清劲，华丽，缜密，典严。”并指出“以上格制详具于下卷篇中”。这些不同风格的散文在《古文关键》中均有典型的例子。他所论述的每种风格，既有抽象的概括，又有恰当的实例分析，是令人信服的。此外，他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大家古文的风格还作专门评析。这二十几种风格，所有词语绝大部分是鲜明而准确的。他既注意到作家的气质、爱好等主观因素，又顾及到文化渊源及所写对象等客观因素，因而对各种散文风格的把握是十分透彻的。
他对古文各种风格形成的原因作了探讨。如在《看韩文法》中指出“韩文简古”，“一本于经”。他为什么用“简古”来概括韩文风格？因为韩愈很喜爱《尚书》，经常学习《尚书》高古简练的文风。吕祖谦认为韩文与《尚书》等儒家经典密切相关，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他指出“简古”也需要“法度”，“学韩文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华”。在《看欧文法》中认为欧文“平淡”，“祖述韩子，议论文字最反复”。他指出“平淡”需要有“渊源”，“学欧平淡不可不学他渊源，徒平淡而无渊源则枯而不振”。这里的“渊源”主要指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根源。在《看苏文法》中认为苏轼文“波澜”，“出于《战国策》、《史记》，亦得关键法，当戒他不纯处”。显然，吕祖谦指出韩愈、欧阳修、苏轼古文的不同风格，与其不同的取法对象及文化渊源密切相关，这比那种笼统地把韩、欧、苏的古文看成一脉相承的观点要深刻得多。
吕祖谦散文风格论受苏轼的影响。苏轼提倡散文风格多样化，其《答张文潜书》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反对古文风格单一化，提倡多样化，但对此没有作具体的论述，吕祖谦列举出二十多种风格，正是对苏轼风格多样化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是区分文章风格最早的文献之一，篇中把各种不同的文章，概括成八体，即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之中，有的是就修辞方法而言的，有的是就表现方法而言的，但绝大部分谈的是文章风格。吕祖谦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二十多种古文风格，可以说是继刘勰之后在中国古代散文批评史上又一位重要的文章风格批评家。
他注重散文的艺术构思，在《论作文法》中提出：“辞源浩渺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上下、离合、聚散、前后、迟速、左右、远近、彼我、一二、次第、本末。”这十一组范畴，每组之间有一正一反的关系，相反相成，涵盖了文章艺术构思的各种情况。由此可见，他具有朴素的艺术辩证思想。如评柳宗元《捕蛇者说》：“此段轻重相形”（卷上），评欧阳修《上范司谏书》：“须看前后贯穿错综抑扬处”（卷上），评苏洵《春秋论》：“此篇须看首尾相应，枝叶相生，如引绳贯珠，大抵一节未尽，又生一节”。（卷下）。他提倡整、散结合，在《论作文法》中提出：“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也。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句子长短相间，节奏时慢时快，给人以抑扬顿挫之感，有利于形成语调、语气的变化。如评韩愈《获麟解》：“作文大抵两句短一句长者承”（卷上），评韩愈《答陈生书》：“中间四段铺叙齐整极好”，“大抵作文三段短一段长”（卷上）。中间四段铺叙齐整，可以造成一种强大的阵容和非凡的气势，表现出整饬之美。而三段短、一段长，可以使文章在段落上富于变化，显得灵动活泼，错落有致。一篇古文如果都是短的段落或者都是长的段落，就会显得呆板。
陈亮与吕祖谦私交甚好，岳珂《桯史》卷二十载：“吕东莱祖谦居于婺，以讲学唱诸儒，四方翕然归之。陈同父盖同郡，负才颉颃，亦游其门，以兄事之。”陈亮在古文观点上与吕祖谦相近，提倡学习唐宋古文，编有《欧阳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刘堝《欧阳文粹序》云：“龙川先生陈公亮，喜欧阳文，其所作有绝似处。尝选欧文一百三十篇，命曰《欧阳文粹》，其序有曰（略）。以上皆龙川所作，而亦纡徐宽平，甚似欧文，岂非诵习之熟，自然逼真歟？”（《隐居通议》卷十五）由此可以看出，陈亮与吕祖谦一样，所重视的对象是唐宋古文家，他尤其推崇欧阳修、苏轼及苏门六君子。
三
第二阶段为南宋中后期即光宗、宁宗朝及理宗朝前期，以楼昉、王霆震等为代表。他们所选古文范围有所扩大，不限于唐宋而上达先秦至南北朝，增加了一些艺术性强的散文，尤其是抒情文和记叙文。
楼昉编选《崇古文诀》受到吕祖谦很大的影响，他沿着吕祖谦古文理论这条线索而有所发展。《崇古文诀》三十五卷，选先秦至宋人所作古文200余篇。卷一为先秦文。 卷二至卷六为两汉文。卷七为三国文、六朝文。卷八至卷十五为唐文。卷十六至卷三十五为宋文，其中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为南宋文。而先唐和南宋古文是吕祖谦、陈亮古文选本所未选的。
吕祖谦《古文关键》所选几乎全是议论文，他在《论作文法》中提出：“有用文字议论文字，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很显然，他把叙事、状情作为议论文中的一个部分、一种手段。他对纯粹的记叙文和抒情文重视不够，或者可以说忽略了。楼昉则不仅重视议论文，而且重视记叙文、抒情文；不仅重视正统古文，而且重视滑稽小品。《崇古文诀》选了大量的记叙文、抒情文和滑稽小品，如卷八韩愈《祭兄子老成文》，卷十韩愈《毛颖传》、《送穷文》，卷十二柳宗元《东池戴氏堂记》、《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卷十四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卷十五柳宗元《乞巧文》，卷二十二苏洵《木假山记》、卷二十四苏轼《喜雨亭记》等。他对记叙文、抒情文作了精采的评点，如评司马迁《答任安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读之令人感激悲痛”（卷四），评范仲淹《岳阳楼记》：“首尾布置与中间状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处在临遣一转语，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与岳阳洞庭同其广大”（卷十六），评欧阳修《醉翁亭记》：“此文所谓笔端有画，又如累叠阶级一层高一层，逐旋上去都不觉”（卷十八），评欧阳修《秋声赋》：“模写之工，转折之妙，悲壮顿挫，无一字尘涴”（卷十八）。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他准确地把握了各种记叙文和抒情文的特征，指出叙事、抒情有助于增强散文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这些记叙文和抒情文，比较接近于今天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散文概念，可见楼昉的文学意识超越了吕祖谦。
《崇古文诀》卷二十选评的皆是王安石之文，共七篇，即《潭州新学诗并序》、《新田诗并序》、《扬州龙兴十方讲院记》、《桂州新城记》、《信州兴造记》、《答段缝书》、《明州新刻漏铭》。这方面楼昉与吕祖谦明显不同，他专列一卷以选王安石古文，表明他并不因政治和文坛风气而因人废言。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七篇古文是序、记、书、铭，王安石的政论、史论均未被选，可见楼昉回避了容易引起争议的政治性文章。
楼昉继承了吕祖谦古文体格论，并有所发展，吕祖谦对一些文体的不同特征作了论析，如评韩愈《谏臣论》：“意胜反题格。此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卷上）评柳宗元《捕蛇者说》：“感慨讥讽体。”这种对特殊文体的分析对楼昉有很大的启示。楼昉进一步阐述了各种体格特征与作用。如评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辨难攻击之体峻洁有力”（卷七），评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掊击辩难之体沉著痛快，可以想见其人”（卷十三），评王禹偁《待漏院记》：“句句见待漏意，是时五代气习未除，未免稍俳，然词严气正，可以想见其人，亦自得体。似箴体”（卷十六），评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一篇之文几万余言，精采处都在闲语上，有忧深思远之意，有柔行巽入之态，当深切著明则深切著明，当委曲含蓄则委曲含蓄，真得告君之体，廷对当仿此”（卷二十三），评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说利害深切，得老臣谏君之体”（卷二十五），评胡寅《上皇帝万言书》：“贯穿百代之兴亡，晓畅当今之事势，气完力壮，论正词确，当为中兴以来奏疏第一”（卷三十三）。他指出辩难之体、箴体、告君之体、奏疏等的特点，反复强调得体的重要性，具体分析了得体之文妙在何处。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等从理论上阐述了各种文体的不同特征，楼昉则通过对各种文章的评点，使人们对各种文体的不同特征具有更真切具体的领会。他对各种文体不仅作了更详尽的区分，而且作了更细致的评点，表明南宋文论家对文体特征认识的深入。
楼昉尤其重视节奏与虚字的妙用，如评李斯《上秦皇逐客书》：“中间两三节一反一复一起一伏，略加转换数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无限曲折变态，谁谓文章之妙不在虚字助词乎”（卷一），评孔稚圭《北山移文》：“此篇当看节奏纡徐、虚字转折处”（卷七）。前人对实词分析较多，而对虚字往往注意不够，楼昉指出虚字可以使文章富于变化，可以影响文章节奏的轻重缓急。
强调构思多变，造语灵活，他对古文的评点非常精细。如评司马迁《自序》：“家世源流论著本末备见于此，篇终自叙处文字反复委折，有开阖变化之妙，尤宜玩味”（卷四），评韩愈《送孟东野序》：“曲尽文字变态之妙”（卷九），评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一节是形容得意人，一节是形容闲居人，一节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结在‘人贤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终篇全举李愿说话，自说只数语，其实非李愿言此，又别是一格式”（卷九），评柳宗元《愚溪诗序》：“只一个愚字，旁引曲取，横说竖说，更无穷已，宛转纡徐，含意深远。自不愚而入于愚，自愚而终于不愚。屡变而不可诘，此文字妙处”（卷十二），评欧阳修《有美堂记》：“将他州外郡宛转假借比并形容，而钱塘之美自见，此别是一格”（卷十八），评钱公辅《义田记》：“规模布置好如累九层之台一级高一级，用字亲切”（卷三十二）。他指出千变万化的构思、多种多样而恰到好处的用词，使作品各呈其妙。与吕祖谦相比，楼昉在构思和用词分析方面更为细致深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楼昉的散文更注重艺术形式，其评点所用语言更富有艺术性。这种对古文艺术所进行的具体而深入的评点，已不仅仅限于文章学意义上的文章作法，而是上升到带有审美眼光的文学批评，这是散文批评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标志。
王霆震《古文集成》选评倾向与楼昉相近，所录自春秋至南宋，共522篇。《古文集成》大量引用了吕祖谦、楼 昉的有关古文评点，可见他受到吕祖谦、楼昉古文理论的很大影响。《古文集成》所选古文作家比《崇古文诀》更多，宋代当时古文作家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诸人，皆在其中。但是王霆震引用别人评点很多，自己创见较少。
四
第三阶段为南宋末期即理宗后期至宋亡，以汤汉、谢枋得为代表。他们所选古文范围虽然是从春秋至宋代，但所选作家和作品少而精。由于宋末时代危机的影响，他们的古文选评的现实性明显增强。
汤汉选编《妙绝古今》四卷，起《春秋左传》， 迄眉山苏氏， 共21家79篇。汤汉自序云：“文章之精绝者一代不数人，而一人不数篇。余自春秋传讫欧苏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首，盖千载之英华萃矣。时同子弟朋友吟讽之。善哉，今而后有过予陋巷而闻之者必是编也夫。”由此可见，汤汉的选择标准是相当严格的，只有出类拔萃的名家名篇才能入选。与他同时代的紫霞老人赵汝腾序云：“论辩终日，因得是编……铢两之必较，毫发之不差，轶梁统之选而过之，精矣。”这虽然有溢美夸大之处，但也指出《妙绝古今》是经过反复筛选的。汤汉《妙绝古今》是精益求精意识的反映。
理宗后期，奸党乱政，弊端百出，积重难返，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的危机日益明显。因而仁人志士忧国忧民之情日益深切，在编选古文选本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溢于言表。汤汉《妙绝古今》便有这种倾向，书中间有评注，惩恶扬善、忧国忧民之情贯穿于字里行间。元代赵汸《东山存稿》认为汤汉处于宋代衰微之际，有感于“南渡忍耻事雠，理宗容奸乱政”，故编此书，意在讽劝，篇篇俱有深意。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例如，选《左传》、《国策》所载有关兴亡之事以昭讽劝；又取韩愈《孟东野序》等篇，有感于贤士失位。
谢枋得的选评倾向非常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为推崇韩愈。《文章轨范》所选范围虽然从三国至南宋，但所选作家仅15人，共选69篇文章，其中韩愈32篇，苏轼12篇，柳宗元、欧阳修各5 篇，苏洵4篇，范仲淹2篇，胡铨、王安石、诸葛亮、元结、辛弃疾、李觏、李格非、杜牧、陶潜各1篇。韩文在《文章轨范》中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谢枋得没有按时代先后来编排文章，而是以韩愈《与于襄阳书》开头，以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及陶渊明《归去来辞》结尾，这也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他推崇韩文。他对韩文的评价很高，如在卷一韩愈《与于襄阳书》中评道：“韩公作文专占地步，如人要在高处立，要在平处行，要在阔处坐。……韩公之所以自处者，可谓高矣。”再如在卷四欧阳修《上范司谏书》中评道：“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沉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学韩不成亦不庸腐，学欧不成必无精采。”韩愈、欧阳修分别为唐、宋古文运动的宗师，而谢枋得对韩文的评价超过欧文。他推崇韩愈奇奇怪怪、可喜可愕的文风，这正是韩文的独特之处。从某些方面来看，韩文比欧文更具有创造性。他指出韩文的巨大魅力及对后人的深远影响，以此来证明韩文的崇高地位。
其二为号召抗击外族入侵，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谢枋得所生活的南宋末期，汉族政权即南宋受到元蒙贵族的威胁，许多正直而有骨气的士大夫皆具有维护汉族政权、热爱祖国的思想。谢枋得与文天祥是同榜进士，一生经历、思想和人格与文天祥相似。据《宋史·谢枋得传》所载，谢枋得为人豪爽，以忠义自任，并组织军队抗击外族入侵。南宋灭亡后，他不愿在元蒙政权当官，写《却聘书》以表其心，被迫北上，绝食而死。爱国主义精神贯穿谢枋得一生，也渗透在他所编的《文章轨范》中。如在卷一韩愈《送殷员外使回鹘序》中评道：“尊中国得体。”再如，谢枋得在汉晋唐宋那么多的文章中选了69篇，其中胡铨《上高宗封事》（即《请诛王伦、秦桧、孙近疏》）被选入卷四。他笔端饱含激情地赞道：“肝胆忠义，心术明白，思虑深长。读其文想见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谓可与日月争光。中兴奏议，此为第一。”又评“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句道：“此八字……的当王伦出身本末，见王伦卖国之由。”由此可见，选评者胸中充满爱国激情，故评语中爱憎分明、情不自禁。
其三为：指出优秀的散文象好诗一样，往往评不尽、谈不完，有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如在卷五韩愈《答李秀才书》中评道：“文有情思，有滋味。”在同卷柳宗元《送薛存义序》中评道：“理长而味永。”在诗歌评论方面，钟嵘《诗品》曾提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而在散文批评方面，在《文章轨范》之前似乎还没有人提出过“滋味说”。谢枋得指出“文有情思，有滋味”，即揭示了优秀的散文如同好诗一样，充满情思，耐人咀嚼，这是对散文的艺术感染力的强调。
他认为一些优秀的散文往往难以用笔评论透彻，需要面谈。有的面谈也难以谈得让人满意，因而不作评点，而让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如在卷四韩愈《与孟简尚书书》中评道：“此书多有巧心妙手，批不尽，须是面说。”而对范仲淹《岳阳楼记》只有圈点，没有批注，诸葛亮《前出师表》、陶渊明《归去来辞》等文未作任何圈抹、评点，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摩。谢枋得的门人王渊济识云：“若《归去来辞》与《出师表》，并无圈点。盖汉丞相、晋处士大义清节乃先生所深致意者也。今不能妄自增益，姑缺之，以俟来者。”（注：元刊本《文章轨范》王渊济识语。）明人戴许光序云：“是书原本一点一勒具有精意，其不加圈评者诚非后学所宜妄添。”（注：明戴许光刻本《文章轨范》戴许光序。）诚然。他把《前出师表》等名篇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分析、产生共鸣，可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他认为古文创作先要放胆，后要小心。在卷一侯字集概论中提出：“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此集皆粗枝大叶之文。本于礼义，老于世事，合于人情。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卷二王字集概论提出：“辩难攻击之文虽厉声色，虽露锋芒，然气力雄健，光焰长远，读之令人意强而神爽。初学熟此必雄于文，千万人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卷一与卷二概论强调初写古文，应该胆大，应该胸襟开阔，不要有什么顾虑。他尤其强调写辩难攻击之文应该气力雄健、光彩照人。胆大之后，思路活跃了，文笔流畅了，便要小心谨慎地把文章写得精采而有法度。卷三将字集概论提出：“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婉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擒纵。场屋中文论当用此样方法。先暗记侯王两集，下笔无滞碍，便当读此。”卷五有字集概论提出：“此集皆谨严简洁之文，场屋中日晷有限，巧迟者不如拙速，论策结尾略用此法度。”我们把《文章轨范》与《古文关键》、《崇古文诀》的编排体例进行对比，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谢枋得的这一观点。《文章轨范》不象《古文关键》、《崇古文诀》那样按时代先后编排文章，而是按放胆文、小心文来编排，即主要是根据文章的内容及特点来编排。这种编排打破了时代先后，突出了谢枋得先放胆后小心进行写作的思想。由放胆到小心，由纲要到层次，由通俗到典雅，由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揭示出一种普遍的创作经验。《淮南子·主术篇》云：“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旧唐书·孙思邈传》载：“邈告卢照邻曰：胆欲大而心欲小。”胆大与心小是辩证统一的。从“放胆文”和“小心文”的标目来看，谢枋得的意图是从场屋着眼，让考生在科举考试中顺利过关。
在前六卷概论中，不管是放胆文，还是小心文，皆表现出为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功利目的，也提到科举场屋的限制，而在卷七乎字集概论中大力提倡学习庄子：“韩文公、苏东坡二公之文皆自庄子，觉悟此集，可与庄子并驱争先。”而庄子之文主要是表现个性、追求自由精神，不拘一格，与一般的科举考试之文有较大的距离。再如，陶渊明《归去来辞》与科举无关，谢枋得为什么在《文章轨范》中选了这篇？因为宋人酷爱陶渊明，并且形成浓厚的时代风气。由此可见，谢枋得编选此书的主要目的虽在于为举子应试提供范文和指导，但他并未局限于此，仍把自写性情、无拘无束之文当作最高典范。
吕祖谦、楼昉虽然在具体篇章评点中分析了古文的构思、 用词、句法，但没有对之进行理论上的阐述。谢枋得则探讨了章法、句法、字法的原则，并指出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在卷一韩愈《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四次提到章法，五次提到句法，六次提到字法。在卷五柳宗元《送薛存义序》中评道：“章法句法字法皆好。”他认为章法、句法与字法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在卷一韩愈《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评道：“此一段连下九个‘皆已’字，变化七样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长短，文有反顺，起伏顿挫，如层澜惊涛怒波，读者但见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章法句法也。”强调开头不弱，在卷一韩愈《代张籍与李浙东书》开头评道：“起句便不凡不弱”，在卷四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道：“起句健”。强调结尾应刚健有力，推重结尾绝妙的佳作，如在卷一韩愈《与于襄阳书》结尾评道：“结得健”，在同卷韩愈《送石洪处士序》结尾评道：“此一句结得绝妙，有万钧笔力”，在卷五韩愈《送董邵南序》结尾评道：“结句潇洒慷慨”。吕祖谦、 楼昉对开头与结尾极少注意， 谢枋得对开头与结尾的评点说明他对章法的分析更加细密了。
吕祖谦、楼昉对修辞谈得很少，而谢枋得很重视修辞。如在卷一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中评道：“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实类于是’收拾，此文法最妙”，在同卷韩愈《送石洪处士序》中评道：“如此设譬喻、作句法，文势有顿挫，有起伏，便有波澜”，在卷五韩愈《师说》中两次评道：“此是双关文法，要看他巧处”，在卷一韩愈《与陈给事书》中评道：“陈止斋作论，双关文法皆本于此”、“不独双关，须看他重复连叠处，有尺蠖屈伸之妙”。比喻、双关等都是重要的修辞手段，谢氏对它们谈得较多，这是艺术分析深化的表现。
综上所述，谢枋得的编选既以实用为目的，也不缺乏艺术分析，这既有助于人们提高欣赏古文的水平，也有利于人们在写作过程中提高构思、练句练字和修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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