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工业企业规模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企业规模论文,规模经济论文,结构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江工业结构具有“轻、小、集”的显著特征，企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分散化问题非常突出。本课题旨在运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浙江省工业企业规模结构和主要行业的规模经济进行实证描述，分析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优化企业规模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在此基础上结合90年代中后期的体制背景，浙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国家及地区的产业政策目标，提出对浙江工业进行产业组织重组的基本思路及其对策，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一、浙江省工业企业规模结构的实证分析
（一）工业企业规模结构的现状
企业规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规模等级企业数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要素或生产能力在不同规模等级企业之间的分布格局。企业规模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1)某一个产业内的企业规模结构决定该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2)企业规模结构决定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3)企业规模结构是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一个重要变量；(4)企业规模结构决定着产业内的市场竞争程度，进而影响市场绩效。
在市场化过程中，随着市场自组织机制的引入和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力度的加大，近几年来，浙江省工业企业规模结构演进呈现出向集中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规模梯度转换态势明显。随着企业规模的内部性增长和外部性增长，越来越多的小企业发展成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发展成大型企业，使企业规模结构趋向合理化和集中化。1982年浙江省的大中型企业数的比重仅为0.356%，到1992年上升到2.19%，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规模梯度转换的速度有着明显加快的趋势。1986年与1982年相比，大中型企业数的比重仅提高了0.153%，1992年比1988年提高了1.437%。
2.企业平均规模不断扩大。统计分析表明，企业平均规模增长率与企业数增长率之间呈负相关。在1986年以前，企业数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企业平均规模的增长率，这意味着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主要是由新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小的乡镇企业带来的。1986年以后，企业平均规模的增长率明显提高，而企业数增长放慢，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平均规模的扩张。统计分析还表明，小型企业平均规模增长快于中型企业平均规模增长，而中型企业平均规模增长则又快于大型企业。
3.大中型企业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从1982年到1992年，大中型企业所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7.6%上升到34.4%。从80年代末期的紧缩时期开始，在一些较长时期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的行业中，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纵向和横向规模扩张行为，不仅提高了生产集中程度，而且使大中小企业的关系开始向合理化分工的方向转变。特别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引导企业规模结构“自动”趋向合理化和集中化的体制条件将不断得到改善。
尽管浙江工业企业规模结构已呈现出趋于合理化和集中化的态势，但就其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
1.大中型企业数在总企业数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1990年浙江省大型企业数为109家，占全部独立核算企业的比重为0.27%，大大低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0.95%)，甚至大大低于与浙江具有类似结构特征的江苏省的水平(0.71%)。中型企业数占全部独立核算企业总数的比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种企业规模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在不同规模等级企业之间的配置向小型企业倾斜的格局。例如，1990年浙江省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所创造的工业净产值分别为15.15%和68.47%，而同期全国分别为39.7%和41.84%。
2.企业平均规模偏小。1991年，按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全省全部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平均规模为322.8万元，同期全国则为349.6万元。如果比较同一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可以发现，我省主要工业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普遍小于全国平均水平。1991年，我省食品、纺织、化工、建材及非金属品制造、机械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六大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分别为1:1.09、1:1.45、1:1.43、1:1.13、1:1.52和1:3.22。与江苏、广东、山东等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相似的省相比，我省的企业平均规模也明显偏小。
3.工业集中度偏低。从总体角度来看，1991年我省经营规模最大的100家企业的销售收入总额占整个工业销售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8.6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一般为30－50%。工业集中度偏低，一方面反映了浙江工业较低的市场和产业的垄断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浙江工业投资聚集度不足。
（二）主要行业企业规模结构的比较分析
浙江省工业经济中的食品、纺织、化工、建材及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机械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六大行业，1990年的企业平均规模都普遍偏小于全国同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且这六大行业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从大中小型企业数的比重来看。机械、纺织、食品、化工、建材及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大中型企业数占整个行业企业数的比重分别为1.33%、2.61%、1.37%、2.83%、0.4%、和0.66%。六大行业的大中型企业数所占比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六个行业中，纺织和化工行业的大中型企业数的比重大于整个工业的平均值(1.40%)；机械和食品行业的大中型企业数的比重略低于整个工业的平均值；而建材及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大中型企业数的比重则大大低于整个工业的平均值。
2.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六大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差异显著。若整个工业企业平均规模为1，则食品、纺织、化工、建材、机械和电子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分别为1.06、2.30、1.87、0.56、0.80和1.50。
3.从集中度角度来看。食品及饮料制造业、纺织、化工、建材及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机械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最大8家企业的销售收入占行业销售收入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0.1%、7.6%、28.1%、10.2%、11%和12.1%。从总体上看，除化工业外，其它五个行业的集中度均偏低，这意味着市场竞争普遍较激烈，但生产要素的聚集程度较低。若按占整个行业企业数5‰的最大企业销售收入占整个行业销售收入总额的比重计算集中度，上述六大行业的集中度分别为14.4%、15.7%、26.4%、12.8%、24%和16.3%。修正后的集中度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能更客观地反映市场竞争程度。
（三）“小、散”企业规模结构的成因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从整个工业来看，还是从各个行业来看，浙江工业企业规模都普遍偏小，企业规模结构极不合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非体制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因素。从资源禀赋角度来看，浙江省是一个资源小省，缺少发展基础工业所需具备的自然资源优势条件，但农业相对比较发达，且农业与轻工业之间存在着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轻工业必然成为浙江工业化的战略重点，并成为政府决策部门的必然选择。这种经济发展格局难以形成大企业的生长点，但为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产业空间。
2.在所有制结构中，集体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占比重较大。改革以来，浙江省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处于全国前列，乡镇工业已占浙江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是，由于乡镇企业的起始规模普遍偏小，资本积累能力较弱，且大多数集中在轻工业，所以其企业规模明显偏小。
上述非体制性因素对“小、散”的企业规模结构的生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种企业规模结构具有长期的超稳定性，这就需要分析形成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制度性因素。
1.高度的行政性市场分割。中国经济体制一直保持着条块分割的权力配置格局。在这种行政壁垒下，一方面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严重的限制，使社会资源无法以较低费用相对集中地配置到具有较高规模经济水平的企业；另一方面，产品市场按行政区划进行分割，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发展，因受其行政区划所限定的市场空间制约，无法寻求进一步的规模扩张；相反，由于市场分割阻碍了市场上的优胜劣汰过程，导致大量规模不经济的小企业产生，并能够在行政保护伞下得以长期生存。由此可见，这是阻滞企业规模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2.产权界定不充分造成企业规模扩张受阻。企业规模扩张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部性扩张，即依靠增加投资或开拓市场来扩大规模；另一种是外部性扩张，即通过兼并、合并或联营等方式扩大规模。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两种扩张同时受阻。
产权界定不充分与企业规模内部性扩张受阻。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其主要功能在于实现经济主体对其自身努力结果的受益或受损的内部化。在公有制条件下，尽管法律层次上的产权界定是明确的，但交易层次上的产权界定却是相当模糊的，而且这种缺乏市场自由交易机制的产权界定成本是相当昂贵的。这种产权制度框架下公有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化倾向，企业承包制下尤为如此。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厂长（或经理）和职工都追求将企业生产经营的努力结果尽可能地内部化为自身的现期收益，产权界定的高额成本，导致企业无法形成对企业规模扩张给自身带来的受益内部化程度的合理预期，使企业长期投资动力不足，企业规模的内部性扩张受阻。
产权交易成本与企业规模外部性扩张受阻。由于交易层次上的产权界定是很模糊的，所以，这种公有产权制度下的产权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拥有出资人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两企业之间的合并交易，通过两企业之间的谈判即可完成。但在现行体制下，这项市场交易活动有可能引发三种不同的谈判活动：(1)甲乙两企业与它们各自的主管部门之间的谈判；(2)甲乙两企业的主管部门之间的谈判；(3)这些主管部门与它们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之间的谈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产权转让和重组的高成本，阻碍了企业通过外部性扩张来实现规模经济。
3.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壁垒高度的不对称。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中央计划部门除了对汽车、电子设备、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起始规模大、技术要求高的企业设立进行控制而导致进入壁垒较高外，大多数商品市场的进入壁垒是很低的。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冲动及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再加上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使企业进入市场时在资金、技术销售和法律等方面很少存在障碍，企业也可以较少考虑成本高低及其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那些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企业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那些需要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市场。而另一方面，中国现行体制下企业退出市场的壁垒却是相当高的，主要原因有：(1)现行体制下的破产及兼并机制尚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使企业退出市场的成本很高；(2)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不成熟，造成沉落成本的增加和停止营业点的降低。(3)政府部门的父爱主义，使生产经营不佳的企业能在产品无需求前景或存在过度竞争的条件下可以得到各种特殊的优待而得以维持生存。由于这种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壁垒高度的不对称，导致有限的产业空间拥挤着大量“只生不死”的小企业、超小企业，从而出现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规模结构过于分散的现象。
（四）小结
尽管近年中浙江工业企业规模结构呈现出趋于合理化和集中化的态势，但在短时间内仍无法改变大中型企业比重偏低、企业平均规模偏小和集中度偏低的状况，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历史的和经济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但造成浙江工业企业规模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状态的根本原因是旧体制及其在改革过程中的惯性作用。
二、浙江省工业企业规模经济的实证分析
（一）概念解释和分析范围的界定
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是从两个角度研究规模经济问题，一是分析单一的生产过程中生产能力变化引起单位产品成本变化的数量关系，即工厂规模经济问题；二是分析生产同一产品的若干工厂（或生产线）、或处于同一生产工艺过程的不同水平的若干工厂（或生产线）联合在一个企业中所形成的经营规模扩张与单位产品成本变化之间的数量关系，即企业规模经济问题。自70年代以来，规模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其研究重点已从单一品种的批量生产规模转移到产品品种和种类的规模，注重研究企业多种产品所带来的内部经济性——范围经济问题。由这一理论演绎出来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多角化经营。由于生产单一产品的现代企业已经很少，所以，理论界研究规模经济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范围经济问题也包容到规模经济的分析之中。
本课题从两个不同层次对浙江省工业企业规模经济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从广义的规模经济（包容范围经济）角度，分析整个工业及主要产业的规模经济问题；二是从企业规模经济角度分析重要工业产品的规模经济问题。
（二）工业企业规模经济显著性的实证分析
我们按固定资产原值大小，把浙江省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分成1亿元以上、5000万－1亿、3000万－5000万、1000万－3000万、500万－1000万、100万－500万、50万－100万、10万－50万、10万以下九个规模等级，并确定人均利税、物质消耗率、劳动生产率和百元流动资金创造利税作为衡量规模经济的四个指标，对不同规模等级企业的规模效益进行比较。经对1992年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均利税九个规模等级分别为1.05、0.56、0.50、0.47、0.37、0.29、0.20、0.19、0.14万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2.33、1.39、1.28、1.22、1.01、0.85、0.68、0.64、0.49万元，二项指标均显示出随规模扩大而趋好的态势，且最大规模组与最佳效益组、最小规模组与最劣效益组相对应。流动资金创利指标也基本上显示了规模越大，效益越好的态势。但物质消耗率指标未能证明规模经济的显著性。除了5000万以上的两个规模组和50万元以下的两个规模组具有较低的物质消耗率外，其它规模组的物质消耗率较高且显无规则分布。尽管如此，这从总体上仍证明了规模经济的现实性。
企业规模经济性在整个工业中存在，并不意味着在每一个产业中都存在。通过选用物耗率、百元产值成本、资金利税率和工资利税率四个指标，对40个大类产业中的30个主要产业的不同规模等级企业组的规模与效益关系的分析结果表明，规模与效益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正相关，而且，四个指标所显示出来的规模经济的显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30个主要产业中，四项效益指标均能证明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主要有：烟草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印刷业、建筑材料及其它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医药工业、石油加工业、化学纤维工业、造纸及纸制业和食品制造业，共9个，所占比重为30%；除工资利税率指标外，其它三项指标均显示出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规模经济不显著的产业主要有：工艺美术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革制品业、饲料工业、缝纫业和机械工业，共5个，所占比重为16.7%；其它产业则表现为2－3项效益指标显示规模经济显著或存在规模经济，其它指标则显示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者规模经济不显著。
上述对规模经济显著性和现实性的实证分析，是从整个工业及其大类产业角度展开的。在40个大类产业中，还有500多个小类产业。因此，同一个大类产业内部的各小类产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规模经济显著性的差异。
企业规模扩张带来效益增加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方面。在一定的限度内，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采用更大型、更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有利于实现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有利于提高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从而降低消耗，节约投资降低成本。二是来自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生产规模扩大后，不仅可以降低销售费用、产品开发研究费用，提高管理工作的专业化，从而提高管理效益和节省人员；而且还可以通过多角化经营而获得范围经济，增强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企业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内部经济性，可以最直接地表现在成本的变成中。因此，研究某一产业规模经济显著性和现实性，不仅需要分析企业规模与效益（成本）之间的相关性，而且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变动而引起企业内部产品成本结构的变动。在这里，我们选用浙江省34家20／22白厂丝生产企业作为案例分析样本，分析企业规模与产品成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根据生产能力的大小，我们把34家20／22白厂丝生产企业按产出量分成400吨以上，300－400吨、200－300吨、150－200吨、100－150吨、100－50吨、50吨以下七个规模组，并选用了单位产品茧成本、单位产品煤成本、单位产品工资成本、单位产品企业管理费、单位产品销售费（此指已售产品的单位销售成本）和单位产品工厂成本六个最主要的成本指标。我们还引入了单位产品成本降低率概念，它是指某一规模组企业的平均单位产品成本同比它更低一等级的规模组企业的平均单位产品成本相比，实际下降的百分比。分析数据显示出，20／22白厂丝制造业的企业规模与产品成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具有四个特征。(1)随着规模扩大，经营性的规模经济比技术性的规模经济更为显著。主要反映经营性规模经济的两项成本指标（单位产品企业管理费降低率和单位产品销售费降低率）明显优于主要反映技术性规模经济的三项成本指标（单位产品茧成本、单位产品煤成本和单位产品工资成本）。(2)在企业规模扩张的不同阶段，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内部经济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从第六规模等级上升到第五规模等级，从第四规模等级上升到第三规模等级所带来的内部经济性最为显著。(3)在同一企业规模扩张阶段，企业规模扩张所引起的成本结构变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了从第六规模等级上升到第五规模等级引起六项成本指标均下降外，其它规模扩张在带来一部分成本指标下降的同时，另一部分成本指标是提高的。(4)每一项成本降低率指标的平均值和每一个规模扩张阶段的成本降低率的平均值都为正数，从总体上反映出20／22白厂丝制造业的规模经济较为显著。
（三）对主要产业规模经济水平的基本判断
规模经济研究的重点是长期规模经济性规律，即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单位产品的长期成本随规模扩张而变动的规律。如何根据长期成本曲线确定最小最佳规模(MES)是规模经济研究的关键。确定MES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会计法（又称成本函数——统计估计法），主要根据企业财务报表中的成本数据绘出规模成本曲线，利用回归法求得成本函数，并求出企业最佳经济规模。二是工程法（又称技术定额法），在设定产出和原料前提下，根据基本的设备参数、工艺参数以及标准的技术费用定额来确定规模成本曲线，再求出最佳经济规模。三是适者生存法，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提出来的。他认为应根据竞争的优胜劣汰，通过观察市场筛选确定最佳规模。具体方法是：先算出不同时点产业各规模层企业附加价值占全部产业附加价值的比重，再算出这一比重值的增长率。然后确定其中增长率最高的规模层为这一产业的最佳规模区间。
利用上述三种方法来确定最佳规模各有利弊。会计法中所用的成本数据能综合地反映出企业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内部经济性，但成本往往受许多与规模经济性无关的因素影响，可能歪曲真实的规模经济效益。工程法能避免会计法中无法排除的与规模经济无关因素的影响，但要分析者熟悉工程技术，且计算方法过于复杂。利用适者生存法确定最佳规模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但无法区分规模的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无法对影响长期成本的技术因素和体制、价格等非技术因素进行分离。在中国，由于体制框架尚未定型、经济运行机制不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完全形成，无论利用哪种方法来确定MES，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规模经济实证研究中用的最多的方法，是结合中国情况进行修正过的会计法和工程法。利用这两种方法所确定的重要产品的MES估计值，已成为我国制定产业组织政策，特别是进入壁垒政策的主要依据。
判断一个产业规模经济水平的指标主要是MES企业（指达到规模经济水平的企业）的产量合计值占该产业全部产量的比值，即D值。我们对浙江工业的15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进行了初步的测算，结论是，从总体上来看，浙江省工业的主要产业规模经济水平严重偏低。
表中的数据表明，15个产业中，60%产业的D值为零，且这几个产业中的最大企业产量与MES比值的平均值仅为0.59，说明最大企业也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问题。而且，汽车制造、水泥、平板玻璃、生铁、钢等规模经济要求较高的产业，规模经济水平很低。但D值大于零的六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值，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的集中度都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92年浙江工业的15个产业规模经济水平
产品 D(%)
最大企业产量/MES
生铁 0 0.689
钢0 0.378
原油加工 99.8 1.72
纯碱 0 0.72
硫酸 471.8
合成氨35.6 1.58
平板玻璃 0 0.8
水泥 0 0.76
自行车0 0.593
中型货车 0 0.1
彩电 0 0.796
电冰箱0 0.495
轮胎 41.1 1.5
卷烟 53.8 1.125
啤酒 52.3 4
三、浙江产业组织重组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一）产业组织重组的基本思路
产业组织重组的重点在于通过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实现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扩大优势企业的规模，形成符合规模经济性要求和有效竞争原则的企业规模结构；通过市场中企业之间关系的调整，充分发挥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优势，依据各产业特征组建多种形式的产业组织网络。
根据浙江产业组织成长的阶段特征和现代产业组织的技术要求，结合现阶段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背景，我们把浙江产业组织重组的基本思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核心，组建多种形式的产业组织网络。浙江中小城市比较发达，国家一、二、三类城市数量处于全国的前列。因此，充分发挥这些中心城市的经济、贸易、金融、技术和信息的辐射功能，把中心城市的企业及其辐射范围内的企业组织起来，建立多种形式的产业组织网络，有利于利用企业群体的综合竞争优势来弥补企业规模偏小而造成的市场竞争力不足，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散功能优势，提高产业的空间组织效率和集聚效率，拓展产业组织重组的空间。在组建产业组织网络过程中，特别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浙江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应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组建符合产业特征要求的组织网络；二是模拟现代综合商社的规则和机制组建外向型产业的组织网络；三是与浦东相毗邻的杭州、宁波、绍兴和嘉兴等经济较发达城市，利用有利的区位条件、积极参与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着眼于组建各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省市的超大型产业组织网络。
2.对大型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实行投资倾斜和政策倾斜，加速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扩散能力的多功能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它们在产业组织网络中能够充当核心企业的角色。在核心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组织下，形成企业群体竞争优势，增强浙江省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综合优势和总体竞争能力。在培养核心企业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性银行对大型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进行重点扶持，在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积极支持商业性银行与大型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进行经济联合，形成一批具有金融后盾和集团势力的核心企业。
3.积极引导小企业向小而专、小而精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挥小企业为大中型骨干企业配套生产的积极作用。
4.依据各产业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别、市场容量和进入壁垒等参数，确定各产业的重组方向。(1)对于规模经济十分显著，产品差别不明显的产业，如钢铁、石化、水泥、玻璃、烟草和啤酒等制造业，产业组织重组的基本方向是，形成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大企业占有产业的绝大部分生产能力的非集团化的企业规模结构。为此应提高这些产业的政策性进入壁垒。对于市场容量较大，企业进入的资本壁垒较高的产业，应规定按照规模经济要求设计起始规模。通过向大中型企业实行投融资倾斜，加速其内部性规模扩张；通过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对产业内小企业进行横向或纵向兼并，实现大中型企业的外部性规模扩张。(2)对于规模经济比较显著、产品差别明显的产业，如家用电器、精密机械、电子及通讯设备等制造业，产业组织重组的方向应该是集团化和网络化。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龙头，联合众多的协作厂、配件厂、科研院所、销售服务网点等卫星企业，组建紧密型或松散型的企业集团或其它形式的产业组织网络。(3)对于规模经济不是十分显著、产品差别明显的产业，应视具体情况选择多种多样的重组方向，对于需求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较快的产业，应积极引导企业向“高、精、专”方向发展；对于产品结构较复杂的组装型产业，应向集团化或系列承包制方向发展。这类产业主要有纺织品、毛革制品、食品、印刷、日用金属制品、一般日用机械产品、日用化工产品等制造业。
（二）浙江产业组织重组的对策
浙江工业企业规模结构很不合理，产业规模经济水平长期偏低，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无法较好地形成产业的自组织机制。实现浙江产业组织重组的战略性思路，关键取决于能否通过体制突破来消除产业组织重组的体制性障碍，按市场经济逻辑逐步建立和完善产业自组织机制。浙江产业组织重组的当务之急是，以企业改革和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产业自组织机制的构造来强化产业组织重组的力度。具体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企业改革，塑造产业自组织的微观基础和机制。具体建议是：(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造法人财产制度，使企业拥有按照市场需求结构和产业技术联系的变化自行转让和重组资产存量的权利。(2)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强化产权实现企业内部性规模扩张和外部性规模扩张活动的受益或受损内部化的激励功能，降低产权交易成本。(3)转换企业投融资机制，拓宽企业竞争性地从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渠道，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金向高效率的企业倾斜和转移。(4)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企业公司化改制，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经营机制和企业破产机制，消除企业退出市场的体制性壁垒。(5)加速推行股份制，以股份制改造为契机，促进企业的兼并、联合，组建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集团。
2.加速培育资本市场，发挥市场在产业自组织中的基础性作用。具体的建议是：(1)组建以省产权交易市场为中心的多层次、大容量、强辐射力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同时要积极鼓励本省企业到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上市交易，拓宽产业组织重组的空间。(2)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扩大浙江证券市场的辐射面。(3)积极扶持生产资料租赁市场，实现资产存量的再配置。
3.加快实现政府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分离，逐步消除产业组织重组中的行政壁垒。
4.加快银行体制改革，实现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分离，为产业组织重组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银行体制改革对产业组织重组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通过政策性银行对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扶持，加速培育一批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经济实力强大的核心企业或企业集团。(2)通过对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造和财产组织重组，形成银行贷款投放自动地向规模较大而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倾斜的激励机制。(3)商业性银行通过投资、参股等方式，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并逐步确立银行和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产业自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5.加快税制改革，建立有效地激励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新税制。新税制对产业组织重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通过贯彻公平税赋原则，诱导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来进行成本竞争；(2)征收所得税改为征收增殖税，改变了企业规模越大，利润越多，税收负担越重的不合理现象；(3)新税制的实施将鼓励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内部化到企业来减轻税收负担，从而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兼并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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