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无处不在或者不存在？
——基于有效文化外交的构思
□ 叶 龙 1，2
（1.澳门科技大学 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 999078；2.韶关学院 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摘 要］ “文化”以及“外交”的定义容易把我们引向认为文化外交“无处不在”或者“不存在”的困局。对文化外交的认识，要抓住文化外交中的相对有效部分，并且以此部分为基础与重点来分析文化外交或者公共外交的特征，从而走出对于文化外交的认识困局。硬实力是有效文化外交的关键，强国的外交中有效文化外交更可能接近“无处不在”的效果，而弱国的外交中则更可能偏向有效文化外交“不存在”的局面。
［关键词］ 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有效文化外交；硬实力
从国家开始出现起，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国家之间的传统外交却一直都主要是围绕政治、经济与国防这三大主题展开的。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说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让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在它们之前就已经被提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受到学界以及各国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当前学术界基本上已经认可文化外交的存在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文化外交的相关研究，各国政府的外交部门也越来越多地提到“文化”二字。但是，学术界对于文化外交的定义仍较模糊，解释也不尽相同，而不同国家的官方外交实践中有些国家反复出现文化外交，有些国家则较少或者没有提到文化，各国所呈现出的文化外交形式也不尽相同。不论是学界释义还是官方实践，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文化外交几乎无处不在的感受，有时候却又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文化外交是不存在或者没有必要存在的。这两种感受，不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官方实践来说，都是令人失望的。本文尝试从学界释义获取提示，并且适当结合官方实践，通过找到一个能够为相对更为“有效的文化外交”提供解析框架来使得文化外交走出“无处不在”或者“不存在”的困局。
《西游记》中主角孙悟空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气质。在吴承恩先生的笔下，孙悟空是藐视皇权争取自由的英雄化身，他明辨是非善恶，不怕困难，敢于斗争而又聪明机智忠于职守。而《大话西游》系列电影中的至尊宝有思想好面子没文化，永远走在人生的边缘。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大改变。
一、来自“文化“及“外交”的定义困扰
约瑟夫·奈1990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软实力》指出，世界政治中的权力来源很有可能产生主要变化并且将使得各国在实现他们的目标时面临由这种变化所产生的新的困难[1]。权力将变得不像如经济利益等那么容易转移，将变得更具亲和力，以及更加无形化。合作性的软实力和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一样重要。而文化吸引是不通过威胁、收买等方式获得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来源[1]。约瑟夫·奈此后又多次发表了论文与专著，进一步解释以及支持其关于软实力的学说，且这些论文与专著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得几乎每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都对其学说有一定了解。与约瑟夫·奈一样让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关注文化的还有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以及国家范式已经不能满足新的世界的需要，“文明的冲突”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新的框架。文明的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醒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文化因素长期以来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2](p1)。软实力说以及文明的冲突论不仅使得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因素，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中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早就已经被提出，但是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的文化外交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学者们开始重新对文化外交定义，但是文化外交的定义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区别。
学界对于文化外交的定义总是离不开在“文化”或者“外交”的定义中寻找提示，但是如果直接将这二者的定义相加来形成文化外交的定义，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无处不在”或者“不存在”的令人绝望的定义。
首先，文化的定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文化外交“无处不在”的观感。定义文化外交的难点之一在于文化的定义多样。文化常见的定义可以是百科或者词典中的“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及经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潜意识的外在表现”，它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知识、习俗、艺术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名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① 参见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culture[2018-01-05]。 ，或者“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p1505）。也可以是学界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4]或者是“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特殊经验、智慧，其核心要素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5]。这些定义所描述的文化没有明确的界限，根据这些定义我们可以说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都有一定的文化因素，甚至说它们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对于文明社会当中的人来说，文化无处不在。处于文明社会中的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什么不属于文化以及为什么不属于文化，我们也很难确定某一个领域的文化是否比另一个领域的文化更重要。因为不同的情境总是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结论。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可能成为有效沟通与理解的关键环节。对于两个语言不同的人来说，语言是他们相互理解沟通的最大障碍，因此对他们来说，语言是更重要的文化内容；对于两个差异显著的文明来说，要实现有效的沟通与理解，可能社会方方面面都是值得关注的文化。另外，不同领域之间文化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意识形态可能会影响法律，法律可能会影响习俗，习俗可能影响教育，教育又可能影响宗教信仰和语言。可以说，从外交的视角来看，一个国家面临的是与世界上来自不同文明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关系处理，它将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内容的差异所带来的挑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文化外交确实是“无处不在”的。以文化无处不在的定义为基础构建文化外交的定义，可能形成文化外交无处不在的定义。而文化外交无处不在的定义会使得学界以及各国政府难以研究或者实践文化外交。
智慧政府的概念来源于智慧城市，属于智慧城市的组成部分。关于智慧城市的概念，目前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应用智能传感设备将城市公共设施等物联成网，并与互联网系统对接融合[1]，在此基础上，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工作生活的创新应用，城市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的协作，从而进化出新的城市形态。
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找出并理解公共外交或者文化外交中最有效部分的，然后再从这部分出发，分析它与其他部分的区别与联系，我们就能够既抓住公共外交或文化外交的重点，又能够把握公共外交或文化外交的全局。为了方便我们区别表达以及避免概念混淆，本文以下部分将这部分重点内容称为“有效文化外交”，而全局则只称为“公共外交”。
首先，如图2所示，按照民间参与程度以及沟通对称程度来区分，公共外交中除了有效文化外交区域（标号为1）还存在标号为0以及标号为2的区域。
对入库河道沿线水塘的建设目的是净化入库河道水质，并从纵向上控制上下游的径流量大小。对于面积较大的水塘，仅对水塘岸坡进行整理，在水塘近岸水体部分配置一定量适宜的水生植物；对于面积较小的水塘，可以因地制宜地改造建立成氧化塘，从而有效净化入库水体。
国家间的对外交流活动，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越来越显得非官方化以及非正式化，这些活动却又明显对于各国处理国际关系有明显作用。这就使得原来的正式的、官方的外交定义越来越难以解释国家间的对外关系的处理，于是就催生了新的、广义的大外交定义。这些定义同时涵盖了官方与非官方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对外交流活动。比如2009年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就已经将外交的定义重新解释为“不同国家之间处理关系的活动”[10](p599)，以及陈志敏的广义外交定义里所提出的“半官方和非官方的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以通讯、访问、会谈、谈判、签订协议等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行动和过程”[11](p6)都体现出外交包含部分非官方以及非正式的而且也相对公开的活动，外交活动并不仅限于官方外交使节们的秘密谈判。所以，文化外交，如果真的存在而且还很重要的话，它应该在定义上吸收广义外交的概念。从国际关系领域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文化外交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广义的文化外交的概念更符合当今外交实践的现实。
总之，虽然“文化”与“外交”的定义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们可能形成用广义或者狭义的文化与广义或者狭义的外交相加组合成四种不同的文化外交的定义。这四种组合里面也许都不能够构成完美的文化外交的定义，但是相对而言，选择广义的文化概念和广义的外交概念是最佳选择。虽然广义的文化外交概念可能会让文化外交“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在广义文化加广义外交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个限定因素来构成一个具有明确指导意义的文化外交的概念。
二、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
人们开始意识到存在非官方的、非正式以及公开的外交形式时，也并没有使得由此而形成的注意力完全转向“文化外交”，而是更多的转向了“公共外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公共外交的定义中突出了非正式、公开以及民间性质，这些恰好弥补了传统外交的缺口。公共外交恐怕不比文化外交更容易定义，且用一句话来概括公共外交的本质是很难的[12]。公共外交在19世纪70年代是外交实践者用来替代“宣传（propaganda）”一词的，因为该词一定程度上是个贬义词[13]。之后它也一直没有背离宣传二字。而宣传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显然不会是外交使节们的秘密谈判，所以它会难以脱离非官方、非正式以及公开的性质。例如，美国国务院《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中将公共外交定义为：“由政府发起交流项目，利用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了解、获悉和影响其他国家的舆论，减少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对美国产生错误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国外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增加美国国家利益的活动。”[14]该定义基本指出了公共外交的这些特征。宣传一个国家的形象的活动是不可能脱离文化的，所以不少公共外交的定义里面都会提到文化。比如塔奇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国尝试使得自己的想法与理念、风俗与文化以及国家的目标与政策被理解而与他国公众交流的过程”[15](p3)，费德雷克（Frederick H H）也将公共外交描述为：“通过影响一国的公民而影响其政府的指向国外的信息、教育以及文化领域的活动。”[16]这些定义中不仅有提到文化，它们中所提到的国家的理念、风俗以及教育等其实也是广义上的文化内容。一国的公共外交宣传的内容是自己的国家，包含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广义上的文化。提出软实力学说让人们更加注重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的约瑟夫·奈也指出公共外交就是收获软实力的方式[17]，同时还又指出文化外交作为提升软实力的方式已经具有很长历史[18]。这么看来，广义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在内容上的区别是不大的。几乎所有的将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进行区分的说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它们基本上都是用狭义文化概念来将两者加以区分。而且不少提法的依据其实是美国的外交实践[19]。
部分学者以及美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区别，却又总是将它们区别对待。于卫青认为美国试图用公共外交来指代文化外交是为了掩盖文化外交的宣传性[19]，但是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都经常在美国学界以及政府外交实践中出现，公共外交的提出并没有弱化文化外交存在感，有时候反而是更加突出了文化外交的地位。要弄清楚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我们需要从它们共存的方式去寻找。首先，在肯定公共外交的同时，学者们以及外交实践都承认文化外交的存在。虽然文化外交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每当提到这个概念时，人们都能够举出大量的例子。正如施耐德（Schneider C P）所说：“你很难去定义它，但是你一看到它就知道它就是文化外交。”[20]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各国的外交官方实践中都有大量被提到。其次，部分学者的表述以及美国的官方实践暗示我们公共外交是包含文化外交的。比如施耐德说：“利用观点的创造性表达与交流、信息以及人民以增加相互理解的文化外交为公共外交提供了大量的内容”[20]。又如美国国务院在其报告中提到：“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的最关键部分”[21]“文化外交能够通过微妙、广范围以及可持续的方式来促进国家的安全”[21]。在美国国务院，文化外交由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分管，而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又由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副国务卿分管① 参见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官网https://eca.state.gov/programs-initiatives/cultural-diplomacy[2018-01-12]。 。由这些可以看出，美国的外交实践更多体现出的是文化外交是公共外交中的关键部分和精华部分。
根据这些提示，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确定公共外交是否包含了全部文化外交，但是，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它至少包含了文化外交中的具有能力实现公共外交目的的有效的部分，这些部分是公共外交的精华部分，也是公共外交的最关键部分，而它之所以能够有效，施耐德提示我们，是因为它强调沟通与理解[20]。
沟通与理解本来就是公共外交的理想宣传效果与方式，但是要达到这个效果并不容易。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是合作性的、有吸引力的力量[1]，但是塞缪尔·亨丁顿的文明冲突论提示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只是简单地让另一个国家被动地接收自己的文化，即便某一类文化具有吸引力，往往也不一定能够带来合作。因为不同文明的文化具有持久性以及稳定性，甚至具有排他性[2](p37-39)。一个文明的人民会反感另一个文明向他们输送文化。换句话说，在外交中单一的宣传是很难取得实效的。学者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词典将“宣传（propaganda）”一词解释为“为某（政治）利益服务却（常做）貌似不含偏见的宣传”[8](p1186)。外交实践者们也早就想要克服这一困难。这应该也是他们要在外交中把“宣传（propaganda）”改称为“公共外交”的原因。但是，换一个更为亲切的名字不能够改变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实现最佳效果的沟通与理解的方式。
人机工程学课程是研究人、产品、及其使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学科，虽然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提高，人机工程学的应用已遍布生活各个角落，但是本门学科涉及了不少理工科层面的重难点，在学习上不免仍旧有些枯燥。再者，当前传统的《人机工程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单一，往往是采用了“师本位”和“书本位”的模式，教师是课程的主导，学生只是课堂的载体，很难真正的理解书本中的知识点。在作业布置环节，教师往往会给学生布置一些画图的作业，通过机械的绘制家具的三视图，来记忆人和家具的常用尺寸。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如果没有常用这些繁杂的尺寸，学生也并不能真正记忆太久，更体现了当前教学模式之不合理的现状。
正确实施案例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做好课程教学设计及相关准备和组织工作。首先，教师要认真斟酌教学案例内容，选取较新且最贴合临床实际的能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案例，尽可能地引起学生的共鸣。其次，教师要采用多形式，吸引学生注意力集中到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另外，案例的分析还能启发、推衍出新问题，教师可以跟学生共同分析探讨、研究讨论，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激发学生自发去学习本门课的兴趣。
然而，简单地将文化的定义狭隘化，也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常见的狭义的文化概念都是试图将文化分类、分块，然后有所取舍。比如最常见的，舍弃物质形态而只选择精神财富，或者只选择艺术、语言、体育、教育等。如果以这些定义为基础构建文化外交定义，有可能有助于寻找到文化外交的切入点，但是也更可能形成不够完整甚至畸形的文化外交。比如主张宣传民族艺术的文化外交并不能够有效地增加外国民众对于一国国情的整体了解。就好比我国民国时期去国外表演的京剧可能比现在在国外表演的京剧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准，但是它却并不能说明民国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好，并且也难以展示出民国时期的中国国情。而且软实力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最终要服务于硬实力。运用文化软实力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让外国民众对诸如“京剧”等艺术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要让外国民众对中国产生兴趣，对中国的国情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使得中国具有吸引力。选择艺术、语言、体育、教育舍弃法律、习俗与宗教信仰等甚至是选择精神领域，放弃物质形态都很难呈现全面的文化交流。另外广义文化中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的短缺会影响另一方面的发展，甚至文化交流中某一个领域的交流不够有可能会造成其他领域的发展都受到限制，而这一领域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是不同的领域，它有时候可能是语言，有时候可能是宗教，也有时候可能是民俗。
三、寻找公共外交中的有效文化外交
公共外交在内容上采用的是广义文化概念，所以寻找沟通与理解的有效方式更能够帮助我们找出公共外交中的有效文化外交。关于一个国家公在共外交中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产生有效沟通与理解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综合学界提示做出以下思考。
首先，硬实力可能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甚至有时候硬实力本身会产生软实力。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威胁或者补偿来实现权力目标的[1]。但是至于吸引是怎样实现的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当然约瑟夫·奈确实多次说过文化是典型的软实力，公共外交是获得软实力的方式[17]，要获得更多的软实力，政府应该要更多的投入公共外交[22]。难道文化都具有吸引力？公共外交都是有吸引力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塞缪尔·亨廷顿对于什么样的文化才具有吸引力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他指出，当文化和意识形态被看作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2](p72)。另外，约瑟夫·奈自己也指出，有时候硬实力也会产生软实力，形成吸引力。比如2004年印尼海啸期间美军对印尼的救援能够让印尼民众对美军以及美国产生好感[23]。这些，都在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提示：获得软实力的前提是有足够强的硬实力。按照这个推理，大国与强国才更有基础在公共外交中主动形成产生沟通与被理解的文化交流活动。
2)传感器包括捷联惯导、超声波传感器、激光测距传感器和视觉测量系统，其中视觉测量系统由防爆除尘相机和16点红外LED标靶组成，相机安装在掘进机机身上，红外LED标靶安装在截割臂靠近回转台的位置。前期研究[4]表明，多点状红外LED标靶可以防止因灰尘过大而导致视觉计算不正确，并且视觉测量的精度为垂直摆角误差在±0.8°以内，水平摆角误差为±0.5°。
其次，简单的宣传不能够实现公共外交中高效的文化交流，人民间的交流是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各个文明中的文化是稳定持久的，很难对其进行强制性改造[2](p37-39)。卡尔(Cull N J)也曾指出，令人不适的宣传以及明显的外交目的会让一个国家离文化外交这个术语越来越远[24]。米切尔(Mitchell J M)认为官方关系连社会精英都触及不了，更别说直接影响多数民众[25](p1)。生硬的宣传与正式谈判不具备吸引力，甚至一定程度上是偏离“软实力”的。如何让沟通变得更自然而实现相互理解是公共外交最需要回答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则又需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以半官方形式为主是最佳的折中选择。传统外交的官方性和正式性的特征是需要遮掩或者避免的，因为他们明显有碍于让沟通显得自然。但是如果政府完全不参与则会使得公共外交与公共关系、文化外交与文化关系没有区别，而且这种情况下的公共关系或者文化关系是完全放任的，政府对影响此类关系不能够产生明显效果，这即便是离广义的外交之定义都很远。所以，将政府组织、资助或引导与民间直接参与落实相结合的形式是相对理性的。第二，民间交流能够让公共外交回归文化交流最自然的环境。如果政府不适合作为公共外交的直接行动者，普通民众可以成为作为直接行动者的最佳选择，因为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本来就是通过民间交往来实现的。人与人之间自然地交往虽然不能够集中地展示文化以及显著地宣传文化，却能够在不知不觉、自然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沟通与理解。这种环境中所形成的“广泛深入的日常民间交往中形成的‘国家形象’和‘民意支持’更为真实，也更为牢靠。”[26]即便是有意识的文化宣传也能够通过人与人交往的过程得到缓冲，并且不显得那么生硬与不自然。第三，人民之间的自然的交流应该是相互的、对等的，而当不对等交流产生时，补偿不对等交流中的弱势的一方是保持交流显得自然的有效方式。相互与对等是人民在交往过程中感到自然最重要的因素，不公平的交往是很难达到相互理解的。而公共外交中民间交流受到半官方的影响，使得这种沟通本来就有主动方与被动方，主动方本来就带着更多的宣传文化的目的，所以一般不会形成真正相互与对等的关系。这种多半是由于硬实力差异形成的问题，最终是可以通过硬实力委婉地解决的。补偿，这种常见的硬实力方式，可以在这里实现很好地配合。大国强国的外交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各种此类型的补偿，最常见的有志愿服务及奖学金等。另外，由于民间交流是文化沟通最自然的方式，公共外交要实现效益最大化，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及促进长期、大量以及广范围的民间交流活动。政府如果能够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民众长时间地参与公共外交中的交流活动，这些民众在活动结束后又回到社会各个领域就能够对各个领域非官方干预的国家间的民间交流活动产生影响。正如周恩来总理的精辟总结，“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27]。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战乱频繁，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他们头扎黄巾，对朝廷军队发动了猛烈攻击，东汉政权因而分崩离析、名存实亡，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的官吏、地主豪强纷纷组织军队争夺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这些势力彼此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兼并，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势力逐步壮大起来。
有效文化外交的以上特征可以为我们提供公共外交基本分析框架，而且通过在框架中分析影响有效文化外交的具体因素、有效文化外交与其他公共外交部分的联系以及有效文化外交内部特征，我们就能够对公共外交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基于有效文化外交的分析框架
根据有效文化外交的特征，以公共外交为整体范围，以民间交流对称性与规模为横竖轴，我们可以构建如图1的二维图表。
图1 ：有效文化外交在公共外交中的分布
民间参与程度主要由三个方面决定，它们分别是民间参与人数、所属领域以及参与时间。沟通的对称性也有三个影响因素，它们分别是信息交流的对称性、人员流动的对称性以及交流态度的对称性。某一具体公共外交活动的参与人员越多，参与时间越长，参与人员所涉及的领域越多则对应的民间参与程度越高（在图1纵轴中分别用“低”“中”“高”来标示）；参与人员能否长时间相互交流或双向流动决定沟通效率的高低（在图1中根据能或否在横轴中分别用“单向”“双向”来标示），而且，一国的政府是否抱有积极态度愿意及能够对某一领域较多地投入会影响沟通内容的是否对其更有利，在单向宣传中，如果政府不积极（图1中在横轴中用“单项非积极”标示）是几乎不能够产生沟通效果的，只有政府积极投入（在图1横轴中用“单向积极”标示）主动让一定数量的人接触到宣传内容才能够形成相应的宣传效果，而在双向沟通中，如果只有一方政府抱有积极态度（在图1横轴中用“双向单方积极”标示）会使得该方政府更有可能主动地对沟通内容进行干涉从而使得沟通对其更有利，如果双方政府均抱有积极态度（在图1横轴中用“双向双方积极”标示）则更有可能产生共赢的沟通效果。整体来说，民间参与程度越高，沟通对称程度越高，则表明沟通效果也越好。要形成有效文化外交，民间参与程度与沟通对称程度都要达到一定要求。民间参与程度低或者政府态度不积极的单向公共外交内容不能够构成有效文化外交。因此，图1中有颜色的矩形区域为有效文化外交在公共外交的分布位置。
通过分析有效文化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关系，我们能够对公共外交的全局有更好的认识；通过分析有效文化交流内部不同区域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公共外交的关键特征；而通过分析每一个局部的有效文化外交区域，我们则有可能找出不同的局部领域有效文化外交的特征，具体地分析有效文化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并且对有效文化外交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其次，外交的传统定义则容易让人产生不存在文化外交的结论。传统的外交定义强调对外关系处理的官方性、正式性，甚至暗示外交是国家机密，只有专人（比如驻外使节）才可以从事。比如，1997年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外交定义为:“国家之间通过各自的驻外使节处理对外关系。”[8](p404)金正昆将外交定义为：“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为维护自身利益，采用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与其他国家或有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的沟通，以便有效地处理国家关系、参与国家事务。”[9](p8)然而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数是不正式的、非官方的以及公开的，也不遵循国际惯例或者少有国际惯例可以遵循。如果以这些定义为基础构建文化外交的定义，则会显得文化外交在外交中所占的比例太低，甚至有可能显得文化外交“不存在”。
如果说广义的文化定义可能会塑造“无助”的文化外交，将文化内容分块只选择少部分领域的狭义文化定义则有可能形成一个“残缺”的文化外交。“残缺”的狭义文化外交定义也许能够解释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现象，但是无法解释全球的、长时期的文化交流现象。文化外交定义中的文化的范畴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出了狭义范畴。比如1934年的《牛津英语大辞典》将文化外交解释为：“英国议会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外交手段，就是致力于海外英语教学”[6]。但是1989年第二版《牛津英语大辞典》中的文化外交已经走出了狭义的局限性，并被解释为：“通过文化交流以及向国外宣传展示文化来促进国际关系”[7](p121)。
图2 ：公共外交中的有效文化外交区域、官方区以及真空区
标号为0的区域，在文化外交中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区域。该区域的共同特征是“单项非积极”，而一个国家仅依靠政府不投入也不抱积极态度的单向告示（比如仅在官网发表一个通知、新闻或者图片）是很难吸引中等或者较高程度的民众参与的。即便是真的能够吸引较多的民众参与某项活动，那也肯定不会是由于该公共外交行为产生的，更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原因（可能是公共外交的其他区域的行为，也可能是公共外交以外的原因）。所以，该区域几乎是公共外交的真空区域（图1中标注为真空区），从公共外交层面来看，可以忽略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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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号为2的区域为公共外交中主要以政府或者外交使节为行为者的外交行为，这种行为具有较强的官方性和正式性（图2中标注为官方区）。官方区的外交行为虽然就其单独行为来说不牵涉较多的民众直接参与，单独的、纯粹的官方区的行为是很难产生民间沟通与理解效果的。官方区的行为能否产生效果在于其是否能够与有效行为区产生联系。它可能受有效文化外交影响，也有可能影响有效文化外交。比如两国政府之间的有效文化外交活动促进了两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公共外交的协议，又或者两国政府签订某项文化交流的协议，最终促进了有效文化外交区域中的某一个项目的进行。如果是后者，则形成了最有潜在价值官方区行为，如果是前者，也有可能对有效文化外交做出规范或者促进。这种关系提示我们，官方区的行为的目的要考虑有效文化外交，如果官方区的行为没有在有效文化外交中得到落实，则是低效或者无效的沟通。另外有效文化外交可以创造条件形成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官方区行为来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
文中介词at所有的语义项是以《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urth Edition》为依据，分析其列举出的16项语义，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探索语义项之间的理据和认知模式。
综合以上考虑，有效文化外交具备以下特征。首先，有效文化外交是以一个国家强大的硬实力为基础的，大国与强国最具备行使有效文化外交的实力；其次，有效文化外交虽然不是政府直接行使的却是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进行的；最重要的是，民间交流是有效文化外交的形式。民间交流的规模（人数、所属领域及时间）、交流的对称性（信息交流的对称性、人员流动的对称性以及交流态度的对称性）直接影响交流与沟通的效率。
其次，有效文化外交内部不同区域对行使国的硬实力有不同要求（如图3所示），而且对于行使国的吸引力也不一样（如图4所示）。
要使得文化内容具有吸引力，具有相当的硬实力是重要基础，因此，要行使有效文化外交也就首先需要行使国具有一定的硬实力。而且，由于行使国在有效文化外交内不同区域所需要的投入存在差异，有效文化外交内部不同区域对于硬实力的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如图3所示，我们把这些要求的差异大概地分为“中”“高”以及“最高”。
图3 ：有效文化外交不同区域对国家硬实力的要求比较
如果我们将以单向宣传为主的有效文化外交在达到中等民间参与程度（所对应的坐标位置为（单项积极，中））时所对应的硬实力要求设为“中”，以此为基础，如果某个有效文化外交行为要使得民间参与程度变得更高，或者要使得沟通更多地向双向发展，需要的投入成本也更高。如图3所示，我们将（单项积极，高）以及（双向单方积极，中）所在的区域对于行使国的硬实力要求设为“高”，而（双向单方积极，高）所在的位置对硬实力的要求则更高；双向双方积极的有效外交行为中，本来是需要更多的投入的，但是由于双方政府都抱有积极态度，使得更高的投入被两个国家分摊了，所以其对应的两个区域的硬实力要求大致可以定为：（双向双方积极，中）为“中”，（双向双方积极，高）为“高”。从整体上来看，双向单方积极且要达到较高的民间参与程度的有效外交行为（所对应的坐标位置为（双向单方积极，高））对于行使国家的硬实力要求是“最高”的。
有效文化外交的不同领域对于行使国家的吸引力是存在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完全是由沟通与理解的有效性决定的，它还受沟通与理解的内容是否对行使国自己，而不是对对方，产生更有利的影响。有效文化外交的行使国既希望自己的文化被对方民众了解、理解甚至接受，但同时也希望了解对方的文化以使得自己的外交行为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所以，双向的交流要比单向宣传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行使国更愿意通过单方积极的方式把握有效文化外交行为的主动权，从而使得其在沟通过程中获得相对更多的利益。这使得有效文化外交的不同领域大致存在如图4中的吸引力差异。
图4 ：有效文化外交不同区域对行使国的吸引力比较
如果我们将以单向宣传为主的有效文化外交在达到中等民间参与程度（所对应的坐标位置为（单项积极，中））时所对应的吸引力设为“中”，以此为基础，如果某个有效文化外交行为能获得更高的民间参与程度则会获得更高的吸引力。如图4所示，因为（单项积极，高）所在的区域能够达到较高的民间参与程度，在图中将其所对应的吸引力标示为“高”。但是在双向沟通领域的情况则相对复杂。这种复杂主要是由于双向双方积极领域的实现难度以及难以把握交流主动权所造成的。首先，硬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有限，同时也难以承担民间参与规模中等以上的有效文化外交所需要的投入，因此，双向双方积极领域的有效文化外交在弱国与弱国之间实行的可能性极低。其次，强国与弱国之间文化的吸引力存在差异，所以弱国政府一般是不会愿意同等积极地为某一双向有效文化外交行为进行投入的，因此强国与弱国之间也较难形成双向双方积极的有效文化外交。最后，强国与强国之间的双向文化外交行为会使的其中一国维持更多获利的可能性较小，再加上现实国际社会中强国以西方文明国家为主，它们之间的文化沟通需求量较小，而且双方积极所造成的双方投入以及双方管理需要克服的困难难以预料，这使得即便是大国之间也很难形成双向双方积极的有效文化外交。所以，双向的有效文化外交行为中只有单项积极领域的才会获得更大的吸引力，参照（单项积极，中）的吸引力，（双向单方积极，中）的吸引力可以标示为“高”，而（双向单方积极，高）所在部分所具备的吸引力为“最高”；双向双方积极的有效文化外交虽然看起来是有效文化外交的“理想”领域，但是国家间外交行为的现实性使得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领域的有效外交行为的吸引力甚至比单项积极领域的吸引力还要“低”。
如果将图3与图4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有效文化外交具有以下明显内部特征：吸引力更高的有效文化外交对于行使国硬实力的要求也越高，（双向单方积极，高）领域内的有效文化外交既是对硬实力要求最高的也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有效文化外交领域；双向双方积极领域内的有效文化外交既对硬实力的要求较高也不具备明显的吸引力。
这些特征给了我们以下提示：硬实力强大的国家在文化外交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硬实力强大的国家会更多地偏向对硬实力弱的国家行使双向单方积极的有效文化外交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对于硬实力强的国家来说，（双向单方积极，高）领域内的有效文化外交是最值得努力的方向；即便是强国与强国之间一般也很难形成双向双方积极的有效文化外交，强国与强国之间通过交换双向单方积极的有效文化外交项目实现平衡或双赢也许更切合实际。
以上各提示会使得我们很容易发现，强大的硬实力几乎是行使有效文化外交最大的优势。强大的硬实力不仅会使得软实力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还会使得行使有效文化外交的难度更小，获利更多。另外，双向单方积极领域内的不对称的文化沟通需要单项积极的强国用硬实力去补偿被动的弱势国家。正是因为这样，理论上来说，强国一般会积极主动地行使有效文化外交，而弱国一般会缺乏主动行使有效文化外交的积极性以及能力。
有效文化外交是强国占据优势的外交，是基本符合当前世界各国的外交实际的。当前外交实践中，大国的一般会设置公共外交或者文化外交的专门部门，它们要么在外交部门占有显著位置，要么专门设置一个部门来行使某项有效文化外交项目，该项目一般为（双向单方积极，高）领域内的文化外交。比如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置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其管理的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处于第一位置。该事务局下设富布莱特系列项目以及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等共计37个交流项目供美国公民以及非美国公民选择① 参见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官网https://eca.state.gov[2018-01-13]。 。除了外交部之外，美国政府还单独设置了和平队项目进行大规模的以志愿服务为形式的文化交流项目。英国政府除了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设立教育及文化相关部门外，也专门设置了英国文化协会，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两百多个城市设有分部从事以英语教育为主的文化交流项目② 参见英国文化协会官网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2018-1-13]。 。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外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教育部国家汉办下设的孔子学院。实质上，孔子学院现在成了国家汉办最重要的内容，在国家汉办的官网界面上，孔子学院总部的与国家汉办的位置是并列且排在其之上的③ 参见中国国家汉办官网http://www.hanban.edu.cn/hb/[2018-1-13]。 。日本外务省中公共外交也是其四大板块之一，在公共外交板块中设置了诸如日语教育、学生交流项目、青年交流项目以及体育交流项目等诸多有效文化交流项目① 参见日本外务省公共外交官网http://www.hanban.edu.cn/hb/[2018-1-13]。 。然而在一些硬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要么没有公共外交或者文化外交部门，要么公共外交或者文化外交中很少有或者没有有效文化外交内容。比如我们在肯尼亚的外交部官网很难找到与公共外交或者文化外交相关的内容，越南的外交部官网虽然专门设置了文化外交的板块，除了四个新闻链接（全部为2014年9月的新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内容。虽然其中一个链接提到的在古巴放映了有关越南的纪录片看似是有效文化交流，但其实电影是由古巴导演拍摄的② 参见越南外交部官网http://www.mofa.gov.vn/en/vd_quantam/[2018-1-13]。 。
五、结语
如果我们抓住了公共外交中的关键部分，并且用影响它的最关键的因素去分析公共外交，我们就既能够对于公共外交或者文化外交的全局有一定把握又能够认清有效文化外交这一关键部分的内部结构，从而走出因为不得不采用广义文化概念下的文化外交或者公共外交的定义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外交“无处不在”的困局。本文所提供的有效文化外交的分析框架以及相关外交实践向我们说明，虽然收获软实力是文化外交的目的之一，但是有效文化外交本身并不是单纯的软实力，它以硬实力为基础，以硬实力为支撑并且以补偿硬实力为方式。因此，与其说文化外交或者公共外交是软实力的运用，我们不如说它是约瑟夫·奈之后所提出的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结合的“巧实力”[28]。正是因为硬实力在有效文化外交中起着关键作用，强国在有效文化外交上具有明显优势，所以有效文化外交几乎是强国的天下。强国的有效文化外交如果能够让来自不同领域的大量的民众长期参与到实现信息双向沟通的项目中去，并且在完成项目后再把影响带回国家的不同领域，去影响诸多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强国的有效文化外交则有可能达到几乎“无处不在”的效果。而弱国虽然可以行使有效文化外交以外的公共外交，但是其在有效文化外交领域以内，尤其是效益更大的具有高吸引力的领域内，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小，所以，越是弱小的国家通常就会越可能接近“不存在”有效文化外交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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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7.010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7-0069-10
作者简介： 叶龙（1987—），男，湖南邵阳人，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韶关学院外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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