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舞蹈＾——晚生代作家论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生论文,之三论文,舞蹈论文,欲望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的生命本源力量都是来自人自身的欲望潜能。正因为欲望的存在，人类才开始对自然进行着永不歇息的征服活动。一个无欲的生命必然是一个平庸的生命、老朽的生命。但是，由于欲望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的存在，它在策动人类在为满足自身而不断进取的同时，又常常引发人类走向破坏、反抗与毁灭的道路，无论是钱欲、权欲、性欲，在终极范畴上都既是社会演进的某种内在推力，又是社会群体秩序最致命的解构力量。一个充满欲望的社会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所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类与自己的欲望抗争的历史，是人在不断调节、把持、限定自身欲望的历史。当文明演进至今，人们不仅严格地区分了各种欲望的潜在利弊，还能在更高的理性范畴中发展人类本性的自由空间，使欲望在激活人的生命个性的同时又能保障既定现实秩序的稳固。
而文学作为作家生命律动的一种折射，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所直面的便是人和人的生活。作为人性的基本内容——欲望，同样也是其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部分。可以说，小说对人性的发掘，在终极上就是对人类欲望的深度演示。而在这种种欲望的变奏之中，性欲的表现尤为特别。它虽然给作家在展示生命内蕴提供了丰富的景观，但也让作家在具体的表述上显得难以把持。无论什么作家，面对真正的性描述，实际上都意味着火中取栗。晚生代作家在将叙事目标大面积地投向平民生存原则，投向人自身生存的各种庸常现实层面时，一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便被逐渐确立起来，这不仅表现在以何顿等人为代表的对金钱利益的执著认同和崇拜，还表现在大量性意识小说的勃兴与泛滥。这种性欲的勃兴不仅挣脱了道德伦理的规范，脱开了社会秩序的制约，甚至丧失了基本的理性牵制，呈现出令人惊悸的误区。
这种误区的显在表征便是解构爱情与放逐欲望。我们说，爱与欲在本质上是一种一体化的生命情态，由爱而生欲或由情而生欲，都是人性内在的诗性显现。正因如此，爱情在所有的小说题材中几乎是最具诗性品质的，也是最为古老、永恒而又常讲常新的叙事内容。“它是一种天然的制造现实神话的好材料。最平凡无奇的人性里，都会有那么一点爱情冥想，可供制作传奇”。[①]爱情巨大诗性原则在于：它从属于心灵而非物质，它追求的是情感和灵魂的水乳交融，能超越所有现实时空的拘囿，并隐喻着人的某些生存理想，而且这些理想往往是天然的反庸俗反市侩乃至反功利的。但它又并不拒绝现实，它昭示的是一种可供追求的现实理想，是人的内在心灵的诗意栖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爱贬为仅仅是纯粹属智性的或全然属于意志的成份，因为：爱的本质，既不是观念，也不是意志；爱或可是欲望，是感受，爱本身就是精神中的某些肉欲。由于爱，我们才得以了解：凡是精神必有属于它的实质的肉体成份。”[②]这就是说，性爱的本质力量在于：它是由爱而生的性欲，其肉体的欲望源自感情的充胀与发展，是情感力度成熟后的一种表现方式。真正的性欲作为爱情生活的终极结果，具有双向意义的承诺：一是对其生命本体享乐原则的相互兑现；一是在付出自己、追寻永存中获得种的延续——因为随着肉体最高欢愉结合的，便是一种创生的痉挛，一种在别人身上更新自己生命的感觉。小说之所以无比欣赏爱情的描述，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既是飞翔的、充满幻想和诗性的，又是现实的、夹裹着人的真实本能的，它能创作一个腾空飞越的空间直逼心灵深处，带着思想的性质，而成为现实行为与灵魂最为接近的一个驿站。
但是，由于晚生代小说家生存的现实背景是一个彻底地放弃诗性和想象的文化境域，当社会由政治一体化向经济中心全面转型之后，人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数码化、秩序化，伴随着经济运作与管理体系的健全，人在实际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理智化与实际化，这给爱情的诗性品质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至上的年代，爱情可以是一种献身，是一次精神的历炼和升华。而今天，爱情很容易变成一个计算效益的生产过程。这是世俗化生存逻辑的全面胜利。它迫使每一个存在的人、文化的人，在欲望化的背景中很快撤离了精神的形而上范畴，而成为新市民文化的拥戴者和建构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晚生代作家正是这种知识分子角色变换后的代表，因为他们创作的共同倾向就是不屑以“知识精英”自居，也不再坚持某种形而上的理念，尽管他们也常常表现出某些内心的焦灼，但那种焦灼已不是为自身的边缘化而困苦，而是因为找不到如何将手中的知识转化为财富而烦躁，他们审度存在的唯一眼光就是：欲望对欲望。这种新市民精神的确立，使晚生代作家在情理欲三方面都开始背离传统的价值观念，强调日常情理，把人的欲望看成是现世的享乐，而拒绝将之作为一种生命力来崇拜与敬畏。
正因如此，晚生代小说在叙写爱情这一人生要义时，很自然地放弃了爱情的诗性想象本质和浪漫情怀。他们首先要否定的就是爱情的飞翔性、心灵中的理想成份，他们消弭的正是由爱而升华出的那种超越任何历史时空的传奇本质，而唯一对位于他们欲望化生存现实的只有本能性欲了。于是，一个时期以来，爱情写作变成了放逐欲望，男女之间没有了羞怯，没有了欲说还休，也没有了心与心的相融相铸，只留下赤裸裸的性。性暴露以其令人吃惊的速度蔓延开来，有的甚至从正常的性行为发展到变态的窥淫与乱伦，性的诱惑完全淹没了爱情的光芒。在此我们不妨聊举数例：
对于与他做爱的女人，国总是负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不管她们以前怎样，从此以后，必须让她们感觉到她们的口舌、乳房、肚子和性器官的存在及其意义，使它们又一次地获得觉醒。对待丰丰他更希望是这样，所以他要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丰丰的反应开始强烈起来。丰丰的双手沿着他的两肋向下寻觅，象把玩一个娇嫩的水泡那样捧起了他的阳具。国的嘴唇和舌头一起离开了丰丰的嘴巴，活跃地移动在丰丰的每一寸皮肤上。后来丰丰的双手只能够到国的头发，而且让不断耸动着的身体带动国起伏扭摆。于是，信心十足的国终于展开了自己的身体，慢慢地，然而是坚决的，开始了对丰丰一次次执着的进入。
——刁斗《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
王玉向我历数了她有过的情人，描绘和示范她的性经验。她对我在这一方面无所保留。朱浩以外她还和四个男人睡过觉，有一个是有妇之夫。他的家伙特大（我仅次于他，算是对我的恭维）。另外的几个就不怎么行了。一个是由于性情原因。一个，是她出差在旅馆里认识的。他在她怀里叫了一夜的冷，可最后还是没成。
——韩东《障碍》
一阵剧痛停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象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一开始多米还期待着出现她幼年自慰时所感到的快感与高潮，她曾设想男女之间的交合会比一个人的动作更刺激更有快感，但她发现她完全错了，此时她除了疼痛就一无所感，疼痛就象一张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细腻的知觉统统遮盖住了。即使在后来的几天，疼痛逐渐减轻，她也没有获得丝毫的快感，她觉得男人的动作总是不合她的心意，不如自己的手，既柔软又灵活，意到手到，轻松自如，冷暖自知。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我想杀人的念头使我浑身火烧火燎，很不是滋味，阴茎硬挺挺地顶着裤裆炽热胀疼。我只好把手伸进裤裆抚摸它，借此消除点难熬感，没想阳具一阵兴奋射出许多精液。
——何顿《月魂》
从这些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之间已没有了任何纠缠，爱情的意义已被彻底掏空，留下的只有性——一种带着原始状态的性技术性操作的演示，甚至性变态者丑陋的感官刺激，情感的力度已不复存在，性的娱乐职能被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性的背后所蕴藏的那些复杂性和深度感消失了，话语成为性传奇、性冒险、性征服的大汇展。我们说，爱情在本质上与性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恩格斯就把爱情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称为性的冲动，这意味着性欲——这种人的自然属性，是爱情的基本条件。抽去性爱的纯粹柏拉图式的爱情在现代社会中已难有立足之地。性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性的欲求，这是正视生命的一个前提，但这种满足并不是回复到原始社会那种无限制的性关系中，而是满足“人的自由的个别选择”。这在西方是从宗教的桎梏下解放性，在我国则以礼教为反叛目标。正因如此，我们认定，性满足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人的个体存在活动的结果，活动过程以及由活动过程所呈示出的人格力量系统才是本质。也就是说，性描写应该是具备超越与寄寓的双重意图，即超越其自身的纯娱乐意义，寄寓着创作主体对人类生命内在的某种理解与把握。如果在审美过程中把性满足看作目的，则多少有点色情的嫌疑。
晚生代作家的这种性叙事，在剥离了爱与婚姻之后，充斥成的一个现实背景便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自由式地放逐欲望，它进一步表明这些新一代文人的写作态势：临摹与展示欲望之舞。
在这种性本能的叙事中，由于性的快乐得到了空前的高扬，人的欲望放逐不仅变得合理，而且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完全摆脱了生存伦理的审美追求，致使作家们津津乐道于自我体验的微妙状态，标榜着自我独有的性经验，从而让话语滑入一个带有自传性色彩的极端个人化写作状态。
无须否认，写作在终极意义上就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作家自我生命的一种特殊活动方式。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对话，只要是一个存在的人，有理性的人，他都必须在确立自身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建立起一种秩序关系，并在这种秩序中确立自我存在的价值意义，作家以话语同世界交流，就是企图借助话语自身的表义和审美交流系统向世界展露创作主体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看法和感受，用自己的心灵去呼唤别人来产生共鸣。真正的个人化写作具有双重意味，一是展示自己作为此人而非彼人的个性色彩，使自己的叙事具备一种风格。风格即人，没有个性色彩的写作，无疑是一种大众合流的平庸写作。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都必然拥有自我独特的话语交流体系。二是表明自己的写作是从个人的观点去切入历史，切入当代生活，切入话语自身，并以此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逃离，确保作家自身独立于社会热点之外，与生活保持必要的距离，并从这种距离中做出具有自我判断意义的写作。但个性化的过分标扬，又容易使作家蹈入一种个性至上的误区，成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写作者。早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叙事初兴之始，不少作家就在文本试验中误入了此种迷津。其具体表现就是文本的空前玄奥与繁杂，话语失去了交流的可能性，写作纯粹变成了一种象牙塔式的自我游戏，其结局自然是在被读者无情地拒绝后走向了破产。
而晚生代作家们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欲望的放逐、性本能的渲染、性经验的演示以及性交往的自由化大力扩张，使得他们的话语在不断的自我重复中成为一种极端个人化的宣泄物。这种宣泄的具体表征就是：叙事话语在一种不自觉中带着自传性和个人隐私的暴露癖。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海男的长篇《我的情人们》（包括她以此为标本所推衍出的大量的中篇如《没有人间消息》、《人间消息》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守望空心岁月》以及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延续》，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等作品，我们便会发现一种惊人的重复：即性爱感受的重复。海男的一系列有关性爱的中短篇最终浓缩成的只是一个长篇《我的情人们》（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个人隐私的自露特征），林白的这几个中长篇就话语的个人体验性而言也就是一部小说的几种不同翻版，因为其表述的主题都是一个：真正的性接触性交流是永远难遂人愿的，性的最大快乐只能来自于自慰，“意以手到，心想事成”。刁斗的写作同样也表明这样一种叙事倾向：男人在性占有与性征服中才能体现其强劲的个性魅力，这种个性魅力完全被一种自恋主义情结所笼罩，逃离了社会伦理道德和生命自身内在廉耻的制约。在《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中，它直接体现为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感铺垫下成为体现“我”的性技术和性能力的证明对象，“我”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与背景，当“我”的所有快乐获得满足、所有尊严获得体现之后，我要求她成为我的情人（这种情人实际上只是一种性伙伴），而她也没有任何可信性理由地加以否决。整个故事中，她为什么要与我做爱，在做爱获得空前的满足之后，她又为什么要主动撤离我的怀抱而想念她的丈夫？这既是叙事的空白，也是作家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背景。它留给我们的仅仅是一堆欲望的表演。在《星期六扑克》中，刁斗同样也是让人物永远不停地追逐着“下一张牌”（即下一个性伙伴），无论石岚还是余一，他们活着就是冒险，就是背叛，背叛已有的生存秩序以及理性操持的生存模态，他们需要的就是欲望对欲望，“谁坚持了性的忠诚谁就是一个可笑的傻瓜，他结果只能导致奴性的产生和自我的丧失”，因此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致力于寻找“下一步”的状态。特别是石岚的性爱追求，不仅是在嘲讽生活本身，也是嘲讽生命本身。这种对性场景的反复再现，既没有多少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也没有使人物性格获得一种深度显现，充其量只不过是衍化了一些房事片断以刺激阅读感觉。
就具体形式而言，性是两个人的自身行为，是人的内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检视人的生命力、灵魂质量以及精神深度的一种有效符码。但性的终极后果又是一种社会性的，性欲的最终范畴必须确保它不能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解构力量。千百年来，一切构成挑动人们性欲横流的东西之所以都被加以禁止，为的就是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体现，说它扼杀了人性自由也好，说它过分地强调了理性对感性的支配也好，它都是文明在社会演进中必须行使的职责。而晚生代作家对性的极端个人化张扬，不仅消解了人类赖以支撑自我诗性生活的爱情理想，否决了性爱与心灵交流的可贵，割裂了情与欲、性爱与婚姻之间庞大的生存网络，而且也违背了作为社会群体的人应有的伦理操守和羞耻之心。我们无意于充当一个道德评判家的面孔，也不愿在文学艰辛地挣脱了政治一体化意识之后再给它套上一个新的枷锁，但晚生代作家对性的张扬，完全不顾人的社会群体观念，只认同生命自身的个性发展，强调生存的个我性快乐，这无疑是一种写作的误区，它不只是表明对人类群体的不尊重，也是对人自身的不尊重。作家可以表现欲望化现实，但自己不能在欲望化现实中失去应有的价值标准，盲从俗性文化既是我们传统知识分子一向抗拒的生存策略，也是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应该极力规避的生存缺憾。而这点，却被晚生代作家普遍遗弃，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形成这种写作现状的内在缘由并不是作家审美能力的丧失，而是现实生存原则位移的结果。在本世纪初以来，性的存在从来都被视作是人性向善的过程，性的意义并不在性本身，而在它是指向精神、群体、未来。这意味着只要人们超越了对性的肉欲理解而达到了精神层面，人格就会升华，性也将和其它人类活动一起，成为通过美好未来的桥梁。而在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今天，性已成了一种娱乐方式，一种人生享受，甚至一种消费行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纯属个体的事情，不仅只涉及个体的隐秘和私人的快乐，对肉体过度的欲望，内心幻想，还意味着它逐渐被看作是个体人类的本质和特性的核心。特别是传统的价值形态被瓦解之后，新的权威意识形态又尚未确立，这种权威价值标准的缺席使晚生代作家们一时找不到合理的生存坐标，因而也就失去了暂时的信心。没有了坚定的信心，也就意味着人失去了超越现实的能力，于是一些景象出现了：实有空间膨胀，心灵空间萎缩，感动下降为感觉，神圣与卑微同等，热情变成冷漠，性代替了爱。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伴随着这种传统价值观念位移、意识更新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的重新勃发，它代表着一群新市民阶层的角色转变。如果说以前的社会秩序是以政治话语为主体的阶级等级秩序，那么在八十年代解放生产力的口号下，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技术的核心力量和权威意识形态的发话人与建构者，一直处于社会主流地位，市民阶层相对地处于从属性社会群体，但在以经济为主导的市场化现实背景中，一大批市民由于经济地位的改变而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表现在他们正力图把实利追逐的生存法则一步步推向合理化，还表现为他们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化消费实体。这种文化消费实体由于其自身的生存经验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在消费文化中恒定地指向现时性、肉体性的娱乐，而少有对心灵内在困苦的投入和关注，新兴的市民文化一个显在的征象就是：必须适应这个阶层的快乐原则，努力回避对精神作过多的形而上思考。
在这种文化消费背景的制约下，晚生代作家的创作心绪无疑是复杂的。他们既爱都市的物质化，又畏惧物质主义对于人性的异化（这点可以从邱华栋、何顿等人的创作中明确地看到），但同时他们又看到现实存在本身的不可改变性，于是一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便确立起来。这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在写作中意味着三个方面的承诺。当精英文化在大众传播上成为被人们普遍拒绝接受的存在时，其内在的反叛性和前卫性以及不可重复性便遭到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平民意识形态的双重抵制，这种抵制的结果迫使晚生代作家对精神内在的形而上追求的主动放弃，他们不得不在一种深度写作失败的氛围中承诺：表现欲望，认同现实，在新的实利现实中确立欲望化生存法则，以求最大面积地适应市民生活的快乐原则。同时，取消深度作为一个后现代的旗号，它不仅迎合了物质化、数码化的生存秩序，还在最大限度上解除了现代人的内心焦灼和紧张，晚生代作家直面于世纪末的焦虑之中，操持着欲望化叙事法则也意味着一种承诺：这个世界日益积累的文明已经解放了那么多的事情，知识填塞了我们的头脑，占据了未知的空间，足够我们在平面上享用一生，因此深度建构已无关紧要，所以充斥在他们笔下的性总是一种性饥渴、性焦虑以及性满足后的幻灭感，性常常成为一种游荡于灵之外的狂暴激情，或者是难以寻到意义的无根之性。再者，就审美目标而言，欲望化叙事法则的确立，无疑也承诺了对读者的迎合与取悦，因为它在本质上取消了写作的诗性想象和理想依托，是审美对俗性的妥协，它在缩小文本与读者之间接受距离的同时，潜在地承诺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因为作家以放逐欲望的方式来重新求得读者的青睐，并非是从审美上对文学的接受进行思考，其本质就是想借此在平民化的文化消费中为自己开拓一定的市场。事实也是如此，伴随着这些作家们在话语上性欲狂舞的，还有他们在出版包装上十足的欲望化，如《我的情人们》、《一个人的战争》、《武则天》等小说的封面上就清晰地展示着一幅幅带挑逗性的画面，这种画面本身并不能与文学的严肃性形成同构，它只是用来促进消费的一种手段，与其话语自身的目的性是一致的。它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作家向读者的妥协，而且也是人对欲的全面投降。
总之，无论是认同现实，取消深度还是追逐实利，欲望化叙事法则的确立，都意味着晚生代作家已开始主动放弃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理想，拒绝坚守艺术的诗性品质，而把情趣安置到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中，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并企图为现代人的精神失落、让欲望所操纵、变得毫无节制的生存寻找合法性依据。在那里，“性不是坏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我们需要它，这是事实。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正好商场里有卖，我们就去买，为什么不呢！……就象吃肉那样，你张开嘴把性也吃下去吧，只要别噎着。”（朱文《我爱美元》）这就是这一代文人对人性本欲的理解。一切现实的欲望被加以合法化、合理化，心灵已不复存在，伤痛已不复存在，关怀已不复存在，信念已不复存在。它意味着在这一代作家的审美心理中，娱乐代替了理想，性欲代替了情爱，本能满足代替了精神信条。
必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晚生代作家的性描述都是如此。在我们看来，有不少作家就超越了这种欲望放逐的状态，而将叙事话语探入存在的内部，拷问着生命自身的多种生存可能及其精神动向，如王彪的《欲望》、《复眼》，述平的《凹凸》、《此人与彼人》等作品就相当成功地穿透了欲望的外壳，揭示出人性某些内的隐私。在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我们不希望作家再去充当欲望加油站的伙计，而是企盼他们冷静地直面欲望化的现实，以自身独有的话语力量来嘲解、对抗种种狂舞之欲。
注释：
①王安忆《无韵的韵事》，见《上海文学》95年第6期。
②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第76页，上海文学杂志社印行，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