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革命论文,阶级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分析法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具体来说，阶级分析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阶级状况、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等基本问题的方法。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中共领导层中最擅长运用阶级分析法的人，他熟练地运用阶级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状况，从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切入点，因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笔者试对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进行一些分析。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无数的中国志士仁人就在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富强而不屈地奋斗着。各种进步的政治势力也提出了许多救国的方案，但大多夭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们的方案不是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讲他们根本没有树立阶级的观点，因而找不到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等人尽管接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但他们也无法运用阶级分析法去正确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因此也注定他们无法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任。而毛泽东则不同，自大革命时期起，他就注意观察分析中国的阶级构成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总是能在各个不同时期把握革命的方向和针对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提出不同的斗争策略，一直到取得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写下了许多关于阶级分析的文章。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首先，从目的层面上看，进行阶级分析在根本上是为了弄清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对象和动力问题。毛泽东在1926年3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就谈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 3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首先要搞清楚敌人和朋友的问题，即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各是什么，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革命失利的原因，分辨出革命的对象和朋友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首要前提，谁要是在这个方面认识不清，谁就要在革命斗争中摔跟头。但要如何才能真正弄清敌友呢？这就先要搞清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朋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大概的分析。”[1] 4据此，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后得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2] 633就国内的情况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2] 638。“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2] 639。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后，毛泽东又总结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可靠的同盟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也可作为革命的动力之一。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较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判断，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才能紧紧地抓住农民问题作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把农民阶级当作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和主要力量，并一直注意团结其他革命阶级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因而保证了民主革命的最终成功。
其次，从具体方法层面上看，毛泽东主要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入手来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用以辨别各阶级的政治态度。什么是阶级呢？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3] 根据列宁的定义可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然后才是一个政治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阶级都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人们是由于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生产中地位不同，取得收入的方式不同，而被区分为各个不同阶级的。所以，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就必然要求首先要从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入手。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出发，认为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2] 638。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经济关系入手，根据中国各群体在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把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他强调各阶级经济地位不同，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例如，他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 4当谈到无产阶级时，他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 8可见，他的论证逻辑就是经济地位决定各阶级的政治特性和政治态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种论证的特点在毛泽东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时显得尤为突出，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和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矛盾与联系后，得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然后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2] 640基于这种分析的基础之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毛泽东才确定相应的策略去对待它。
再次，在作阶级分析时，毛泽东注重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再对各阶级做出细化分析。毛泽东历来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本人也特喜欢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对各阶级基本上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特别是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更是如此，他指出了这些阶级是由哪几部分人构成、具体每部分的经济状况如何、地位怎样、还有生存方式等等。能做到如此细化，这与他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是分不开的。如他在分析半无产阶级时就提到：“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阶级，包括：（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1] 6除了指出半无产阶级的五种人外，他还对这五种人之间的差别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甚至对农民的心理状态都做出了形象的描述，足见他对农村状况和农民的了解程度。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苏区进行了几次著名的农村调查：兴国调查、长冈调查及寻乌调查，在这几次调查的基础上，他才写出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如何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指导，他把农村的阶级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并对如何具体区分各阶级成分的标准作了详细的解释。以农村中的地主为例，什么是地主？地主如何剥削农民？毛泽东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1] 127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毛泽东才区分了农村的阶级构成，这就为他制定那条“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毛泽东对阶级状况作出了细化考察，注重强调阶级间差别，这有利于工人、农民等各革命阶级加强对自身的认识，增强革命的阶级意识。
最后，在作阶级分析时，毛泽东认为阶级和阶级关系具有非确定性。所谓阶级和阶级关系的非确定性，是指阶级和阶级关系随着社会环境和主要矛盾变化也会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如上述可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某群体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所处的地位相同，那么他们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关系就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但是当阶级的这种地位发生变化时，阶级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毛泽东对这一方面的观察非常敏锐，因而他特别注意因社会状况变化而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并据此来调整革命斗争的策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到革命的对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这些阶级内部是否是铁板一块呢？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1] 147他还认为：“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1] 148所以，毛泽东抓住了敌对阵营的变化，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抗日本侵略的主张，这也就驳斥“左”倾关门主义者把统治阶级内部看作铁板一块的错误主张。同样，地主阶级内部是否也是固定不变的呢？毛泽东提出地主中的一部分也是要求抗日的，他把开明绅士看作是统一战线阵营中的一分子。解放战争时期，在土地改革发生“左”的错误时，毛泽东就强调要有区别地对待地主，他认为，“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4]。这就及时地纠正了在土改中滥杀地主的倾向。可见毛泽东在考察阶级关系时认为阶级间关系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会随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深刻认识这一点对制定灵活的革命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毛泽东主要抓住以上4方面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进行考察，他在阶级分析方面并没有过多涉及抽象的阶级概念及系统的阶级理论，而主要是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后作出阶级分析与判断。因此，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更多的具有实践特色，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丰富与发展。并且，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也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方面，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是十分精辟的，符合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是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这也是毛泽东高于中国共产党其他一些领导人（如早年的陈独秀，后来的李立三、王明等人）之处。
然而，凡事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存在着偏差。
首先，毛泽东在对阶级属性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有绝对化、片面化的倾向。当然，这也许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不可避免的现象，是时代的局限。但在毛泽东的阶级观念中确实存在这一点不足，并且这对全党认识过去的错误也产生了影响。阶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的思想更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复杂问题，个人的阶级属性是否就一定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和主张呢？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总结了过去党的历史，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认为“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5] 991，“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5] 996这样一来，就把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意识、思想方法与阶级的属性挂上了钩，划上了等号。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恐怕不完全是如此。诚然，各阶级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占主流的思想，但是人的思想不仅受阶级属性的影响，也受其他因素诸如环境、心理等方面的制约。因此，是不能绝对地用阶级属性来衡量思想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这一消极影响还没有体现出来，但在建国后就日见其不利的一面。
其次，毛泽东在阶级分析方面的不足还体现在他的文艺思想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关于文艺思想方面的杰出文献，它无论是对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对现在的文艺创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文中毛泽东从强调抗战出发，过于注重文艺的阶级属性，而相应地就较少关注文艺的普适性。他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5] 865在谈到文艺批评的标准时，他指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要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5] 869这在战争年代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去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过于强调了文艺的阶级性。因此，后来“他对‘文化的阶级性’的理论存在着某种绝对化的理解，也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损失”[6]。胡乔木在谈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7]
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不足就愈加可以看出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还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也说明了思想意识和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与阶级属性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应该指出，由于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形成的阶级分析法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可以说是屡试不爽。以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阶级矛盾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毛泽东仍用他擅长的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问题，仍然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去审视新问题、新情况。这种方法在他心里已形成思维定式，加上其在阶级分析方面的局限，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起的错误批判，影响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的失误，以至于他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致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过，建国以来发生的历次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的思想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重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新时期，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谈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否还有意义？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理念以来，理论界有学者认为：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了，“昔日起过巨大积极作用的阶级分析法，在昨天和今天正起着十分有害的作用。与时俱进，坚决扬弃作为阶级斗争主导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振兴民族的必由之举”[8]。很显然，这种观点认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扬弃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没有阶级分析。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仍具有现实的意义，从中也可以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仍有必要通过阶级分析法进行适当的阶级分析。江泽民同志指出：“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9] 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境外势力与中国之间的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还有我们与国内的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斗争以及和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的斗争，等等。这都需要用阶级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只有通过阶级分析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斗争的本质，才能在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同时又保持警惕，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如果执政党对此丧失了警惕，那么失去的不仅是政权，还有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和安全感。对此，毛泽东早有话在先：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因此，阶级分析方法不能丢。
第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正确认识当代社会的阶层构成和划分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当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还有阶级的存在，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我国社会仅存在着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农民阶级。这样一来，社会阶级结构简单了，因此就意味着社会中的阶级分层不再成为主要了。但是，随着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逐步走向多样化，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而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又必然会引起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变动，引起阶级、阶层的分化和重组”[10] 217。因此，对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就显得尤为必要。我们在分析社会阶层时，必须先要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的变化和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行深入的调查，然后根据各群体的经济标准、政治地位等情况进行阶层的划分。这符合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中的实践特点。另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要求在分析阶层的时候要进行细化的考察，要认识到阶层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中的应有之义。其实，阶层和阶级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的具体化。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虽然存在着差别，但它们的阶级本质是共同的”[10] 214。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主题是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革命，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用毛泽东那一套阶级分析方法了。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很显然，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正确认识社会状况，只有对人民大众的真实的生活状态有了切实的了解后，才可能对症下药，从而建设出一个高度发展而又和谐友好的社会。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恰恰是因为充满了各种矛盾，执政党才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矛盾，归根到底来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除了做好思想教育和调节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找出社会群体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差距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从而制定出有效的社会政策以弥补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分析出社会阶层的矛盾并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调和矛盾，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因此，毛泽东阶级分析法不仅适合分析革命时代的社会状况，同样，超越其局限后，仍可以为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的社会分层提供有力的指导。
另外，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方法论指导意义，在此不一一详述。
总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正确理解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方法，有利于我们认清现实国情，以便更好地处理改革开放时代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共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