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生态与归属困惑——20世纪文艺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困惑论文,生态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检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国内理论生态的频繁变动使文艺理论家们产生归属的困惑。文化人因一时难以适从变幻的社会情势而使自己的文学的学术的归属出现某种不确定性。这是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它向我们提供了理解某些疑难问题的锁钥。
一
20世纪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敏感期，社会生活激烈动荡，政治化趋势明显，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一，政治斗争营垒分明，最终总是要通过激烈的战争来分出胜负，人们在进入学术研究之前便必得要进行角色的定位，选择自己所属的政治阵营，并将这一角色定位彰显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一点我曾经在《战争文化背景下的文论》一文中集中作了阐释（注：参见《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二，社会政治力量的不断分化与重组，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动荡，国家政权频繁易手，同一个集团中又经常发生派系之争，政治形势的震荡必定会引起文化人的归属困惑。三，军事领袖成为政治强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管理思想文化领域的事务。四，国共两大政党的殊死搏斗，对20世纪的基本的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五，阶级斗争观念失调，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次次与政治斗争相配合的狂风暴雨式的清洗批判运动，给文学界相当一部分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研究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发现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对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它们构成文艺理论发展的特殊的生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与政治没有严格的区分，学者们往往有双重身份与人格。30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及新月派在与左翼文艺界进行论争的时候，就曾对左翼人士的“两栖特性”大加讥评，说他们是以文学作跳板的政客。学术的政治化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传统，并构成学术发展的一个瓶颈。最早对这一现明提出批评的是梁启超，他对“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的现象颇有非议（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我看来，儒家思想家的载道主张早已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文化细胞，20世纪学术政治化不过是民族文化思维定势的惯性延续。由于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当口，政治对文化的影响、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亦必更加强烈和频繁。“五四”时期林纾企图招引强权对如火如荼、蓬勃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加以弹压，雅驯的文字中暗含了杀机。30年代浙江国民党人许绍棣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公然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将其借用非文化超思维的强制来制裁异己者的险恶居心彰显于世人面前。试图将文人间正常的意见分歧限制在文争而不是武斗的限度内的，大多是社会生活中的弱者，他们关于平等讨论的呼喊是那样无力，只能招引强权的嗤笑，并使后者更加信奉并滥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在统治者大逞淫威、文网高张的时候，如果没有为了学术牺牲的决心，那么只能对着那些学术禁区，徒唤奈何了。
20世纪充满变数的形势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国土沦陷、民族危亡、民生凋弊、政治黑暗的现实，唤醒了中国一切有良知的文学家，将他们集合在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的旗帜之下。中国新文艺队伍中的许多人，在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人民革命的形势时，抛弃了个人主义，投向革命，在艺术上从狭隘的自我表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积极地反映人民的革命斗争，完成了文艺观念的革命的转变。许多文学家因受时代政治的召唤而投入了革命的阵营，他们的思想与创作随之发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变化。闻一多感于多难的国是，毅然从平静的书斋中走出，用自己的诗文投身于为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斗争的行列，完成了一个个人主义者向民主主义斗士转变的形象塑造。30年代后期，何其芳因倾向革命而对其早期创作进行深入的反思与不断的否定，实现了认识的飞跃，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的感情变得粗壮了，诗情也有了更深厚的生活基础，形成了他的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那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也容易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积极性有差异的人们之间，而且也反映在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归属的人们身上，他们对革命政党多变的政策感到困惑，而政治情势的失序对他们的创作与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有关理论生态与文学学术关系的讨论主要针对着其中的教训，这是由反思的题旨所决定的。
联系着理论生态讨论学术主体的归属问题，这里的归属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即理论家的政治归属与学术归属。我们知道，理论追求彻底，理论获得彻底性品格的关键是服膺于真理，只要有这样一种心态，就能够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排除干扰，坚实地迈出向前的步子。然而社会生活的剧烈动荡，使生活活动于该时期的文艺理论家们必得要首先明确自己的政治归属，但政治上特别强烈的归属感有时会严重地扭曲理论家的学术人格。我们注意到学术研究领域过分浓厚的政治意识成为具有时代征候的普遍性的现象，并直接影响到圈内人的学术选择与学术生命。因此，研究20世纪特定的政治格局中的理论生态与学术主体的归属困惑，对于了解20世纪文艺理论的走向与基本面貌，对于了解理论人士的追求与苦恼确有极大的好处。
在20世纪，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无非是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居于主流地位的集团、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社会力量的声音左右着该时期的思想文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所谓“话语霸权”，在笔者看来，它的背后总是可以发现超思维非文化力量支持的蛛丝马迹，权力对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30年代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民族主义文艺便因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而有了兴风作浪的能量，形成一时的气候。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批判权力对思想的统制，肯定精神个体性的普遍意义，指出检察官不能也无法用自己的脾气来为思想者规定表达的方式和思想取向。恩格斯在晚年所写的《反杜林论》特别批评了那种意欲借助强权实现对思想界的一元化的统治的做法。他指出，人的意识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否定超思维强制是恩格斯一贯的思想，他因坚信“任何权力都不能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个人接受某种思想”，而坚定地维护专制统治下人的思想自由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在理论研究中获得的结论与现实的情势相互验证，于是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政治权力对思想的影响、政治权力对思想的解构、政治权力对思想的控制，认识到政治形势与思想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健康而清醒的思维是每一个正常的人的思维特性，健康而清醒的思维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它的个体性。但是，另一方面，思维的这一特点总是不能得到某些人的尊重，总是有人试图以自己的意志来左右他人的思维，他们因自诩权威、把有重器而难以容纳精神领域中的异己。为了维持精神领域表面的平和与宁静，他们需要的就是服从，即便不能使健康而清醒的头脑停止思维——这种思维必然会表现出个性，至少要使其缄口！不能制止自由的思想，便要制止自由的表达，不使这种自由的思想威胁其在思想界的权威。为了维持意见的统一与倾向的纯粹，他们便利用超思维的强权展开对异己思想的围捕并在思想界进行永无休止的精神征战。德国的书报检查令、旧中国的文字狱、文化围剿便是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者的命运不能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因此，强调精神个体性、否定对思想的超思维非精神强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作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经济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认定政治上、经济上居于强势的力量也必在文化生活与思想领域居于强势地位。有时候，人数的多寡也能够成为学术走向的决定性的因素，众议往往拥有诛心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从众的心理，众的意见具有人数上的优势，也是一种强势话语，能够对思想者的心态产生一定的压力，左右学术研究的方向。
二
对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实际的考察使我认识到，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话语的个体性，坚信学术上的是非不是超思维、非精神的外部强制力量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也要面对现实，承认一定时期权力对个人学术活动的制约，权力左右着学术的是非。许多学者在那个年代形成了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在学术上出现纷争之后，便静候或招引政治机制的裁决。当延安文艺界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与意见分歧时，文艺界便只能等待毛泽东这样的具有极高威信的政治领袖来出面解决问题，在领袖意志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像50年代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现代诗歌以民歌为典范的观点，都是领袖的意志转变为学术界必须遵行的原则的例子。在这种思维惯性的支配下，新时期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的争论中也还发生过对超思维强力的希冀，露骨地表达了借助非文化的力量来制裁不同意见的企图。一些人有意识地将对方的观点向政治层面引伸，发掘所谓微言大义，刻意罗织政治罪名，以引起政治家的注意。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原苏联50年代发生的关于遗传学问题的论争就是依靠政治人物的裁决分出了胜负。政治领袖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优势，例如他们往往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有较高的立足点，有较宽广的视野，这些都是一般文化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但是，总体而言，政治人物在考虑思想文化问题时，他们的思维有明显的指属，总是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文化的政治效应、从实现政党政治的目的的立场来阐明自己的主张，并试图用自己的主张来框范文艺与学术。列宁将文学艺术视为革命机器中的齿轮与镙丝钉，毛泽东看重文艺作为革命中的一条战线的作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政治人物的理论主张因为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是一种命令型的话语，容不得讨价还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反思建国后艰难的学术历程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禁区。“学术禁区”、“理论禁区”。无形的精神思想领域何以能划定有形的禁区，秉性自由的思想何以会在禁区前趑趄不前，我想这主要依靠对敢于涉入禁区者的有形的制裁。一旦学术人士在从事自己的著述时产生身家性命的严重顾虑，又怎能心无旁骛地寻找真理？在巴人、钱谷融因违规讨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之后，人们只能久久徘徊于这些理论禁区的大门之外。特定的政治格局所规定的文化生态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当学术人士头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剑的时候，谁还敢越出允许的界限，作雷区的旅行？巴人、钱谷融不是已经为他们的学术兴趣、责任意识与固执的脾性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前车之辙可鉴，谁还敢以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前路作无谓地蹈袭？
不确定的理论生态是决定学术是非的根本因素。50年代，国内有较好的自由讨论学术问题的政治空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激活了思想文化界本来沉寂的空气，人们开始涉足一些前沿性的较为敏感的问题。但是，当他们怀着希冀去讨论诸如共鸣、文学作品的非阶级性、跨阶级性的特点时，却被一阵突然降临的狂风骤雨打得人仰马翻，留下了累累伤痕和痛苦的记忆。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当文化学术界迎来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新一代领导人明确指出，今后，文学上、学术上的是非问题要由文艺界、学术界通过讨论求得解决，而不应指望依靠政治家来裁决这些属于思想学术方面的问题。
在这里，我愿意说说周扬。他对摒弃政治干预，在学术问题上提倡自由建言、平等对话有着更深一层的体会。在周扬漫长的文艺实践中，与胡风长达20年的理论论争特别引人注目。拿30年代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来说吧，由于当时论争双方都没有可以特别倚持的政治背景，各方都不得不容忍对方尖锐的诘责，听取对方不那么顺耳的声音。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周胡双方在这一争论中都不得不认真检视自己的表述方式，进而完善表述的内容，以实现认识的互补与优化。退一步讲，即便是固执己见，通过双方的诘问驳难，也容易让人了解争论的底里与症结，探求别样的解决办法。例如，就典型问题的争论而言，周扬的观点较之胡风的观点确实更切合实际，但人们不是也照样从这一争论中发现，周扬的“由某一社会群里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注：朱丕智：《周扬胡风的“典型”之争》，《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大概也会使人物丧失其独有的性格——个性的。全国解放以后，党对文艺界实现了统一的领导，周扬的地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成了这一领导的具体执行者和实现者，他与胡风的关系也不再平等了。那时的周扬得到政治领导的信任，因此，他没有将理论研究的个人行为和他受命宣传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的特殊行为加以区分，在他身上，政治身份与学术身份叠合在一起。而他的理论对手，只有胡风曾作过不成功的尝试，企图将周扬的这两重身分所规定的不同行为作出区分，并进而向周扬的文艺思想发起挑战。1955年，这一挑战失败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形成气候的与周扬的理论论争。他的观点因为得到其特殊的政治身份的支持，成了无条件的权威。也许正是因为他对自己当时那种不言自威的权势对平等讨论的无形的遏制体会甚深，1980年，复出后在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筹备会上，周扬真诚地告诫他的朋友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主要精神就是提倡自由地、平等地、同志式地讨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凭讲理，不凭权势；在学术、艺术问题上，领导人不要轻易地下结论，以免妨碍自由讨论的发展……”（注：《美学》第3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版。）这一番话，对于那些负有领导责任的文艺工作者，确实是应该永远记取的。区分了两重身份的周扬，在新时期似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不必耗费心力去固守与维护虚拟的绝对真理和理论权威的架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可以讨论的，人道主义是可以讨论的，创作方法、表现形式是可以自由竞争的，一切理论都应在文艺自身发展的进程中加以检验和重新定位。
我们知道，在思想史上，大凡有成就的思想家，总是乐意倾听不同意见，总是注意在同这些意见的平等的对话中，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使自己的认识更加完善。例如，晚年的恩格斯已经是一个享誉欧洲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但是，对于理论问题，他依然保持了学者的谨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注意吸收合理的东西。他主张理论论争的平等、反对在论争中采用超思维的强制是真正从自己做起的，而他越是在学术论辩中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气度，越显出他在理论上的自信，也丝毫没有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伟人形象，没有损害他们所创立的理论的崇高威信，相反，更显示出理论家对于真理探索的严肃态度和人格魅力。
三
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政治归属对学术主体的理性也产生了极大的腐蚀力。在讲究理性、讲求科学的学术界竟也会产生对政治领袖的个人迷信。政治归属意识总是要表现为对其所选定的政治阵线的忠诚上，而这种政治忠诚又特别表现为对领袖人物的敬畏与无条件服从。这样，在最需要理性、最需要科学精神的思想文化领域活动的学人，竟发生了服膺真理还是服从权力的选择困难。“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说起来轻松，实行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当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对领袖的态度便会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决定因素。笔者曾对何其芳的文艺思想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我觉得何其芳的许多不乏睿智的文学观点，能够真切地感到在何其芳身上似乎不乏探索真理的勇气，但又往往在真理碰到鼻子尖的时候退缩了。都说理论探索是不倚重甚至有点压抑情感的，然而在何其芳这位诗人型学者的身上，情感不仅培育了他对事业的执着，也往往成为他前进的重负，这里特别要提到他对毛泽东主席的复杂情感。何其芳投身革命便确立了告别过去，全面接受革命政党将令的意识。他一进延安就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2年又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是他参加革命的领路人。投身革命曾经给何其芳的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何其芳因此特别感激毛泽东对他的教诲，在何其芳后来的许多文章中，他多次谈到毛泽东给他的教育和鼓励。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宏大气魄，浪漫主义诗人的潇洒风度不能不使何其芳倾倒、心折，并产生近乎虔诚的敬畏，这种情感不能不影响到理论家选择的眼力。在何其芳身上反映出来的对政治领袖的这种态度普遍反映于当时的文艺家身上，他们将毛泽东所讲的话一律当作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似乎毛泽东可以代替自己思想。当毛泽东后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出现重大失误，对文艺现状的估计发生重大偏差时，何其芳和他的同伴们艰难地追寻着这位伟人晚年多变与艰深的思路，在一个十分逼仄的空间内从事现在看来颇有争议的活动，这种情况的发生同何其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无关系。我还想特别提到1977年在他逝世前写的《毛泽东之歌》。该文回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文中关于文艺问题的许多见解，似乎表明作者重又认同了要用共产党人在战争时期的文艺指导思想来规范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观点，这同五六十年代何其芳思想变化的轨迹有明显的错位。因此，我觉得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是他演奏的生命乐曲使人惋惜的尾者，使人万分遗憾的是随着何其芳的遽然长逝，他的乐曲竟在这个不和谐的音符上嘎然而止，我们也因此永远失去了聆听这位十分执着，极想有为的理论家融入新的时代，演奏更为辉煌的乐章的机会。
归属上的困惑对学术主体理性的影响还表现在人们对思想文化领域用超精神非文化的方式对待不同意见的做法见怪不怪，感觉麻木，有些人还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炼出了诸般整人、钻营投机的本事。像对俞平伯等老学者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批评者中有些是看着政治人物的脸色表态式地、人云亦云地参加进来的；有些人则夹杂了不少学术外的企图。像姚文元这样的文坛小丑更将自己棍子式的批判的指向变成揣摩政治人物心理、投其所好式的压宝，他本人也因此成了专门整人的文坛一霸。
归属的困惑不仅是深刻的，而且也是普遍的，那些革命资历很深的人也必得要经常检查自己的学术立场，使其始终轨合某些权力人物划定的界限。周扬新时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思考，完全是一位文艺界的资深领导人对自己工作上理论上的失误的一种负责任的反思，然而，由于这种反思超出了时代认可的范围，立即遭到了毫不容情的批评。从后来知道的情况看，周扬对政治人物的意见已经不再盲目地信从，并不认可对他的批评，但周扬还是违心地做了检讨。近期一些报刊披露了此事的原委。
《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0月9日刊登《周扬秘书谈周扬》，该文特别提到了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最后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想到群众、想到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的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李辉撰写的《摇荡的秋千》对此评论道：“这段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放置进去，但又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回来。这样的心思，使这段话表现出思路的不顺畅……”（注：李辉：《摇荡的秋千》，《读书》1993年第10期。）
在解释周扬口将言而嗫嚅、欲说还休的原因时，当时为周扬起草这篇序言的徐宗勉的回忆帮我们解开了其中的迷团。原来，周扬是以同情的态度讲述了邓拓因对某些政策产生怀疑而感到痛苦，徐为周扬起草的序言忠实地体现了周扬的这层意思，但是序言经过周扬后来的修改，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
徐宗勉在分析其中原因时写道，“原来此时周扬正因为发表了自己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看法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判。这件事，温济泽的《1983年对周扬的批判》（载《炎黄春秋》1998/11）讲得很清楚。该文说，1983年11月，周扬向温解释他何以不得不违心地作自我批评时，叹口气说：‘我是老党员，总要顾全大局啊！’周扬审改上述序言稿也正在这个期间。我认为，‘顾全大局’同样是周扬改变此稿末段立意的动因。试想，正当自己受到领导（代表组织）的批判而又思想不通的时候，不去强调党员要正确对待自己与党的分歧，而是公开倡言党要正确对待党员作家的不同意见，岂不是意味着同党对抗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周扬自然是决不会这样做的。那么，这篇序言的末尾，除了向党员作家个人提出要求外，还能说什么呢！那些话，与其说是议论邓拓，不如说是周扬的自白。”（注：徐宗勉：《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归属困惑决定并影响着他的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当政治归属发生困惑时，这种困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学术上的归属。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因着政治上的需要，服膺于真理的理论家竟也说起了套话甚至假话，完全背弃了理论家应有的良知。在纪念鲁迅时，不愿意人云亦云，说一些无关痛痒、人人可能通过的话的何其芳，却在60年代中期做起了命题文章，去批判与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的朋友。如果说批判胡风、冯雪峰确实是出自于他对这一问题的真实看法的话，那么，他后来批判思想接近的夏衍、田汉，就是理论家在外界压力面前无法坚持自己学术个性的明证。正是因为如此，讨论20世纪文艺理论的有关问题便不能忽略这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而一味责怪文论家们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而当我们自觉地将这一因素融入有关讨论时，一些本来匪夷所思的问题却获得了求解的线索，让人豁然开朗。
四
我认为，文化生态决定理论人士的命运，这也是20世纪一个普遍的现象，用行政手段制裁反对派也可以在本文所确定的思想层面上加以思考。
从这个角度看，40年代对王实味的处理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王实味对延安社会生活的批评现在看来既有意气也有实情，他当然应当对他批评中的那些不准确不全面的东西负责，但在思想批判之外又加之以政治清算，为了消除思想影响必得要消灭思想者，并因此纠缠着许多历史问题，将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转变为对王实味政治忠诚的诘问，并进而挖掘其批评的政治动机，为最后的政治处置铺平道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温情的学术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面相。这种方法后来竟相沿成习，被如法炮制般地用来处理胡风和他的朋友，而文革大规模地整人不过是这些惯用手段的恶性膨胀，有意识地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竟成了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胡风对新中国怀着强烈的感情，他与人发生争论的问题，现在看来与政治毫不相干，如现实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如主观战斗精神的发挥。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学术问题的讨论总是鬼使神差地要上升到政治层面来审视，甚至要用党性原则来决定自己的归依。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通过开除冯雪峰党籍的会议上，冯雪峰竟对决定自己政治生命的这种不公正的处置投了赞成票。被党除名的冯雪峰在被批评30年代中期受党指派到上海后不去找周扬等人的所谓“错误”时，仍然坚守着这个将他开除的党的党性原则，不予置辩，默默地承受着詈骂和误解。当然这一切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一个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一个参加过长征、九死一生的革命者，一个曾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文艺界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领导人，竟在一场包含了个人恩怨的政治斗争中成了可怜的牺牲。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借助超思维力量制裁反对派的事竟然频繁发生，而那些对这种处置方法十分崇信并一度从中得到过好处的人，后来却在同样性质的处理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自40年代中期起，周扬便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他在文艺界历次运动中根据政治领导的指示，收拾了许多人，其中一些人历史上与周扬有过夙怨，因此这些收拾反对派的行动，似乎不能脱尽挟嫌报复的痕迹。曾经整人的周扬，一旦落入被收拾的行列，对他的攻讦也总是带着恩怨相报的成分，那些长期被收拾的人目睹周扬的急速沉没会不会有出气的快意呢？为什么20世纪的文化人好象总也走不出这个整人、被整的怪圈？
在20世纪中国这种独特的理论生态中，政治领导插手文艺界的内部问题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政治领导人因为自信，脾气也变得竣急起来，对文艺界的现状的不满常常溢于言表，不时向这个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的领域发一通极具爆炸性的批示。这些批示仿佛一团火种，一投入文艺界这个充满是非的草场，立场腾起一片烈火，葬身其间者，别指望获得涅槃般的重生。指出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清楚，本来被当作窝里斗的文坛内哄，其实总是有圈外的、社会的背景。如前所述，批判胡风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一度想将其限定于学术思想的层面，并公开说过胡风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话。但是，随着政治干预的介入，形势骤然发生变化，对胡风的批判的主导权也从周扬手里转到国内最高政治领导层那儿，至此，胡风陷入灭顶之灾的命运已无可挽回。
五
对文学史的实例的观察，使我们发现，社会的变迁往往成为一些人思想发展、转换的契机，因为这种变动了的现实会使一些人重新发现自己或重新认识生活，随着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分化与重组，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解体与建构，也给理论人士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人人都有一个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或寻求自己的合适位置的问题。在20世纪那个风云激荡、不断变换的历史新局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人斑斓的生相，他们那为历史情景所规定的行为中可作选择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小，变得越来越带着悲壮的色彩。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新中国的建立对文艺家们的巨大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一切倾向革命的文学家带来了巨大的欣喜和希望。新中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春天来了，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个春天里却并没有他们所期待的姹紫嫣红、似锦繁花，相反，粗制滥造、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火药味极浓的批评文章充斥文坛，不少早先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建国后意外地发现，自己在需要创造性思维的审美领域深深地品尝了捉襟见肘的困窘。如果说，建国前，他们还能以社会动荡、参与革命活动自慰与搪塞读者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再也找不到任何托辞，他们再也找不到那种引动他们创作激情的感觉了。概言之，政治归属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但文学上学术上却再无可资称道的建树。何其芳是较早意识到这一困窘的作家，他曾伤感地自问：“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难道我是一棵不结实的树？”何其芳的不幸在于他过早地感受到了这种情感折磨，从40年代后期起，他就少有鲜活的创作。文艺思想上，何其芳也通过对自己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检视觉悟到，他过去太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了，“只是强调为当前的需要服务，只是强调内容正确和写得朴素、容易理解”，领悟到因否定了“只讲求艺术的完美”，走到了“不讲求艺术的完美”的极端（注：《何其芳散文选集序》，《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37页。）。概言之，在一个他们期待的社会中，创作和研究都走入了看不到希望的尽头。
对于那些一贯坚持民主人道主义中间立场的人来说，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更让他们感到一丝尴尬，朱光潜、萧乾、沈从文等人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的时势的严峻问题。朱光潜是适应得比较好的，通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实际是一次痛苦的自我批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谅解，取得了仍旧在文艺思想界活动的合法身份。三四十年代曾经蜚声文坛的沈从文却因适应不了变化了的情势没能得到宽恕而终于封笔，失去了创作的权利。一个活跃的、具有非凡创造能力、成就卓著的作家的身影突然从文坛消失了，那样彻底，无声无息！“即使被邀请参加文代会者，也有心情极为沉重的，如胡风。他刚受到过滞港的共产党文化人的集中批判，而这些文化人来到北平后，都身居要位。他虽然也写了反驳文章，但估计对方是不会就此罢手的。而他的老对头周扬，现在又成为文艺界的领导。所以，他拒绝参加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而茅盾，却在有关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把他的理论作为错误的文艺理论倾向来批判。”“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在这个团结的大会背后，正孕育着新的斗争。”（注：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第325页。）沈从文其实是相当珍视自己的创作权利的，为此他也作了适应新形势的努力。但是，他为过关而写的多次检查难以过关，看不到出路的他一度还萌生过轻生的念头，后来不得不离开了北京大学，到故宫博物馆去做一名他不具有任何优势的讲解员；还有刘大杰、陈子展等，都有一段令人伤心的经历。
哲人已逝，时移景迁，我的这篇意在追寻往事检索踬蹶来路的文章，极愿向这些壮志未已、心有戚戚的理论家们表达一份真挚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