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奇迹 改革的奇迹——党的十四大以来改革与发展轨迹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迹论文,轨迹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持续获得高经济增长而又保持低通货膨胀率，是人们渴望却又极难实现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但在我国已成为现实，这不能不说是均衡增长的奇迹；在急剧的结构转变中保持了农业的稳定和效率的提高，我国又创造了结构演进的发展奇迹。党的十四大以来，有效推进的市场化进程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体制支持；成功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培育了市场机制，以及顺利地进行了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对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均衡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的奇迹：均衡有效的经济增长和深刻急剧的结构升级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改革的目标导向历史必然性最为深刻的证明，莫过于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长。
1、高速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
持续高经济增长而又保持低通货膨胀率，是人们渴望的却又极难实现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但在我国已成为现实。
1992—1996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标志， 我国增长率平均在12%左右。这一增长速度不仅与同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3 %左右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与世界公认的增长最快的新兴工业国新加坡、韩国相比，也是遥遥领先的。
正是由于持续的高速增长，使我国国力迅速提高，并且支持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飞跃。从国民生产总值总量上看，“八五”期间累计完成GDP超过18万亿元，到1996年GDP 更超过6 万亿元人民币， 不仅在1995年提前实现了原定国民生产总值较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而且在国际上依GDP总量排序，我国已居世界第7位；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进展来看，以人均GDP水平为标志，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人均GDP仅在300 美元左右，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若按国际上通行的划分标准，以人均GDP800—1000美元作为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标准，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标准（1990年汇率），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人均GDP已大大提高， 实现了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飞跃，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4亿降为1996 年的5800万左右。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均衡。通常高速经济增长易于伴随高通货膨胀，大多发达国家的历史如此，大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是如此，但在我国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十多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平均保持在经济增长率之下，最高年份的1994年，通胀率为24%左右，1995年便回落到15%左右，1996年更进一步回落到6%左右，应当说是相当低的。
之所以说我国通货膨胀率相当低，不仅是相对于12%的持续高速增长率来说，而且与处于大体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通货膨胀率也是明显处于低水平上。据世界银行统计，当代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变化的趋势是：低收入国由于增长速度慢，经济中市场化、货币化程度低等原因，其通货膨胀率也低，平均为9%左右， 但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期之后，通货膨胀率便显著上升；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62%左右，由中等收入到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通货膨胀率更进一步上升； 当代中上等收入国通货膨胀率平均为87%，只有到高收入阶段，通货膨胀率才开始降低。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也正是通货膨胀压力最大的发展阶段。与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年62%和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年87%的通货膨胀率相比，我国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0%以下，甚至降到6%（即使与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994 年的24%相比，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均衡增长的奇迹。
如果进一步考虑，我国不仅在发展阶段上处于下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因而面临极大的来自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更是处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因而同时又面临巨大的来自体制转变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往传统体制下许多不表现为物价上升的现象，现在可能直接表现为物价上升。这种体制性因素是大多数体制转轨国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只要了解其他转轨国家百分之几百，甚至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率，就不难理解这种体制转变因素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之大。与同处于体制转轨的国家相比，应当说，我国通货膨胀率是极低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急剧的结构转变与稳定的农业发展。
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增长所要处理的基本命题是总量均衡问题，发展所要处理的基本命题则是结构转变与结构性协调问题。对于一个工业化仍未完成的国家，发展首先是以现代工业改造国民经济结构，需要协调的主要是现代工业化进展与传统农业的改造之间的结构矛盾。怎样在急剧的结构转变中保持农业的稳定和效率提高，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正是从这种结构质态演进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创造了惊人的发展奇迹。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从典型的低收入国成长为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这种转变不仅反映在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上， 而且更深刻地体现在结构质态的转变上。以三大产业结构变化为例，1978年末，我国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典型的农业传统经济类型状态，其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高达78%以上，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12%左右，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只有9%左右；在产值结构上，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23%左右，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59%左右，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仅为17%左右。这种就业和产值结构，与当代世界低收入国最为相似，在最能体现落后农业国工业化进展水平的第一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上，我国70年代末的水平与当代世界最穷的低收入国极为接近（78∶73），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也较为接近（23∶31）。
到1996年，我国产业结构已转变为典型的下中等收入国家类型，实现了发达国家历史上和当代发展中国家需要几十年才可能完成的飞跃。目前，我国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为56%左右，第二次产业为34%左右，第三次产业为20%左右；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中，第一次产业比重为18%左右，第二次产业为49%左右，第三次产业比重为33%左右。尤其是从第一产业上看，我国已成为典型的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就业比重56∶54，产值比重18∶17），我们仅用1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由低收入国到下中等收入国的结构进展。发达国家，如日本完成这一转变，即农业劳动力由78%左右降至55 %左右， 在历史上用了40多年（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不能不说中国创造了结构演进的发展奇迹，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实现这种转变就更是来之不易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非农业进程，农业本身持续发展，工业化加速时期如何协调农业与非农业产业的结构关系，是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命题，也是根本性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当代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前苏联、东欧诸国工业化过程，在这一命题的处理上都有着深刻的教训。但在我国工业化结构进展最迅速的这十几年里，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却同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84年我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用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 基本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22%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任何人都必须予以充分尊重的成就，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遇到也未曾处理过这样的难题。党的十四大以来，粮食增产5年累计超过千亿斤，年均增长230多亿斤，到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近10000亿斤，占同期世界粮食总产出的22%。提前3年实现“九五”计划目标。
改革的奇迹：公有制为主的市场化和市场化中的宏观调控
可以说，无论是短期宏观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和均衡运行，还是长期国民经济结构质态转换和基本协调，最根本的体制原因在于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至少在三方面支持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奇迹。
1、市场化进程是使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具有自我收敛功能，进而趋于均衡的微观体制基础。
应当承认，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且又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推进市场化是极其艰难的。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进展却是极有效的。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进展更为迅速。即使根据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评析，全部体制转轨国家市场化指数平均为4.4， 而我国则为5.5，远远超过一般市场化速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市场推进的奇迹。据国家计委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总体市场化程度已近65%左右，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已接近“准市场经济”水平。据统计，目前政府对商品生产环节的行政管理程度仅为20%左右，而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程度已达80%左右，90—95%的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从劳动力市场发育上看，目前城乡劳动力受行政管制的总数为1.8亿， 占全国城乡劳动力总数30%左右，总体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以达70%左右。在金融领域，尽管政府管治程度较高，尤其是利率尚未市场化，但各类金融机构可以自主贷款的份额已达56%左右。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金融市场体系发育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货币市场方面，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体系，为银行体系内资金的市场性流动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缓解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给压力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其次，资本市场方面，在股票市场上，截止1996年深沪两个交易所上市公司已达530家，上市股票599支，市值由1992年的1048亿元上升到9842亿元， 在债券市场上， 到1996 年末， 我国已累计发行国债6700亿元，企业债券1945亿元，金融债券3310亿元，而在1992年底，我国累计发行的各种债券，包括股票在内共计只有5657亿元。在外汇市场上，1992年以前外汇市场还只是以调剂中心的形式存在，100 多个中心互不联网，相互分割，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后，由于统一的外汇交易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初步形成，资源配置方式的这种深刻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根本性的体制支持。
2、财产关系的变化是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的根本制度保障。
在市场化演进的同时，培育市场经济竞争主体，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历史上未曾遇到的难题，尤其是怎样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培育市场机制，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而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资源配置方式之所以发生转变，重要的基础在于制度创新，特别是社会主义企业财产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财产关系的变化，才在微观制度基础上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创造了可能。这种制度变化突出的特点在于国有资产总量在迅速增长的同时，其比重持续下降，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迅速成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据统计，我国国有资产总量1990年以来年均增长高达17.8%。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在工业经济中，国有资产比重大约在65%，集体公有资产比重大约为16 %左右， 股份企业资产（其中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平均高达63%）为5%，三项合计比重约为87%， 可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稳固的，其他各类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大约为13%左右。如果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实现高增长低通胀是不可能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重要支持。
尽管国有经济在直接带动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有所降低，但国有企业的综合社会效率和主导作用却不断提高。首先，在部门结构上国有企业起着基础性和支柱性的作用，主导着国民经济。据统计，到1995年底，在航空、邮电、铁路等基础产业上国有资产的比重仍为100%， 在石油、电力、冶金等能源和原材料产业中国有资产比重超过90%，在煤炭、金融、汽车、石化、机电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支柱性的产业上，国有资产比重大都在80%以上；其次，尽管国有企业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其整体水平和综合效益仍有很大提高，从工业增加值和实现利税这两个反映企业综合效率的指标上看，1996年与1991年相比，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由4312亿元上升为8874亿元，增长1.5倍， 年均增长16%左右，国有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由1661亿元增加到2733 亿元， 增长64.5%，年均增长11%左右。
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与围绕国有企业展开的一系列企业改革是紧密联系的。党的十四大以来，尤其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历史任务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更加深入更加全面。首先，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同时，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全国100 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经过近三年的摸索，试点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架构开始形成，全国由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的由1993年的3600家上升为9000家左右。其次，“抓大放小”迅速推进。就抓大而言，国家确定的重点企业由开始的300户扩大到今年的512户，在抓管理，抓技改的同时，国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采取主办银行制，允许发行可转换债券，并在选择上市时予以优先安排等等；就放小而言，各地小型国有企业根据实际，采取多种形式，进展极为迅速，效果也极其突出。再次，根据产业组织要求，深化企业集团试点。试点企业已由1990年的57家扩展到今年的120家， 以产权为纽带的集团公司制和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在政策上允许其建立财务公司，经财政批准，集团统一纳税，扩大其投融资权利，同时对这120 家企业集团试点中的相当一部分采取计划单列。其四，扩大并深化“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围绕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综合配套改革。 选择的试点城市已由开始的18 个扩大到58个，今年进一步扩大到111个。此外， 对国有企业在政策上予以停息缓息、增资减税等支持，鼓励其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等。正是这些体制性改革和政策性支持，使国有企业开始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3、 新型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的发育是实现经济均衡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不仅是经济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更是现代经济实践上的难题。党的十四大以来，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以经济手段为主，以宏观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运行及调控机制正在形成。
就财税体制改革而言，自1992年以来，经过三次重大的体制改革，逐步完善， 使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一是1992年改革传统预算制度，实行复式预算；二是1993年实施《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分行业的财务会计制度，规范了各类企业的财务活动， 统一了企业资本金、 折旧、 成本及利润分配； 三是1994年起实行财税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以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新型流转税制，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建立了新型的转移支付制度。
就金融体制改革而言，党的十四大以来，金融体制改革显著加快。首先，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初步建立，中央银行集中货币发行、信用总量调控、基础货币管理、基准利率调节等职能，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创造了条件；各种间接调控手段和金融工具的综合运用，使金融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为主向直接与间接调控有机结合方式转变。其次，在金融监管机制建设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金融监管法制化程度提高，监管力度加强，推进了金融分业经营，加大现场稽核力度，确立非现场监管制度等，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等风险指标的监控显著加强。其三，在金融主体构造上，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 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1996年末，除国家独资商业银行、国家政策性银行外，经批准正式营业的城市合作银行已有18家；另有多家其他形式的商业银行，其资产总量已达9000亿元；此外，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以及农村信用社均获得空前发展。其四，外汇体制改革取得突出成就，特别是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而后推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1996年7 月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等。金融体制的深刻变化对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均衡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任务和有待处理的问题更加艰深，怎样使国有企业真正走出困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要求，仍是有待解决的难题。相应的如何推进市场机制的健全、完善，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培育等等都历史地构成了改革的基本任务。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目标的实现均取决于这些难题的综合处理和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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