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方法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妇女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7）03-0076-04
一、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女性主义方法论的讨论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方法论层面，即指导研究的理论体系，涉及研究的理论假设、分析框架等。另一个层面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它涉及研究的具体手段、技巧与工具等。所以说，研究方法应该包括研究的计划、策略、手段、工具、步骤等整个过程。女性主义研究对主流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认为传统的社会研究经常漠视与妇女相关的话题和领域，经常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推展到全体，即使在研究涉及妇女时，也往往以一种性别歧视的扭曲方式呈现，故而提出把“社会性别”（gender）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架。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提出，无疑是在挑战、质疑、批判、解构传统知识体系，它对一切仍保存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文化都具有批判意义[1]。
女性主义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方法论持批判态度，并将传统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斥为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中心主义典范。她们追求以批判性、反思性和参与性为特征的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规则，但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什么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主张方法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只不过强调要在坚持女性主义视角和立场的前提下博采众家之长[2]。女性主义研究与质性研究比较接近，但是理念有所不同。女性主义研究者在价值、伦理、知识论观点上必须是统一的。在研究方法与技巧的选择上，女性主义挑战传统研究方法和学院知识对女性的压制，强调没有一种事先设定的收集资料的方法[3]。方法的选取是在田野的处境下决定的，是在接触到研究对象之后才决定采用哪种方法。哪种方法可以让研究对象最容易表达，最容易让她来诠释生活经验，就采用哪种方法。研究方法也是可以不断变化、更新的，所以，研究过程是敞开的。研究问题也可以被改变。
有的学者从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值得反思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包括“问卷热”问题，一味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所隐含的问题，演绎法的论证步骤问题，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问题，知识内涵与学术规范问题，等等。在对国内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从知识的内涵、知识建构的过程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三个方面，说明质性研究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讨论了质性研究对揭示现有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性别偏见或盲点可作的贡献[4]。
有学者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提出对女性主义田野方法学进行情理兼备的反思[5]。认为女性主义方法学所反对的，并非实证研究方法本身，而是把“客观”、“普遍定律”、“第一手资料”奉为绝对真理的实证主义。女性主义方法论针对主流学术体制的性别盲点，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为研究的终极目标，以落实两性平等互重为研究过程的基本原则。女性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在伦理方面提倡调查者帮助被调查者，这在传统调查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与过于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性主义研究是有价值导向的研究（value-oriented inquiry），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改善妇女的状况。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观点，而不是方法。但是的确有一些研究方法是女性主义所看重的，它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方法。总之，它应当努力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所谓普遍意义有两个内涵：其一，它可以适用于除妇女研究领域之外的各种研究；其二，它可以被女性主义者之外的其他研究者普遍使用。女性主义研究对方法论领域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具体表现为：一是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二是对特殊行为的研究；三是开创了研究资料的新形式，如女性的主观社会经验资料以及女性主观自我的资料等。[6]
二、民族妇女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探讨
1.民族妇女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妇女学与以往的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应该有所区别，它是从性别的视角来研究民族女性以及与民族女性有关的一些问题。它不仅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而且还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妇女文化，少数民族妇女与经济、政治、教育、健康、婚姻与家庭等方面。例如“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生存状况与发展对策研究”（福特基金项目）中已完成的部分论文“西北少数民族妇女观念结构和行为方式的价值取向研究”、“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民族特性”、“西北少数民族女性生存困境及其对策研究”、“伊斯兰文化妇女观探析”、“生育文化与保安族女性发展”、“东乡族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及对策思考”、“民族区域农业产业组织与制度创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参政现状问题分析及对策”、“社会性别与民族妇女文化参与”、“生育健康：保安族妇女生存中的重要问题”、“东乡族妇女健康状况调查分析”、“文化扶贫：西北贫困农村发展的战略选择”等10多篇论文，都试图通过研究西北社会发展进程中民族女性的作用，总结她们的知识和经验，发出少数民族女性的声音。性别视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于它所关注的女人和男人不仅是阶级的人、民族的人、地域的人，同时也是有性别的人，自然有一些别的学科视角无法透视、体察到的发展内涵，通过性别视角就有可能被发现和被解释。就此意义而言，它对表达女性的经验、智慧，转变思想观念，有着重要作用。这种观念转变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社区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启示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妇女文化及其特征总是同她们生活的土地和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和主流社会群体存在明显差异的少数民族妇女与汉族妇女相比，她们更多地面临着族群、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宗教、地区、地域差异等因素的制约，属于当地人口中最边缘化和最脆弱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妇女学是以少数民族妇女的现实生活与地位以及决定她们生活与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为研究主体，将少数民族妇女置身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通过对民族妇女的研究而达到全面、科学地认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和人类本身有着特定的丰富内涵。
2.民族妇女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要重视女性主义质性研究方法在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的应用。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一如主流的妇女研究，整个文本在很多情况下皆为研究人员的叙述和建构，几乎没有当事人尤其是妇女自己的声音、需求及渴望，以至于无法判定文本所阐述的“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城市社会文化精英们想当然的产物[7]。倾听妇女的声音，了解她们的经历、价值观及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并让妇女发出的声音体现在文本中的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又一个问题。强调经由当事人的经验和由他（她）们的经验、角度了解社会现象的质性研究方法，使边缘、弱势群体的经验和声音有机会呈现，这不仅带进了知识创造的新血液，丰富了知识的内涵，而且还有可能挑战既有的学术理论、主流观点、已存的偏见或刻板印象[4]，也能够使得许多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或被我们视而不见的意义凸现出来，就会发现少数民族社区文化格局中男女两性的双重价值标准，体现出男权文化对女性本身的一种规约性，并在社会集体无意识对性别不同的强化与内压下，揭示出女性是如何变为从属、依赖地位的。当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妇女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我们在做研究和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的多样性。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如同对妇女的了解和尊重一样重要。只有在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所具有的不同性别关系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或项目才能做得更加符合当地社区发展的要求，更加满足社区人群的愿望，也才能找到在民族文化的框架内建构民族妇女发展的合理路径。
第二，要重视口述史。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了解事实和行为的同时，发现被调查者的情感与主观性。当然在做口述史访谈时，要注意做到没有道德判断的前提，要注意倾听，学会倾听她们话语背后的声音，即作为女人的苦难性。在访谈过程中，必须用被访者的语言，同时也必须是非工具化的；访谈双方必须是平等的；要告诉她我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访谈。
第三，要保持我们的民族性、地域性妇女的研究特色。研究者应亲自到某一民族的社区中进行长期的生活体验，参与到该社区的社会、经济、仪式等方面的活动中去；并通过学习当地语言和思考方式，理解当地的文化，以当地语收集和活用第一手资料和文献，在这种微观的体验与描述中引入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视角。
第四，跨学科的合作及保持对现有原则定说和常识的批判态度。透过社会性别等多重棱镜去审视不同少数民族妇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在这方面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大有借鉴的必要。
三、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难点及特殊性
1.文献资料少，田野调查量大。
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诸多的历史原因，这些民族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一般都比较恶劣。由于特殊的生存条件与外部环境，形成了少数民族妇女相对独特的观念结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急剧的社会文化变迁、地区间的差异和各时代的变化使少数民族妇女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一个绚丽多彩的研究领域。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是：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少数民族居住非常分散，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今天虽然大部分已经实现了定居，但这种定居一般也是单门独户的，人口相对集中的聚居村落并不普遍。同时在牧区人口的集中也往往是暂时的，而分散居住则是长期的。研究人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田野调查工作量很大，再加上民族语言障碍、缺乏历史文献资料及其他相关研究资料，使得进行少数民族妇女实证研究有很大的困难。
2.研究理论和方法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妇女研究涉及面广（跨学科的），研究人员大多数是其他相关专业人员，专门研究人员较少，每个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同，因而很难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论研究体系；研究中普遍缺乏性别视角及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所研究问题的分析与比较，仅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就女性谈女性，这点在数据（量化）分析方面尤为明显，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探索和描述阶段，缺乏解释性研究，存在着研究范围广，但研究深度不够，建议和对策研究所用篇幅过大，研究者提出的建议和对策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整体水平，不仅影响成果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制约着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导致目前国内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领域缺乏有分量的专著、深入的专题研究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的现状。
3.研究少数民族妇女离不开对宗教的研究。
西北民族地区是两大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盛传的地区。聚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其中回族、维吾尔、哈萨克族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土家族、裕固族等信仰藏传佛教，宗教文化氛围浓厚。宗教所包容的伦理、道德仍然是这些社区最坚实的支点，极大地影响了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这一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从而也极大地影响着妇女的地位和状况。特别是日常习俗的宗教性导致了许多社会禁忌的存在，而这些禁忌大多数又是针对女性的。在长期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妇女逐渐形成了一种服从、忍让、与世无争的被动心理。但西北多民族聚居区中各民族情况相异，很难进行整体研究，目前所见多为单个民族研究成果，如《藏传佛教中两种女性观》[8] 等。所以对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在这方面还需要学者们继续努力。
4.少数民族妇女的生存现状及发展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土地少、剩余劳动力多，农村男性大多向外流动，而农业生产、家务劳动和家庭养老抚幼的重负则基本由女性承担，“农业劳动的女性化”成为少数民族社区乡土重构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长期长时间劳作，妇女的健康状况很差。尤其在牧区，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医疗设施有限，许多妇科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以致延误病情。还有些女性知道自己有病，也不愿去医院就诊，只去寺院求药；外出务工的收入比在家务农的收入多，在一定意义上又强化了男性的价值和作用，生育男孩的社会文化压力较大；许多妇女因不识字，听不懂普通话，在实际生活中受到诸多限制；妇女缺乏社会参与空间，嫁到夫家的妇女极少有机会参与村社活动，一般都被排斥在权力结构之外；少数民族社区中，男女接受学校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学校教育中女孩入学率、辍学率均比男孩高。种种迹象表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仍未能摆脱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的模式，这就直接影响了她们参与社会发展的程度。因此，改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村女性的地位，使她们能够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活动，帮助她们早日走出困境，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观念的惰性和排他性使得思想的变革或观念的更新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只有在某种强大力量的推动下，观念创新才能够发生和实现[9]。
四、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经验与反思
在“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生存状况与发展对策研究”项目运作过程中，有以下经验：
1.宏观层面运用文献分析法对保安族、东乡族这两大甘肃特有民族的历史和综合类著作、地方史志、学术论文和有关文章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整理与分析，从而对一些基本问题（族源、宗教、东乡族和保安族的历史、经济、文化教育、人口、文学艺术、历史人物、地方史志等）的概貌有了一个整体性的了解。
2.在此基础上选择比较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来开展抽样户访调查（东乡族自治县的锁南坝——城镇、达板乡、汪集乡、龙泉乡；积石山县的吹麻滩镇、大河家乡的大墩村、梅坡村、干河滩村），为此进行了问卷设计和具体的抽样程序（分层多级整群抽样方法），共完成调查问卷608份。
3.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社区、村民、干部等人员进行访谈。这个阶段主要应用的是观察和访谈为主的参与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方法是在开放的情景下进行的。由于站在了被研究者的角度（相对而言），从而能了解到他们或她们看问题的方式和观点，使得研究的主题、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具体时空有了直接的联系，体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积极互动。访谈者可以通过深入追问，来就那些回答不完全或模棱两可的答案得出比较周全的答案。通过访谈法收集的资料比较适合进行定性研究。
4.在自然情境下观察和研究群众的态度和行为，研究的效度较高。
5.访谈法适合研究社会现象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其特征。特别是当面访问法具有回答率高、资料的质量好、调查对象范围广泛等优点。这在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6.“点”与“面”的结合。在研究中把较大规模抽样户访调查与社区调查、个案调查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合；两种研究方法相互取长补短，强化了研究力度，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
7.通过学术研讨、聘请国内著名学者来讲学推动民族女性理论发展；通过开展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民族社区中传播社会性别意识；帮助少数民族女性打破传统的性别观念，重新认识与定位自己，从而提高自身能力。形成了一条从高校向社区辐射的有效途径，使得社会性别观念的传播范围更广，影响更深。
8.对民族妇女的实地研究不足的地方在于：（1）由于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通过翻译传递相关信息，因而调查过程中遗失了许多信息。（2）所取得的资料有很多是口头资料，需要进一步查证和核实。（3）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不够完善。（4）实地研究面临着一些来自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直接接触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如自愿原则、保密原则、回报原则和关系保持方式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进一步探讨。（5）民族妇女研究向多学科、跨学科发展的路径为大家所认同，但如何深化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并以此运用于本土的民族妇女研究，是西北少数民族妇女与性别研究学者应不断探索的问题。
综上所述，西北地区是一个地域环境较为封闭，多元民族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对该地区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是性别研究及西部民族社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无论从民族团结进步、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文化互补等哪一个角度出发，少数民族妇女都占有不可低估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妇女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对少数民族社区进行研究或开展项目实践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善贫困人群生存状况和减少贫困人口。也就是说，给目标人群增加较好的生存条件和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相对男性而言是弱势群体，要想让妇女和男性享有同等机会和权利，就要对妇女给予特别的关注。正如文化人类学者所指出的：“人类发展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扩大其选择的过程，而不是只针对社会的某个部分。如果绝大多数妇女被排挤在她的利益之外，那么这个发展过程显然会成为不公正和畸形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