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国内学习型城市研究综述
张桂琴
（国家开放大学 学习型城市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21）
摘 要： 自1999年上海首次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以来，各城市陆续开展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活动，学习型城市的相关理论工作也逐渐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中。近20年来，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意义研究、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路径研究、顶层设计研究、载体研究、实践研究、评价研究和建设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通过综合分析，也发现关于学习型城市的研究还存在着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学习型城市；研究现状；研究综述；思考与展望
20世纪末期，“学习型城市”的概念传入我国。经过20年的实践，产生了许多富有远见的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作者对此论题的独特看法。对相关研究论文进行综合分析，可以把握“学习型城市”论题的整体研究现状，从而梳理存在的问题，并明确研究的走向。
一、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意义研究
学习型城市建设开展初期，关于学习型城市创建的重要意义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主题之一。徐文龙、楼一峰率先肯定了建设学习型城市是面对当前日益加剧的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有效保障[1]；而后张德民以大连市为例，阐释了建设学习型城市所产生的冲击力以及可预见的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推动作用[2]；潘久艳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培育“活件”以进行“流程再造”，保障学习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3]；关颖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强调了创建学习型城市是未来城市现代化的必然趋势[4]；而白益民明确地指出创建学习型城市是一场深刻的管理革命，其主旨应当在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5]。
构建乡村经营服务体系。以金融合作为核心整合生产、供销、信用要素资源。一是信用合作社向本集体农户或农业合作社提供资金融通，解决农业生产的信用层面的问题。二是供销合作社利用网络、信息和服务优势提供服务，解决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和农产品产销对接的流通层面的问题。三是农户提供劳动力、政府农业技术部门提供技术服务，解决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生产层面的问题。
随着学习型城市实践活动的逐渐展开，研究者对于建设学习型城市研究呈现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个性特点的思考态势。车俊总结了学习型城市对于合肥市发展的重要意义[6]；时龙、吴晓川以北京市为例，指出建设学习型城市是构建创新型城市的必然要求[7]；郝克明概括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主要意义是“带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阵地”[8]。
二、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路径研究
学习型城市建设初期，各地纷纷摸索适合各自城市的发展路径。在众多探路者中，逐渐形成了最为引人注目且比较典型的三种路径：北京式路径、大连式路径和常州式路径。
从生产商来看，海外酒业市场中，啤酒和烈酒的生产及供给相当集中。特别是啤酒业，自2016年百威英博集团（Anheuser-Busch InBev）收购南非米勒酿酒公司（SABMiller）后，两家公司的结合缔造了全球最大的啤酒生产帝国，出产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啤酒[1]。烈酒市场的行业集中度虽然没有啤酒那么高，但来自英国的帝亚吉欧集团（Diageo）也占据了全球20%以上的市场份额。
自学习型城市的术语提出之后，我国从国家层面陆续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顶层设计。上海首先提出了“学习型城市”的总体目标；其后北京市启动了十大行动工程、开展七大专题活动、实施三步走战略和建设六大保障体系，以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16]；青岛、武汉、成都、重庆等地陆续出台各自的相关发展设计。同时也有学者对学习型城市构建活动中的偏颇认识展开了冷静客观的剖析。[17]
三、学习型城市的顶层设计研究
随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与不断的探索，学者对学习型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也随之不断深化。陈曙、叶忠海在基于对宁波市学习型城市的发展趋势的思考下，谋划了深化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十大目标、三条路径[12]、四个层面的具体对策与建议[13]；朱姗、茅佳艺提出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要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4]；黄骥分析了当前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应明确把多元识读纳入城市的语言文字工作规划，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强化城市自身的国际化推介。[15]我国的国情特点决定学习型城市的创建路径必然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多元化的创建过程中，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
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入到推广阶段后，研究者对学习型城市的顶层新设计研究与分析逐渐更为客观具体。其研究的范围也不再拘泥于个别城市的思考，而是对全国学习型城市的发展进行宏观的思考[18]；有学者针对当前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强调数字化学习，以适应信息化发展，实现学习型社会建设目标的思考。[19]也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当前学习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政策措施的不完善、学习理念的不普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并提出研究者个人的相关对策思考。[20]
不过有一天晚饭之后，翠姨和哥哥都没有了。每天饭后大概总要开个音乐会的。这一天也许因为伯父不在家，没有人领导的缘故。大家吃过也就散了。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想找弟弟和我下一盘棋，弟弟也不见了。于是我就一个人在客厅里按起风琴来，玩了一下也觉得没有趣。客厅是静得很的，在我关上了风琴盖子之后，我就听见了在后屋里，或者在我的房子里是有人的。
随着学习型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提升，研究者对学习型城市发展的思考视角越来越多元化。马丽华、张雪燕从价值空间、能力空间、路径空间探讨深化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战略构思。[21]学者黄健基于第三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形成的《建设学习型城市科克行动倡议》和《学习型城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行动指南》两个标志性成果文件，从五个相关维度，分析了大会给予我国在创建学习型城市目标制定方面的多方面启迪意义。[22]
在临床疾病中，高血压是最为常见的疾病种类，此类病情归于心血管疾病，加之老年人身体情况以及记忆力都有所降低，发生服药不当是常有的事情[5]。此外，患者对此类疾病缺少一定的认识，老年人患者与子女的沟通时间较少，在治疗过程中产生负面情绪，因此实施心理护理时需加强此方面的应用对策，进而使患者感受到关心与鼓励，根据医嘱实施治疗，改善老年人不良情绪。
四、学习型城市的载体研究
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需要载体的承托。当前学习型城市的载体依托主要集中在社区教育、高等教育、公共事业机构和社会培训机构等。
社区教育（社区学院）。自学习型城市建设活动开始，社区教育就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最为坚实的力量，是学习型城市最为主要的载体，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焦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社区教育与建设学习型城市及其推动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3]并就社区教育对学习型城市的支持策略问题提出了思考。[24]对于社区教育中存在的诸如参与意识低、资源配置的不够优化、内容形式的单一、政策保障的不健全等问题，[25]研究者也从社区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功能[26]等视角提出了要激发活力、打造品牌、健全制度、完善保障的解决策略。[27]
公共事业性服务机构。公共事业性服务机构也是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生力军，尤其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纷纷推出的“书院”、“讲堂”等，塑造了公共服务性事业的本地品牌。[37]长春市图书馆以数字资源进机关、进万家的形式，通过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全方位服务[38]；深圳更是首创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作为建设全民阅读城市和学习型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39]。图书馆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做出了自身的贡献[40]。与图书馆相比，博物馆、科技馆等其他公共事业性机构，在创建学习型城市的过程中，积极性功能的发挥，显得相对薄弱。
教育机构。主要包括全日制高等院校、成人高校和党校。其一，全日制高等院校。全日制高校往往是城市中最为优质学习资源的聚集地，其独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习者的需求，[28]既能够承担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又能够承担通用型人才的打造，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的教育能量。因此，地方高校理应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可以在建设学习型城市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9]其二，成人院校。成人院校是建设学习型城市最为主要的社会力量。因此成人院校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和龙头骨干作用也愈加显现。[30]在众多成人继续教育院校中，开放大学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功能、任务、挑战等方面的研究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主题。上海电大提出了“两个一切”的办学理念，并在全国率先试行了学习“立交”沟通衔接机制。[31]广州电大建立了“广州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和“广州数字化学习港”公共服务平台[32]；中央电大曾经对全国17所电大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状况进行了综合调研，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期望与发展趋势的思考。[33]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对继续教育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张伟远教授在总结了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继续教育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定位和作用，指出未来学习型城市建设应当包括九个方面的内容，而“互联网+继续教育”则应当是长期时间内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抓手。[34]其三，党校。党校作为特殊的教育机构，作为党的理论教育阵地，在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过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周维祥指出党校必须要适应社会发展形势，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的学习型组织建设，整合资源，提高党政干部的学习与服务意识，切实地服务于社区、企业、乡村，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必要条件和有力的推动。[35]王雪芳等人具体地从发挥党校培训特点、打造党校培训品牌、服务于科学决策、创建示范活动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党校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服务的实践。[36]
国际实践。学习型城市建设起源于国外，并且在各国的实践中都取得了理想的成果。英国是国际上较早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国家，提出了“3P”策略[43]；德国在建设学习型城市时纵向上要求学习贯穿学习者的一生，创设了多元化的终身教育途径[44]；澳大利亚麦尔顿市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建设评估并进行微调[45]；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市，坚实的政策导向、温情的人文关怀、有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开放的国际交流是其实践成果中最为主要的因素[46]。在亚洲，日本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终身教育、社会教育系统[47]；韩国形成了具有典型特色的建设发展特色。[48]在非洲一些欠发达地区，注重发挥大学的作用、建设学习型社区、完善学习型城市的保障体系，则成为这些国家成功的法宝。[49]研究者在总结世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时指出，学习城市建设的主题是“包容、繁荣和可持续发展”。[50]总体而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展进程体现出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型，“人”开始成为社会和城市发展的终极关怀。[51]
五、学习型城市的实践研究
国内探索。我国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活动稍晚于国际实践。上海市建设学习型城市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工作模式创新与学习模式创新等方面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发展[52]；北京将教育综改、经济提升、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生态文明五个方面结合，迎来了学习型城市建设跨越发展的新阶段[53]；深圳积极倡导全民阅读和全民学习，探索具有深圳特色的学习型城市发展道路[54]；成都以建设世界名城为抓手，以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目标，确立高层次的发展标准和实施路径[55]；重庆市积极营造“人人终身学习、时时处处学习”的氛围，增强了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城市的综合竞争力[56]；杭州市建成了以“3L”为特征的终身教育体系和以“6W”为特征的学习体系[57]；大庆市通过创建学习型城市来有效地解决资源型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瓶颈期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58]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虽然历程不长，但是进度较快。然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够丰富，相信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推进，逐步会出现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社会培训机构。社会培训机构是政府主导的学习型平台之外，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不可忽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力量。社会职业培训机构多元化的培训方式，很好地满足了学习者丰富的个性化学习的需要。[41]但是，当前社会培训平台的发展还不是很规范，在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培训平台的运作、硬件系统的挂靠、技能认证问题、教育资源的来源等，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42]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朱善璐同志在总结北京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经验时指出，北京市将学习型城市建设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作机制，整合教育资源，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习型城市创建路径。[9]大连市将创建学习型城市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相结合，以建设北方人才高地为先决条件，以“学习革命”为主题，形成了以“学习战略实现城市价值”的大连式发展路径。[10]常州市在建设学习型城市过程中形成了以“学习能力增强竞争优势”的“常州模式”。[11]这三种模式在客观上，都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学习型城市的实践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国际实践和国内探索两个部分。
六、学习型城市的评价研究
从国际方面的影响而言，欧盟在建立学习型城市的评价体系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张创伟指出欧盟学习型城市评估体系的成功实践，也为我国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城市评估标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工具。[59]UNESCO 的学习型城市的关键特征框架，也是学习型城市评价的常用标准，研究者以此对杭州市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较为理想的成绩。[60]
二是充分利用好课间活动。课间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分钟，只有让学生迅速放松，充分得到休息、愉悦，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我们组织各班因地制宜地开发了一些乡土传统游戏，这些游戏进入角色快，游戏用具都是自主制作，一个瓦片、沙包、铁环都能作为游戏用具，运动强度适中，适合各个体质类型的学生，增强学生的灵敏素质、柔韧素质、力量素质，起到增强学生体质，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国内学习型城市评价体系判定不尽相同。但学者普遍认为确定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价量表应该将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过程性与阶段性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61]秉持综合性、系统性、易获得性、以人为本、国际可比性、简明实用、独立性的原则，兼顾时效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以及指标的权重的分配，[62]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评估与认证研究的一些基本思路。所以，有的研究者以应用现有统计数据构建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用人均数据对各指标进行处理，使各学习型城市进程的评价能具有量化的依据[63]；有的研究者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构建了18个学习型城市建设指标题项，对学习型城市活动开展前后的绩效程度进行进一步检验[64]；有的研究者提出将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应用到该研究中，以解决被评价对象无法具体量化、权重不易判断的多层次指标综合评价问题[65]；还有一些研究者基于当前信息社会数字化生活成为城市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尝试构建了数字化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框架。[66]当然，我国学习型城市的评估体系还在逐渐的建构中，各城市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应根据自身的客观实际，确定评估指标体系，并制定阶段性的量化标准（阶段性目标），从而对学习型城市建设进展情况进行必要的量化评估。
七、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经验研究
对经验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将工作推向纵深发展。欧阳忠明教授围绕学习型城市的基本内涵、国别实践、参与群体以及质量评估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呈现了基于国际学习型城市建设研究的内容与特点。[67]王仁彧指出只有坚持动态发展、综合评定和区域差异化推进的指导思想，坚持多元融合参与，以及社会有效认同与协调进步的原则，学习型城市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人与社会的进步。[68]总结与分析国际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与理念，是为了更好的洋为中用，我国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时，应当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广泛的社会效益[69]，“坚持以党政为主导，充分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实施政府推动与社会推动相结合的运行机制。”[70]
八、思考与展望
通过对我国近20年来学习型城市研究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成绩斐然，引人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成果方面还有待加强，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学习城市的理念认识深度不够，很多市民认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是政府的事，没有认识到与自身的关系。第二，顶层设计层次性不够突出，部分城市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城市的顶层设计，而是随大流。第三，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研究视角不够开阔，大多集中于教育学，而忽视与其他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关系。第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内容和形式过于传统，需要进一步创新。第五，对学习型组织研究不够，大部分研究囿于层面而缺少对具体组织的思考。第六，学习型城市的评估体系不够实际，评价体制一刀切，缺少针对性，且评估结果及其对未来的发展的指导性研究较少。
由上表可知，从五个流畅体验特征来看每周活动时间不同，特征也会有显著差异。波动最大的是时间的变换，说明这个特征与活动时间有较大关系，其他四个特征波动较小。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活动10h之后，各特征数值都比较高，说明每周在活动10h以上之后比在活动10h以下更能获得流畅体验。
学习型城市建设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与进步的重要“生产力”。反思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让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思路进一步开阔，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品质。展望未来的学习型城市建设，应当继续加强与落实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扩大学习型城市理念的影响，使所有国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和践行。第二，国家和政府应制定出切实的资历框架，理清建设思路，使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第三，拓宽与打通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学科范围，实现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立体思维方式。第四，建设既具有共性同时又具有个性的区域化的学习型城市格局，使城市文化与城市底蕴融入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中，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互动、“隐性城市文化”与“显性城市记忆”的融合。第五，制定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确定主要要素与相对框架，同时赋予各区域性城市以“柔性指标”，将历史的存在与时代的动态发展相结合，确立并制定出整体性的评价指标体系。
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在取得连连佳绩的情况下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有理由相信，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支持下，在国际、国内学习型城市建设活动日益丰富的推动下，在各界学者、研究者不断的关注下，我国学习型城市的研究也必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厚、越来越展现出卓越的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在价值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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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385（2019）04-0032-06
收稿日期： 2019-05-05
作者简介： 张桂琴，女，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远程教育研究。
标签：学习型城市论文; 研究现状论文; 研究综述论文; 思考与展望论文; 国家开放大学学习型城市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