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波夫和社会语言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社会论文,拉波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索绪尔开创的以研究语言系统本体结构规律为核心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的近一个世纪，语言科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由于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集中精力对语言系统内在的结构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在方法论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从此，语言学不再是哲学家和语言大师的专利，也不再是高深莫测的象牙塔内的绝学，它走向了社会，走近了普通人。只要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遵循一定的方法，经过努力，就可以取得一定成果。一门科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这门科学就到了成熟的阶段。但是，即使是真理也不能绝对化，不能强调过分了。结构主义太强调语言系统的自主性，那样就越来越脱离社会和人，而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是须臾不能脱离社会和组成社会的人的。把语言看成一种近乎自然现象的自在物，把语言系统的系统性绝对化，必然解释不了很多由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造成的复杂现象。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路子越走越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这样就有一部分语言学家重新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强调语言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强调各种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对语言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语言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社会语言学。
传统语言学并不是不考虑语言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他们或多或少注意到了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并且得出了语言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正确结论。但是传统语言学只是在研究和分析语言现象时顺便谈到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并没有系统地把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来研究。如果说19世纪的语言学的主流是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为重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那么20世纪语言学的主流就是以研究语言的结构系统为重点的结构语言学。到了4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并由于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在一段时间内力求割断和传统语言学的联系，并且一再宣称语言科学只是从他们才开始建立起来的，在他们以前根本没有科学的语言学。他们还只承认研究语言结构的语言学是语言学，根本不承认研究语言跟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语言学是语言学。这当然是一种偏见，可是却在一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很多人对研究社会跟语言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语言学的看法。结果，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语言学就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划了等号，语言就不再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社会理论就不再是语言学理论。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不少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再次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的时候，就不得不用一个新的术语来称呼这方面的研究，这就是socio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但是不少人认为“社会语言学”不是正统的语言学，也不是语言学的一门分支科学，而最多只是一门跟社会学和语言学都有点关系的边缘科学。“社会语言学”在美国得到正式认可是在1964 年。这一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的社会语言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olinguistics）召开了一次为期8周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联合讨论会，从此社会语言学在美国获得了合法地位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在初期，这样一门新兴的学科，由于各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各不相同，有人称之为语言社会学，有人则称之为社会语言学，还有人称之为语言人类学、人类语言学等等。
众所周知，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大部分殖民地获得了独立，在亚洲和非洲建立了一大批新兴的国家。一开始这些国家由于内部民族成分并不单纯，而且长期使用宗主国的语言，独立以后就有一个确立本民族的民族语言和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的迫切问题。在一个短时期内沿用过去宗主国的语言是不得已的事情，民族解放了，国家独立了，就应该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自己的官方语言，因为这实际上也牵涉到一个民族尊严和国家尊严的问题。由于这种社会需要，语言学家就要研究确立国家的官方语言和民族的共同语的问题。这一类研究后来也称为“语言规划”，因为重点是研究选择和确立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和语言规范，选择和确立官方语言的问题。这样的社会规划实际上是社会主动对语言的干预，是对社会语言生活的规划。这类研究后来也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因为语言规划是从宏观方面来调节社会的语言生活，而不是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细节问题。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获得解放和新生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三大语言政策，也就是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就反映了这一社会潮流，而有关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为宏观社会语言学或语言规划。语言规划主要研究社会对语言生活的干预。但是，语言学家并没有忽视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的拉波夫作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他系统地运用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来研究语言系统方面的社会差异跟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揭示了一系列平时似乎难以解释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又意味着什么；不仅仅如此，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还可以揭示语言演变的历史进程。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已经发现语言的不同地区的差异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的语言状况，因此比较不同地区的差异可以重建语言演变的历史。现在拉波夫发现，比较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语言差异同样可以重建或揭示语言演变的进程，特别是发生在当前的演变进程。他在1963年发表的《一种语音演变的社会动机》，通过对美国马萨诸塞州玛塞葡萄园岛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种族的居民对英语／ay／和／aw／这两个复合元音中第一个元音的不同发音的频率和分布情况的调查，以及通过对这种语音上的差异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分析来确定是哪些社会因素影响了这种语音上的差异，从而揭示了社会因素对语音差异和语音历史演变的影响。1966年拉波夫又发表《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化》（1966.Washington.D.C.：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其中关于“纽约市百货公司（r）音的社会分化”的研究成了社会语言学调查统计的经典作品。 由于拉波夫在社会语言学领域的重大贡献，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拉波夫的名字就和社会语言学联系在一起而几乎分不开了。
“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本身是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语言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研究，从语言系统的结构来研究语言的是语言的结构理论，这一类可以称之为结构语言学；从语言跟社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来研究语言的是语言的社会理论，这一类可以称之为社会语言学；从实用目的来研究语言的是语言的实用理论，不妨称之为实用语言学。任何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分科越来越完备和合理，这是一门科学日趋成熟的表现。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原本是语言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社会”二字是表示研究的重点，同时也可以跟“结构语言学”、“实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等有所区别。如果要说成加“社会”二字就说明“社会语言学”不是“语言学”，最多只是一门跟语言学沾点边的边缘科学，那恐怕只是一种偏见了。即使在美国，一些没有偏见的学者也认为语言学既包含结构语言学，也包括社会语言学，没有理由把社会语言学摈斥于语言学的大门之外。拉波夫就说过：“如果没有必要和完全脱离社会环境的语言研究相对比，我宁愿说这就是语言学。”连主张建立语言社会学的费什曼（Joshua A.Fishman）也认为：一旦语言学家认识到研究语言必须结合社会时，“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就不需要了，因为这样的研究就是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语言学界历来重视语言和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强烈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一种力图摆脱社会因素而孤立研究语言结构的倾向，但是应该说还不像美国那样极端，也没有人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跟语言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方面。1988年时任中国国家语委主任的陈原率先发表《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开山之作。陈原的《社会语言学》显然受到美国社会语言学的影响，所以四项专题中包括了“变异”“定量”两讲。但是，陈原研究的重点还是在语言规划和语言规范化等等跟他从事的工作密切有关的方面，这是十分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归到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范围。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发展比较快，成为国内社会语言学的主流，并且扩展到“理发语言”、“叫卖语言”、“广告语言”等等特殊领域。改革开放以后胡明扬从拉波夫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并采用拉波夫的调查统计方法，开始从事北京话和普通话的社会调查，在1988年发表《北京话社会调查（1981）》。胡明扬走的是微观社会语言学的路子，重点放在社会调查方面，他的兴趣是在通过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统计方法来解决语言本体研究领域的疑难问题。当时吕叔湘先生大力支持这种研究，但是也有人反对。有的人不很了解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科学性，因此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社会调查数据缺乏可信度，甚至认为连“语言社会调查”这样的提法就是“不通的”，不符合汉语“规范”的。这当然是因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完全不了解社会调查的随机性保证了代表性以及严格的统计分析程序已经考虑了可能的误差等等统计学的原理引起的。直到现在，很多人对社会语言学调查还是很不了解，因为纯文科出身的语言学家不了解社会学和统计学。另外一些人则由于正规的社会调查研究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财力而望而却步，所以总的说来，以广泛的社会调查统计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微观社会语言学在国内发展比较慢，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也比较少，发展的空间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