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东欧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一种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虽然宣称糅和了两种社会制度的长处，摒弃了二者的不足，但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另一种则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既要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又要力图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实质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至于苏东剧变后东欧的“第三条道路”，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各国新老社会党提出的主张和宣言来看，可以说是西欧社会党主张的翻版，是从现实社会主义道路回到“具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历史倒退。所以，社会党国际和现在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只要资本主义的好处，而不要其弊端的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已。
与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不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是冷战前后的产物。从东欧国家改革理论的出发点和实践中的情况来看，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资本主义道路，也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种“第三条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最终没有能走下去，但它毕竟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因此它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萌生于二战以后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中。二战结束后，根据战时美、苏、英三方达成的协议，战后的东欧国家应建立民主政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欧国家时时出现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波兰的哥穆尔卡在1943年就认为，战后的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可以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新社会，而不一定要照搬苏联模式，可以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即“人民民主道路”或“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40。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也提出类似主张，认为：“我们共和国正经历着特殊的发展，这不能套入任何公式。我们必须寻求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1]96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清楚地表达为：社会主义“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形式，还可以有别的不同形式。”
然而，这种“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很快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中断。冷战的爆发使东欧各国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建立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移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异体排斥反应。在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因素作用下，一些东欧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这些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在侧重点上不尽相同，有的侧重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有的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都以农业改革为出发点，不同程度地“纠正”了农业集体化。在工业领域，以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为典型，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赋予市场以积极的作用；在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上不拘一格，按照实际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经济组织形式。一般来说，在政治体制上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提高议会的作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卡达尔为领袖的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紧接着宣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的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作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情况，沿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1]142 由于“第三条道路”的提法是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因此，在冷战的背景和苏联的严密控制下，东欧改革派的领导人一般避免直接提出这个字眼，而冠之以“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提法。直到“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流亡国外的奥塔·希克才正式提出东欧国家应该走“第三条道路”的观点。然而，由于苏联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干预，东欧国家在二战后的种种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甚至像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匈牙利外交部长拉伊克等许多高级干部，都在苏联保安机关直接参与下，以“铁托分子”罪名被处决。而波兰党内有1／4的党员、捷共有7万名党员，遭到了株连和清洗。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给东欧各国松绑，加速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催化了东欧的变化并促使东欧各国的反对派借势突起。东欧国家的执政党先后改弦易辙更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导致政权旁落到右翼政治势力手中，但右翼政权根本无力治理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人民怨声载道。不久，大部分东欧国家中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左派在大选中纷纷获胜上台执政。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东欧社会民主党主张应摒弃现实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做法，同时也反对在本国建立起19世纪掠夺式资本主义而应走“第三条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不反对私有化，主张根据本国的实际条件建立混合经济。
在波兰，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了以“协商对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目的是寻求“适合波兰国情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宣布消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表示“准备同每一个遵守国家宪法秩序，珍视人民与国家利益和美好未来的建设性政治力量进行对话和共同寻找谅解的形式，不管其政治方向和思想意向如何。”[1]452—453 正是这种理论探讨构成了波兰制度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1980年团结工会兴起后，波兰党内一片混乱，各种“横向结构”和“论坛”纷纷出笼。但是以第一书记卡尼亚为代表的主流派赢得了主导地位，顶住了苏联和党内强硬派的压力，以和缓的态度对待这场席卷全国的工人运动，没有照苏联的调子把它定性为“反革命”，而将其看成“工人阶级反对工人政党”的运动。1981年7月14日， 卡尼亚指出：工人抗议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原则；不是反对人民政权，“不是反对恶劣的掌权方反党，而是反对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在党的九大上，他们确定了以“协商对话”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线”，并且在党的纲领中第一次规定教徒也可以入党。但是，党和政府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最后，在团结工会打算夺权、苏联准备出兵干预的危急关头，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对波兰全境实行军管，取缔团结工会，停止一切社会活动。尽管如此，党依然坚持“革新”路线。在1982年的中央全会上，他们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大大扩大职工对企业的管理”，“党将灵活地选择符合波兰国情的方法，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特征是：波兰应成为完全的工人自治共和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展开相互竞争。这一理论比“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走得更远，所以同样遭到了苏共和党内强硬派的批判。
在匈牙利，虽然经历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有停止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步伐，只是更加谨慎了。卡达尔随后提出了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是为了人而存在的。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文明，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不能损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要把逐步地、经常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到新政策的中心位置，竭尽全力满足居民的消费和保证充足的供应。他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农业，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证农业也能获得迅速的发展[1]359—360。1957年，匈牙利建立了经济改革的专门机构，负责评价过去的体制和草拟改革大纲。经过10年的酝酿、探索和试验，终于找到了一种崭新的管理体制，决定从1968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新体制，既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南斯拉夫分权的市场经济，而是把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既保持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又发挥微观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领导于1967年底进行改组，杜布切克接任第一书记，改革派占据了优势。次年4月， 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全面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行动纲领》。该纲领主张，在经济方面，实行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市场机制，鼓励竞争；实行民主管理，职工自治。在政治方面，改革党的政治职能和领导方式，取消权力过分集中和党直接管理行政；保证国家机构、代议机构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改革选举制度，确保公民的民主权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方案比匈牙利更进了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把这一冲破苏联模式的举动称为“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离开了社会主义”，突然派出50万大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又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等为借口，向匈牙利施加压力，指责它的新体制“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然而，匈牙利仍然以灵活的方式坚持进行改革。到了1984年匈党中央全会又通过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决议，并在实践中积累了处理计划平衡与市场调节关系和运用经济杠杆管理经济的丰富经验。
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说到底，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制度斗争的结果。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属于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政治思潮。由于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这一非苏联模式的政治思潮更多地隐含在其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中。从来源上看，是处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又曾经与苏联模式的失败共生共荣。由于这种思潮的非科学性，它虽然在否定苏联模式的封闭性、极端性方面，在适应社会转型、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极性大于积极性，最终使其改革一步步远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反思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成败和得失的时候，笔者认为，从其进行的思想理论的宣传和教育角度，可以得到如下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重视社会和谐的思想教育。苏东剧变后，现任波共盟主席兹·维克多尔就认为，波兰原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薄弱的一环。一方面，有一部分共产党人肤浅地、教条主义式地理解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又对按照这一理论执掌政权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波兰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也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持赞成态度，许多人把自己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看成是外来的、被异化了的怪物，看成是敌对的、同以往的政治形态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这就给右翼复辟势力的复活和发展提供了温床，导致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旧体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它们都不完善，因此存在着弊病，需要进行改革。他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忽视市场，在上层建筑方面忽视宗教。“‘同上帝作斗争’使我们远离信教的基本群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与俄共把与东正教和解当作反思过去的最重要之点十分类似。在“新社会主义”者中属于最“传统”者的南斯拉夫新共盟主席拉·克尔斯马诺维奇则认为：“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看起来与众不同，我们最接近于克服冒牌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代表人物造成的裂痕。但是它却未能避免另一个陷阱——化整为零，从而使各种利己主义控制了普遍利益，为此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显然，这也是一种“不完善”之说，虽然它与另一种“不完善”之说相反，即认为缺陷在于过分的分权而不是过分的集权。
其次，必须解放思想，更新思想理论宣传与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东剧变后虽然演变为匈牙利社会党，但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等各个领域全面向西方靠近的形势下，他们却反思失去政权的教训，提出党的思想理论要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要求，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他们审时度势，提出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法治国家，建立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合理分配收入的人道的社会，强调立足于匈牙利国情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继承匈牙利民族价值、左派价值和社会目标，及时更新思想理念。匈牙利社会党经过反思、调整和创新，改善了形象，扩大了影响，使得该党在1994年和2002年两次赢得大选[2]。
再次，必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东欧“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以及它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取得的有限成就，模糊了共产党人的认识，为右翼势力在东欧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条道路”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比较普遍地主张，在不放弃党的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实现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民主；在不放弃公有制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经济市场化；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的指导地位的立场下，实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则下，摒弃斯大林模式。当东欧国家的原无产阶级执政党面对社会现实中积累的各种问题时，却不敢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身做出艰苦的努力，而是采取了失败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做法，幻想通过移花接木的办法达到制度改良和社会进步的目的，这是东欧剧变的重要教训之一。
东欧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存在着两重性矛盾。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选择在于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苏联的强制下企求为自己松绑，寻找适合于自己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民主道路。它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改革尝试联系在一起，暴露了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端，打破了它的神圣不可触犯性。从消极方面来看，这种选择由于药方不对，使改革变成了“改向”，放弃了社会主义，最终导致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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