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与挑战：当代中国的妇女学与妇女／性别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社会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前景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①是对中国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②的兴起及发展的回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两个比较新的、相互关联的学术领域。③在挑战传统学科中以男性为主、扭曲妇女的观念，将妇女置于理论分析的中心地位，并在研究领域让妇女有发言权，强调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方面，这两个领域与美国的相同领域具有一定的共性。而伴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中国的这两个领域在机构设置、理论、议题和行动重点等方面又有着自己的特色。
我们首先是引用由中国本土和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出版物与研究成果，打算将翻译和传播地方性知识给非华语读者作为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如果与讨论密切相关，我们也使用英文资料。④我们并不认为在本文的回顾中，已穷尽所有的与妇女和性别研究相关的资料，而是在主要出版物中关注重要的当代研究。⑤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社会、经济、地理、民族的多样性，本文不可能涵盖那里所有的关于妇女与性别议题的研究。此外，妇女与性别研究在中国具有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y)，并由各种行动者、学者、全国妇联和各级妇联的研究人员，及党校的科研人员、妇女非政府组织(NGO)活动家共同推进，这是本文更难以涵盖的一个广阔领域。因此，我们主要回顾了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发展，尤其是反映学者和活动家在中国开创这两个研究领域方面的学术贡献。
将简单的如“women”、“women's studies”之类的单词翻译成中文所遇到的挑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些专业术语的翻译，如“feminism”、“gender”、“NGOs”在华人学者中仍具较大的争议（王金玲，2000a,2000b; Z.Wang,1998a; Zhang,2001）。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将中国的学术成果翻译为英文当中。例如，中国的妇女研究有不同的术语，每一术语在重点、内涵及对理论和研究的含义上都有细微的差异。这里，我们将“妇女学”一词归之于一个更大范畴的概念，它包括学术和学术以外的其它有关妇女的研究行动。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考察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是如何极大地形塑了中国的妇女和性别议题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妇女学以及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特征和知识生产。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和思想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由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构建起来的，因此，知识生产是与权力和观念相关联的，以作为对现有社会秩序和统治关系的支持(Mannheim,1936; Tucker,1978)。社会学的重要任务是研究观念是如何被植入到知识生产者的社会经验中，这些观念如何得以建构、知识如何得以传递到社会历史环境中。我们特别关注在社会主义中国，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知识生产之动态过程。首先，我们讨论引起中国妇女学出现和发展的历史、社会、政治等因素。同样，我们从知识发展过程、学术地位、内容、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等方面检视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其次，我们阐述了两个领域由此而来的共有的特征与议题。最后，我们论证这些特征是如何与当今中国作为这两大领域理论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女性主义进行动态相互作用中发生演变的。
一、妇女研究／妇女学的起源和发展
由于妇女研究／妇女学的发展与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创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此我们首先论证中国妇女研究／妇女学的源起。然后，在以下两个主题基础上——本土和全球的互动、“学科建设”——讨论妇女研究／妇女学的发展，以展现这一新领域知识生产的智力空间的社会背景和动态过程。
（一）源起
虽然有关妇女问题的公开讨论始于1890年代中期的改良运动，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1915-1925)被普遍视为中国有关妇女研究的第一次浪潮。旨在振兴民族的反帝、反孔、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运动使得妇女议题成为公众和学者话语的一大焦点。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潮的引进，为文化的启蒙和现代中国鼓吹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的兴起提供了动力。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19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推进妇女解放做出了重大努力。⑥这一时期有助于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有关妇女的权威理论和意识形态，这极大地影响了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并奠定了有关当代妇女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中国妇女研究的新浪潮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基于城市的妇女运动(Wesoky,2002; Zhang,1995)。伴随着更为多元化的经济形态和宽松的政治、社会和学术环境，这一运动是对经济改革中妇女所面临新旧问题的一个直接回应。这一新浪潮以妇女作为妇女自我意识的崛起、妇女新组织的组建、维护妇女的权利和权益行动新形式的创建和有关妇女新话语的开创为特征。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同时，新的妇女研究有别于早期。第一，虽然男性学者推动了第一波有关妇女研究的浪潮，但新的领域却是由妇女自己开创和大力倡导的。第二，新的研究领域更多的是由妇女自下而上而不是由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结果，它强调妇女自己的身份和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第三，目前更关注对妇女研究的学科建设，挑战妇女与她们所处的社会世界的传统知识。对此，主要的推动者是全国妇联——担负着代表国家和妇女双重使命的全国性妇女组织，以及学界的学者。⑦除了解决问题，这一群体通过社会调查和对妇女以往经历的再思考，运用知识的力量更好地理解了妇女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条件，包括共产党有关妇女理论和实践的遗产。因此，中国的妇女研究／妇女学与其说像西方一样是妇女运动结果，远不如说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发展。
（二）区域发展与全球化影响
在中国，不到20年的时间里，妇女研究／妇女学已成为影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和妇女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就总体而言，妇女研究／妇女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0年代初到1993年初的开始与巩固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扩展与国际化时期。以1993年为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FWCW)对该领域发展的影响被加以强调。“国际化”一词被用来突显中国与“国际接轨”及融入到跨国妇女运动中的努力与合作。
在第一阶段，全国妇联内外的研究型组织为妇女议题的研究做了最初努力（仪缨，2000）。在全国妇联的领导下，在省和某些市一级的层面上建立了妇女研究会，带动了一批有兴趣的学者和职业妇女共同研究妇女议题。全国妇联于1980年代初开始婚姻与家庭研究，但是妇女议题很快在其他方面的调查中扩展开来。在学术界，由妇女研究／妇女学领域的先行者李小江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群体——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于1985年在郑州大学建立。1989年，妇女研究领域开始起飞并且自身得到了巩固(Lin et al.,1998)。自1993年上半年开始，所谓的“一所四中心”成为中国妇女研究的重要支持力量，它们分别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郑州大学、杭州大学⑧、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四所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后来，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也加入其中。在1985-1989年间，中国学者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是间接和零星的。而到了1990年代，这一交流扩展为直接的、组织间的合作和项目合作（杜芳琴，1996；谭深，1995）。当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加入到这股力量中来时，中国于1993年建立了妇女研究／妇女学支持网络。还有40多种妇女杂志和报刊——大多是妇联系统的，其中既有《中国妇女报》，也有《妇女研究论丛》，后者为中国目前唯一的聚焦于妇女研究的刊物。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也开展了对妇女实际问题的研究。现实研究针对妇女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展开，诸如失业、移民、孕妇利益、离婚、家庭暴力、犯罪及对妇女的性贩卖(Chow,2003; Liu,1999)。有关妇女状况和地位核心议题的内容成为若干大型调查的主题(Tan,1995)。例如，关于如何提高妇女自身素质和改善妇女成才环境成为研究的焦点，这反映了人们对妇女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妇女解放的关心：其障碍是妇女本身还是社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进一步检验和评判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产生了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理论和中国妇女运动史的出版物（全国妇联，1986,1988,1989; J.Liu,1989; Luo,1986；陶春芳，1991）。
第二时期的标志是：从1993年起中国积极筹备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并动员民众参加非政府组织(NGO)论坛，后者掀起了大学中建立妇女研究中心的高潮。在1993年9月至1995年5月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从原来的5个增加到18个；其他13个于1999年12月前成立。妇女研究中心也找到了自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他社会研究机构之路。这种扩张标志着中国妇女研究机构的发展模式从1980年代的集中于妇联系统转变为1990年代的在学术界中成长（杜芳琴，2000；仪缨，2000）。然而，这种政治推动性的扩展在妇女研究中心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多样性。目前，尽管已建立的妇女中心多数还能保持活力，但有些中心已名存实亡，没有实际的教学或科研项目；有些缺乏女权／女性主义批判视角；有一些后来就没有什么活动。更糟糕的是，还有的提供一些包括打着“妇女”的旗号，其实是在出售商品化的“女人味”(femininity)的课程（王政，个人的评论，2003.7）。这种现象促使学者在1990年代末再次聚焦学科建设。
同第一时期相比，第二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国际妇女运动和组织影响力的明显增强。中国学者和行动者加强了与他们的同行以及诸如中国妇女研究会的组织之间直接的交流。⑨《北京宣言》和《联合国行动纲领》强调的世界范围内的对妇女的关切点将有关妇女研究的新主题引入了中国的妇女研究／妇女学，架构了中国妇女研究／妇女学在国际文件框架内的理论和分析视角（即新的语言和性别视角）。有关妇女与传媒的研究，还有有关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研究／服务／干预在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性别、发展、生殖健康、人权、环境和减少贫困等概念和视角，也为检视变化的中国妇女议题提供了多种新的分析概念（杜芳琴，2001；Liu,1999）。而不断增加的国外资金的流入，也对中国的妇女学者和行动者针对上述问题开展具有实证基础的项目具有导向作用。这有助于增进对农村妇女的研究——这在第一个时期是有所不足的（高小贤，1999），从而带来妇女与发展研究领域的进展。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影响下开展的有关现实问题和议题的研究在第二个时期的早些年占主导地位，但近几年来，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特别关注。
（三）学科的建构
当有关妇女议题的研究在1980年代初起步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women's studies”一词有三种译法：妇女学、妇女研究、女性学（杜芳琴，2001）。对这个新兴领域的兴趣引发了一场是否要在中国建立妇女学的争论(W.Wang,1988; Z.Wang,1998a)。尽管全国妇联有一位高层理论家反对采纳“妇女学”一词，鄙弃其西方性和资产阶级性，力图以“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论研究”来与之相区别，但妇女学还是建立起来了。不仅在学术场合，而且在总体有关中国妇女议题研究的集体努力上，“妇女学”一词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被理解为是一门将对妇女议题持现代、科学态度的学科。后来，“妇女研究”一词变得流行，具有代表性的是那些在1985-1987年间设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妇女研究组织被命名为妇女研究中心，虽然其中有不少中心都与妇联挂钩，并声称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是妇女学研究。
“学”一词的意思是“学科”（英文中是“ology”），在中国，从妇女研究／妇女学的起始之时，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就是一个热点讨论的话题。当时，学科建设的焦点是展望和概念化：这门学科是什么样的，它的指导理论框架该是什么，应包括什么？对此，一方面，讨论从李小江(1987)的著作开始，按她的理解，妇女学是一个在现有学科中增添了妇女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群（如妇女史、妇女社会学）。她认为应该使妇女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她提出，妇女学研究方法之一是从“有性人(sexed being)”的视角检视整个人类的存在。她主编了一套超过了12部的妇女研究丛书，其中第一部于1988年出版。另一方面，河南省妇女联合会的贺正时(1987)认为以促进妇女解放为目标，应将妇女面临的问题作为妇女研究的主题。因此她提出妇女学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她在理论框架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些研究者是如何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妇女学相结合。另一位妇联系统的研究人员丁娟则认为许多学者已经“接受妇女学的外壳”，并预言，“在妇女学的名义下，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将会有新的突破”。（丁娟，1992:195）而北京市妇联的熊玉梅等(1992)主编的论文反映了1980年代以后的十年中有关妇女理论研究的状况。该书中有关“女性学”(female disciplines)部分，包括妇女人类学、女性人口研究、妇女社会学、妇女心理学、妇女文学、妇女与性学，以及妇女与法律。⑩一些学者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试图将妇女学带入自己的学科或项目／课题研究。在这一时期，虽然开设了少数关于“妇女”的课程，但妇女学的教学未得到较多的重视。
虽然1992年之后，由于经济改革的深入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妇女学学科建设被置于次要地位，但在1990年代中期，这个领域得到一些成长和项目的支持。对妇女学学科建设重视的又一次出现是在1998年由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上，而在之后一系列的专门会议上，妇女学学科建设也获得了动力（东北师范大学，2002；孙晓梅，1999；王金玲，2001）。同时，在法学的三级学科中，妇女问题研究也成为主要立项之一(11)。作为对强调以教育为发展之本的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的回应，除传统的妇女干部培训工作以外，全国妇联面向全体妇女扩大了相应的学历教育（顾秀莲，2001）。(12)其中心学校，现在叫中华女子学院，建立了女性学系，并实施了一项与香港中文大学及美国密西根大学合办的有关妇女学学士后文凭课程计划。(13)
作为现今所有的学科建设努力之一，开始于2000年的“发展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最明显地标志着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新时期。这个项目由中国女性主义史学家杜芳琴和旅美学者王政牵头，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14)它特别强调：(1)有责任将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和妇女学的原理性分析概念；(2)结合海外研究成果，通过一系列的读书研讨班，以评估这些成果对中国的适用性；(3)通过国内进行研究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建设和师资培训，以实现理论建设、课程发展和师资发展目标；(4)针对历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三个学科优先开展研究。这三门学科都出版了各具特色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并分享对女权／女性主义思想、理论分析框架、方法论等的总体理解，这从总体上构建了一个妇女学教学的共同园地。(15)该项目代表了将不同的学科系统性地结合在一起，以使妇女学成为一个独立的跨学科的领域，作为一个起跳板服务于中国大学妇女学的未采发展的第一次组织化的努力。杜芳琴和王政以“妇女学”一词专指国内外大学中女权／女性主义教学和研究，而使用“妇女研究”一词来指称除此之外中国其它的关于妇女的研究行动，虽然很遗憾，“妇女研究”正在成为“所有与妇女相关的议题的研究”（杜芳琴，2001；Wang,1998a,2000）。因为认为课程改革和知识生产对该领域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她们与其他一些人一起，持有“回归校园”的观点。(16)
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发展
在本节中，我们讨论当中国恢复社会学时妇女／性别社会学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并且检视这一社会学分支学科通过研究和教学在各方面的发展及知识的生产与变革。在接下去的内容中，我们还会讨论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以及这两者所共有的理论基础。
（一）学术地位与发展
自十九世纪末被引进中国，社会学到1930年代就已作为一门学科得到了发展(Lu,2000)。由于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中国政府于1952年取消了社会学，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研究。1979年，由经济改革引发了知识复兴，社会学获得重建。当时，所谓的妇女社会学并未出现。1980年，社会学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随后第一个社会学系在上海大学成立（王康，1989；郑杭生，1989）。来自国家、省市和地方各级的社科院以及高等院校的学者们一起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重视。根据学科的划分，妇女学置于社会学门下。中国妇女社会学的早期研究者，通常是从其他学科转入，因此有着多种学术背景。
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妇女研究，社会学被认为是最适合研究有关妇女角色变化、地位和后改革时代面临的问题等包容一切的领域。社会学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方面有专长，这使得它非常适合对宏观变迁力量是如何导致社会体制、个体、意识形态、文化等变化，社会问题和不平等，国家和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检视。学者们开始在调查中增加“妇女”内容，并且研究妇女问题性质、内涵、普遍性和解决方案。举例来说，1986年，王金玲有关“社会应为妇女生育抚育后代承担责任，建议建立妇女生育基金的研究引起了公众”的讨论，在一些城市改变了原来由企业提供妇女生育福利的体制，转为由本地政府设立专门的基金项目，从而降低了不愿雇佣妇女的企业的比例，有超过500个的市县建立了这一基金(17)（孟宪范，1995）。该时期的研究往往是描述多于分析，更倾向于改革政策以解决问题而不是理论的建设。
1990年代初期，由于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恢复了自己的科学地位，更多学者，特别是那些经过正规社会学训练的学者加入到了社会学调查队伍中。这些学者专注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探讨社会经济的转变对城乡妇女角色的转变、地位、福祉与前景的影响（如，全国妇联，1995；蔡磊，1995；盂宪范，1995；沙吉才，1995a，1995b；沙莲香，1995；陶春芳、蒋永萍，1995；佟新，2000；Xin,1993）。四大优先研究领域为：(1)职业区隔(segregation)；(2)妇女的就业选择和工作；(3)有偿就业及无偿家务劳动；(4)妇女生育和工作。做纯理论研究的压力要求妇女学者在保持边缘的批判性和对主流／男流社会学的挑战的同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妇女议题。两个由李银河——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女社会学家分别在1989和1991年完成的两个调查：前者是有关妇女择偶标准的，后者是有关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与性的，都是用社会学方法系统地探讨妇女议题的好例子。由于对社会学方法运用的圆熟，这两项研究获得了主流社会学家充分的肯定。
不过，根据谭深(1995)的研究，当时在中国，有关妇女的社会学研究进入社会学主流的途径狭窄，只有少数几篇文章能够发表在如《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学年鉴》之类的顶级出版物上。1994年《社会学研究》进行的有关男女平等的辩论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点。以功能主义为视角，郑也夫(1994)认为在国家推动下的追求男女平等扰乱了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造成了异乎寻常的另一种不平等——“弱者对强者的剥夺”。孙立平(1994)提出妇女回家是一种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回归传统的两性关系的方法。这些当时在中国社会学界冉冉升起的年轻男明星的观点受到了来自女学者的强烈批评。有人反驳道，基本价值体系和性别意识形态的差异，阻碍了这两位男学者发现妇女利益的合理性和妇女的社会价值，以及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效益的“社会利益”中的妇女主体性。
正如Karl Mannheim(1936)所发现的，新的理念和知识大多是在社会迅速转型(social change)期快节奏地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1995年世妇会的召开，大大加快和拓宽了中国的妇女学者与她们同行间的学术交流，女性主义知识介绍到中国和有关妇女的研究进入到主流社会学变得容易了。在1994年末，妇女社会学家能够从中国社科院获得资助，召开了第一个有关妇女议题的学术研讨会。更多的妇女研究成果也出现在《社会学研究》上。该刊物还开辟了新专栏，如1999年第五期的“性别与发展”。2000年出版的《社会学年鉴(1995-1998)》刊发了第一篇关于女性主义社会学初探的文章（吴小英，2000）。
（二）观点和内容
妇女社会学最显著的贡献之一是坚持首先关注妇女，以及把社会性别平等作为社会学调查的目的、立场和知识生产的内容。根据王金玲(2000b)的研究，目前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立场一般可以划为两大类——性别中立(gender neutral)和妇女中心化(women centered)。一些接受过实证传统训练的社会学家坚持认为可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性别中立，而妇女中心论观点的支持者反驳说纯粹的客观性和性别中立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体无法完全将她／他自己从价值观和主观感受中独立出来。他们强调妇女应该被置于分析的中心，被视为主体而非仅仅是研究的对象。王金玲发现这两种立场共存于当代中国有关妇女的社会学研究中。
伴随着质和量上出现的变化，1995年世妇会的成功筹备和经历进一步开创了中国有关妇女议题社会学研究的新阶段。社会性别(gender)和女权／女性主义视角的引入有助于丰富新兴妇女主题，诸如国际移民、沿海外贸企业就业、传媒、家庭暴力、健康、性工作者、发展等的研究。在“社会性别”是否应该被纳入到中国妇女研究的论争中，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那些接受了“社会性别培训”的农村妇女当中（高小贤，1999；谭琳、李建新，1995）。尽管发展领域一般都是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所主导，但社会性别视角和包含了跨国女权／女性主义知识及实践的第三世界视角渗入到中国，这从中国本土的社会性别与发展组织（GAD网络）的活动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而由于如乐施会之类组织的积极参与，目前欧洲女权／女性主义思想对发展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就内容而言，王金玲(2000a)认为中国的妇女／性别社会学至少可以划分为10大分支领域。它们是社会分层、社会化、就业、文化和教育、健康、公共政策、婚姻和家庭、犯罪和越轨、发展、比较与历史研究。对于每个领域，她分析了已经做了什么和还需要做什么。不久前出版的两卷本文集《妇女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对中国该领域的学术发展做了回顾（王金玲，2002b）。就以社会分层为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处于分层研究的边缘地位，而且还没有对中国主流社会学中有关分层的定义、分化过程(differentiation process)和结果进行挑战。分层研究往往缺乏基于社会性别的分类数据，这使得性别比较研究难以进行；虽然民族的变量已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是直接将社会性别与阶级／阶层、民族、年龄和性做交互(intersection)分析的研究较少。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优先关注冲淡了有关社会性别分层研究的理论贡献。
一些研究的关注点已扩展到来自农村地区（如，全国妇联，1995；杜芳琴，1993；高小贤，1994；金一虹，1998）、边远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如，和钟华，1998；严汝娴、宋兆麟，1991）的各类妇女。除了重点聚焦于作为研究参与者的汉族妇女，一些重要的成果也将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健康(HIV/AIDS)、边缘化、消减贫困，摩梭族、苗族、彝族及纳西等民族妇女和她们社区的增权（He,1997,1998；和钟华、乔亨瑞，1995,1996；张晓，1997）。例如，赵捷(2002)介绍了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运用女权／女性主义的视角去批判发展理论和实践，并借助于本土经验去传播女权／女性主义思想，开展培训、自然资源管理、人口流动、性别制度研究和农业技术等五个项目活动。
（三）研究方法
通过将妇女的观点作为分析的中心，将妇女多元的心声和经验结合到社会调查中，把妇女作为研究主题加以强调已导致中国妇女研究者采纳不同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实证研究中仍存在着具有以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ing)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研究传统的项目，但定量和质性研究方法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得到应用。采用调查抽样和统计分析方法的定量研究法被用到一些大型研究中，如全国妇女地位调查（全国妇联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1998,2001）。而且，伴随着以女权／女性主义为视角对各种质性研究的辩护，对定量研究局限性的批评进入2002年主流社会学杂志（Hsiung,2001；王金玲，2002a）。在中国，最为普遍地获得应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是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它能很好地揭示妇女的生活经历和地方性研究的本土化特性（杜芳琴，1998a；金一虹、刘伯红，1998）。作为记录那些常常在已有的历史记载中缺失的妇女生活经历的一种方法，口述史(oral history)已经引起许多中国学者相当大的兴趣。一个由称职的学者组成的团队正在开展一个口述史项目，她们将系统地记录中国不同地区妇女的生活经历、心声和需求（杜芳琴，1998a；和钟华，1998；张晓，1997）。通过对西方文学的基本描述，刘军(2002)最近探讨了用女权／女性主义方法论在中国研究诸如民族、老年人、残疾人和贫困妇女等弱势群体的适用性。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社会行动者、研究者和践行者的妇女相互合作，以整合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而改善妇女生活状况的参与式研究在中国显现了其重要性。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在理解不同底层妇女的观点和心声，以及从她们的社会性别需求和利益出发获得研究主题和议事日程方面是有效的。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参与者的权力和义务、研究与行动相结合方面具有敏感性：研究不仅仅是研究，也要进行增权和干预。
例如，北京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一项多年的研究项目中运用参与式方法去研究农业发展中的农村妇女参与问题。和这些妇女一起劳作，研究者深入观察地方性资源(local resource)，以了解农村妇女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探索运用人力资本去建构当地妇女自我发展机制的途径(Li,1994)。以聚焦当地经济改革中流动女工的社会状况，流动本身对其本人及来源地和流入地的影响为第一步，李银河和谭深进行了大量的流动女工研究（中国社科院，2000）。而她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在发展实践层面进行，包括对流动女工进行社会性别意识提升的培训，技能培训及文化教育。另外一个例子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妇女与家庭研究中心（王金玲主编，1998）于1997开始的“社会学—心理学—医学新模式赋权性服务妇女”项目。这项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明确性服务妇女的实际需求，建议开展技能培训、咨询、热线服务和发放自助小册子等来帮助这些妇女有可能寻找到其他能够维持生计、发展自我的途径。所以，参与式行动研究擅长于在本地背景下将妇女的议题转化为需解决的问题，以增进对妇女关切重点和本土性别话语的全面理解（杜芳琴，1998a；金一虹、刘伯红，1998）。
（四）课程发展与教学
在许多方面，中国学者成功地扩展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在各大学为妇女／性别社会学新的分支领域开展教学和研究做了基础性工作。(18)以妇女和社会性别相关课程进入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为目标，学科建设——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课程改革、师资和教学材料。而前面提到的始于2000年的发展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项目是学科建设一个好契机。这个多学科项目在师资发展、课程建设、资源共享和网站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许多作用。从2001年开始，全国及区域性的年度研习会和小组讨论会议纷纷举办，以寻求加强本领域研究的新路径。学者们批判地比较了传统教学法与女性主义教学等之间的异同，努力建立一个互动的课堂氛围以调动学生的参与。最重要的是，女权／女性主义视角、女权／女性主义教学研究和教学评估方法——通过研究过程、教学大纲交换和教师培训计划展示了视角、内容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都对项目有指导作用。除了妇女社会学或性别社会学的导论课程，其他课程包括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妇女与发展，婚姻与家庭，妇女与社会问题，社会性别与身体，妇女、法律和公共政策改革，妇女自身发展与社会变迁等。(19)由于缺乏足够的师资，一些地方是由几位老师组成的团队进行集体教学。
妇女／社会性别课程的开设需要一定的教学材料。本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出版在世妇会(FWCW)举行的199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参见参考文献）。女性主义论著的翻译和各类妇女／社会性别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术和研究的需求（鲍晓兰，1995；Hom and Xin,1995；金一虹、刘伯红，1998；马元曦、康宏锦，2001；王政、杜芳琴，1998）。(20)显然，中国已为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建设打下了基础，但是对扩展这一学科的内部结构来说，还迫切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资源和实实在在的努力。
（五）特征与议题
我们所界定的如下三个相互关联而并非截然不同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议题），是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领域就总体而言所共有的。虽然相同的特征也存在于其他国家这一学科的发展中，但对于中国而言，它们的出现，尤其是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所有这些特征共同为理解和解释妇女和社会性别知识在各种社会环境中是如何产生和如何嵌入到支持现有两性和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提供了文化和背景知识。更进一步说，它们呈现了在知识变化的形塑过程时，内外张力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特征之一是这两个学科领域与国家间的动态关系(dynamic relationship)，其间包括国家对妇女组织及其研究活动的支持与掌控(Li,1995； Lin,1999；Tan,1995)。作为国家和妇女间之中间机构的妇联是国家——妇女权力关系变动的最好体现。就其自身的政治地位来看，在妇女研究合法化、国家对妇女利益和妇女所关心的议题所承担的责任上，妇联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国家通过妇联去推进它的政治议程，妇联必须遵循国家政策及相关规定(Chow and Chen,1994)。1990年代初以来，有关“经济增长同时带来妇女解放”的假设遭到质疑，因为在经济改革中国家对某些责任承担的减弱、妇女的边缘化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结果。于是，一些妇女研究者回到国家政策指令层面，认为对于妇女生存状况改善而言，政府的干预是必需的(Lin et al,1998)。由于既有经常代表妇女议题上的官方立场的领导，也有将妇联作为一个推进妇女研究和有关妇女公共政策的机构的女权／女性主义学者，妇联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就相类似的方法而言，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学科建设也可以被同时看作是中国的学术和政治进程。学者和行动者们在妇女系统内外的协商和协调活动是十分活跃的，进而在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两方面推动了妇女研究。
特征之二是机构运作机制的多样化——不论是学术圈内还是学术圈外，它与建构一个影响着中国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性质、内容、资源及结果的广泛的组织化基础相关联。当然，这些机构在各自独立抑或协同合作方面存在差异性和共同性。全国妇联和中国社科院作为政府性的研究机构倾向于在妇女议题上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和政府路线，提供大部分资金去支持有关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宣传。而NGO和其他草根民间研究团队(grassroots-based research groups)一般必须解决制约它们研究的资金、资源和培训渠道缺乏等方面的困难。在学术圈内部，学者们对于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推进有两条途径——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 disciplinary)。困难难免会发生，因为妇女／性别研究要与其他学科竞争，以确保其资金的来源、师资、制度性支持和学术认可。杜芳琴(2000)提出妇女学应是“多学科、跨学科的”，这表明了妇女学有必要在自我发展的同时，推动学科整合。
特征之三是的中国本土特征和视角，这是本地——全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通过与国际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相联系而产生的。我们应该指出，中国的妇女研究／妇女学有其地方性根基，而非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事实上，中国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建于1987年，显然不是如一些人所言是1995年的世妇会的结果(Musil,2000)。然而，中国有关妇女和社会性别知识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土和外来力量的互动所形塑。中国学者用“本土”来指那些与外来研究有区别的、根基和源自于中国的研究；用本土化来指将海外学术成果批判性地应用到中国社会的过程。(21)一方面，中国重新开放后，这些学者产生寻求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知识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中国正在萌发的妇女研究所受到的来自发达的、资金充裕的国际妇女研究／妇女学或由西方女权／女性主义主导的妇女运动的限制、边缘化和／或殖民化的威胁。本土／本土化有助于阐明地域与全球的交流过程，两者不应是二分和本质化的。中国人的经验所说明的是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可能再发生一件脱离全球影响的地方性事件，如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也不可能有一件纯粹的地方性事件不受到全球的波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知识，与国际妇女研究领域的同行们进行“平等对话”是中国学者们所要表达的共同愿望（杜芳琴，2001；高小贤，2000；Li,2000）。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女权／女性主义视角
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理论在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以往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和女权／女性主义间的历史互动基础之上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几乎在所有的学科中都占据理论主流地位，但是西方女权／女性主义思想的引介在平衡舶来的西方理论与本土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上，造成了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紧张。我们既不认为理论框架是一成不变的或静止的，也避免将学者和他们的成果以某一特有的理论概念标准化。本节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西方女权／女性主义影响之间历史性的互动与张力，以说明这两个领域理论的主要特征和议题是如何通过深思熟虑在理论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中逐步发展的。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妇女解放
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环境中，为保持国家／党对妇女关注点的掌控，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有关妇女的理论框架由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妇联的领导人所表达的关于妇女和妇女解放的一系列观点和认识组成。这个框架源自三个方面：“五四”女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家庭的论述和民族主义话语(Gilmartin,1995)。“五四”女权主义的出现是以妇女受到“旧社会”压迫为象征的，而妇女的解放也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自由思想和现代化等宏大的议题密不可分。(22)民族的生存被认为较之妇女的解放有更高的优先权。这表明在中国，个人是如何总是从属于一个更大的集体，而不论它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纪律的政党。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妇女理论框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妇女解放被正式制度化。1978年，这一立场被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1978)确切化为“毛主席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与路线”，并在1990年被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0)重新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从私有财产和阶级体系中发现妇女处于从属和被压迫地位的根源，并认为公有制、国家权力、妇女参加家庭之外的生产活动和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根除妇女受压迫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它强调妇女的解放道路应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无产阶级斗争为开端，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妇女组织，符合妇女的需求和利益，以动员她们加入到革命斗争当中（江泽民，1990；康克清，1978；罗琼，1986）。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不但是中国共产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妇女政治话语的基础，也是支持妇女解放的日常活动的指导原则（山西省妇女联合会，1991）。国家宣称，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它结束了关于是否有必要通过政治斗争去争取性别平等的讨论。当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本土时，理论与实际之间有时会出现不一致性。妇女问题常常会被认为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通常还认为与妇女完全解放相伴随，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将消失。民族解放的政治道路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成为妇女解放的主要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妇女运动自己达到目标的能力，也使得妇女文化的、心理的及个体的解放等议题未能全面提出。
（二）从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通过妇女的视角
针对这一历史大背景，妇女学者和行动者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妇女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性的检验。总体而言，他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简单地看成机械的和国家意识形态加以放弃，而是将其视为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目的而具有复杂性、变化性和可行性。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妇联的领导人来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高举着的妇女解放的旗帜，而且因此有关妇女的话语直到现在仍然是由国家主导着主题，虽然改革时期妇女问题不断增加，全国妇联成为国家和妇女之间妇女利益最重要的代言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认为，在政府对于妇女的权利和利益的支持下，妇女平等就业、政治参与和获得社会福利方面应具备物质基础。所以，全国妇联通过高举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旗帜，同时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妇女利益，保持了其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
在理论／学术的层面，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权威思想已成为基本理论（理论资源），而且相对于其他的学术理论中，它是妇女研究的指导原则。全国妇联已经把这一理论的地位学术性地合法化，并在日常话语和实践中主流化。该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确实是中国妇女的生活经验，是她们的社会和历史遗产的一部分，当然其也具有正反方两方面的作用。由此，一方面，毛泽东时代妇女运动的老一辈先行者，特别是那些在全国妇联和学术界的学者们，就是受这种理论传统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这一理论的正统性，而且一些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视角是中国妇女研究抵抗后殖民主义影响的一个基本立场(Li,1995)。另一方面，如李小江(1989)对全国妇联的作用持有一个强烈的不同意见，并公开质疑其存在的必要性。当时她(1988)认为，在有关妇女研究的讨论中有三个禁区：阶级（阶级压迫造成的妇女分化）、性（将性作为妇女研究的一个内容）和女权主义（包括女性主义思想）。她说不在这些领域开展研究，妇女的自我意识就不能有效地得到提升。当时还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全国妇联的存在关闭了自发的中国妇女运动的社会空间，要求将这一空间重新开放。而其他知识分子则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在支持中国妇女解放和妇女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国家主导的理论和实践仍然是为了更全面的解放、平等和进步而进行的妇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从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妇女研究领域，西方女权／女性主义思想逐渐在全国妇联、学术机构和其他妇女组织中传播。有人提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自由市场理性或抵触或消解了中国共产党早先性别平等政策的结果，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增加并表面化了。在微观层面，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改善妇女教育和就业状况的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但是妇女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弱势。虽然资本主义市场和商业价值的逻辑选择了公平竞争的社会观念，但是国家管理仍没有给个体自由、自我意识或自愿者组织留下足够的空间(Lin et al,1988)。尽管有些批评开始反思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物质基础的假设，这些声音和著作并没有带有女权／女性主义的标签（如Li,1988,1989; Z.Wang,1998a）。一些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的信奉者开始在学术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和社会道德意识进行质疑，倡导对促进妇女个性、自我意识和平等的立场进行修正(Lin et al,1998)。
中国女权／女性主义者与她们西方同行们的观点在下面的四个方面达到某种一致。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将阶级分析作为首要分析方法，妇女议题只是附属于其中。事实上中国的妇女解放并没有完全成功，尽管力图消灭私有制的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者。第二，西方女权／女性主义者强调研究公私两个领域中的父权制的重要性，因为它形塑了压迫妇女的性别权力关系和等级结构。毛泽东主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创造了性别无差别的理念，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曾认为、现在仍有许多人认为相比于生活在父权封建制下的上一代妇女，她们获得了解放。但事实上她们仍面对着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性别歧视。第三，与西方女权／女性主义关于国家—性别关系的批判性分析平行而行，中国学者对由国家主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所使用的家长式话语加以批判。这些学者争辩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妇女解放是鼓励妇女依赖于国家，阻碍了她们的自我发展，加强了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第四，和她们西方同行们相类似，中国学者和行动者从事提高女权／女性主义意识的行动。女权／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导致她们从内部或外部反思国家的管理者角色和在国家利益中的妇女利益，特别是当国家降低了已给予妇女的在经济权益、现代化和发展上的优先权。
在更广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官员和行动者对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的理解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把它看成是一个同质性的统一体，而有的看到了它的多样性；有的人鄙弃它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而有的人认为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上具有实用性。最核心的重要之处是对概述社会性别差异和女性味话语本质的兴趣的出现。在1980年代，妇女，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通过着装、外貌、社会角色、行为和职业回归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己，标志着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女性味话语(femininity discourse)的诞生。作为一些中国学者对将妇女议题从阶级分析中分离出来的探寻，或者是一条女权／女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有益的补充路径的探寻，这种话语与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相一致。李小江(1988)的论著代表着从本质主义的角度进行妇女研究的新的理论倾向。王政(1998a)则敏锐地发现了妇女对毛泽东时代的去性别化(desexed)和官方对性别平等解释的不满，这事实上是以男人为标准来要求女人，在“女人要像个女人”的期望中承担重要角色。尽管李小江后来郑重地批评了王政的分析是有局限的，但是她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理论地位，培育女性意识和自我认知方面进行了先期性的努力。正如王政(1998a)所指出的，一些中国学者感到有必要去探寻其它理论性的女权／女性主义分析框架（鲍晓兰1995）。
认识到西方女权／女性主义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一些中国学者抵制了妇女研究的西方化(westernization)。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添加到中国共产党的议程中，全国妇联在国家领导人层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1990年3月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全党和全社会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推进中国的社会发展。这个观点在1991年由全国妇联和山西妇联联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概论》中达到顶峰。这部著作代表当代中国有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女权／女性主义之间的区别。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妇女研究者、官员和行动者，由于政治和战略的双重原因，既不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未立即接受西方女权／女性主义，而是等待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开启知识空间。
（三）从妇女视角到性别视角
采用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或许是妇女研究／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对许多学者而言，社会性别分析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和批判视角，产生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Liu，1999)。自1992年开始，与国外更直接、更紧密的学术交流拓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疆界，为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的进入打开了知识空间。三个重要事件推动了这一学术发展达到这一阶段。首先，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一个成立于1989年，以中国旅居美国的女权／女性主义者为基础的美国女权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92年，第一次“从社会性别视角看中国”会议(Engendering China Conference)在哈佛大学举行。会上，有一群来自中国的妇女研究学者，这是第一次在国外举办这样的学术会议(Gilmarfin et al.,1994)。在批判种族主义、东方主义和建立在西方传统知识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方面，中国学者和西方的同行们分享了彼此的兴趣。第二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1993年由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共同在天津组办了“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与就业”国际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社会性别成为讨论的核心概念，而且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杜芳琴，1993）。两种女权／女性主义出版物，其中之一是有关西方女权／女性主义思想的评述，成为这些会议富有成效的见证（鲍晓兰，1995；杜芳琴，1993）。
第三个重大事件是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FWCW)和非政府组织(NGO)论坛，它们带来了推动199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和妇女学发展的许多重要成果。首先，女权／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正式使用被认为具有符合国际潮流的合法性，而并非被限于是一种西方的语言和观点。它在学术圈内和草根行动者中成为女性主义话语的主流。全国妇联出版的两种杂志：《中国妇女报》和《妇女研究论丛》都采纳了社会性别(gender)这一女权／女性主义概念。其次，嵌入在世界妇女大会(FCWF)文件中的国际妇女运动理念和议程发展了中国官方的有关社会性别的词汇和政策。黄启璪(1996:14)明确指出“要将社会性别纳入政策制订中，我们必须开始在政策、法律、计划和方案制订之前就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再次，引入了妇女增权、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人权的妇女权利、妇女与环境、基于社会性别的针对妇女的暴力等，被全球女权／女性主义所唤起的新概念。第四，虽然举办世妇会(FWCW)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展示其进步政策的有利政治机遇，但也对妇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来自包括政府资金、资源以及国内外对妇女项目和计划等方面的支持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和社会性别知识的生产。
然而，社会性别和女权／女性主义视角进入中国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在此，我们命名若干问题如下：社会性别(Gender)与生理性别(sex)、女性(femininity)以及性(sexuality)之间是如何区别的？中国女权／女性主义流派是什么，其本土特征又是什么？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有利或是不利于妇女的？社会性别利益是如何同阶级及其他利益互动的？父权制(patriarchy)通过什么路径进入社会性别分析？男性的主观性和阳刚气(masculinities)是如何得以纳入到社会性别分析中去？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女权／女性主义类型，还是一种国家女权／女性主义类型？马克思主义与女权／女性主义是否可以美满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对以上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回答，而且它们仍然在争论和探索中。“gender”这个单词很难翻译成中文，因为没有一个直接对应的词语，而这个词也经常与生理性别(sex)和女性(femininity)相混淆。例如，妇女社会学(sociology of women)被翻译成女性社会学(female sociology)。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出版物明确地推荐将“gender”翻译成“社会性别”，以区别于sex和femininity（鲍晓兰，1995； Hom and Xin,1995；Z.Wang,1998a）。一些学者提出用“妇女权利主义”(women's rights-ism)来专指西方女权运动，而用“女性主义”(female-ism)来指中国妇女的经验，以强调这两种妇女运动在议程及背景上的差异。有些学者两种译法都不愿意采用，而也有人选择同时使用这两种译法但用斜线隔开。毋庸置疑，在中国，不同的翻译对社会性别理论、方法、分析直至实践有不同的含义。研究父权制和阳刚气(masculinity)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妇女的社会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女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其所处的相对地位，并构成了往往由阶级、种族、年龄、地域、性取向和残疾与否等因素合成的一个社会性别等级。
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妇女解放具有宏观和系统分析力的权威性知识体系，仍在中国妇女研究中保持着中心地位。一方面，正如Lin等(Lin et al.,1998?:112)指出的，中国的学者们越来越感兴趣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而不是国家意识形态进行探究，后者常常将妇女从属于民族主义和阶级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者越来越接纳有关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的女权／女性主义概念，有关妇女的研究被扩展和重新放到社会性别背景中加以分析，有关“女性”的狭隘话语遭到了否定(Lin et al.,1998; Liu,1999)。早在1993年，杜芳琴(1993)提出了“社会性别——妇女的视角”，力图以此消除对妇女的偏见和成见，丰富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建树一个包含了一切的知识体系。一些中国学者也转而运用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去打破经济增长和阶级解放必然带来妇女解放的神话，并把批评的矛头从指向妇女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向性别歧视(gender bias)。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学者中不太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权／女性主义者，或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贴上马克思主义女权／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女性主义的标签。如，虽然她们两人中无一人声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女权／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女性主义的理论，但金一虹(2000)有关非农化(depeasantization)对江苏省农村男女影响的研究和杜芳琴(1998b)有关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性别体系的研究可以说是较早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性别分析相结合的例子。而更多的研究者正在探索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和女权／女性主义结合的道路，反对将这两者视为互不相干或针锋相对的。
四、结论
我们的目标是表明历史和社会政治情境是如何极大地塑形了中国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出现和发展，如何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什么观念和如何思维，社会性别知识如何生产，以及由谁去制造这些知识和这些知识转变的结果如何。我们描述了一种知识社会学方法对于理解社会结构变迁与知识生产的过程、结果之间关系的有用之处。这一知识社会学可以证明这些关系是如何掩饰了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利益，证明男女之间存在着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的若干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中国的这两个领域具有许多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国家的首要角色，特有的制度设置，在研究中具有与解决妇女实际问题相联系的行动化倾向，妇女研究的本土特质，与国家和国际妇女运动的紧密联系性，以及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性领域中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倾向。所有这些使这两个领域呈现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空间，拥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同时，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这两个领域，有关理论的、方法的和学科本质的争辩不断。它们争辩的本质可用中国不同的历史情景下，马克思主义与女权／女性主义间紧张的互动作用加以较好的解释。不应将这一张力解读成两者互不相干，而应看作是一种力图探寻一条通过研究和教学，在知识生产中将这两种理论互补和互融或直接共存之路的努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妇女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尽管仍然处于起步时期，但已经开始从应用型的“为解决妇女问题进行政策倡导的领域”转向“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实际经验的领域”。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重要性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们正勇敢地站在理论最前沿去探寻不同视角的应用。中国学者的这一态度被杜芳琴(2001)所引用的Adrienne Rich(Boxer,1998)的“我们不是被别人问及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问题的妇女”这段话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两个领域，中国学者和行动者们同样都对社会性别结构、权力关系、社会身份、人的能动性以及妇女在知识生产和转变中的能动性等作为支配体系的社会等级提出了疑问。这些在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中提出的质疑对中国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及对全球女权／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贡献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潜在推动力。
注释：
①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经过3年多回合的探讨，体现的观点是多元而非单一的。特别要感谢马元曦、徐午、王政、Christine E.Bose以及匿名评审人对本文原稿所提出的建设性评论和宝贵建议。此外，杜芳琴和谭深对我们研究的主题给予了支持。当然，也要感谢E1aine Stahl Leo和Maria Eugenia Verdaguer为本文提出有益的评论。
②对于“women's studies”一词，中国大陆主要有三种译名：妇女研究；妇女学；女性学。前一者侧重于学术研究层面，后两者侧重于学科建设层面。妇女研究／妇女学以199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更多地为有关妇女议题的学术研究；在此之后，以课程建设为载体、以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为两大基础的学科建设日益受到重视，有了较大发展。据此，本译文根据具体情况，将“women' s studies”一词或译作“妇女研究”，或译作“妇女学”，或译作“妇女研究／妇女学”。“sociology of gender”应译为“社会性别社会学”，从行文简洁起见，本文译为“性别社会学”。但文中其余处的“gender”一词，均译为“社会性别”。中国大陆对于“feminism”一词，较早的翻译是“女权主义”；1995年后较多的译名为“女性主义”，但仍有一些人用“女权主义”的译名。考虑到本文具有的综述性，本义将“feminism”一词译为“女权／女性主义”。——校译者注
③由于政治和实际操作方面原因，“女权／女性主义社会学”社会主义中国并没能被大范围地采纳，因为社会性别视角的融入还处于过渡阶段。为此，我们合用“妇女”和“社会性别”一词，并用斜线隔开：妇女／性别社会学。
④我们强调妇女研究和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不断上升的重要性和这些知识与全球女权／女性主义知识相结合过程是如何展开。由此，我们引用各种中文参考资料。有些术语用中文拼音标志，以保持其本土的意义。
⑤考虑到中美之间关于姓名表述习惯上的差异，我们按照中国的习惯，在翻译所涉文章和参考文献的中国学者的姓名时，将姓在前，名在后。
⑥参见权威性的妇女杂志《新中国妇女》(1950-1953)中的系列文章。
⑦最近全国妇联的重要工作可以参见Judd(2002)，也可参阅Jin(2001)，Liu(2001)，和Zhang(2001)。
⑧2000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校译者注
⑨关于这个时期的变化和行动，请看Ferguson(1997)和Wong(1995)。也可参阅我们随后论及的中国社会中有关妇女议题的讨论。
⑩这些论文，及李小江在其理论框架中论及的主题在字面上都将“female”翻译成女性，“women”翻译成妇女。
(11)在教育部规定的学科列项中，法学为一级学科，社会学展示法学的二级学科，妇女问题研究列在社会学之下，为三级学科——校译者注。
(12)共有65所大学和2000名教职员工，平均每年招收20000名学生，培训30000妇女干部(Gu;http//www.women.org.cn)。
(13)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成立于2001年，是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国大陆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女性学系。与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合办妇女学学士后文凭班(2001-2004)，该文凭由香港中文大学授予，是其成立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校译者注
(14)该项目(2000-2006)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杜芳琴教授牵头，王政（现为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系副教授）为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郑新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金玲为联合申请者和合作者。其中，郑新蓉和王金玲分别为“妇女／性别教育学”和“妇女／性别社会学”子项目的负责人。——校译者注
(15)请查看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tjnu.edn.cn/women.，它有一些有关妇女研究的论坛和资料库。
(16)第一、二作者在此对中国妇女研究／妇女学学科的发展有所误解。与西方不同，中国大陆的妇女研究／妇女学学科建设是妇女运动／妇女发展的结果和延伸，而不是反之。所以，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学中的妇女学学科建设并非是女性主义“回归校园”，而是妇女运动／妇女发展以课程／学科建设为途径“进驻校园”。——校译者注
(17)自王金玲在1986年在全国首次提出建立妇女生育基金的建议后，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联名递交了提案。经多年的努力，目前妇女生育保险已成为一项国家制度。——校译者注
(18)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底，共有11个重点大学在社会学领域提供28门妇女和性别课程，其中16门是研究生课程。这些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浙江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岳阳师范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19)王金玲所介绍的其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所开设的女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课程提供了这类课程目标的一个个案。其目标包括：评介主流社会学理论、从理论、方法论和海内外研究发现的角度介绍女权／女性主义社会学、从本土角度提升开展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敏感性，为建构一门新的学科建设一支重要力量。
(20)海外中华妇女学会有一些出版项目支持了中国中国妇女／性别研究项目和课程建设的发展。
(21)英文中的“indigenization”、“nativization”、“localization”等词都有中文“本土化”的一些含义，但我们感到任何一个英文词都无法完整、准确和全面地表达“本土化”这一中国词汇。
(22)根据王政(1997,149)的研究，可将“五四”女权主义归之为：1915-1925年的十年间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女权主义的推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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