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改革中的道德教育演进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日本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9)08-0198-05
日本是一个狭小而略显神秘的国度，日本民族是一个温柔与暴虐并存的双重性格的民族[1]。回顾历史，这个国家曾给世界带来了动荡与创伤，这个民族曾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与剧痛。战后，仍是这一国度的人民，在一片废墟之上，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文明几百年的演进历程，成为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国家，给世界带来了震惊与触动。一个小小的东方岛国创造了如此令世界惊叹的奇迹，不得不令人深思与探究，是何原因、何动力的驱使，使日本得以迅速崛起、壮大？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2]而其道德教育，亦在教育改革中不断更新，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育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发展历程，对于搞好我国的青少年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明治维新时期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1.“和魂洋才”的教育指导思想。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古代，除了我国之外，日本极少与其他国家来往。我国先进的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日本学习、效仿的唯一榜样。儒家的“中庸”、“人和”、“孝悌”、“守礼”等孔子道德的核心与出发点，与日本固有文化相糅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与道德内涵。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神道教一同对日本伦理道德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江户幕府末期的日本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由于长期的幕府专制，导致日本国内农民起义及城市暴动此起彼伏，国内危机重重、动荡不安。1853年，美军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敲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3]，欧美列强相继入侵，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在这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封建统治面临危机。1868年倒幕派发动了宫廷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明治新政权。继而实施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打破幕府时期保守的教育模式，以普及新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刻变革[4]。
明治政府意识到要建设现代国家与西方列强抗衡，就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理念，尽快把教育搞上去。因此，确定了科技立国、教育先行的方针。在改革过程中有选择地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教育经验，并根据本国情况进行调整和改造，从而确立了适应本国需要的一系列教育制度和课程体系。文部省颁布的《学制》中写道：“力求邑无失学之户，家无文盲之人”[5]。1880年颁布的《修订教育令》，规定小学学习期限由16个月增加到3年，除特殊情况外，还要继续上学，不论男女都应念完初小和高小。同时规定学校的设置要得到地方官的批准，教员的任免也要由地方官决定。一系列教育法规的实施使日本早期教育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明治政府还提出了“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并且创办学校，翻译西方教科书与参考资料，派遣教育工作者与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在社会思想观念方面，他们强烈希望保留自己固有的文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主张保持日本的文化传统，将“和魂洋才”作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及基本精神。“和魂”是指大和民族精神，“洋才”意喻西方科学技术，二者结合的目的在于培养既具东方道德素养、又具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努力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在科学技术及制度上西方化，在思想文化上东方化，具有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现代国家。为了维护重新恢复政权的天皇制封建统治，明治政府把培养对天皇的忠诚作为主轴，进行孝行、柔顺、勤勉等“德目”教育。
这一教育指导思想，对于日本建立亚洲最完善的教育制度框架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使日本成为亚洲最早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的国家，儿童入学率超过了当时西欧某些发达国家，由此确立了近代教育模式，形成了重视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传统，实现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一次飞跃。此后，日本一直把“和魂洋才”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和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明治后期日本用“皇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去教化国民，对国民进行狭隘的“尊皇爱国”教育，尽管统一了无知民众的思想，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进步，但同时也在国民头脑中植入了唯我独尊的错误意识，埋下了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形成威胁的祸根。
2.“东西道德观”的融合与纷争。德川幕府时代，儒教学派受到推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儒家文化经过日本式的改造，对日本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以东方文化色彩为核心的道德教育观。儒教中以“仁”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发展成为以“忠”为核心的礼仪、勇敢、节俭、信义，大肆宣扬并灌输武士道精神，要求武士忠于主君、崇尚武勇、重恩义、轻生死，甘愿为主君和本家族的利益而捐躯，其主要目的是为封建统治培养对将军绝对服从与忠诚的知晓“上下尊卑”秩序的顺民和武夫。
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在“王政复古”的旗帜下，实行天皇亲政。为了维护天皇统治，新政权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使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才。在大力发展教育、普及新知的同时，也有效保障了学校道德教育得以广泛系统地开展。19世纪70年代，文部省颁布了《修订教育令》，确定了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道德教育原则，并且仿照西方国家，在学校开设“修身课”，主要讲授以个人为中心的良心、义务、道德品质及日常生活规范等。在“西学派”的积极主张与推动下，大批西方个人主义的教育主张得到传播和实践，追求自由、崇尚个性的道德之风吹入日本，有力地触动了传统道德理念。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明确主张以欧美的市民社会为典范，把教育看作是国家富强的一个支柱，并且断定在当代世界提倡孔孟之教是迂腐的，主张向传统道德发起挑战。
明治初期的20年，日本政府力行开放政策，全面学习西方，以西学为样板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展开了漫长的本土化与西洋化之间的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局面。以“尊卑”、“效忠”为核心的“本土化”，对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西洋化”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和斗争。宫廷保守势力提出了“本土化”的要求，但是，社会的进步，已要求道德教育不能故步自封。在西学派的主张下，在逐步西洋化过程中，日本结合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日本式的创新与改造。1882年文部省颁布的《小学修身课教材编撰大义》，阐明了政府对“修身课”内容和方法的要求。《大义》共有17条，其中最主要的目标是让儿童了解国体，辨明大义，培养尊王爱国之心，学校道德教育主要围绕着17条加以实施，从而表明“本土化”道德教育重新占据了上风。
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明治宪法》，确立了近代日本的天皇制。1890年，又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其中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教育敕语》的颁布，结束了学校道德教育长期的东、西方纷争局面，此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灌输这一敕语。文部省要求教育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在学校的各种仪式和特定时间组织学生进行奉读，并坚持贯彻执行。通过“修身课”的灌输，促使复古主义和国家主义抬头，形成天皇制军国主义教育体系。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学校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围绕《教育敕语》，强调忠孝、义勇等。“忠君爱国”精神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教育的主旨是培养效忠天皇、效忠国家的忠顺臣民。至此，西方道德观被完全否定，日本的道德教育逐渐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
3.“民族意识”的培植与畸形发展。《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受传统的神道教、武士道以及改造过的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尊卑、忠孝等“大和魂”民族意识在日本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西方道德理念最终未能取胜。此后的学校道德教育继续延续强化皇道观念，围绕着开国、维新、扩张的国家政策进行。经过长期的灌输，培养了日本国民对国家、民族、天皇的忠诚意识，进一步构成了独具日本特质的“忠诚心理”，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归属感，国家与民族意识已融入日本民众的血液之中。
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期，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日本统治阶级不断强化“民族精神”的塑造，宣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民族，肩负着从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亚洲人民的重任，将侵略战争美誉为“大东亚圣战”，使人们长期受到“武运长久”、“皇祖保佑”、“皇国不灭”等思想的控制。并且，利用人们对神道教的信奉，灌输天皇是“神”，日本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都是天皇的裔孙，所以，效忠天皇是天经地义的己任。此时的学校道德教育成为统治阶级为实现其侵略扩张政治目的的愚民工具。道德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应有的内容，走向政治化、统一化。
呆板划一的道德教育模式，尽管培养出极其“忠顺”的一代国民，带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无疑也奠定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其结果，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自己自食其果，遭受惨败的同时经济陷入几近瘫痪的地步，明治维新以来的全部教育改革成果功亏一篑，被军国主义战争所葬送。
二、二战后第二次教育改革
1.“民主化”之新教育指针。二战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军进驻日本，为了消除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发布了《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宣布对教育内容要进行“严格的审查、修订，剔出教学课程和教材中的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内容”，“要建立符合议会政治、国际和平和基本人权思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指出再建日本教育应遵循的基本教育原理是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下，承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人的能力，根据个人的能力和个性提供教育的机会，培养个性丰富的学生。
1945年，文部省公布了《新日本建设指导方针》[6]，明确指出，通过国民教育“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做贡献”，以建设“文化国家、道义国家”为目的，将“今后的教育要致力于国体护持”以及“推进排斥军国主义思想及施政，建设和平国家”作为基本方针。1946年《新教育指针》出台，对实施民主化教育提出了五个方向性建议：第一，实现教育制度民主化；第二，教育内容民主化；第三，平等地尊重学生的人格，实行适应个性的教育；第四，进行独立自主、合作协调的生活与学习训练；第五，加强教师自身的民主化修养。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第一条规定，教育必须以完成健全的人格为目标，以培养和平国家与社会的创造者、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重视勤劳与责任、充满自立自主精神并身心健康之国民为目的。用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价值观否定了战前《教育敕语》所规定的整体主义、国家主义的价值观，批判了战前那种把个人视为为国家服务工具的观念，以及顺应国体、归依于皇国之道的盲从意识。在此基础上出台的《学校教育法》，对学校教育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大学教育的目的为：大学作为学术的中心，在广泛传承知识的同时，以深入教授及研究专门的学艺、发展智慧、培养道德和应用方面的能力为目的，并且对教育经费、教育行政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借鉴美国教育制度，日本实行了6∶3∶3∶4学制，即小学6年和初中3年的义务教育，高中3年、大学4年及研究生院实行非义务教育学制。
日本教育的民主化无疑是美国强加的，但日本的独立为民主化发展提供了平台。战后20年，民主化教育思想由最初的“移植”到在日本土壤中植根、发展，它作为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民主化思想的一个分支，是战后日本对教育实行全面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教育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完善立法、加大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先行，有效保障了教育的有序发展，培育了一批集体意识强，具有良好基础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的国民，完成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二次突破，对日本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关键作用。
2.“生活教育”之德育方针。二战前单一的灌输型道德教育，已难以适应战后经济发展与维护国体的需要。因此，战后文部省提出了“生活教育”，即针对学校教育内容上脱离现实生活、教学方法上脱离学习者的日常生活经验等弊端，主张在教育目的上，将培养充实的生活者体现在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在教育方法上主张通过学生自身的生活和实践来学习，反思、批判历来的观念形式的道德教育缺陷，实现公民教育的应有形态。强调道德本来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修身只有与公民应有的知识结合才会使其获得具体的内容，才会使德行在社会中成为可以被实践的东西。
1951年，文部省制定了《道德教育手册纲要》，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卷，设计了详细的道德条目，确立了“全面主义”的道德教育方针。在学校开设“社会课”，代替战前以灌输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培养“忠臣良民”为目的的“修身课”。“社会课”的教育内容以培养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与习惯为目的，立足于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哲学，主张根据个人的能力和个性给予相应的教育，力求扩大并加深青少年的社会经验。社会课虽然不是专门进行道德教育的一门学科，但实际上它承担了战后初期日本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道德教育的任务。其后又增设了特设道德教育课，其内容与各学科及学校其他活动中的道德教育紧密相连，是对学生道德认知的补充、深化和统一，从而谋求提高学生道德实践的能力。特设道德教育课的方法，是让学校的全体教师参加编制指导计划，然后深入到学生的具体生活中去，在实践中加以指导，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体验，使学生理解有关道德、法律等抽象的理论性问题，避免单方面的说教，以唤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
这些变化表明，日本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正在从以国家为主轴向以个人为主轴立场的转变。由于较好地实施了道德教育，从而培养了一代爱国、勤奋、奉献的日本人，从而为日本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为现代化的实现造就了大批人才，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智育第一”之应试化教育。二战后，日本采取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从以万人为基数的高中就学人数看，日本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上自政府机关下至家庭，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发展教育事业，视教育为全社会的大事，中等教育得到迅速普及，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迈进。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从50年代起，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适应社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本把教育纳入经济发展的战略轨道，采取适应经济需要的教育改革措施。为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学校教育把智育放在了首位，唯智育主义一度盛行。由于重视知识的传授和更新，国民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应具有的道德价值观教育被忽视，人的全面发展被忽视。
人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过程，要经过无数次曲折、转变。人生的开拓，也并非只需要知识素养，它同时更需要道德素养。只有在正确道德观念指导下的实践中不断陶冶，才能形成高尚的人格。而学校教育在人格塑造上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7]。进入60年代之后，大学入学需求急剧上升，相对于高等院校的数量明显不足，日本政府一方面扩大现存私立大学的招生规模，另一方面大幅度加快了对新私立大学设置的认可。但升学竞争仍然愈演愈烈，从而导致德育地位相对下降、智育地位相对上升。尤其是教学的“智育化”、“应试化”，无形中挤掉了德育在教学中的应有位置。教学成为考试、升学的一种手段。社会亦过分偏重学历，用人只看学历不看实力，致使大学入学考试竞争达到白热化。如果想有个好工作，出人头地，就必须进入名校，进入像东京大学那样的金字塔尖。入学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在人们的语言中得到充分体现，出现了“考试战争”、“考试地狱”等流行词汇，教育驶入了偏重智育而忽视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培养误区。
于是，社会上两极化趋势越发显著。一方面，只有毕业于名校，才能得到好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具备创造性但没有文凭的人，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种极端的两极化趋势更加剧了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社会各界追求学历主义的结果，使学校教育更加趋于应试化。大学入学考试中难题、偏题充斥，是导致大学生学力低下的关键，致使学生厌学、弃学、校内暴力等问题频发，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信条蜕变[8]。残酷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严重扭曲了青少年心灵，社会道德荒废现象与无伦理规范日趋严重。
三、面向21世纪的第三次教育改革
1.“科技立国”之多样化教育。为了挽救青少年道德滑坡现象，确保劳动者素质，1971年，文部省发表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综合扩充、整顿的基本措施）咨询报告，回顾了战后20年来学制改革的实际成就及不足，展望今后随着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内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动将出现的教育情况，提出了立足于长期预想之上的有关基本文教措施。为了迎接新世纪，培养面向国际化的高素质人才，日本设立了教育改革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规定了基本目标原则和指导思想。其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充实道德教育，把德育重新提到了智育之前。报告认为，这次改革不同于前两次，而是“认真致力于维系着国家、社会未来的第三次教育改革”[9]。日本政府把教育改革同政府的财政改革、行政改革一道，并列为全国的三大改革。
进入80年代，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知识更新、创新加快，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日本进一步将“科教立国”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提出培养有自主判断力、创造力、富有个性的国际化人才。然而，战后实施的“唯智育”教育，教育中的划一、呆板使日本的教育已满目疮痍，为此，第三次教育改革主要围绕下述内容进行：(1)教育制度弹性化，放宽对特别优秀人才的大学入学年龄限制，使教育逐渐向终身化方向发展；(2)更新教育内容，编写尊重本国传统与文化的教材；(3)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社会性和伦理观，培养有丰富的想象力及创新意识的人才；(4)与校外有关团体联合，推进社会实践活动，制定教员培训计划；(5)提高教员素质；(6)改革高校入学考试制度，建立提交小论文、面试等灵活多样的入学考试制度；(7)推进本科学校、研究生院的充实与强化，以适应年轻人口减少，产业结构变化的新局面。
为了推进高等教育的个性化、多样化，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提高教学质量，致力于解决教育文凭主义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教育质量下滑的局面，文部省要求：高校要致力于培育课题研究能力，提高教育研究质量；呼吁教育研究体系的柔性化，确保大学的自律性；建立完备的组织运营机制；确立多元化评价体系；开展技术革新，发展与社会、经济变化相适应的丰富多样的教育研究；灵活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高学生、教员的国际流动性；确保尖端教育研究的推进，加大对高等教育机构组织运营体制改善的资金投入。改革使日本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着从单一化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从普及大众化向质量提高型发展；从知识型向能力型发展；从片面强调智育向注重德、智、体全面素质的提高方向发展[10]。
2.“道德教育”回归首位。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国际背景，同时也面临着国内社会人口高龄化，学生学习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滑等诸多新形势和新问题。在富足优裕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一代，价值观严重向自我倾斜，他们已不屑于像父辈一样甘心艰苦奋斗，而是被金钱扭曲，出现了功利化、多元化的倾向。他们不关心政治，满足于安逸的生活，个人主义倾向严重。社会上学历至上的现象，也使许多青年认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决定于个人的学识、才能，而与个人品德无直接关系，出现了“重才轻德”的倾向。学历至上左右的学校教育，使道德教育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青少年的道德水准降到了最低点，教育滞后于时代的特点日渐明显，“教育荒废”现象日趋严重。
青少年道德水准的急速滑坡现象，引起了广大日本国民的忧虑和不安，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认识到，为谋求国际政治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必须提高国民素质，为此，要进一步突出道德教育的地位。因而，把战后长期以来的“智德体”三育的顺序重新改回为“德智体”。文部省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中指出：“我国的教育仍以死记硬背为中心，不注意培养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创造能力，我们培养的人往往缺乏个性，过于模式化，这些人缺乏作为日本人应有的自觉性……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欺负弱小同学、逃学、校内暴力、青少年行为不良等教育荒废现象日趋严重”[11]。为了实现21世纪的教育目标，克服教育荒废现象，文部省修订了中小学《学习指导纲要》，充实了学校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
1988年，文部省在年度教育白皮书中强调，道德教育在培养心灵丰富的人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了解决教育问题的八大原则：第一，重视个性。认为这是教育改革贯彻始终的基本原则，批判了以往“赶超型教育”没有充分尊重个人的尊严和个性，没有充分培养自主精神，在发挥个人的独特性与承认个人自主精神方面非常缺欠。第二，重视基础、基本。这里的基础、基本是对主体终身学习的要求，不仅仅是指知识，需要“德、智、体”协调发展。第三，培养创造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不能再是以记忆能力为中心的灌输型教育，应当追求能适应21世纪社会变化的素质和能力。第四，为打破教育的划一、封闭，有弹性地应对教育要求的提升与多样化。第五，导入在身、心两方面锻炼人的教育系统，实现教育环境的人性化。第六，向终身学习体系转换，以满足国民自由时间的增加、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价值的提升以及精神上、文化上得到充实的要求。第七，从国际化观点出发推进教育改革。站在广泛地理解与包容不同文化的立场上，推进能为国际化做出贡献的教育，同时，形成“好的国际人就是好的日本人”的认识，确立培养爱国之心的教育。第八，适应信息化的新时代[12]。
学校道德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具有国民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生存于国际社会；有宽阔的胸怀、健康的体魄和丰富的创造力，培养具有丰富的个性和和谐发展的人。但是，从80年代起，在学校教育利用一切机会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的同时，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潮也再度泛起，日本学校道德教育前景又陷入了令人担忧的境地。
3.教育改革发展新趋势。面向新世纪，为了改变唯学历选拔人才带来的弊端，文部省号召要在逆境中磨炼知性、拓展感性、独创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文部省向日本国会提交的《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中，我们可以窥视出日本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第一，大学入学考试多样化。日本高等教育的最大弊病就是入学考试制度和教育文凭主义，从而导致“考试地狱”和“学历社会”。战后多次教育改革，采取了各种措施，有效地缓解了入学考试的激烈程度，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日本高等教育的症结，入学考试积重难返。社会上实行唯学历主义，招聘只看学历而不看能力，导致学生进入名校的竞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战后的整个改革来看，入学考试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它实际上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因此，要想治高等教育之病，必须从根本做起，对症下药，采取弹性的多样化考试制度。
第二，引进个性化教育体制。日本教育史上的另一大弊端就是划一化、僵硬化。为改变划一主义，引进能伸展个性的教育体制，在中小学推行小班教育、按照熟练程度分班教学，打破学年的框架限制，给学生提供更为宽松的学习环境。
第三，采用多样化教育，改变两极化趋势。日本的教育历来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公立和私立名校位于“金字塔”顶层，一些家庭富裕的人从名校一路走过，最后进入上层社会。另一方面，一些具备创造性但没有文凭的人，永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种极端的两极化趋势既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增设短大、业大、职业培训学校等，尽可能多地为各阶层提供受教育机会。引进符合大学教育的学习、考试制度，确保因材施教，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缩短两极差距。
第四，终身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寿命的延长，社会各界人士均感到知识的重要。为了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充实自我。为此，日本提出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终生学习的社会。综合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职能，摆脱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封闭性、垄断性弊端，发挥青少年校外教育、成人教育、老年人教育等社会各界的教育职能，以期顺利地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
［收稿日期］2009-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