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参考书--兼论语文教师的基本技能_文学论文

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参考书--兼论语文教师的基本技能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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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去年参加语文教育专业硕士论文答辩时,有一位学员的文献综述中列了一本参考书,是清代王筠的《教童子法》,但是她把作者写成“王军”;无独有偶,另一位学员写的是“古诗词鉴赏教学”方面的论文,其中引了一首宋人王禹偁的《村行》,但是她写的作者是“王禹”,开始我以为打印漏字,但后面又反复出现了几次作者的名字,我就知道她一定是搞错了。我问她们作者姓名有没有记错,两个人都说是从网上搜索来的。

又有一位写文言文教学的学员,光参考书目引了三十来本,文章更多,甚至把我们前几届学生的文章都收进去了,但是居然没有列上王力、吕叔湘、张中行、启功等名家之作。我说:“放着名家文章不去参考,岂不太不靠谱了!”有些中学老师告诉我有个口头禅叫:有什么问题“摆渡一下”(百度网)。问题是:是不是总能够“渡”过去呢?我总是有点疑问。

教师应该自觉地经常利用工具书,这一点仍然没有过时。因为有些资料网上不一定查得到,有些则是有误的。几年以前,我亲耳听到一位名牌大学的年轻教授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高考作文分数弄得那么高?封建社会靠一篇八股文可以做官,才显得那么重要。”我对他说:“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八股文绝不止一篇,至少七篇,而且也并不是只靠八股文就能做官的。”嗣后不久,我看一个高级教师上《范进中举》的录像,那位老师也是这么说的。我想,可能这些东西以讹传讹已经好久了。其实,这类关于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很多,有些随手翻翻就可以查到的;有些则需要我们查一些专门的工具书。例如前面说到的八股文究竟考几篇,仅靠八股文是否就可以做官,这就需要查专门的参考书。

语文教师不喜欢利用工具书,工作繁忙是一个原因,网络发达是另一个原因。此外,现成的一些教学参考书和教辅材料多如牛毛也是一个原因。例如对有些文言文篇目,有的教师把一些现成的已有翻译的选本用来做学生的翻译或者课外阅读材料;但是如果这种书籍不加选择就可能发生错误。笔者手头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的《中华文史典故精选》第126页,有一篇《陈谠假名叶水心》,选自元朝白铤《湛渊静语》,其中讲的故事是陈谠要去见权相韩侂胄,由于陈的名气不够大,所以假托叶适(水心)之名去拜见。原文是这样的:

胄以礼接之。历举水心进卷中语,其客(指陈谠)皆曰:“某少作也,后皆改之。”每诵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书院饭焉。出一杨妃手卷,令跋其后,索笔即书曰:“开元天宝间,有如此姝,当时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叶某跋。”

这一段书中的翻译是这样的:

韩侂胄以礼相待,将那人接见入室。韩侂胄历举了水心进士卷中的语句,那人都说:“这些很少有个人的发挥、旨意,后来(我)都对此做了修改。”一诵读改本的内容,都使人觉得比原来的更加优美。于是韩侂胄请来客到书院里用饭。期间韩侂胄拿出杨贵妃的亲笔手卷,让客作跋,来客拿过毛笔就在上面写道:“开元天宝间,有这样的美女,而当时年轻貌美的女子虽然称不上是麒麟凌烟,能赶上杨妃的(不在少数)。唉,(杨妃独幸)这是世道的评判啊!水心叶某跋。”

短短的一段翻译错得离谱。首先“进卷”是不是“进士卷”就有疑问,进卷有可能是叶水心上书朝廷奏章,这暂且不管它;其次,把“少作”译成“很少有个人发挥”显然是错的;其三,“杨妃手卷”怎么成了杨贵妃自己画或写的手卷了呢?其四,“丹青”译成“年轻貌美的女子”不知是根据什么来的?这个词连小学生都应该知道的。杜甫有句云:“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其五,将“世道判矣”译成“这是世道的评判”也是殊为可笑的。

这里的难点只有“麒麟凌烟”两词,但是稍稍翻一下工具书就可以解决的。据《辞源》相关条目:麒麟,是汉代阁名,在未央官内。汉武帝时所建,一说是萧何所造。汉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十一人图像于阁。凌烟阁,也是封建王朝为表彰功臣而建的高阁,北周庾信为纥干弘写的神道碑有句:“天子画凌烟之阁,言念旧臣;出平乐之官,实思贤傅。”而原文中指的应该是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二月在三清殿内的凌烟阁上画功臣二十四人之事。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有名句云:“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所以,麒麟凌烟其实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挂烈士英雄照片的军事博物馆一类的建筑。知道了这两个典故,这一段文字的大概意思也就可以理解了:当时那些画家们不去画一些英雄功臣,却去画杨贵妃这样的美人,这个世道真是变了。(唐玄宗和唐太宗是不一样了)。

絮絮叨叨讲这么一段话,绝不是为了批评这本书,因为里面的舛误还有很多。这样的通俗读本有谬误的还不少。于是我想到了启功先生讲的事:他十岁跟戴绥之先生读书,先生让他读《古文辞类纂》,先加句读,凡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再由先生纠正。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凡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某个词以至某个句式,特别是人名、地名、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名词”(《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页)。王力先生也说过,学习古汉语最重要的是词汇。而词汇的扩大就需要经常翻阅工具书。查阅工具书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功,做语文老师的甚至需要天天同工具书打交道,怎么可以仅仅依靠现成的教辅材料或者网络呢?

新课改以来,经常听到领导或者专家权威号召我们语文教师要搞课题、写论文,有的还开书目,让大家读很深的理论书。但是像充分利用工具书这类事却不大有人提到,大约以为这是一些小儿科的事,或者以为大学中文系毕业了难道还不会用工具书?据我观察,年轻的语文教师不善用工具书的现象还很普遍。例如上面提到的关于科举制度的工具书,再如查阅古人名号的书、典章制度的书,我的一些研究生就不会用。工具书的概念只有少数学校老师还会讲讲,学生到了大学仍然沿用中学一套学习方式。章太炎在《救学弊论》里批评当时一些大学生孤陋寡闻说:这是恶劣的体制和愚民陋习造成的,学生所知不出讲义,不问根底,专重耳学,遗弃眼学,老师如此诬徒,弟子必定欺世。(《章太炎全集(册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看看现实,有时不免让人有太阳底下无新事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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