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及其错误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错误论文,战略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已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科学的、也是权威的历史决议，是认识毛泽东的根本依据。但是决议是一回事，而人们如何理解和接受又是一回事。如多年来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
笔者觉得，只要承认毛泽东的错误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实践中的错误，那么就要看到探索本身是应当肯定的，并可以在错误的背后发现其值得后人继承的合理因素。本文特就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中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提出讨论，供批评指正。
一、既要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要正视“反修防修”出发点的合理性，认清防止与反对“和平演变”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大战略思考，并从这一高度认清其错误性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邓小平在1980年接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恩格斯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216页）用这句话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发动到最后否定，也是恰当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发动几亿群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表明它存在一定的合理因素；反之，它最后又被亿万群众所否定，恰恰说明“文革”的过程就是由合理而转到不合理，最后“一定要灭亡”的过程。
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要求我们重视对源流的分析。许多历史现象在它发轫之初，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当其发展成为一种重大的历史事件受到人们的重视时，其源流也未必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要全面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作为，唯有从“文革”的出发点上加以透视。
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萌芽和形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二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开始，在苏共日益地脱离人民群众、形成特权阶层以后。这样，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和苏共政治思想路线的变化，就成了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党对国家战略思考的中心议题，“反修防修”的思想也在此背景下萌芽；进入60年代以后，他就不断地向党内提出“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虽然没有看到90年代苏联演变的最终结局，却表明了他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上具有历史的洞察远见。这对于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思考。可是在联系到我国党内国内问题上，他把当时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加之采取一些错误的做法，其结果就可想而知。这里，毛泽东既有主观上“左”的思想所支配，又有客观上受林彪、江青等野心家们的利用、干扰与破坏。结果事与愿违，犯了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也要看到：他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顶住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一方面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容否认的。前一方面是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改变了世界形势的格局，形成了美苏中之间不等边的三角关系，为以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后一方面由于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做法，走向歧途，未获成功。但不能忘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积累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经验和思考。这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彰明较著，并更显其晚年战略思考之深邃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错误的本来形象。
“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动乱，是失败了，应当否定。但失败的结果，并不能反证其出发点的错误，一个好的命题，未必能做出一篇好的文章，其教训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但我们总不应该像倒污水似的连同盆中那洁净的婴儿一同泼掉。我们要珍视毛泽东晚年战略思考中的合理因素。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二、既要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也要重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理论的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错误，是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甚至在“文革”中又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上来。这个指导思想既制造了政治的动乱，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摒弃这个“左”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值得指出的是，摒弃和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不等于摒弃一切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摒弃的是把阶级斗争提到“为纲”的地位而冲击经济，影响社会稳定，并不是否定一切阶级斗争的理论。有的人随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对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讲了，似乎国内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了，甚至连观察社会的基本武器——阶级分析方法也不要了。不讲阶级斗争理论，必然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为“和平演变”开了方便之门，显然是错误的。
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样要坚持两分法，进行有得有失的分析，既要看到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有扩大化的一面，也要看到又有合理与发展的一面。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有过许多论述，但对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里，是被认为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斯大林就是根据马列的这一论断，在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之后，在1936年宣布苏联是一个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没有压迫与剥削的社会，并写进了宪法。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来。其后，斯大林又提出了另一种论断，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并把这种斗争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渗透，是国际间谍、特务的破坏活动所致。其结果是导致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党政军要员被作为间谍、特务受到严惩，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这既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提供了借口，也为苏共蜕变为现代修正主义开辟了道路，其教训极为惨痛而深刻。
斯大林逝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另方面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在国际上倡导无武器、无军队和无战争的“三无世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际共运和国内实际出发，既肯定苏共否定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一面，同时批判了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三无世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指出了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主要反映在意识形态的领域里，告诫全党要重视政治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论断集中反映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
但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理论仍有缺失之处：一是没有把生产资料的剥夺看成是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依据；二是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改造前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这两点导致在实践中未能坚持正确的方面而发展了错误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次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一表述，既继承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级矛盾正确估计的方面，又纠正了他晚年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方面。这种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分法，应当成为我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现象、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政治关系变化的指导思想，作为防止和反对“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基础。
三、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也要正视政治在无产阶级政权性质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正确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未能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重视了政治（精神）而放松了经济（物质）。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同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要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起抓，是十分正确的。但有的人好走极端，从过去把政治推向极端，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又把经济推向极端，认为只要把经济抓上去了，一切都有了。有的人进而将生产力作为区别政党和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标准，甚至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生产力”。显然，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其实，生产力是哪一个统治阶级及其执政党都视为安邦定国、争取民心而共同追求的物质基础。怎能拿不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来确定政党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呢？
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 页）解放后，毛泽东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并告诫全党“落后是要挨打的”，如果经济搞不上去，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并非像有的人所说，毛泽东只是抓政治而不去抓经济。事实上，解放后的二十八年间，包括“文革”的十年在内，我国在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没有被卡死，而且生产以年均7 %的增长率在发展，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要快。毛泽东后来把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提到“为纲”的位置上来，不断搞政治运动，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与他晚年的以“反修防修”为核心的战略思考和担心“党变修，国变色”的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人，总结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是简单的将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换个位置就行的。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政治，乃是无产阶级政党与政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政权及其思想意识，不是能够自发产生的，而是靠灌输和教育培育起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重视政治就会模糊人们的阶级意识，在思想上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和平演变”之中，甚至导致社会性质的改变。因此，决定政党和政权性质的，还是要看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政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为了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纠正了过去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到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适当发展，这是必要的，但也决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公有制日益削弱，私有制日渐膨胀，那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改变社会性质，乃至动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政治问题。
毛泽东的政治观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人民性。他告诫全党：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制定政策，都要为6亿人民的利益出发。 即使“文革”中犯了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但他的主观上仍认为是为中国大多数人着想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人民性的特点，进行了拨乱反正，把发展经济作为“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来抓，将政治寓于经济建设之中，从而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就是以这种形式来继承与发展的。但有些人并不全面深刻理解小平同志的思想，而是形而上学地将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理解为经济与政治的等同，乃至经济就是政治，并代替了政治，从而出现了只抓经济不问政治的倾向，不懂得经济的背后确实有个统帅、灵魂和生命线的问题，即为谁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问题。
如今，一方面是经济在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在提高，人民生活也在不断改善，正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步”补偿着“历史灾难”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物质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拉大，人们理想信念的动摇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变异，不能不引起人们高度的警惕。江泽民总书记面对现实，号召各级领导要讲政治，要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抓。讲得及时，讲到了要害，讲出了人民的心愿。人们期望加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但不愿看到用牺牲精神文明的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和表面的繁荣。
一篇描写三年困难时期的小说的作者说：“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变成了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儿。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嘲笑精神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原子弹。”说得多好啊！据说这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他认识了现实，也理解了过去，并且大声疾呼：“不要总是指责那个年代吧。不要总是对那个年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个年代有过多的悲剧和错误，但它竟是充满了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
马克思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579页）回顾过去，被今天的人们认为是那样幼稚可笑的事都在昨天发生了。然而人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认识的，如果以今天的标准蔑视昨天的“无知”，那倒不如说是自己对历史的“无知”。不要用简单的结论而无视对合理因素的吸取吧。
四、既要看到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作风的不良后果，也要继承毛泽东信任人民群众，倡导“民主防腐”“民主治国”的合理思想，以推进与建立完善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与他个人专权作风分不开的。但从深层次地思考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笔者认为他并不是也不必要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为了显示或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对干部的再教育，并提高工农兵群众参与国家大事的地位，以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工厂、机关、农村和学校”。
毛泽东何以在晚年滋长起个人专断的作风？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专断也好，民主也好，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都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实现而奋斗。他认定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是正确的，那么，为其战略思想服务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必要的，否则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因此独排众议，发动了“文革”。毛泽东晚年的这一思想和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未形成完善与健全的民主监督体制的一种反映。因此要求我们吸取教训，完善与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以防止与杜绝个人专权事件的再现；同时也不能因为否定毛泽东专权发动“文革”，就连同他坚信人民群众的思想观点也视而不见，甚至加以否定。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中，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正如早在1945年同黄炎培谈话中倡导“民主治腐”的观点时他指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他在“文革”中反复强调，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为人民争权、掌权和用权。人民的监督成了毛泽东民主思想中极为可贵的精髓。如在1960年他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日本资本家也认为是个很好的民主管理制度而加以运用。可错后来这种探索中断，法律滞后，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现在重视了法制建设，已制定了几千种法律，为建立法制社会迈出了一大步。但如果只有法律而无完善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不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也发挥不了法的作用。现在的腐败现象得不到制止，有法行不通，执法力不强，都与缺乏完善的民主制度与监督机制分不开的。应当强调在继承毛泽东民主监督的思想基础上，强化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再加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就必能形成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将社会引向长治久安，最终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五、既要反对物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也要警惕两极分化；要慎重处理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分配的关系，防止按劳分配原则的失灵。
毛泽东和邓小平同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是无可置疑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特点之一，是在追求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公平合理的分配。这是自人类文明史以来，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揭示人类历史进程发展的方向以后，使这个貌似简单却又极其复杂艰深的问题，导致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艰难选择。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独特的创新思考，对中国传统平均观进行了合理的剖析，结合我国人多地少、贫穷落后和社会动乱不安的情况，构建了一个公平分配优先、均中求富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求建立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和谐的利益格局。但鉴于他采取过激的方针政策，终使其愿望未能实现。邓小平总结了经验教训，对毛泽东均中求富的思想，调整为在经济增长中分配、在分配中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无疑是引导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奔小康的一条康庄大道。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效率优先，并不是不要公平，而是要兼顾公平。因为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要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在今天运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手段来增长经济的情况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显得更为重要。有的人不顾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下的谈话及其根本出发点，打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旗号散布非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实际上既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
我们主张运用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有效手段，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但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总希望通过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像美国、日本那样富裕起来，甚至不惜当上百年殖民地也会过上香港那样的富裕生活。他们不顾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特点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环境与条件是什么，也不想想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后果是什么。可以设想，在一个耕地只占世界7%而人口却占着世界22%的国度里， 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能是少数人的“天堂”，能给特权阶层带来自由和尽情的享受，却会给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动乱，从而丧失中国人民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得来的伟大革命成果。那才会被迫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
上述几个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人们经常在脑子里沉浮思考。这里重提，只是想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辩证地认识、正确地对待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考及其错误。须知，“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不少青年人，对毛泽东是在批判清理他晚年的错误中了解的，对他错误的认识是具体的、大量的、而且是生动形象的；而对他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功绩的了解是原则的、抽象的、缺乏感性的。而有些人在研究工作中，在文章和著作中却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就更将助长这种偏见。这是我们政治思想、理论工作中不能不重视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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