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崔百胜，葛凌清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文章理论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与渠道，并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中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在实际GDP、通货膨胀、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方面的溢出效应。理论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存在汇率、信贷、信心、财富和资产组合再平衡等5种传导渠道。实证结果表明，面对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正向冲击，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GDP、货币供应量响应方向保持一致性，但响应程度存在差异，而通货膨胀、短期名义利率在响应方向和程度上均存在异质性；面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正向冲击，3个国家和地区的短期名义利率、实际GDP响应方向保持一致性，但在各期响应程度上存在差异性，而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既呈现响应方向的不一致性，又呈现响应程度的差异性。
关键词： 中国货币政策；世界主要经济体；溢出效应；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异质性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政策的相互权衡、博弈和影响成为宏观金融领域研究的重要热点和各国当局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为走出经济低谷，美国率先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受此影响，以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纷纷效仿，采取降低利率、资产购买等宽松型货币政策，中国则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2-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2%，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贡献的总和。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是指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的变动，不仅会通过利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对本国国内目标经济变量发挥作用，而且会通过贸易、汇率等渠道影响到其他国家经济变量，进而影响到该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一直是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2008年后，美国、欧盟、日本推行形式多样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理论界和业务部门开展重点关注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其他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Bauer and Neely，2013；Goergiadis，2016；金春雨和张龙，2017）［1-3］，2015年以来，美国加息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欧盟和日本央行仍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水平，但宽松政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进入新的阶段，转入研究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Bouraoui，2015；陈虹和马永健，2016）［4-5］。
近年来，中国与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家与地区之间，进出口贸易和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和贸易渠道对中国的溢出效应日益显著（Johansson，2009；聂菁和金洪飞，2015）［6-7］，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越来越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的走势与货币政策预期。同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16年底，中国进出口贸易已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制定货币政策时，已将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中国货币政策是否会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变量及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变量产生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最后分析中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中国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方向、大小及差异性，从而有助于中国货币当局在综合考虑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溢回效应的条件下，制定科学合理货币政策。
现有关于中国货币政策外溢性的实证文献多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及其扩展模型（如FAVAR、PVAR等），无法将全球环境下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与资本流动考虑在内，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与资本流动通常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较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因此，本文构建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该模型将单个国家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时变的双方贸易权重矩阵捕捉各国间贸易的变动关系并加总成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既可以将各国之间的贸易因素考虑在内，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又可以将欧盟中的多个国家通过权重矩阵合成为一个经济体，从而考察中国的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溢出效应。
从日常营运资金来源及净资产角度，社会组织资产包括：会费收入；社会组织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社会服务、提供有偿服务（如培训、咨询等）所取得的收入；社会捐赠所形成的资产；会员企业提供赞助形成的非限定性净资产；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所得形成的非限定性净资产；依法保值增值形成的收益以及其他合法性收入形成的资产；接受财政拨款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社会组织利用现有的资源举办行业交流会、展会等取得收入所形成的非限定性资产。可见，资产来源渠道复杂多样，使得从来源上界定权属存在一定难度。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是伴随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进入21世纪，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先后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用类如量化宽松、资产购买、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期使自身早日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非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给他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研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相关文献梳理如下。
在2010年的《食品与化学毒性》杂志上，有比利时学者发表的去除果蔬农残的研究综述。他们发现，焯水、去皮、油炸、清洗（并结合其他处理）是最有效的几种途径。
（一）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看，理论研究多是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基础上，建立两国或多国模型，研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多是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如FAVAR、GVAR、PVAR）基础上，考察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下，汇率、资本流动以及贸易等变量的反应。
（1）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方面。Dees等（2010）［8］在多国DSGE模型中，研究供给、需求和货币政策冲击对于产出的影响，得出相比于供给和需求，货币或汇率政策冲击在世界经济的变化中，只能起到短期作用。Bhattarai和 Mallick（2015）［9］在不断增长的竞争和政策溢出效应背景下，利用BVARDSGE模型定量化分析来自负向或竞争性冲击下的正向或补充性政策。Gadatsch（2015）［10］构建了一个小型开放DSGE经济模型，研究提高主权债券市场利差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考察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溢出的实际效应，发现欧债危机期间利差冲击对于这些国家实际GDP的冲击是负向的。Alpanda和Kabaca（2019）［11］利用具有名义和实际刚性的 DSGE 模型，研究大规模资产购买（LSAPs）的全球溢出效应，以及资产组合平衡效应。
（2）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Ho等（2014）［12］运用FAVAR模型估计美国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Georgiadis（2015a）［13］在GVAR模型框架中，研究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溢出效应，美国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产出溢出效应，大于美国国内效应，溢出效应的大小则取决于接受国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以及金融开放、汇率制度、金融市场发展。
路妍和刘亚群（2014）［14］基于VAR模型，说明美日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显著影响，并通过M2、实际有效汇率和利率进行国际传导。何国华和彭意（2014）［15］利用SVAR模型，得出美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和汇率水平，日本货币政策对中国外贸影响程度更大。聂菁和金洪飞（2015）［7］利用中国行业层面的出口数据，运用SVAR模型，表明美国基本上采用“以邻为壑”政策，但不同行业差异大，对中国高技术行业有一定程度的负向溢出效应，对低技术行业有微弱的正向溢出效应。马理和余慧娟（2015）［16］基于PVAR模型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金砖五国”的溢出效应，发现短期内导致金砖国家的实体经济产出上升、促使金砖国家的货币升值。
（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对象
面对中国货币供应量正向冲击，在实际GDP的响应方面，3个国家与地区即期表现为负向响应，短期与中长期表现为正向响应，且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响应程度依次递增。在通货膨胀的响应方面，美国各期保持了一致性，响应方向始终为正，日本即期和短期为正，但长期为负，而欧盟相反，即期和短期为负，长期为正。在利率响应方面，日本各期均表现为正向反应，而美国和欧盟即期为负，短期和中长期为正。在货币供应量响应方面，3个国家与地区在各期均保持为负向响应。
Fratzscher等（2013）［17］研究美国不同阶段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全球的溢出效应，以及在不同市场与不同国家溢出效应的差异性。Moessner（2014）［18］发现FOMC政策利率的前瞻性指引宣布，在零的下限附近时，会使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产生更高的股票价格，管制较少的国家上升得更多。Chow等（2015）［19］从资产负债表渠道说明美元升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Chen等（2014）［20］比较了美国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发现美国在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期间，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是显著的，而基础较好的国家受影响相对较小。刘湘云和张佳雯（2013）［21］从短期热钱资本、长期国际资本、国际贸易渠道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路径，并创造性提出政策适应性学习行为也是重要的政策风险溢出路径之一。
陈建奇和张原（2013）［22］认为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量化宽松政策对资本流动尤其是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产生强溢出效应。Falagiarda等（2015）［23］利用事件研究法分析欧洲中央银行非常规政策宣布对于非欧盟国家的溢出效应，并分析了效应的传导渠道。Vasicek（2016）［24］研究欧洲中央银行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欧元区之外国家溢出效应的差异性。Georgiadis（2015b）［25］利用混合跨截面GVAR模型，研究欧元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模型独特之处在于所有欧元区经济体都是独立存在的。Kawai（2015）［26］评估了美国和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发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一国实际产出的正向冲击越大，越可以减少他国“以邻为壑”政策的负向冲击，货币政策未来变动的新闻，可以影响金融市场的汇率和股票价格。
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方面，相关成果相对较少。刘兰芬和韩立岩（2014）［27］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国和巴西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的政策渠道显著，利用EGARCH模型说明全球流动性扩张对巴西的影响大于中国，溢出效应存在非对称性。Anderson等（2015）［28］运用FSGM模型研究中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SSA）的溢出效应，通过情景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对于SSA国家的单独影响，以及对于该地区的整体影响。黄宪和杨子荣（2016）［29］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美国的利率和汇率均存在溢出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溢出效应更强。杨子荣和白德龙（2016）［30］认为中国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引起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但面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外溢，美国货币政策反应不敏感。黄宪和白德龙（2017）［31］利用高频事件研究法分析，中国货币当局存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共对50多个“一带一路”经贸关联国的利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它们的汇率则存在反向的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三）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阶段
从研究阶段看，多集中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上，对于货币政策恢复常态，即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较少，而对于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与欧洲、日本继续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存，这种不同周期条件下，溢出效应差异的研究很少。
对各国模型中外国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结果见表2所列。从表2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皆满足弱外生性条件，即外国变量及全局变量会对模型中其他变量产生长期影响，而其他变量对其不会造成长期的反馈。
梳理近期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发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外文献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金融环境变化下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尤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和对策分析都已逐渐发展成熟并有较大的推进，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从实证角度出发，理论机理有待进一步完善。总的来说，国内外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①在研究对象中，主要研究一个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较少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研究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整体影响，忽略了各国间货币政策效应的相互作用和冲抵效应。②在研究阶段中，主要研究同周期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周期不同步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较少。③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如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的溢出效应，而对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如中国）对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溢出效应研究比较少。
三、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及传导渠道
（一）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我们利用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MFD）来说明中国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在对断路器的处理中，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会采取就地操作的形式完成相应的动作。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会经常发现在进行就地电动操作时，机构的动作经常会出现错误，或机构不动作[5]。在发生这种情况时，首先要对电源的操作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其次对机构分、合闸线圈进行减压，如果是因线圈烧毁引起的机构错误动作或不动作，则应当对线圈进行更换，在对线圈的阻止大小进行对比时，要对操作电流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进行区分。
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上升、国际影响力提高，人民币加入SDR，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推进，中国货币政策将通过两种效应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溢出效应，即支出转换效应和收入吸收效应。支出转换效应衡量了由于汇率变动所导致的国内贸易余额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外产出变化；收入吸收效应衡量了由于外部经济活动变化所引起的外国对中国产品需求变化。以宽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量）为例来说明两种效应的作用机制。当中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本国的货币贬值、汇率降低，导致中国的外贸条件改善而他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即他国的贸易收支减少，从而他国的产出下降，这即是支出转换效应，与此同时，中国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的产出增加即总收入增加，导致中国的进口增加，从而他国的产出增加，这即是收入吸收效应。由此可见，支出转换效应与收入吸收效应在作用方向上是相反的，因此，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大小，我们将在实证部分予以说明。
（二）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
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发挥需借助于不同的传导渠道，图1给出了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具体包括信贷、信心、财富和资产组合再平衡等4种传导渠道，这4种渠道通过改变流动性、风险和资产价格，首先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进而最终影响产出与通货膨胀。
信贷渠道属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金融渠道，其主要通过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个子渠道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溢出效应。银行借贷渠道则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引起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市场流动性变动所导致的银行储备变化，而资产负债表渠道则反映了由于担保与现金流价值变动所引起的银行净财富变化，这两个子渠道通过影响贷款的数量和质量而改变信贷条件。财富渠道则是指，中国货币政策变动也会引起资本相对成本的变动，这也会引起股票、债券和土地相对价格产生作用，进而引起资本的国际流动。资产组合再平衡渠道主要指中国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的风险非对称变动，从而使得资产负债的总需求和金融风险也会作对应变动。最后，信心渠道通过影响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识别而对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产出和通货膨胀。
图1 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与渠道
注：灰色箭头表示间接效应，白色箭头表示对风险的同期效应。
四、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选择
主电路正常工作合闸时，QF3-4闭合，电流经R2流过，红色指示灯亮，表示断路器合闸中，主电路有大电流。由于R2的值较大，流过YR的电流很小，不会跳闸。同时红灯亮，指示保险丝FU和控制回路电路完好。
（一）模型设定
综上可知，在将权重矩阵由时变替换为固定权重得到的结论相似，由此表明，本文分析所得的中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溢出效应的结论是显著的。
第一步，确定所需研究的N个国家，本文中N=22，并分别建立各自的VARX模型。在VARX模型中，不仅要包括本国变量Xit，还应包括相应的国外变量X*it。本文是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因此，分别构建中国、欧盟、美国和日本四国的VARX模型，本国变量Xit包括名义利率r、货币供给量m、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通货膨胀率Dp；国外变量X*it由除本国之外的剩余所有国家或地区构成，包括国外名义利率r*、国外货币供给量m*、国外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国外通货膨胀率Dp*，则第i(1≤i≤4) 个国家的VARX（1，1）模型为以下形式（为简化模型，滞后阶数均假设为1）：
③注重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增强金融业发展能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应起到中间枢纽的作用，善于组合各方资源，建设并维护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中介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条件；搭建完善的政银企合作平台，结合“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完善信息披露平台，提高各行各业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在三次产业间合理分配各项金融资源。此外，陕西省的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众多，要注重提升服务水平，植根于地方经济，服务于地方经济，从而增强金融业的发展能力。
其中，Φi为ki× ki的系数矩阵，Λi0和Λi1为ki×
的系数矩阵，εit为ki×1的各国外生冲击向量，Xit=(rit,mit,yit,Dpit)T，
=(
,
,
,
)T。假设各国的外生冲击向量均服从均值为零且无序列相关，即εit～i.i.d.(0,Σii)，并假设方差协方差矩阵Σii不具有时变性。
国外向量，如国外产出
构建如下：
其中，权重
代表第j个国家占第i个国家的贸易权重，其他国外向量的以类似的形式构造。
第二步，将国内变量与国外变量结合，构成一个新的(ki+)×1向量设为：
。则式（1）可以改写为：
图4 是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面对中国货币供应量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日本和美国即期变现为正向变化（分别为0.028%和0.023%），美国在第2个季度达到了最小值-0.03%附近，然后逐步恢复为正向反应，中长期稳定在0.02%左右。日本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小值-0.02%，中长期基本稳定在0附近。欧盟即期和短期均表现为正向变化，中长期稳定在0.01%附近。对于来自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3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即期、短期和中长期响应表现出异质性，即日本和美国即期表现出正向反应，欧盟表现出负向反应；3个国家和地区的短期响应均在0附近；日本的中长期响应基本稳定在0附近，而美国和欧盟的中长期响应为正。面对中国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与实际GDP的响应程度相比，3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响应程度较小。这表明中国宽松货币政策冲击，在价格传导渠道方面存在差异，仅会给美国和欧盟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而对日本的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影响。欧美长期响应为正可以理解为，欧元和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货币，中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人民币贬值，外币升值，基于欧美货币当局对汇率的控制，将增发货币。
第三步，利用权重矩阵Wi将各国的VARX模型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里的连接矩阵Wi是由贸易权重构成的系数，其中的元素都是已知的。各个国家的变量可以由Xt来表示，即：
将（3）和（4）结合，得到：
将这些方程叠加，可以得到：
其中，ao=(a00,a10,…,aN0)T，a1=（a01，a11，…，aN1）T，εt=( ε 0t,ε1t,…,εNt)T，G=(A0W0,A1W1,…,ANWN)T，H=(B0W0,B1W1,…,BNWN)T，且Gk×k为满秩矩阵。
第四步，GVAR模型可写做如下形式：
进一步，可以将GVAR模型一般化，使得GVAR模型不仅包括各国国内、国外的变量，还包括全球共同变量，如石油、金属、原材料价格等，本文的全球共同变量仅使用石油价格。扩展的VARX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dt为s×1的全球共同变量向量，Ψi0和Ψi1为相应的当期和滞后期系数矩阵。同样的，可以将（8）表示为简约化的全局模型：
采用VAS疼痛评分评定疼痛程度，采用Mayo肘关节评分评估功能情况［4］，评估记录肘关节屈伸活动度、前臂旋转角度以及并发症发生率及内固定物提前取出率。
（二）变量与数据的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美国、中国、日本、德国以及法国为排名前几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而鉴于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德国和法国的货币政策受到欧盟的统一调控，于是本文选取中国、日本、美国和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即本文包含22个国家，其中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等19个欧元区国家，通过使用2003-2015年购买力平价GDP的均值作为权重，合并成为一个地区的VARX模型；而中国、日本和美国分别建立三个国家的VARX模型。全局变量的估计及将各国/地区的VARX模型连接为GVAR使用时变的各国双边贸易数据作为权重矩阵。
本文将名义利率r，货币供给m，实际国民生产总值y，通货膨胀Dp作为内生变量，国际油价poil作为全局共同变量。其中名义利率r，货币供给m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y，通货膨胀Dp作为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反应变量。
考虑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三个月货币市场的利率作为名义利率r的代理变量；选取狭义的货币供给m1作为货币供给量的代理变量；选取CPI作为通货膨胀Dp的代理变量。其中三个月货币市场的利率和狭义的货币供给的数据来源于BVD数据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CPI的数据来源于IMF网站；各国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周期异质性
为测量中国、日本、美国、欧盟的经济周期是否存在同步性，本文选用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季度以美元计价的名义GDP数据，使用HP滤波处理得到实际经济波动部分如图2所示，由于欧盟各国家的实际经济波动趋势基本一致，本文选用意大利作为代表。总体上，部分年份中日美欧的整体经济变化趋势比较相近，例如2008-2009年，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呈现下降态势，但是2009年后欧盟最先开始复苏，随后日本，中国经济直到2011年左右才开始复苏。从2016年开始，周期不一致性又一次体现，中国经济面临下行态势，而美国强劲复苏，欧盟、日本上升趋势相对平缓。
图2 中、日、美、欧宏观经济波动趋势
（二）模型统计检验
在使用GVAR估计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国变量皆存在I(1)过程，因此，模型采用一阶差分形式。然后根据AIC，SC和Loglik准则，确定各国VARX模型的滞后阶数及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1所列。
（6）阶梯式钢柱：阶梯式钢柱一般有单级柱（上下柱）和双级柱（上，中，下柱）。双层起重机有单级或双级立柱，单级双肢格子柱是首选。通常，双层起重机车间具有较大的提升重量，而下部起重机具有较小的提升重量。当使用单级柱时，上部起重机梁放置在下柱肩梁的顶部并对应于下柱肢，并且力直接传递；下部起重机梁可以放在柱子的下腿上。采用双级格构柱时，上，下吊车梁位于相应的立柱上，上部大吨位起重机载荷通过中柱传递到下柱肩梁，力传递间接地向下柱，这增加了用于下柱肩梁的钢的量，并且下柱覆盖了该区域。与双级柱相比，单级柱具有大吨位起重机的直接载荷传递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钢量的使用减少，还能够与此同时减少下柱的面积。
表1 各国模型的滞后阶数及协整关系个数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量化宽松退出会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压制，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对此，一种观点认为，量化宽松的退出将影响投资者的信心（Powell，2012；Nechio，2014；Aizenman等，2014）［32-3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量化宽松的退出会通过资产组合再平衡，导致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再次大规模流动（Eichengreen和Gupta，2014；Burns等，2014）［35-36］。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意味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实现了实质性的复苏，因此量化宽松的退出，并不见得是坏事（Eberts，2014；Dunn和Olsen，2014）［37-38］。国内对于量化宽松退出的实证分析文献较少，李天国（2014）［39］基于PVAR模型，得出量化宽松退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大于金融市场。易宪容（2014）［40］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决定因素、路径选择及对中国的影响进行分析。Osorio和Vesperoni（2015）［41］研究不同经济和货币周期条件下的溢出效应，发现自2014年初以来，美国受来自欧盟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大，而新兴市场国家和非系统重要性发达国家受到的溢出效应下降。
“没有，仙芝，我们还可以重来！”话语间，蒋海峰正要拭去她脸上的泪痕，水仙芝顺势接过纸巾，擦掉眼泪，说道：“用不着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今后，你也不要来找我，出版费我会打过去的。”
表2 各国模型中外国变量的弱外生性检验（在5%的置信水平下）
（三）脉冲响应分析
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使用日益频繁，但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仍是中国人民银行日常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因此，本文分别分析中国货币供应量和短期利率冲击下，各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1）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与地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图3和图4是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即货币供应量冲击下，欧盟、美国与日本3个国家与地区，货币政策目标变量——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图。图3是面对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各国实际GDP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面对中国1个标准差的正向货币供应冲击，欧盟、美国与日本均即期表现为负向变化，并在1至2个季度后逐步转变为正向反应，日本于2个季度后达到最大值0.384 2%，美国与欧盟均在3个季度后达到最大值，其中，欧盟为0.124 6%，美国为0.134 6%。从中长期看，三个国家和地区基本皆于6个季度后稳定，欧盟稳定在0.09%，美国稳定在0.08%，日本稳定在0.3%附近。对于来自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3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即期表现出负向作用，在短期和中长期均表现出正向作用，且日本的响应最大，欧盟次之，美国最弱。这表明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日本产品的出口需求，有助于增加产出和就业。美国经济增长受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影响最小，表明美国经济主要受本国经济政策的影响，中国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对其溢出效应虽然有限但仍有助于促进其经济增长。三国与地区实际GDP即期呈负向变动，中长期呈正向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他国产出减少；同时中国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本国总产出增加，进口增加，出口减少，他国产出增加。由于由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导致产出的增加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所以在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支出转换效应首先会表现出强于收入吸收效应。
GVAR模型由Pesaran等（2001）［42］最先提出。本文通过构建基于GVAR模型，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与普通的VAR模型不同的是，GVAR模型可以将各国或者是各地区的单个VAR模型通过权重矩阵加总成包含所有单位的GVAR模型，并且GVAR模型既可以对各个国家主要变量的脉冲响应进行分析，又可以将部分具有近似性质的多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预测和分析。
图3 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实际GDP的脉冲响应
图4 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
其中，Ai=
且Ai为满秩矩阵，即rank( A i)=ki。
图5和图6是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正向冲击下，3个国家和地区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名义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图5是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短期名义利率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面对中国货币供应量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欧盟和美国即期表现均为负向变化（分别为-0.01 1%和-0.002%），日本即期表现为正向反应（0.016%）。3个国家与地区的名义利率短期均表现为正向反应，其中欧盟响应程度最大（0.062%），日本响应程度最小，在0.01%附近。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长期响应均为正，美国在第4个季度达到最大值0.031%，第5个季度后基本稳定在0.02%；欧盟在第4个季度达到最大值0.062%，第8个季度后逐步稳定在0.05%；日本在第6个季度后稳定在0.01%的水平。对于来自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各国与地区间的名义利率响应也呈现出异质性，其中即期响应中，日本表现为正向响应，且响应程度最大，欧盟则为负向响应，美国响应最弱。短期响应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响应程度逐一递减。中长期响应中，各国均呈现出正向效应，且欧盟响应程度最大，美国次之，日本最弱。这表明面对中国宽松货币政策，3个国家和地区的名义利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正向反应，但反应的程度与速度有所差异，在反应速度方面，日本最快，而在反应程度方面，欧盟的响应最高。同时，面对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冲击，3个国家和地区的短期名义利率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向反应，这会引起国内资本的外流，冲销中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内效应。
图5 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名义利率的脉冲响应
图6 是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3个国家与地区的即期反应均为负向反应，其中美国与日本的响应程度比较接近，分别为-0.038 5%和-0.032 7%，欧盟的响应程度最强，为-0.097 9%。短期内，欧盟和日本的负向响应逐步扩大，而美国则呈现正向反应，但程度较小。从中长期看，欧盟在第1个季度达到负向反应最大值-0.394 8%后，逐步稳定在-0.3%左右；日本在第1个季度达到负向反应最大值-0.072 2%后，随后保持在-0.01%左右；美国在第3个季度达到负向反应最大值-0.139%后，逐步未定在-0.08%左右。对于来自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应量响应存在异质性，从短期看，欧盟与日本呈现出负向响应，而美国却为正向响应；从中长期看，欧盟的负向响应程度最大，而美国和日本的响应程度基本相同。这表明面对中国宽松货币政策冲击，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应量均呈现出中长期负向响应，也与各国与地区利率的响应方向一致，但从响应程度上看，明显高于利率的响应程度。3个国家和地区货币供应量呈负向变化可以理解为收入吸收效应大于支出转换效应，导致外国产出增加，此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免产生通胀。
图6 中国货币供应量冲击下，各国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
（2）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下，各国与地区宏观经济变量的响应。图7和图8是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即利率冲击下，3个国家与地区货币政策目标变量——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图。图7是面对中国利率冲击，各国实际GDP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面对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利率冲击，3个国家与地区即期都表现为正向响应，其中，日本响应最大，为0.463%，欧盟和美国较为接近，分别为0.175%和0.149%。短期内，美国和日本的响应程度快速下降，美国接近于0，日本在第1个季度降至0.097%，而欧盟响应的下降速度较慢。从中长期看，美国和日本均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小值后，逐步分别稳定在0.1%和0.4%左右，而欧盟的响应程度在第1个季度后快速下降，并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小值0.093%后逐渐稳定在0.14%。对于来自中国短期名义利率的正向冲击，3个国家与地区实际GDP皆表现为正向相应，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的响应最大，欧盟次之，美国最弱。相比于中国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溢出效应更大。三国与地区实际GDP即期呈现正向响应且短期呈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本国总产出增加，进口增加，出口减少，他国产出增加；同时由于中国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他国产出减少。由于国家在公布实行下调利率的货币政策时，从信心渠道上来看，对本国总产出的增加有一定的加成作用，所以在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收入吸收效应首先会表现出强于支出转换效应，随后支出转换效应逐渐增强。
图7 中国利率冲击下，各国实际GDP的脉冲响应
图8 中国利率冲击下，各国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
图8 是中国短期名义利率冲击下，3个国家与地区通货膨胀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来自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短期名义利率冲击，3个国家与地区的通货膨胀即期均表现为负向变动，其中美国响应程度最大，为-0.173%；日本的响应程度次之，为-0.113%；欧盟的响应程度最小，为-0.109%。短期内，美国和欧盟的通货膨胀迅速回复，美国在第1个季度达到最大值0.11%；欧盟在第1个季度达到0.06%，而日本的通货紧缩则进一步扩大，并在第3个季度达到最大值，约为0.02%。从中长期看，美国通货膨胀，基本维持在0.02%的较低水平上；日本和欧盟变动趋势大致相似，这两个国家与地区在中长期基本稳定在-0.02%左右。对于来自中国短期名义利率的正向冲击，即期看，美国的响应程度最大；短期看，欧盟的响应程度最大；中长期看，日本的响应程度最大。3个国和地区即期通货膨胀为负可以理解为，中国提高利率，导致外国资本流入，外国通胀降低；长期来看。中国利率提高，本币升值，外币贬值，国外货币当局为稳定汇率会减少货币供应，降低通胀。
图9是中国短期名义利率冲击下，3个国家和地区利率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面对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短期名义利率冲击，3个国家与地区即期都表现为正向响应，其中，欧盟的响应程度最大，为0.12%；美国的响应程度次之，为0.05%；日本的响应程度最小，为0.02%。短期内，日本的响应程度持续上升，并在第1个季度达到最大值0.033%；美国的响应程度缓慢下降，接近0值；而欧盟的响应程度快速下降，到第1个季度达到0.032 8%。从中长期看，美国的响应程度虽然比短期有所减弱，但仍保持在约0.01%左右的水平；日本的响应程度在第1个季度后逐步下降，并逐步维持在0.017%左右的水平；欧盟的响应程度持续下降，并在第5个季度后，基本维持中0.08%左右的水平。对于来自中国短期利率的冲击，即期看，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响应程度逐次减弱；短期看，美国的响应程度缓慢下降，欧盟快速下降，而日本反而持续上升；中长期看，欧盟、日本和美国的响应程度逐次递减。3个国和地区表现为正向响应可以理解为，中国提高利率，导致外国资本流入，外币贬值，外国货币当局为维护汇率稳定，提高利率。
图9 中国利率冲击下，各国利率的脉冲响应
图10 是中国短期名义利率冲击下，3个国家与地区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从中可以看出，面对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短期名义利率冲击，美国和日本即期表现为正向响应，分别为0.14%和0.07%，而欧盟则表现为更大程度的负向响应，约为-0.37%。短期内，美国的正向响应和欧盟的负向响应均呈有所下降，前者到第1个季度，达到0.07%，后者由负转正，到第1个季度0.23%；而日本则呈现出持续增强的正向响应，到第1个季度，达到0.13%。中长期看，美国的响应在前5个季度呈现出震荡减弱趋势，在7个季度后基本保持在0.06%左右；欧盟在前5个季度，围绕0震荡衰减，在5季度后，响应程度基本为零；日本在第1个季度后响应程度快速下降，第6个季度以后基本保持在0.12%左右。对于来自中国短期名义利率的正向冲击，即期看，欧盟的负向响应程度最大，而美国和日本则呈正向响应，且响应程度依次递减；短期看，3个国家和地区均为正向响应，欧盟、日本和美国地响应程度依次递增；从中长期看，日本响应程度最大，美国响应程度次之，欧盟响应程度最小。3个国和地区中长期货币供应量正向响应可以理解为，中国利率提高导致产出减少，进口减少，他国产出减少。由于对总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正向响应在中长期体现。
图10 中国利率冲击下，各国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
（3）稳健性检验。上节得到了在中国货币供给和利率冲击下欧盟、美国、日本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本节将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采取改变模型权重矩阵设定的方法。上文应用5年移动平均的时变贸易矩阵来构建每个国家的VARX模型的国外变量，其矩阵随样本期的改变而改变。本节将贸易权重矩阵设定为2006-2008年贸易权重矩阵取平均作为整个样本期的固定权重来考察在面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下，3个国家与地区的实际GDP、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响应强度及方向与时变权重的结论是否存在差异。
图11是中国货币供给冲击下，各国实际GDP、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脉冲响应。从实际GDP的图中可以看出，面对中国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货币供给冲击，美国、日本、欧洲的即期响应均为负向变化，日本响应最大，欧盟次之，美国最弱，并在1-2个季度后逐步转正，从中长期看，3个国家和地区基本皆于6个季度后稳定，且响应强度次序不变。从通货膨胀的图中可以看出，3个国家和地区的即期响应均为正向变化，美国的响应最大，日本次之，欧盟最弱。从中长期看，3个国和地区基本都稳定在0.05%左右。从货币供应量的图中可以看出，3个国和地区即期响应均为负，从短期看，欧盟与日本呈现出负向响应，而美国为正向响应，从中长期看，欧盟的响应最大，美国次之，日本最弱。从短期利率的图中可以看出，欧盟即期响应为负，美国、日本即期响应为正，3个国和地区均在1-2个季度后转正，从长期来看，欧盟的响应最大，美国次之，日本最弱。将固定权重结果和时变权重结果对比可知，各国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变动的方向和响应强度基本保持一致。
图11 中国货币供给冲击下，各国实际GDP、通胀、货币供应量、利率的脉冲响应
图12 是中国利率冲击下，各国实际GDP、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脉冲响应。从实际GDP的图中可以看出，面对中国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利率冲击，3个国和地区即期均表现为正向响应，其中日本响应最大，欧盟次之，美国最弱，从短期来看，各国响应均迅速下降。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的响应最强，欧盟次之，美国最弱。从通货膨胀的图中可以看出，日本表现为正向响应，美国和欧盟皆为负向响应，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响应最大，欧盟和日本的响应程度几乎相同。从货币供应量的图中可以看出，3个国和地区各期均表现为正向响应。从短期利率的图中可以看出，3个国和地区各期均表现为正向响应且欧盟、日本、美国的响应程度逐次递减。将固定权重结果和时变权重结果对比可知，各国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变动的方向和响应强度基本保持一致。
图12 中国利率冲击下，各国实际GDP、通胀货币供应量、利率的脉冲响应
GVAR模型考虑多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所以不仅要考虑各个国家之间的独立性，还应考虑其相关性，于是模型中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途径分为三类：一是本国变量Xit受到国外变量X*it的当期和滞后值的影响；二是各国变量受全局外生变量的影响；三是第i个国家会受到第j个国家当期冲击的影响，这种联系反映在误差的协方差矩阵中。GVAR模型由以下四个步骤来构建：
（4）小结。表3给出了中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的溢出效应的汇总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两种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信贷渠道、信心渠道、财富渠道，以及资产组合再平衡等渠道，对上述3个国家与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与目标变量产生异质性影响。
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共性的“难点”“瓶颈”难以突破，比如学习“三角形面积”时，需要学生能将三角形转化为已经学过的图形，用已学过的面积计算方法来解决三角形的面积问题。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与介入，学生很难自觉想到用两个同样的三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倍拼）的方法。倍拼的方法并非在学习三角形时才出现，学生之所以迁移的能力不足，与他们缺少“倍拼”的基本活动经验有很大关系。是否有可能设计一节数学实验课，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发现“倍拼”是帮助解决图形问题的重要方法，从而帮助学生积累这种经验，促进学生有关图形知识的内化与迁移。
从研究对象看，多研究美国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而研究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文献较少，在一个统一框架下研究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的文献很少。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而中国货币政策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
学生通过科学的观察与分析更好地对点在运行期间的特征进行了解与掌握，进一步发现函数动点问题中存在的隐藏信息。同时教师应对多媒体教学方法进行运用，结合问题播放相应的动画，对学生问题的回答进行补充并提出较为重要的关键性信息，其中还可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对学生进行相应的鼓励。其主要目的是对几何画板进行使用，较好地显示出点的运动流程，让学生直观了解其运行流程与运行期间的重中之重。同时许多学生可较好地通过图像发现相应的条件与信息。另一方面，利用对图像进行直接观察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面对中国短期名义利率正向冲击，在实际GDP的响应方面，3个国家与地区在各期均保持为正向响应。在通货膨胀的响应方面，美国即期为负向响应，短期和中长期为正向响应；欧盟和日本短期和中长期为负向响应，短期为正向响应。在短期利率的响应方面，3个国家和地区均为正向响应，但响应程度有所差异。在货币供应量方面的响应方面，美国和日本的各期响应均为正，而欧盟的即期响应为负，而短期与中长期响应为正。
表3 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汇总
六、结 论
本文理论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与传导渠道，并选取2003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世界主要经济体（即中国、日本、美国、欧盟）的货币供应量、短期利率、实际GDP、通货膨胀等数据，基于GVAR模型，考察了中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上述3个国家与地区的溢出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对于中国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在实际GDP的响应方面，3个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一致性，即期为负，短期和中长期为正。在通货膨胀的响应方面，美国各期保持了一致性，响应方向始终为正，日本即期和短期为正，但长期为负，而欧盟相反，即期和短期为负，长期为正。在利率的响应方面，日本各期均为正，而美国和欧盟即期为负，短期和中长期为正。在货币供应量响应方面，3个国家与地区在各期均保持为负向响应。
对于中国短期名义利率的正向冲击，在实际GDP的响应方面，3个国家与地区在各期均保持为正向响应。在通货膨胀的响应方面，美国即期为负向，短期和中长期为正向响应，而欧盟和日本则表现出由负转正再变为负的响应过程。在利率的响应方面，3个国家和地区在响应方向上保持了一致性，均为正向响应，但在响应程度上呈现出差异性。在货币供应量的响应方面，除欧盟的即期响应为负外，3个国家和地区的其余各期响应均为正。
综上所述，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加速，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的背景下，中国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货币政策的目标变量和中介变量等方面产生溢出效应，并且在响应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异质性。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含义：
（3）根据国内通用富硒标准对重点区进行了硒含量评价，划分出了富硒土壤区，其中高硒区域主要分布在新关镇、新铺乡与易家渡镇等乡镇。
一个又一个国家级活动、奖项，是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前进的印记，也是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路途中所有逐梦者应声而起的标签。
将获取到的生命体征数据按照格式要求填充至输入张量（tensor）中，将输入数据与权值相乘，再与偏移值相加，经过两个隐藏层后，再通过ReLU 变换和Softmax 层得到最终输出变量，在进行梯度下降函数求解过程中，将会采用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结果作为其输入，保证梯度下降函数的最优。
第一，中国货币政策制定时，在考虑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同时，还要注重分析国外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以确定中国货币政策实施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并进一步测度中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
第二，应根据中国数量型和货币性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即响应程度和响应方向的差异，选择科学合理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一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内货币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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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o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GVAR Model
CUI Bai-sheng，GE Ling-qi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Busines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eoretical analyz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channel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 effect and constructs 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And it also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a’s quantitative and priced-based monetary policy on real GDP，inflation，interest rate and money supply in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es，including China，Japa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The theoretical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monetary policy spillover effects include five transmission channels，such as exchange rate，credit，confidence，wealth and portfolio rebalancing.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hina’s quantitative monetary policy，the real GDP，money supply response direction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s consistent，but the degree of response is different，while inflation，short-term nominal interest rate are heterogeneous in response direction and extent.In the face of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hina’s priced-based monetary policy，the short-term nominal interest rate，the real GDP response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s consistent，bu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response，while inflation and money supply both show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response direction，also show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in response.
Keywords： China’s monetary policy；world’s major economics；spillover effect；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heterogeneity
中图分类号 ：F8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2019）08-0083-12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80829023
收稿日期： 2018-08-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期不一致背景下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16BJY168）
作者简介 ：
崔百胜（1975-），男，安徽宿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金融；
葛凌清（1994-），女，江西九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金融。
［责任编辑：张 兵］
标签：中国货币政策论文; 世界主要经济体论文; 溢出效应论文; 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论文; 异质性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