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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兼并浪潮正在掀起，企业资产重组的各种形式迅速发展：产权市场交易、银行不良债权转让、控股兼并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特点和工业化所处的阶段，迫切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指导。笔者曾在《中国工业化新阶段和产业政策》[①]一文中阐述了有关观点，本文将结合当前重大的资产重组问题作更为重要的深入分析。
一、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认识分歧
工业化是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工业化进程，反映了工业内部结构变动，是资产重组必须遵循的规律。
根据工业化一般规律，即早期以轻纺工业为主，中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后期以高加工度化为特征，中国自1953年开始工业化建设，至今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三十年为重化工业发展时期，经济改革后的早期为轻纺工业补课时期，这是学者们颇为一致的看法。但对现阶段工业化的性质，则存在着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转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限制消费品市场和生产。[②]
1.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引进产业的高潮，其中绝大部分是耐用消费品生产流水线。但是轻型产业的发展与国内重化工业、基础产业脱节，1984年－1990年轻工业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37%，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4.5%，煤增长36.9%，钢52.6%，发电量64.8%，运输，城建、邮电通讯水平与经济水平不相称。
2.引进产业有很强的进口依赖性，与国内产业脱节，会影响一国工业整体性。
因此，为了把两类工业衔接起来，急需发展交通设施、能源、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必然产生对重化工业的大量需求。“中国应通过发展中重化工业解决现有矛盾，不应再扩大消费品市场和生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不失时机地进入高加工度化发展阶段。[③]
1.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起飞和超越发展，必须及时启动高加工度化过程。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后，必须及时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否则将无法实现经济的起飞和超越发展，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发石油输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千位数，但因未及时完成产业重心后移，至今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反，日本成为钢铁大国后，迅速成为汽车大国和机械大国，现在步入发达国。
2.加工工业至今是中国最薄弱的产业环节。
尽管我国农业、能矿业相对发展滞后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就产业质量、技术装备、增长速度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而言，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加工工业。如全国汽车总量占世界总量3%，落后于巴西，全国产量抵不上日本一个汽车厂的产量。相反八·五末期中国煤产量占世界总量24.5%，钢占12.9%，水泥占27%，居世界前列，并拥有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钢铁化工等大型企业。而加工制造业中这样水平的企业屈指难数。因此“中国工业化调整中向高加工度化发展显得十分迫切”。
由于对现阶段工业化性质的判断上的分歧，决定选择的战略性行业不同，决定产业政策的导向不同。前不久在确定新经济增长点问题上，反映了由此产生的分歧。主张把住宅消费、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的观点，实际上倾向于向中国工业化高加工度化阶段过渡。主张把基础设施公共工程、以及有关煤、钢铁等重化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学者，实际上认为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或者重化工业发展不充分。
可见明确现阶段工业化性质，对于制订正确的产业政策至关重要。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事实上中国工业化到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并显示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与矛盾。[④]本文作进一步重要补充。
二、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特征
中国工业化自1984年以来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高加工度化发展时期。家电、汽车、住宅建筑等耐用消费品高附加值加工工业有了极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始兴起。其根据如下：
1.中国工业化高加工度化趋势
（1）制造业比重变动。
根据联合国工业经济组织的统计口径，制造业商品总附加值比重在20%以下非工业国，20－40%为正在工业化国，40－60%为半工工业国，60%以上为工业国。以此为据，我国于1984年已达到45%（见下表），1993年和1994年分别达到53%和46%。由于统计资料有限，在1992年之前的工业增加值只能用净产值，也就是折旧未统计入内。此外，1989年之前的建筑业没有把全民集体企业以外的增加值统计入内。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除个别年份外，大部分年份均保持在45%左右，表明中国正开始进入工业化第三阶段高加工度化时期。
中国1984—1996年制造业附加值占总商品附加值比重单位：亿元
年份 商品附加值 制造业附加值 比值
1984 50702285.5645%
1985 6408.22671.1642%
1986 7256.62898.1140%
1987 8455.93381.5740%
198810418.24225.5441%
1989 11506 4855.81 42%
199012734.44999.74 39%
199114390.85869.41 41%
199217499.57452.74 43%
199323310.612428.17
53%
199431829.414517.79
46%
199540166.315229.32
3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1995》的数据整理。
总商品附加值＝第一产业GDP+第二产业GDP
制造业附加值＝工业增加值－采掘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
限于资料：
1982年前增加值为净产值，
1989－1991年制造业附加值为各项净产值+建筑业折旧，
1984年前因我国无GDP统计指标，故商品附加值以第一、二产业国民收入代替
1989年前建筑业净产值仅有全民、城镇集体所有制数据，无其他经济成分和折旧资料。
（2）高附加值先进工业设备被大批引进国内。
其次，高加工度化阶段的第二依据是，自经济改革以来，国家对特区、开放城市下放外贸自主权，1984年国务院提出全国外贸体制改革方案，一个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的高潮在全国掀起。从家用电器到食品罐装、西服以及汽车、电脑等生产流水水线纷纷被引入国内。据统计，1984年开始，外贸进口连年大于出口。1984年外贸逆差从16.7亿美元扩大到1993年121.8亿美元，当然这是一个综合指标，但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引进产业的规模。这些产业不同于传统轻型产业，具有国际工业化高附加值加工工业特征。
（3）高附加值工业大幅稳步增长，传统加工工业持平或负增长。
进入八十年代后，传统纺织工业呈现出低速、负增长。如1991－1995年布的产量增长率是－7.3%、1.8%、0.2%、－1.5%、－0.6%。1996年手表的积压量3000万只。相反高附加值工业保持高速增长，同期彩电的增长率15.6%、9.1%、4.1%、17.7%、15.9%。[⑤]
因此，中国的工业已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正象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在经历了工业化前两个时期，即轻纺工业、重化工业时期后，中国应及时进入第三阶段－高加工度化时期。否则中国就会象石油输出国那样，因为未能及时完成产业重心转移，始终不能摆脱发展中国家地位。因此，发展高附加值加工工业，发展汽车工业、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工业、住宅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将是工业化新阶段的产业政策重点。
2.中国高加工度化阶段的特征
但是，由于中国高加工工业不是建筑在本国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大规模引进先进生产流水线基础上的，建筑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国际贸易基础上，与国内重化工业脱节。由此形成中国高加工度化时期的特征，即高加工工业发展与对重化工业的“补课”并存。一方面高附加值加工工业有不可抑制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重化工业因投资不足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各部门的需求。
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象一些学者主张的，需要限制消费品生产和市场，对所有的重化工业部门再来一次“优先发展”。经过前三十年工业重型化时期，以及改革初期的重点建设，我国重化工业已有了一定规模基础，早在八十年代，我国煤和水泥产量已居世界首位，1996年我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居世界首位，并拥用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企业。近年来出现煤炭、钢材、水泥等重化工业品的积压，其中1996年煤炭积压达一亿吨。目前的主要矛盾是重化工业时期应当具备的完善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据资料反映，1952年1978年平均每年新增铁路1000公里，而1978年－1994年平均每年新增铁路336公里，因此，正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是目前社会需求最大而供给不足的部门，“补课”的重点应置于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完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为高加工工业发展提供现代化交通设施通讯网络，而且可以把大量闲置的重化工业产品如钢材、水泥充分利用起来，并把引进产业和国内经济合为整体。
3.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点的思考
通过对工业化新阶段性质的判断和特征分析，大致可把握如下新经济增长点。
1）继续发展汽车、住宅、家用电器等高加工工业。
住宅、家用电器、汽车以及其他高新技术产品，都是高附加值工业生产，是高加工度化工业阶段的主导产业，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方向，有着广阔的发展潜力前景。没有必要人为地限制它的发展。
主张把住宅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点的观点，实际上倾向于向中国工业化高加工度化阶段过渡。住宅业在我国九十年代初兴起，鼓励住宅消费，首先可以引导消费，缓解巨额的居民储蓄压力，推动住宅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居民储蓄达6万多亿元，给市场和银行系统带来极大压力，需要引导到住宅消费，同时可盘活沉淀于房产业的大量资金，进一步推动房产业发展。其次住房消费可以带动相关商品消费和生产。据统计，1元住房消费可带动8元其他消费，即装修装潢、更新家具家用电器、厨房卫生间设备等等，带动一大批行业发展。目前商品房积压的原因是高房价低收入矛盾。一方面要降低房价，据资料国际房产业平均利润率6－8%，萧条时只有2%，而我国房产业利润率高达30%，我国近几年不景气仍高达25%，连安居工程也达15%，远远高于工业平均利润率607%。另一方面实行购房贷款消费信用政策，鼓励住宅消费，以消费推动生产。
2）高新技术产业。
主张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学者，认为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关联度高，如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不仅能带动传统产业，还能带动一批新产业建立，此外对经济增长贡献度高，发展潜力大，能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高加工度化阶段的重要特征，毫无疑问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3）基础设施公共工程。
主张把基础设施公共工程作为经济增长点的学者，实际上认为中国重化工业发展不充分。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重化工业时期的特征是钢铁、化学、机械等工业主导作用，同时有发达的基础工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一部门长期被忽视。再加上中国的家用电器等高附加值工业大量是从国外引进的，不是在国内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中国的电力、交通运输、通讯副业的发展与脱节。
因此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确实是我国社会需求最大而供给不足部门，需要重点“补课”。因此也是新经济增长点。公共工程包括：水利、造林、治沙等国土整治工程；铁路、公路、机场、光缆等交通通讯工程，水电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工程；自来水厂和地铁、轻轨等市政工程。社会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就投向这一领域。
三、高加工度化阶段的产业政策指导
鉴于上述分析，在引导债权转让、产权交易、控股兼并时，应依据我国高加工度化阶段的特征，实行继续发展高加工工业，和对基础设施的“补课”的政策指导。
1.发展高加工工业的产业指导
（1）发展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部门。
由于高新技术的产业关联度高，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等将全面带动传统产业质量产量的提高。因此有必要引导高新技术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兼并、参股、控股，对国民经济必需的传统部门，实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是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普遍采取的方法。
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部门的工艺设备。如纺织部门普遍安装自动化机床和专用小型计算机，运用计算机控制织、印、染等连续操作工序。钢铁工业用微电子处理机控制生产过程，保证高炉的稳产高产，降低能源消耗。机械工业中，把计算机系统控制技术应用于机床，生产多功能系列化自动化的计算机数据机床。在汽车工业方面，联邦德国、英国使用机器人数量1983年增长37%和52%，远远超过美日增长率23%和21%，制造业中联邦德国、英、法采用电子计算机的企业分别是51%、67%、38%。此外将新技术运用于传统部门。如将生物工程技术运用于食品工业、医药工业、农业等。这也是八十年代西欧经济大步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资产重组中应有意识地实现新兴行业对传统行业的改造。
（2）引导资金流向高新技术部门，开辟新兴产业。
发展高新技术，可以带动一大批新产业的建立。如激光技术可以带动激光唱片、激光测量、激光通讯、激光加工等行业的发展，通过高新技术可以极大推动经济增长。美国曾经在工业平均增长率2.9%的条件下，以高新技术产业14%的增长率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投资高、风险大新产品销售困难等多种矛盾，需要货币金融、财政政策大力扶植。政策工具包括优惠利率、财政贴息、财政补助、政府采购等、减免税等。
（3）调节耐用消费品的供求关系，鼓励住宅、汽车等耐用品消费，推动高加工工业发展。
消费始终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蓬勃持久，正是消费市场的活跃、消费水平的提高带动。当前5700平方米商品房滞销，汽车销售新的消费新的有所下降，部分家用电器滞销，并不说明高附加值加工工业的我国没有发展前途，而要限制其市场和生产。现有的产量和生产能力无远满足不了12亿人口的居民的需求，巨额的储蓄额表明居民具有相应的购买能力。因此，当前的关键是调整好各种供求关系，扩大消费促进生产。
目前商品房和汽车方面面临的是高价低收入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应下决心降低房价轿车价格，另一方面大力推广普及购房消费信用，并进一步推广到汽车消费信用，以此促进住宅业汽车的发展。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则面临着城乡消费结构差异的矛盾。就大中城市而言，旧家用电器已经饱和，这些产品在大中城市已成为滞销品，而大屏幕彩电、烘干式洗衣机、立柜式空调器、高级摄象机等更高档次的消费品，将成为新一轮的消费浪潮。相反在内地农村和边远地区旧一轮消费浪潮还未开始，中低档的家用电器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因此，这些都是资产重组中应充分考虑的因素和方向，要避免调整中的盲目性。
2.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的产业政策指导
作为重化工业的“补课”部门，与资产重组有关的产业指导主要有以下方面；
1）内资化的BOT投资方式。
近年来BOT成为基础设施重要的投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较好解决了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投资合作问题。开始绝大部分是由外资参加的。但外资参与BOT项目受到极大限制：第一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数额大、周期长、回报慢，限制了一部分外商投资者。第二、外商对我国政局稳定、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政策连续性存在着较大顾虑。第三、外商常会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令我国政府难以接受。
近年来BOT出现了新特点，即内资企业参与BOT投资。第一个项目是福建泉州市的刺桐大桥，以后广东、上海均出现成功的例子。实践证明，内资参与BOT有极大优越性：第一，内资企业与政府利益容易协调；第二，内资企业了解国情，双方便于交流沟通，特别是有利于缩短开发期经营期；第三，手续简便，省去许多外事方面（如外汇进出等）的程序。
因此这一形式在企业资产重组中值得推广。有必要引导一部分传统企业或重组后的企业参与BOT投次，一方面扩大了社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缩小了传统企业总规模；另一方面，BOT方式确保了内资企业参加者在经营期内（如20－30年）稳定和可观的收入。
2）直接融资市场政策指导。
目前相当一部分资产重组是通过直接融资市场进行的。由于基础设施是高强度的投资，限制了股民和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性。目前有必要实施鼓励基础设施证券投资的优惠政策，例如提高基础设施上市股票的增配股比例等。特别是有必要发挥共同基金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融资优势。[⑥]共同基金不仅运用集资方式较好解决了投资者资金分散和基础设施巨额投资的矛盾，运用投资组合方式解决投资者远期利益和近期利益的矛盾，尤其是共同基金上市的操作难度相对比股票上市简便，能吸收一大批非股份制的准备转产的传统生产企业，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
注释：
①周炼石：《论中国工业化新阶段和产业政策》，刊载于《社会科学》1996年第11期。
②张立群：《中国产业结构矛盾的再认识》，刊载于《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③陈淮、江林：《中国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战略的思考》，刊载于《经济科学》1996年第2期。
④ ⑤同①
⑥邱金宁：《论建立我国重点产业投融资机制》，刊载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