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海[1]2008年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用2000年到200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用国际比较的框架研究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探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在传统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本文还研究了企业所有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引入了两个衡量地区差异的指标:人均GDP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比重,考察地区差异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在中国同样适用,但是解释力不够,引入企业所有制变量可以使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增强。传统因素方面,企业负债比例与有形资产比例和规模正相关,与盈利能力,平均有效税率和非债务避税负相关,与经营风险、成长性负相关。与传统观点认为平均有效税率反映税盾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中国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反映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与负债比例负相关。对于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的负债比例更高,外资企业的负债比例更低,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负债比例居中。另外,地区差异对企业资本结构也有影响。两个衡量地区差异的指标:人均GDP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比重,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人均GDP与企业负债比例负相关。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方,企业负债比例更高,外资、私营企业比重高的地方,企业负债比例更低。
周娟[2]2005年在《中美企业债券市场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过20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结构和企业融资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融资结构中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问题日益突出。目前中国的融资风险过度集中于商业银行,整个金融市场隐藏着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发展多种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此时,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成为中国的一项迫切研究的课题。 本文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中与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相关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资本结构和契约理论,通过对中美企业债券市场比较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具体的金融环境,力求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总结其理论,找出实证依据,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导论。本章是全文的总括性说明,主要概述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回顾和整理与企业债券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和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角度和方法、结构安排和论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进行企业债券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考察。首先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并集中探讨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和契约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本文对企业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构建中美企业债券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第叁章至第五章是全文的主体分析部分,重在提供理论和实证分析的依据。第叁章首先从宏观角度,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横向比较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和目前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制度变迁特征,纵向比较两国在金融结构制度变迁中形成的金融结构的差异对企业债券市场外在效率的影响,深入、全面地分析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的缺陷。第四章通过对中美企业债券市场的交易机制、定价机制等进行比较研究,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层面分析两者的差异。认为美国的企业债券市场是一个完全按市场化规律运行的市场,具有较高的内在效率。而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与之相比,在市场微观基础建设上还远远没有健全,交易机制、定价机制等均不完善,且因经济转轨时期政府的行政干预等因素而缺乏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因而内在效率低下也就成为必然。第五章运用企业资本结构的理论分析,对中美企业的资本结构进行比较研究,从企业微观主体的角度探讨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的市场和融资环境下企业对资本结构的选择,理解现代金融体制下企业资本结构的一般规律,在实践中为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优化和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
张娅[3]2014年在《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机理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水平不断深化，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的企业融资活动日益活跃，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定理”以来，与企业资本结构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成为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外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集中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宏观经济政策角度探讨其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相关理论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且相关实证研究成果颇丰。信贷政策作为影响资本供给的重要宏观经济政策，虽然其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成果日趋增多，然而，从理论上探讨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微观机制的研究却鲜为人见，深入对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影响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异质性行业内企业资本结构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则更为有限。为此，本文尝试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国际经验比较，阐释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机理。这项研究将不仅拓宽企业资本结构影响机制理论的来源，而且为决策机构通过调整信贷政策促进资本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在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最新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综述后，本文将信贷政策引入Modigliani和Miller的基本分析框架，构建了信贷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微观机制。理论研究表明，若企业盈利，企业资本结构与信贷政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若企业亏损，二者则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率与初始状态下企业的债务价值和股票价值的大小有关，由于企业价值与信贷政策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而，存在相应的最优信贷政策理论值。加入税收变量后所得结论与基本模型下的结论基本一致，不同的是，企业的资本结构整体水平发生了变化，而具体变动方式与对企业的征税方式有关。含税模型下的企业价值整体低于不含税的企业价值，且最优资本结构下的信贷政策变量值随征税方式变动。然后，以2001年至2010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从上市公司整体、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及异质性行业上市公司叁个层面实证研究了不同信贷政策及其组合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程度和显着性。上市公司整体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信贷供给带来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同向调整，且这种影响是显着的。信贷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利差、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而利率的影响极其微弱。从不同信贷政策下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速度来看，银行资本监管制度下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最快，存款准备金政策下的调整速度次之，利率政策下的调整速度最为缓慢。其次，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层面的实证结果显示，不管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信贷供给变化与企业资本结构存在正向影响关系；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利差两项政策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大，而信贷规模和超额资本充足率则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大。从信贷政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速度来看，在总信贷规模改变时，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调整速度快于国有上市公司，同时，国有上市公司对不同信贷政策的反应与全样本下的结论一致，虽然不同信贷政策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不显着，但其调整速度却明显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接着，异质性行业上市公司层面的实证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类型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其调整速度受不同信贷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的行业企业中，各类信贷政策对公用事业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最大，而对综合行业企业的影响大于商业企业，对商业企业的影响又大于工业企业。进而，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不同信贷政策变迁对各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总信贷供给改变时，各个行业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商业、综合、房地产、工业和公共事业企业。综合行业企业资本结构受各类信贷政策变迁而调整速度最快，其次是商业企业，再次是房地产企业。进而，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信贷政策发展和变革历程进行动态经验描述，同时，也对中国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利率、存款准备金和资本监管等信贷政策变迁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描述，并将代表性发达国家的信贷政策与中国信贷政策进行系统比较，这既能挖掘不同制度环境下国家信贷政策发展差异，更为促进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信贷政策调整提供了来自国际层面的政策借鉴。依据本文的理论模型、实证研究和国际经验借鉴，本文认为为了加快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优化企业资本结构，中国决策机构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市场价值提升中的作用。为此，本文从利率、存款准备金、银行资本监管等信贷政策工具以及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异质性行业内企业的信贷政策的实施方面，为决策机构调整信贷政策实施方式和管理机制，促进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孙金华[4]2006年在《经济转轨时期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视界逐渐拓宽，其中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不仅跨越公司金融和产业组织两大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在商业实践中，为企业经营者将融资决策、资本结构选择同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策略和竞争能力直观地联系起来，特别是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和缩短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差距，因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企业资本结构选择和产品市场竞争的特点入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提出了新的解释，并将股权结构引入分析框架，拓宽了该领域现有文献中对代理问题的研究思路。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了初期的探索和体制的初步建立阶段。由于不同行业和地区在转轨方面的不同步，导致垄断与竞争、竞争不足与过度竞争并存的现象。外资的进入、加入WTO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产业组织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转型时期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与成熟市场条件下是有差异的，其中特殊的股权结构是市场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融资的偏好，财务杠杆偏低，部分行业的资本结构与行业竞争结构和收益风险特征不匹配。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转轨经济时期企业资本结构决定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之间的一般性关系，并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竞争行业样本，采用适当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指标，对有关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二者之间呈二次平方关系的结论。这充分表明，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和良好的绩效，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其所处行业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方式。
姜理[5]2000年在《企业并购、价值创造与控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是市场经济中一种典型的组织形式。兼并与收购(简称“并购”)是企业扩张和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和投资壁垒的消除，并购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行为。企业通过并购达到一定的财务目标。从某种角度讲，并购、价值创造与控制是现代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全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讲述了企业并购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企业并购理论研究的国内外概况，企业并购与资本分析。 第二章分析了企业组织形式与组织行为，并购内涵及分类，并购动因和中外企业并购历程。 第叁章介绍了西方企业并购活动。 第四章和第五章研究了资本结构理论，MM模型和资本结构决策，资本预算决策，现金流量与财务评价，企业估价，投资率及相关估价分析等。 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在研究了并购战略、并购战术、并购防御—反并购、企业生命周期与并购行为控制后，分析并探讨了中国企业并购的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必要性，并购活动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企业并购类型及其产权问题，中国企业并购失败原因，培育中国企业的并购市场环境等问题。
向静[6]2005年在《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之非显性筹资成本分析》文中指出从根源上理解不同企业资本结构形成差异的原因，对于企业决策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动态地进行资本结构管理和优化，以及政府扶持企业发展、优化筹资环境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企业发展处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时期，企业运行机制和制度环境不同于西方国家，大量实证还发现企业的筹资渠道偏好和筹资成本因地区、行业、规模和生命周期不同而各异；中国上市公司、未上市国有企业和中小民企的资本结构特征也存在巨大差异。本文旨在分析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现况及特点，探索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转型经济里的企业的资本结构各具特色但均与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相悖的根本原因，并立论“企业真实筹资成本差异大，且企业都明显表现出的真实成本最小化偏好”的观点，以求解释中国企业资本结构多元化现象。笔者从更广义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把握筹资成本，力图实现叁个结合：一是将筹资非显性成本与企业筹资决策结合起来；二是将筹资成本差异与资本结构多元化现象结合起来；叁是将企业不同的筹资偏好与筹资环境分析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企业优化自身的真实筹资成本提出管理建议，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以期对企业的筹资决策和控制管理上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作用。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资本结构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概述了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并作了“静态均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与中国企业筹资形态的拟合度分析。 2．对资本结构的多元性和柔性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内外部筹资比例、股权筹资和债务筹资的构成比例因企业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筹资制度、企业规模、行业的竞争状态和治理结构等因素，而表现出多种形式的个体差异。对于同一企业来说，随着金融工具和市场的发展，筹资渠道的品种、数量、进入门槛、要求报酬都在不断改变，其不同方式的筹资成本也随之变化，也就决定了资本结构的柔性。 3．在回顾国内外有关筹资成本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现行筹资成本考量的缺陷，拓展筹资成本的范围，特别指出非显性筹资成本的重要影响力。 4．归纳和细化了非显性筹资成本，指出企业筹资非显性成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可获得性成本、筹资补贴和其他辐射成本等；其中可获得性成本又主要因为中国转轨经济阶段所并存的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产业歧视和企业管理水平壁垒等方面；筹资补贴包括本金偿还性补贴、利息性补贴；辐射成本包括对大股东
周孝坤[7]2007年在《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积极发展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对成熟企业债券市场的研究较多，对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关注不够。成熟企业债券市场的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但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经验教训也不容忽视。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新兴企业债券市场中走在了前面。中国企业债券市场也是一个新兴企业债券市场，既有特殊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同时又和其他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有诸多相似的发展环境和运行轨迹，这些先行一步的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无疑有更贴近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值得研究。本文选取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资本市场效率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分别从宏观制度环境、市场微观结构以及企业微观叁个层面研究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力求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探寻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建设、市场微观和企业微观叁个层面提出发展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本章是全文的总括性说明，主要概述选题背景和意义，界定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梳理及述评国内外与企业债券市场相关的文献和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角度、思路、结构安排、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和后续研究方向。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构建了一个企业债券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首先梳理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资本市场效率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然后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联系企业债券市场实际，构建了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第叁章是运用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制度环境。在简要介绍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概况之后，本章首先分析了金融法律制度、融资制度等正式制度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影响，然后分析了东亚儒家文化、储蓄偏好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方式及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影响，最后考察了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制度移植的绩效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本章得出的结论是：1、完善合理的正式制度是企业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金融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供给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尽管东亚各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本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但是，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制度环境的改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虽然非正式制度不会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东亚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储蓄偏好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或多或少地会对社会经济、企业和个人投融资行为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进而对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3、东亚部分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对成熟企业债券市场制度的移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制度移植不彻底、实施机制薄弱、移植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及制度环境的不适等原因，使某些移植过来的制度实施效果远没有在成熟企业债券市场那么好。第四章是运用资本市场效率理论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在效率的框架下研究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微观结构对企业债券市场功能实现的影响。本章从企业债券品种结构、市场主体结构、市场组织结构等几个方面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微观结构效率进行了重点分析。研究发现，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市场结构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改善本国的资本配置和投融资体制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东亚各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仍然很不成熟，债券品种简单、市场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主体结构和组织结构不尽合理，交易机制、价格机制等不够成熟，结构效率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使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第五章是运用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及其融资行为与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之间的关系。本章首先分析了企业融资结构与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东亚家族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对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本章得出的两个结论是：第一，企业融资方式和融资结构与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债券市场的初始发展状态为企业融资方式选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企业对债券融资方式的态度会影响企业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发展滞后，目前也还很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对债券融资方式的利用，而企业对债券融资的冷落又反过来加剧了企业债券市场的萎缩。第二，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在较长时期内发展缓慢，从微观角度来说，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家族控制为特征的公司治理结构有较大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为保持企业控制权，排斥股权融资，融资渠道狭窄，规模有限，难以形成大量信誉好、资产规模大的企业债券发行主体基础。2、东亚企业股权高度集中于创业者家族，大企业对银行贷款融资过度依赖，广大中小企业又不具备发债能力，使企业债券供给有限，这从供给方面抑制了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总之，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以家族控制为特征的公司治理结构对本国企业融资模式和企业发展有着较大影响，进而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六章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和最终目的：将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与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发展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议。在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基础上，本章分别从优化制度环境、改进市场微观结构、塑造良好的企业债券发行主体叁个层次提出了完善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第一，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作为一种由不成熟企业债券市场向成熟企业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中间阶段，将其独立出来进行系统性的专门研究，这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二，本文结合新制度经济学中与企业债券市场相关的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资本市场效率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构建了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理论分析的基本构架。第叁，本文采用了从宏观制度——市场微观结构——企业微观主体的新思路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进行逐步深入、系统性地研究。第四，本文尝试性地探讨了东亚儒家文化传统、储蓄偏好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融资方式及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影响。并且认为，虽然非正式制度不会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东亚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储蓄偏好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或多或少地会对社会经济、企业和个人投融资行为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进而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五，本文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制度移植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认为，东亚部分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对成熟企业债券市场制度的移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制度移植不彻底、实施机制薄弱、移植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及制度环境的不适等原因，使某些移植过来的制度实施效果远没有在成熟企业债券市场那么好。第六，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和横截面数据，采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横截面回归等技术对影响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宏观和微观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不仅与公司特征因素高度相关，而且也与国家制度和经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特征因素和国家制度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综合财务决策。发行债券融资是企业债务融资的组成部分，影响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是影响企业债券期限结构的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资本市场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逐步向境外发行人及投资者开放境内债券市场将是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还可以站在开放的视角研究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这可以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之一。2、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数理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收集，对东亚新兴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企业债券定价进行更深入的定量研究。
张康[8]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本结构是现代金融的核心问题之一,自从MM理论诞生以来,许多金融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而对于中国而言,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首先简要综述了自Modigliani和Miller的MM定理以来的主要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企业外部融资制度变迁,指出这种变迁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然后重点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融资行为,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为外部权益融资、内源融资其后最后是债务融资,我国上市公司有很强的权益融资偏好。第二,我国上市公司负债结构也不合理,其流动负债水平偏高。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杠杆水平显着低于发达国家。本文的主体部分是研究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现有的资本结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包括税收、代理成本、不对称信息、以及公司控制权等)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这些理论表明存在大量的影响资本结构的潜在决定因素,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能够将这些理论综合在一起。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作一些理论上的说明,选取可能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多个指标变量进行分析,然后对上市公司分行业进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与西方企业资本结构的理论预测和其它国家的情况基本一致。但我国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国有股份在上市公司中仍然处于控股的地位,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殊之处。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最根本性的改革在于改变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股票市场应该从服务于特定目标企业群的融资,转变为优化资源的社会配置。另一方面,加快债券市场发展对于中国企业和资本市场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晓娟[9]2016年在《互联网行业资本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互联网行业的成长以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互联网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对互联网企业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对资本结构的研究很少。为了研究得出互联网行业相对合适的资本结构,加深对互联网行业的理性认识,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部分的研究:第一部分,对现有相关研究的总结。以现有的国内外资本结构理论和相关研究为基础,发现在资本结构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内涉及较少,更多的还是以西方现有理论为基础;而在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者基本一致,都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规模、行业、成长性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有影响;在资本结构与财务风险方面,都认为杠杆使用不当会导致企业产生财务危机,并且资本结构和其他指标可以进行预判。第二部分,对本文依托的资本结构方面的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主要有MM理论、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第叁部分,在研究指标的采用方面,为了更全面地研究资本结构,也考虑到互联网行业非流动负债占比较小的特点,本文采用了广义的资本结构概念,即把所有的负债都纳入资本结构范围。另外,在衡量财务风险的时候,由于本文主要研究资本结构,所以主要考虑的是筹资风险,这是与资本结构关系最密切的风险。第四部分,对行业的资本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是行业整体性的描述。在对所有国内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该行业的资本结构具有如下特点:资产负债率比其他多数行业都低,大约在40%左右;不同上市地点公司之间资产负债率存在明显差别,国内公司中在美国上市的那些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高于在国内上市的;资产负债率相对集中。其次,是行业间的对比。在做互联网行业与制造业对比时,显示两个行业间具有如下特点:相比制造业已经比较稳定的资本结构,互联网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在攀升;其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相对较高;在流动负债方面,制造业依然相对稳定,而互联网行业缓慢下降。这些差异,一方面可以通过信号传递理论得到解释,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的如成长性、规模、行业和盈利能力等因素进行解释。再次,是同行业不同国家企业的对比。为了深入了解互联网行业特点,把本国上市企业和美国上市企业进行对比后发现: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较高;中国企业的流动资产占比和流动负债占比都高于美国企业。这主要是由于两国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成长性等不同,美国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更强所致。最后,是对财务风险和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关系的研究。财务风险方面,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筹资形成的风险,数据显示,由于互联网企业多数较少依赖债务筹资,因此该种财务风险较小;与盈利能力关系方面,虽然数据显示有一定关系,但是由于企业数据较少,发展还不成熟,因此对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未能给予确定。第五部分,案例分析。选取了资产负债率恰好处于行业平均水平并且具有明显互联网行业特征的D企业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虽然企业的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合适的资本结构并不一定能产生与之匹配的盈利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不佳,还受经营策略、成本管理等因素影响。
邢燕[10]2004年在《企业债券市场发展轨迹探析——兼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构建》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债券市场是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演变形成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有着不同的运行规律和表现形式。研究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旨在揭示企业债券市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条件下运动的内在机理和主要特征,作为构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参照系。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对企业债券理论深入探讨和中外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实践的系统研究,探寻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中蕴含的一般规律和制约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模式和构建途径。通过对企业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地位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发达而稳定经济中的企业较多地利用外部负债和内部资金,而处于不发达但发展迅速经济中的企业,则较多地采用外部权益方式筹集资金。我国企业具有银行借款和股权融资偏好,形成了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相左的融资顺序。通过对国外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认为企业债券逐渐成为企业融资重要渠道的趋势是肯定的,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但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一定的需求基础之上,不同的国家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时机不同。本文将现有的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模式分为叁种,指出各国企业债券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不仅仅是资本结构理论所认为的企业融资选择的结果,还要受到各国不同金融制度、股权结构和法律框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然而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仍遵循一般性规律,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基于信息经济学角度,发展中国家适宜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发达国家则适宜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的有利时机;基于范围效率角度,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一般晚于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安排的双重约束,快速发展时期尚未到来,应选择政府推动下的渐进发展模式。企业债券市场的构建重点是市场主体培育和债券品种设计两个方面。通过中外市场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主体和品种设计与国外市场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企业债券发行主体培育重点是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赋予企业完全的融资自主权,通过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使企业基于市场化因素进行合理的融资选择。同时引入新的企业债券发行主体,实现发行主体的多元化,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债券供给基础。投资主体培育的重点是扩大机构投资者基础、优化机构投资者结构和加强投资者保护。近期我国企业债券品种创新的两个主要方向是资产支持债券和可转换债券。政府在企业债券市场中主要发挥监管的职能,重点通过加强信息披露要求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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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企业资本结构之非显性筹资成本分析[D]. 向静. 西南交通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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