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当代中国的新理性——新理性的建构原则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试论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主体性在西方现代哲学中步入黄昏期、在多种西方现代哲学力图批判、消解、重构主体性哲学的映衬下，当代中国却在努力构筑主体性哲学。从早发现代化的国家看，所谓主体，就是自足自立的理性之人（个体、集团、国家），而主体性基本上就是主体理性的发挥与张扬。同理，促使主体性哲学在西方面临挫折与挑战的问题首先就是，作为自足自立主体之资质的理性本身发生了问题。其武断与先验、特别是其盲目自我扩张给主体招致的灾难，使理性主体存在的根据一再被追问。可以说，怎样积极参与构建一种更为人们接受的新理性，是哲学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所面临的任务、发展水平不一样，但重构新理性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同样存在。传统的中国理性已远不能满足当今中国的需要，单纯的西方舶来理性也不能直接满足当代中国的需要；合乎我们需要的新理性只能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在广泛吸取的基础上锻造提炼的产物。主体性哲学构建的一个现时任务就是前思和反思这种锻造，积极探求当代中国的新理性，力主把正在发展着的结构合理水平适当的当代新理性更广泛地纳入中国现代化主体的资质构成中。满怀这种希望，笔者愿冒昧地就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建构谈一点粗陋之见。
一
中国传统理性尤其重视知识理性。在知行观上居主导地位的知行合一论就非常突出“知”的价值与意义。一定的知衍生一定的信仰，一定的信仰又必定导致一定的行动，似乎是一种牢固的逻辑。就连重行的青年毛泽东也坚信这种“知→信→行”三步曲（“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1〕），可见这种唯智论影响之深。这样， 知决定行，行的问题来自知，而知又多被人解为理论之知，而非一般之知。于是，当近代中国在行动上落后时，人们便在“知”上寻找根源，并力图通过思想理论形态的新理性来拯救中国。从严复的“力、德、智”到鲁迅全盘改造传统的启蒙或改造国民性，体现出一种愈来愈把西方新理性及其衍生的意志追求状态融入中国人内在资质中的努力倾向。但现代化实践的迫切性使几代人追求的思想状态新理性的建构缺乏切深地探究；知决定行的传统逻辑又不容许根据实践状况来锻造理论理性；于是，力图割断本国传统、多半为舶来品的理论理性仓促被用来决定指导“行”，这不但使理论理性缺乏坚实的逻辑推敲和实践基础，更重要的是，把实践理性实际上贬到一种次要方位（表面上或许并非如此），使理论理性或思想理性向着理想化、简单化方向片面膨胀，一种思想化甚至浪漫化的想象洋溢于现代中国的理性追求中。这种洋溢本身就是违反理性的，它把被它导引、贬斥的实践引向了日渐丧失合理性的方向，久而久之，思想理性就脱离了实践基础，走向思想追求的反面，成了好看不好用的东西，缺乏可继续操作的性质。这样一来，当现代化实践重新寻求合理性方位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就可能互相矛盾了。在社会转型期，这种矛盾很容易突出地表现出来。如我们的理论教科书上喊着资本是多么肮脏、多么坏的东西，实践上却在拼命地、通过各种办法把它吸引过来，并以吸引来多少的量衡量工作成绩的大小。理论上在鞭挞的正是实践上求之不得的，此为冲突之一。
冲突之二表现为，理论上极端轻视、甚至变相否认的东西，实践上却大量存在、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对待机遇的态度就是明证。国家、单位、个体等各类主体，都在追求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强烈体验到了偶然突发性机遇的诸多存在与重要作用；都体验到了抓住或者丧失某个有利机遇带来的明显效果；都体验到了只有能力没有机遇尚不足以保证成功的现实。可是，我们的理论教科书至今仍在宣扬变相否认偶然机遇独立存在品格的观点。这种观点认定，凡存在偶然机遇的地方，背后肯定隐匿着必然性；偶然机遇只是必然规律借以展现自己和实现自己的形式。这“形式”自然是表面上的、感性直观的。这与黑格尔在大量有关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性关系论述背后隐匿着的如下观点并无根本性区别，这观点是：偶然性是感性“幻象”，是认识能力尚未达到理性水平而在主体心中泛起的一种感性主观印象。众多偶然性的冲撞弥合结果正表现为一种必然性。机遇只是一个感性形式而已。这种牛顿式的近代机遇观早已被追究复杂性的现代理性超越了，却还残存于我们的理论理性中。它与我们目前在实践上大量强调发展机遇和大量实际体验是直接矛盾的。〔2〕
这样一来，本该开路的理论理性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却成了阻滞实践进步的东西，并由此变得理想化、简单化，日渐失去历史合理性。并使得撇开某些理论、“摸着石头过河”的行为获得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无情的事实使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先行了。理论理性或者随后追赶、或者坐阵旁观。在这种情况下，实践理性又容易成为一种感性经验的简单归纳，上升不到足够高的层次水平。看重感觉经验、而不看重理论知识的倾向在尊重“实践”的旗帜下，已经走到了没多少人去购买和阅读理论知识书籍、61.9%的人都不知爱因斯坦的严重地步！〔3〕应该说 ，理论理性形象的陨落是有历史原因的。理论理性怎样从中国传统雅文化中极端重要的先行地位转变到目前这种地位和形象，是一个需要详细考察的大题目。在此，我们只是通过毛泽东与马克思的简单对比论说一个历史原因。
在实践斗争中，毛泽东对干巴巴的理论教条的反对使他终生都保持着一种信仰：编造不联系实际经验的理论是没什么用的。不管这一信仰是否象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与早年的实用主义影响相关，这种信仰深化在其认识过程论中，对当代中国的理论理性的地位和形象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众所周知，从实在的生动表象出发，经过经验积累达到概念的认识，这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达到的对认识过程的认识，也是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对于深入、具体地揭示认识对象的丰富本质是不够的，因而他主张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性方法，即从概念和理论框架——其建立需要一种对非本质要素的舍弃——出发，逐步地将经验材料纳入分析之中并把对象的丰富本质依次揭示出来。“从实在到抽象”还不足以认清对象的丰富本质，而“从抽象到具体”才能达到科学认识，因而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4〕。
毛泽东则不同。他要用既有的马列主义范畴、框架去分析新的经验事实。理论框架、范畴方法是已有的、既成的，经验材料相对缺乏，因而更关键。他强调的“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基本上就是“经验”在认识中的意义。第一、“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5〕；第二、“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6〕，理性认识归根结底就是经验的积累；第三、从理性认识走向实践、即认识深化和认识之为真理性的检验也是实践经验的功劳，是新的实践经验才能充实和验证已取得的认识。晚年的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没上过中学”、“出身贫农”却教出七十二贤的孔子，报童富兰克林和工人瓦特，以显示经验的重要性。于是，教授去喂猪，知识分子时隔几百年后又被贬到元朝始现的“老九”位置上，似乎就有了理论根据。纵观毛泽东实践——认识理论从延安时期到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他对经验的强调是不断加重的。伴随着这种加重，第一、理性势必受到不断加重地轻视。如果这种高度重视经验的哲学极端发展，极易导致实践决策更多地依据对客观状况的感觉经验分析，依据原有经验，而不依据对新形势的冷静的理性分析。第二、理性势必被降低到简单的概念和命题抽象的水平上，达不到应有的复杂性和深度水平。马克思把理性视为从简单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追求道路上达求着的、与整体和全面性本质相联系着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则把理性看作在经验基础上达到简单初步的概念抽象和命题推断的能力和水平。被马克思视为追求理性所由以出发的始点的地方，成了毛泽东视作理性已经达到了的地方。
总之，鉴于历史经验，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建构应该在理性与经验、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一种开放性的辩证关系。既要防止理论理性不顾历史实践水平的片面冒进、防止理论理性的过度理想化和浪漫化；又要防止在过度拔高实践理性的情景下把理性弄成一种简单的经验归纳和概念抽象，防止在重视实践的幌子下只重经验、轻视理性的倾向。以前那种不切实际的浪漫理性和当今已露出端倪的否定理论知识价值的泛经验论倾向，都是需要谨防循入的误区。特别是，在新旧知识无用论基础上理性的浪漫化和经验化的结构调和，就更可怕、更需注意。
二
实践理性显然是当代中国新理性的重要出生地。对它的探讨不仅要注意与理论理性的适度关系以及防止理性的泛经验化倾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自身的内在结构组成中保持一种合理性的关系。
儒家传统的“行”基本上是在道德践履和政治领域，生产劳动则被视为低下之事。西方传统的“实践哲学”所谓的“实践”也是依据伦理之知选择适宜生活的伦理——政治行为，只不过理论科学研究在西方传统中是一种极崇高的“实践”，而在中国则不是。这两种学说产生的文化氛围都是与从事劳作的下层民众相隔较大的上层文化，因而都是崇尚“高雅”、“崇高”的上层人从事的活动。从“实践”观念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实践”范围不断从富贵之人从事的“高、雅”活动向包括一般群众从事的生产劳作和先前被认定为低下或邪恶的活动在内的广阔社会活动扩大。原先，富贵之人从事的活动被认为是有理性的，而下层人的活动基本没有理性。在工业化浪潮兴起之后，由于生产劳作愈来愈应用理性的成果、愈来愈成为理性作用的场所，它们才得以进入有理性、合理性的因而够格了的“实践”领域。由此，马克思才向群众的劳作、商业贸易、市场交换等领域拓展“实践”和“实践理性”的范围。
可是，由于受儒家强调道德践履的伦理——政治理性与道家不为社会生活所累并试图逃脱社会主流生活的飘然理性的传统影响，近现代中国实践理性的建构更多地是在道德践履、政治行为上用功夫，试图建立伦理——政治性的理想国；或者追求虚无缥缈的诗性“自由”。进入现代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经济领域的理性被忽视，而最基本的自由、即那种靠艰苦的出力费神和睿智的自发竞争才能创生出的经济生产自由，却长期遭受轻视。这种先高层次后低层次、没有基础就建楼阁式的理性建构与经济是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显然不尽一致。急切现代化所导致的这一好高鹜远倾向进一步加重了理性结构上的不合理性。
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现代化建设的展开正在打消着上述好高鹜远倾向。但当代中国仍有必要沿着马克思的思路继续拓展有理性的“实践”的范围，并积极在新领域内构筑起新理性。比如商贸交往，我们以前曾以为它是狡诈阴险、低级下流的活动，本身不创造价值而只转移价值、甚至剥削生产创造的价值，因而把这种实践排斥于理性之外，视为非理性支配的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已经使轻视商业贸易的观念渐渐趋于消失，但重视绝不等于就把它纳入了理性之中。所以，市场经济不但把以前我们忽视的经纪行为、商业贸易、市场信息交换等实践活动的价值凸现了出来，也使理性在交往，特别是商贸等市场交往方面的建构问题突现了出来。这是其一。
其二，市场经济引发的实践理性建构不仅在范围上不断扩展，更重要的是，要在理性的内在结构中优化调整。由于现代化把技术理性的意义表现得尤其突出，避免把实践仅仅视为技术，因而把实践理性仅仅理解为技术理性的工具化倾向，就显得非常必要。以前我们轻视或忽视技术理性的倾向仍需纠正，但我们再也不能把目光只盯住一种（或几种）主要理性，把转变理解为遗弃前宠、只要新宠的简单的喜新厌旧了。技术理性是重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重视技术理性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理性。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关注起对技术理性的调适与校正。现代释义学就是沿着与马克思相反的思路，力图从反思现代技术实践的片面性出发，走向与传统“实践哲学”所谓“实践”的融合，警告人们不要在技术理性的胜利与赞歌声中忘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之知”。要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就更需要重视。在此我们仅举一例。
这就是需求——价值方面的校正。技术理性本身是有自己的价值意向的。技术理性本是人寻求把握（了解、分解、组合、改造、最终占有）外在世界的一种有效手段和能力。以占有更多的技术产品（用一般货币为衡量标准和一般代表）为价值，是从技术理性价值观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观。这种甚嚣尘上的价值追求已经为人类实践带来了不少灾难性后果，并因此需要调适校正。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上，由于政治伦理价值和精神理想价值的迅速旁落，物化价值的快速膨胀已经在不少人那儿走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为了保证精神文明的正确方向，对需求——价值理性的反思与重构就显得异常迫切。从此而论，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建构应该本着事实与价值、科技与人文并重和统一的原则，谨防出现科技挂帅、人文落后，富有却俗气，以至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物化价值统治一切、人也成了物的庸俗资本主义式的畸形发展局面。
三
不论是中国传统理性还是近现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理性，都带有非常独断的特征。它常常表现为一部分具有特殊身份的主体的垄断品、专利品，甚至被这类主体界说为非常神秘的本体性存在。众所周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作为道德准则的当然之理与作为事物规律的自然之理是统一着的，作为这种统一的“理性”其根据在“无”，就是说，是一种自然本体。这种观念在试图把社会生活完全理性化的西方近代理性主义运动中变得更加明显。而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恰恰又对现代中国影响甚大。反映在哲学上，突出的标志就是变本加厉地崇拜理性的黑格尔泛理哲学在现代中国持久不衰的影响与地位。其实，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黑格尔既不如其前辈又不及后辈更为合理。他用理性反思一切，却彻底放弃对理性自身的一切反思，而且变本加厉地把理性视为宇宙的灵魂、基础、推动力和运动目标，视为不以其他任何存在为前提却构成任何存在之前提的本体。其思辨理性孕育出的思想观念仍然打着辩证法的名义在当代中国流传。如事后诸葛式的预定历史规律观、感性幻象的机遇观、否定自发性有益功能的自发——自觉理性二分法、二分对立就是矛盾的模式并一定推动发展的素朴之见，抓住规律就能达到自由的天真自由观等等，皆未受到现代理性的反思。这种神化近代理性的倾向大大阻碍着当代中国新理性的合理建构。
同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理性都是管理阶层和知识阶层的垄断品。人数居多的广大民众主体至多被视为可以理性予以启蒙的对象。理性的产生似乎与他们无关。在历史上，理性还往往与政治暴力结合在一起，借助政治或暴力力量维持和推行自己。结果，它更显得神秘、高不可攀、难接近和令人恐惧，并因此疏远着与民众的关系。
实际上，在现代理性看来，理性自身既非本体，又不是某部分主体（集团）的独占物，而是文明人具有的一种只有通过其作用和效力才能理解的、认知和改造内外部世界的能力，是发现、确立和指明自然与社会内在必然联系与规则的能力，是根据这种发现和确立在思想中、继而在实际中再塑实际事物的能力。这能力的形成绝不是只与几个人或一部分人相关。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理性不断表现为众多人类个体或集团共同体所锻造的有益能力相互交融的产物。它不再是某部分人的独霸品，它不断走向民间、走向生活、走向以前被认为是非理性的领域，并通过交流而丰富扩展。因此，作为主体的内在资质，理性就是一种发展着的、能够自我调适提高的文明能力。为此，理性就必须不断保持自我反思的品格，放弃本体似的崇高本位，放下蔑视“潜理性”和“非理性”的架子，从部分主体的垄断独霸品位中走出来，迈向交流与开放。从此而论，理性不能再是先验的东西。真善美作为理性的最高追求也不能再是先定模式拟的东西。它们都需要各类主体的交流融合。哈贝马斯已经在西方建构了一种现代交往理性系统；我们也同样需要重视交往对理性形成和提高的作用，以至重视建构一种中国化的交往理性，以促进理性的全面提高。
传统理性之所以陷入封闭和自我崇拜，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把自己的领地视为由严格的必然规律性关系决定支配着，这严格性不仅酷似逻辑严明，而且甚至是预定式的、即事物未展现之前便在其“本质”中固有了的。黑格尔胚胎发育隐喻的理性发展论便是此种典型。二十世纪的新科学早已揭示了传统规律观的局限性。在现代科学追究的各种复杂性面前，认定机遇（偶然性所塑造的弹性空间）只是一种靠不住的主观想象（或“感性幻象”），这样的规律观已显得过于简单、抽象和武断了。正象丹皮尔所说的，它“只适用于十分抽象的客体，即逻辑分析的产物”〔7〕。随着现代科学“要求修改关于科学规律的经典观念”（拉兹洛语），追究复杂性的现代理性发展了一种颇有前途的观点：机遇在某种意义上比规律更为根本，仅仅用规律根本说明不了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对于进化发展过程来说，机遇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必然律为小，而且在某些时空场合下，机遇的作用明显比规律的作用要大。
这样，理性就得向没有严格必然规则的区域开放了，理性必须与这样的区域进行真诚的交流，才能建构起更好更合人意的新理性，从而扩展和优化自身。不消说，对逻辑规律的崇拜已经产生出了不少有悖于实践的“抽象”，并阻碍着实践的进步。不顾实践状况的逻辑理性崇拜只是那些偏爱逻辑的理性垄断主所热衷的。其实，理性并不就是逻辑，不是只有可用数学表达出来的东西；甚至也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手段。理性本是人类发明的、能够帮助人类自己建构一个合意、幸福、正义的生活世界的能力。逻辑、科学、技术只有在有益于这样一个生活世界时才合乎原本意义上的理性。如果它们变成了杀人的工具（实际上它们都成为过），给生活世界造成痛苦和灾难，那它们就不再合乎原本理性。中国古典的理学之“理”，西方的科技之“理”，都曾发展到杀人的地步，不管是采取内击还是外击的方式。无情的事实促使人们去反思、调适、重构以前自己崇敬的那个理性。在这个过程中，把有些脱离生活实践向着自己设定的某个方向过度拔高的理性重新放置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调整，就成了一项基本工作。而这项工作是向各个层类的主体开放的。经过各层类主体的共同参与，经过各种理性的融合交流，达求一种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的新理性。就象伽达默尔说的，达求这样的理性：“合意的东西在一种对全体人有说服务的方式中对全体展示得越多，有关的那些人越能发现他们处在此种共同的现实中；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人类在积极意义上具有自由，他们也就在那个共同的现实中有了真实的认同”。〔8〕
与现代理性的开放特性相关，宽容也是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在这方面，正象一些哲学家指出的，一个有理性的现代人的标志，就在于对自己和他人犯错误的可能性抱着足够开明的态度，不盲目认定自己必正确、而他人毫无正确可言或者全是错误。这并不是说犯错误有合理性，而是说，对不尽相同于自己认定的理性的东西保持适度宽容，对自己的“理”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应该是现代理性的必要特质。在此意义上，现代理性本质上是批判的，包括适度的自我批判。
最后，与严密逻辑的区别、与严格必然律的差距，使现代理性不断丧失了近代理性固有的那种由永恒严格的规律支撑的绝对安全感和永恒感。并且，在它们离开理性之后，由于不甚确定、由于复杂机遇的作用而导致出现的不定感，造就了现代理性必然携带的焦虑和责任意识。现代理性的世界，不再是绝对严格、确定、必然如此、绝对安全、可靠和永恒的世界，而是充斥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或未确定性。要保证走向设定的合意目标，保证理想的实现，作为人类最高发展能力的理性，就不容盲目乐观，而必须具有适度的焦虑意识、具有充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以近代理性的盲目乐观和高傲无人的姿态对待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那很可能不但重会出现理性招致的灾难，而且还会使现代理性失去发展优化自身的历史机遇。
开放、宽容、焦虑和责任感，同理论与实践、经验与理性的辩证协调，同实践理性内部结构上的优化调整等因素一道，构成了当代理性继续前进、继续为人喜爱并真正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注释：
〔1〕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语（批于138页）
〔2〕详见拙文《论发展机遇》，载《学术交流》1994年第2期
〔3〕见1994年1月8 日《今晚报》所载樊国安的文章《中国人还读书吗》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7页。
〔6〕黄楠森、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下，第1389页。
〔7〕丹皮尔《科学史》，第625页。
〔8〕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