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产业增长新动力_产能过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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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常态到中高速增长常态的阶段性转换。2013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即第三产业比例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比例。在这种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政府和企业界，一个问题时常被讨论：一直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工业，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十分重要吗？这个问题不仅事关“十三五”规划中工业应该被赋予怎样的使命和地位，以及新阶段中国工业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而且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及现代化事业都有重要的影响。

      一、走向工业经济的“新常态”

      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中国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大规模刺激后进入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期，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2001—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4%，而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速均为7.7%，2012—2014年上半年各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在7%～8%之间。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1]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4%，未来5年增长率预期为6.4%～7.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2]预测2014年经济增长为7.5%，2015年为7.3%，未来10年平均增速为6.5%。经济增长告别两位数增长，进入次高增长阶段，这被认为是中国“新常态”经济的首要表现。[1]当然，我们预期的“新常态”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速下台阶，更期望的是经济质量上台阶，也就是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转而更多依靠消费和内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由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实际周期还不到3年，如果说“新常态”是一个稳定的经济均衡状态，那么，我们还不能判断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已经下降到一个均衡点或者均衡区间，因此，称中国已经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还为时过早，但是，一些阶段性的积极变化已经或者正在出现，可以认为，我们正在走向经济“新常态”。

      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两年工业运行一定程度上呈现工业增速趋缓、工业结构趋优的新特征，显现出走向工业经济“新常态”的阶段性变化的迹象。

      1.中国工业增速持续回落，但有逐步趋稳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经济波动看，中国的工业增长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波动周期(如图1所示)。第一周期是1978-1985年，1978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6.4%，该周期的峰值出现在198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8.2%，谷底出现在1981年，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仅为1.7%；第二周期是1985-1992年，谷底在1990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3.4%，峰值在1992年，数据为21.2%；第三周期是1992-2007年，谷底在1999年，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8.5%，200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4.9%；现在中国正处在始于2007年的一个新的周期中。总体上看，前两个周期的波动幅度较大，而在当前这个周期中，总体增速逐渐回落，但回落幅度逐步收窄，工业经济运行呈现趋稳的态势。

      

      图1 1978-2013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工业投资增速明显回落，而投资结构初步呈现优化态势

      投资增速回落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自2011年以来，工业投资增速下滑速度快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速度，2011-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3.8%、20.6%和19.6%，而同期工业投资增速分别为26.9%、20%和17.8%，工业投资增速从2011年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1个百分点，加速下滑到2013年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8个百分点。自2014年年初以来，在国内外需求总体偏弱的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增速放缓至历史较低水平。但在工业投资明显回落的过程中，投资结构呈现优化的态势，2013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8.5%，较2012年增速回落0.1个百分点，而采矿业增长10.9%，比2012年增速回落1.1个百分点，有利于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趋势。从制造业内部看，高科技行业投资增长较快，而传统制造业行业投资增速下滑。在工业投资增速整体放缓的情况下，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1—6月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8%，比工业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分别高3.8个和3.2个百分点，这对企业核心研发能力提升、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等技术推广、工业企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消费需求增速平稳下降，而消费结构开始加快升级

      201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38709亿元，比2012年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5%，增速比2012年下降0.6个百分点。2006-2012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是13.7%、16.8%、21.6%、16.5%、14.8%、11.6%、12.1%，2013年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的年份。2014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进一步趋缓，第2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速下降至10.8%。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品消费需求增速已经逐步下降到一个新水平，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下降趋势已经得到遏制。从中长期看，这一影响会更为严重，因为如果没有消费需求支撑，新增投资也将成为无效投资，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但可喜的是，消费结构呈现明显加快升级的趋势，表现在：①农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2013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4.6%，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9%；②自2006年以来，中西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一直快于东部地区，区域消费差距正在逐步缩小；③消费方式多样化趋势发展迅速，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增长较快，已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3年中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2.2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28%，2014年1—5月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9.8%。随着信息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居民消费习惯变化明显，2013年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已达10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25%。

      4.工业出口增长处于低水平，但贸易结构呈现优化的态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实际增速急剧下滑，虽然中间有反弹和波动，但总体上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实际一直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2012年和2013年中国出口增长都是7.9%，2014年第1季度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同比下降4.7%，2014年第2季度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2%。即使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处于较低水平，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在此之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一贸易出口大国。对于可期望的工业经济“新常态”而言，关键是中国工业贸易结构的优化。近年来，中国贸易方式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工业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比2012年增长7.3%和9.8%，远高于全部工业品出口额5%的增长率；二是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不断下降，1999年这一比重达到56.9%，进入21世纪后，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逐步下降，2013年已降至38.9%；三是贸易主体日益多元化，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逐步提升，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为58.3%，2013年这一比值为47.3%。另外，中西部地区出口明显增加，进出口市场分布日趋多元，以上海自贸区、内陆沿边开放为代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呈现出贸易结构优化的态势。

      5.服务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过工业，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无论从中国工业化进程看，还是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看，2013年服务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越工业产值比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2014年上半年增长速度为8%，高于第二产业7.4%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继续上升至46.6%，从统计看服务业成为供给的主要驱动力。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高加工度化趋势明显，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工业中的原材料行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增长迅速，居三大行业之首；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2014年1—6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快于工业整体增速3.6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行业分别增长了13.8%和13.4%。在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最高的十大行业中，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及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占大多数，而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最慢的十大行业多是高耗能产业和资源型产业，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

      6.东中西部地区工业区域结构趋向平衡，东部地区工业率先呈现企稳态势

      近年来，东部地区逐步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北京市和上海市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大多处于工业高速增长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自2006年以来，东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呈下降趋势，而中西部地区GDP占比呈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正逐步缩小。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看，总体上，2005年以来也是维持“东慢西快”的格局，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速最快，2008年和2010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比东部地区分别高出11.1个和11.2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虽然总体上2010年以后各个地区工业增速普遍出现下降，但2011-2013年西部地区仍比东部地区分别高出9.7个、4.8个和1.6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中西部地区在原煤、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工业品上一直占有优势，同时，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品近年也有不俗的表现，表明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在不断升级；东部地区在集成电路、彩电、微型计算机、钢材等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上有绝对优势，但优势地位相对下降。可喜的是，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已经初步呈现出趋稳的态势，2013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比2012年高出了0.3个百分点，而同期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2013年东部地区工业率先呈现企稳态势十分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国工业走向“新常态”具有先行指标的标志意义。

      

      图2 2000-2013年东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7.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大体保持稳定，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2011年以来，随着工业增速逐渐放缓，企业经济效益指标增幅总体有所回落。2013年以后，企业经营效益情况有所好转。总体而言，近几年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基本保持稳定。从销售收入来看，2012年第1季度增速下降后，总体上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率；以利润来看，2013年和2014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速都稳定在10%左右。从经营效益看，2011年以来，工业企业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保持了较稳定的水平，成本费用利润率(累计)在5%—7%区间浮动。近年来，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工业技术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内部支出为7200.6亿元，比2011年增长20.1%；研发强度为0.77，比2011年的0.71和2010年0.69都有所上升；在产出方面，2012年国内企业发明专利已达到7.8万件，是2010年的2.2倍。更为关键的是，一些重点领域先进和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2013年，石化行业中煤气化技术装备、染料生产工艺、页岩气开发、煤化工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突破；医药行业中1.1类新药临床申报数量不断增加，已达13%；电子信息行业有55纳米相变存储技术、高性能图像传感器芯片等。[3]在工业增速明显下滑的大环境下，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能够大体保持稳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这表明中国工业企业成长方式正在转变，成长战略已经开始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低成本战略向差异化战略转变，企业正在探索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已开始适应中速增长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逐步培育适应“新常态”的能力。

      基于上述对工业增长速度变化、工业需求侧变化、工业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以及工业企业微观主体表现的分析，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工业经济正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工业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在8%—10%区间，无论是需求结构，还是供给结构，都呈现优化态势。之所以是“正在走向”，是因为这些典型特征表现还不稳定，时间验证还不充分。从“旧常态”走向“新常态”的过程，就是从一个稳定均衡走向另一个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国工业经济正在“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地走向一个稳定的“新常态”。从理论上说，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会出现波动与跳跃，会有所谓的“突变”、“混乱”或“危机”。实际上，这几年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工业界已倍感压力。2014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9%，创2008年12月以来的新低，大大低于市场预期，这既说明判断工业经济是否进入“新常态”还有待时日，也表现出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的不适应。实际上，能否避免或者妥善处理、适应新旧均衡状态转换过程中“突变”、“混乱”或者“危机”，是经济能否顺利走向“新常态”的关键。

      二、迎接工业化后期的新挑战

      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为什么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短期下降，将来会“V”型反弹，而是步入了一个中高速的“新常态”，理论界给出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中国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口红利视角的解释。[4]基于人口红利理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多年，主要来自于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相关的人口红利，由于2004年出现了以民工荒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在2010年劳动人口达到峰值时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将是必然的，经济发展阶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外还有解释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正处于投资驱动工业化高增长向效率驱动城市化稳速增长过渡阶段。[5]而有的学者则直接将其称为中国进入增长平台转换期，现在经济增速下降不是同一平台的短期波动，而是不同增长平台的转换。[6]

      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经典理论是工业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或者说工业化进程、经济现代化进程)可以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每个阶段转换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变化。我们的长期跟踪评价表明[7]，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已经达到66，这意味着201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各国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化中期相比，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特征变化是在工业化中期，依靠高投资、重化工业主导发展而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在工业化后期，由于主导产业的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速将会自然回落。这里基于工业化水平的评价所得到的结论，与上述基于人口红利等理论分析的结论互相印证，甚至时间节点也完全吻合。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确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阶段转换，那就是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口众多的大国工业化、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8]虽然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当工业化进程推进到工业化后期，继续保持长期高速推进、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已经无法实现。对于工业化进程而言，同样需要从高速、低成本、出口导向、不平衡的发展“旧常态”向中高速、基于创新的差异化、内外需协调和区域平衡的发展“新常态”转变。这个转变能否实现，事关中国能否顺利走完工业化后期阶段，最终实现工业化。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意味着这个转变也十分迫切。但是工业化史表明，按照“收敛假说”，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实现“赶超”，而现实中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曲折的，会面临这样或那样的挑战和危机，如在工业化中期会有“中等收入陷阱”，在工业化后期会有“高收入之墙”，所以真正成功“赶超”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现在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一般只有日本和“四小龙”。因此，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必然会面临的重大的挑战和任务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老龄化社会或者“未富先老”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区域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也就是说，走向“新常态”之路是曲折和极富挑战性的。本文认为，在众多挑战中，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三方面的问题，前两方面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内生变量”，是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任务，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外生变量”，是需要应对的、来自于外部发展环境的重大挑战。

      1.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问题虽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在20世纪末和2005年前后中国都出现过较为突出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中国工业化后期所特有的问题和挑战。但是，自2011年以来，本轮产能过剩问题的性质和特征与以往不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严重性也不同寻常。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本次产能过剩涉及领域更广、程度更严重。从范围上看，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已经扩大，2005年前后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而本轮产能过剩的范围扩大到造船、汽车、机械、电解铝等领域，其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是非常突出的行业；不仅如此，当前产能过剩甚至扩展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由于中国没有正式公布统一的产能利用率统计指标，无法准确地反映中国产能过剩程度。但是，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看，2012年3月-2014年8月已经连续出现30个月的负增长。2014年3月全国PPI同比下降2.3%，创下历史新低，4月以后PPI降幅连续四个月收窄，分别是2%、1.4%、1.1%、0.9%，8月PPI降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为1.2%。虽然影响这个指标的因素较多，但该指标创历史的连续30个月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前中国工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长期维持高库存以及实体经济不景气的状况。

      第二，对于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由于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试图等待经济形势复苏后依靠快速经济增长来化解产能过剩已几无可能。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经济大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接下来的任务是由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从大到强转变的过程中，产能过剩从以前相对过剩转变为现实的绝对过剩，也就是说，以前周期性产能过剩后来都可以慢慢通过长期需求消化掉，但到工业化后期，许多产业年度需求峰值已经达到，不可能由长期需求慢慢把峰值吸收掉。

      第三，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低成本工业化战略急需转型以及中国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矛盾的集中体现。看似简单的产能过剩，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其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市场自身供求关系变化所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是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的原因。由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面临着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与前两次产能过剩相比，当前的产能过剩对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更为急迫。在经济发展方式无法转变、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度介入的体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不仅旧的过剩产能难以被消化，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产能。例如，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2010-2012年全国共淘汰炼铁落后产能约8300万吨，但2011-2012年全国新投产炼钢产能约1.25亿吨，新增产能速度大于落后产能淘汰速度。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与产业重组、雾霾治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相关的综合治理工作，而是和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

      对于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矛盾得不到化解，在微观层面，会出现恶性价格竞争，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大量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等现象；在宏观层面，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系统性经济风险会加剧，有可能进一步产生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因此，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可以认为是工业化后期中国工业经济走向“新常态”所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潜在危机和挑战。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推进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中之重。在中国众多结构性问题中，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认为是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在需求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结构失衡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的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即所谓“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在区域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等问题。其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统一，主要是指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的过程。实际上，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由农业占主导向由非农占主导转变，并伴随着结构转变，人均收入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升级更集中于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上升，以及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比例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上升的过程。因此，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比例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是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有一定标志意义的关键变化。

      在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所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因为这个任务绝非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说，在工业化初中期，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产业升级主要通过“要素驱动战略”实现，那么，在工业化后期，中国要实现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和服务业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的则是“创新驱动战略”。“要素驱动战略”强调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显著提高了工业劳动参与率，而工业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因此，要素投入驱动了经济增长。未来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更多的劳动力将转入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又低于工业，因此，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将下降，出现所谓的“经济结构减速”和“产业效率失衡”[1]，因此，劳动效率的提升关键取决于产业内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工业发展水平虽然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但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这在服务业比例不断增大的工业化后期，不仅将造成中国整体效率提升速度下降，更为关键的是服务业的创新要比工业创新面临更大的挑战，难度也更大。这意味着在创新驱动方面，中国还任重而道远。

      工业化后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仅是任务艰巨，更为复杂的是中国政府习以为常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抓手——产业政策的有效操作空间将相对有限。一方面，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不同国家产业演进路径具有差异性，这意味着产业政策操作的目标并不十分明朗和单纯。虽然总体上存在上述有关第三产业比例提高、第二产业比例下降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但是这种路径不是绝对的，现实中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制造业产值比例仅仅是小幅下降，如法国、德国等，有些国家还有所上升，如韩国。另外，从制造业内部看，也并不是所谓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比例越高，制造业内部结构就越优化、发展水平就越高。2007年德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比重为49.2%，日本在54%左右，韩国更是高达56.8%，显然这并不意味韩国的制造业结构要优于德国、日本。因此，政府绝对地将统计意义上的产业产值比例设为产业政策目标的价值并不大，即使达到了统计意义上的比例，也未必说明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学甄选产业政策的具体工具和措施，政府原有的许多产业政策工具，如直接补贴，将更多地受限。理论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质疑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依靠产业政策扭曲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一份对1980-2010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表明，长期以来，以能源和基础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低效率的上游工业部门，不断地接受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共资源补贴，实际上也在“补贴”着“高效率的”、以出口为导向的下游成品及半成品部门，这种“交叉补贴”造成了对土地、环境等方面的成本透支，进而使经济结构扭曲和失衡[9]。近年来，对一些目标产业、战略性新型产业的补贴也备受争议，甚至有观点认为是产业政策导致了产能过剩。应该说，对于中国这类后发赶超型国家，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如何正确选择产业政策的目标、方式和措施。尤其是到了工业化后期，直接“赶超”型的产业政策的意义逐步衰减，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加强物质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市场制度、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着力点更多地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这实质上是对政府调控经济、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其工业化进程又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叠加，这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增加了一些“变数”。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这种制造业信息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使得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虽然这两种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金融危机后，随着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政府开始大力推动，例如，美国提出《制造业行动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欧洲提出《未来工厂计划》，等等，于是，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两个重要趋势。制造业信息化表现为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能仅仅理解为由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个别新的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出现和应用引起的突变，其实质是一个由信息技术创新引发的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已经发生突破但仍处于演进中的工业系统变革。虽然这场变革被称为“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是一夜来临的，实际上，1954年5月24日第一台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诞生，距今已有60年的历史。但是，现在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合适的，主要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成本大幅度降低，使信息技术在工业生产制造中大规模使用，并引起了制造范式的革命性的变化。正如戴维.S.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所指出的[10]，“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斥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突出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可能会形成以下冲击和挑战[11]：①进一步弱化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②对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抑制。现代制造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得制造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来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③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对于提高劳动报酬的机制，虽然一般可以通过税收等制度设计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更根本、更有效、对要素市场扭曲最小的方式是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一般劳动者素质不能够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会造成职工的失业或者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简单劳动环节中。

      这意味着“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加大中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难度，但“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也是一种机遇，这种机遇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这实质上要求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既要有紧迫感，也要有信心，既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又要积极应对，适应新变革，从而走向“新常态”。

      三、寻求中国工业发展新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走向“新常态”，在工业发展问题上出现一些新的论点，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劣质产业论”、“地位下降论”。“劣质产业论”的核心观点是，工业具有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高噪音、占地多、事故多的特征，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影响弊大于利。“地位下降论”认为，2013年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比例中服务业已经超过了工业，而且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于是工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让位于服务业。“劣质产业论”在中国普通大众和社会中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随着人民群众环保意识不断提升，以及大众媒体的不当引导，这个论点也日益流行。而“地位下降论”则被许多学者和政府人员所接受。这些论点的流行使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着一个日趋严酷的环境，甚至在一些地方政府制定“十三五”规划时，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再强调工业发展。如果说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升级、“第三次工业革命”等对中国未来工业发展构成了挑战，这些观点同样对中国工业发展形成了挑战，只是这是发展观念的挑战，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澄清，也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更大。

      第一，工业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增进了人类社会福祉，极大地满足了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人类社会进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不断发展，实现了利用不知疲倦的机器替代人的有限劳动、源源不断的无生命动力替代有生命的有限动力、大量丰富的资源替代了有限的动植物资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最终避免了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虽然人类享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但由于现代社会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问题，许多普通人又会将这类问题完全归罪于工业发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以下几点：①不能将某些工业行业存在的高能耗、高污染问题放大到整个工业。实际上，工业中高能耗、高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于一些石化、化学、冶金、建材等工业部门，而且即使这些行业，也只是某些环节存在高能耗和高污染问题，而不是整个产业链条和生产过程。②一些工业行业能耗还低于服务业中一些行业的能耗。据计算，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远低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大致与“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相当。③工业存在的高能耗和高污染问题只能通过工业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随着工业技术不断创新，更先进的技术完全能够解决工业发展中的高污染和高能耗问题。例如，3D打印这种增量制造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将彻底改变以前的减量制造方式，极大地节省原料，减少了浪费。依赖呈几何级数发展的科技创新，工业的确能够将这样一个想象世界变得可行：“试想像一个拥有九十亿人口的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干净的饮用水、营养的事物、可负担的住房、因材施教的教育制度、顶级医疗护理、没有污染且无处不在的能源”[12]。对于中国当前严重的污染和资源问题产生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先进工业技术来避免或者减少污染和能耗问题，而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当、监控制度不健全或者监控制度执行不力，企业缺少动力或者压力来采用先进技术。因此，要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不仅仅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升级，还要通过制度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总之，工业不是劣质产业，而是最能改善人类福祉的伟大产业，因为环境问题就像从工业文明退回到农耕文明的历史倒退，不仅不可取，而且也不可行，现代生态文明只能是工业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第二，实现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其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一般而言，从理论上可以将整个工业化进程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又被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工业化的实现阶段，工业化理论也主要揭示的是在这个实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变、人均收入提升的规律。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工业化实现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结构呈现经济部门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趋势。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趋势，经济学还没办法给出一个统一的、精确的数量标准，以及一个最优的经济结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有的工业化阶段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工业化国家经验意义上的比较和归纳。我们曾提出的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7]，也只做到了在比较和归纳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综合。关于后工业化阶段，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似乎比经济学家关注的更多，也更为超前和乐观。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提出了所谓工业社会的终结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在经济学看来，即使实现了工业化，那也只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只是工业化实现后的进一步深化阶段，还处于大的工业化进程中，后工业化阶段并不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和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对经济学而言，宣告工业化时代的终结还为时过早，正如有学者指出[13]：“以经济学的眼光看，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还将是很遥远的事，即使在少数最发达国家，这种转折也远未发生”。而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为普遍趋势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此进行了最好的实践注解。对于中国而言，在2010年以后步入工业化后期，还处于工业化实现阶段，即使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也仅仅走完了工业化进程的前两个大的阶段，我们还有相当长的后工业化阶段，也就是工业化深化阶段要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现在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工业经济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赶超”，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还较低。要实现从一个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在实现工业化后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工业化深化阶段。

      第三，2013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服务业产值比例超过工业，但工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判断一个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采用三次产业产值比例来判断是否处于主导地位，是一种统计意义上的方法，直观简便但并不全面。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比例不仅已超过了工业，而且甚至高达70%—80%，但学者们并没有基于这个比例而一致认为服务业已经在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①统计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分类及其数据扭曲了一个经济体的最终产出的真实情况，由于工业生产的“迂回生产”的特性，本属于工业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出都被统计为服务业了。瑞典经济学家简·欧文·詹森[14]在其《服务经济学》中指出：“要理解现代经济体中最重要的服务业的现状，首先要做的是给‘服务业在后工业化时代已经越来越重要’的说法进行降温……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传达的信息扭曲了欧洲各经济共同体的最终产出，即最终消费被满足时的真实情形。产品生产、配送中的中间服务业，与最终消费的服务业搅和在一起了。多数经济学家是清楚这一点，却没有用心向公众讲解”。他提出，经济发展的最基本驱动力是消费者需求，消费者需求应该包括产品需求和服务需求，应该基于消费者产品和消费者服务来对经济产出进行分类。他按此分类对瑞典经济统计的结果是服务和产品的“50%—50%”结构，也就是实体经济和服务经济各占50%的比例，而且这种结构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②从一个经济体的能力角度看，制造业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哈佛大学和MIT的两位教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15]，在过去的60多年间，由工业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业能力是能够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最好的预测性指标，国家间的制造业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这种从能力视角观察制造业经济功能的发现意味着，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因此，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③从工业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看，工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从技术创新的来源看，工业本身是技术创新最为活跃的部门，无论是技术创新投入，还是研发产出，工业部门都占据了绝大部分。2004年美国产业研发的70%来自于制造业，并拥有美国全部专利技术的90%，而2013年中国发明专利前10名的企业都是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行业。从技术创新使用看，制造业是将技术进步应用于生产的直接的主要载体，一项新技术的使用，往往首先要在工业上应用，工业可以将技术转换为无数种设备，进而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从技术创新传播看，制造业通常通过提供先进材料、工具、生产设备、零部件以及转移新技术、管理知识而成为向其他领域传播技术创新的基地，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也必须以工业的技术创新和运用为基础。实际上，如果科技创新没有达到在工业部门广泛使用的境界，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不大，甚至可能仅仅是一种科技“泡沫”。20世纪末期美国的“新经济”之所以破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在制造业中广泛使用的程度，更多只是停留在“技术革命”而非“工业革命”层面。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使用者和传播者，构成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环节之一，创新只有在研发部门与制造部门频繁地沟通和互动中才能顺利实现，需要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的支撑。因此，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过去大规模的离岸外包和制造业空心化对本国创新能力的损害和创新生态系统的破坏[16]。关于工业的地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7]曾给出了很好的总结和概括，他们认为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工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将技术进步用于生产、促进技术创新、传播技术创新、创新理念、引导制度发展、产生有益外部效应、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国际化、促进企业现代化等十大方面，他们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工业就是技术进步、相关技能和企业理念的主要来源者、使用者和传播者。其他生产活动无法与之相比……当今世界，制造业不仅是发展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中国的启示意义在于，虽然2013年中国服务业产值比例超越了工业，而且可以预期这种态势还会持续，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变化，工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制造业发展才是关键，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有发达的工业体系支撑。而且，从国际竞争角度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而言，制造业的国家战略意义更是无法替代。

      第四，当前中国服务业还无法完全替代工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的重点应是围绕“做强工业”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直以来，我们期望通过产业政策加快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看，服务业还无法替代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待制造业的进一步高级化和专业化，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一般认为是作为中间服务为制造业配套服务的行业，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要占到服务业总额的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的产生是工业专业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自身发展依赖于工业的高端化和专业化的发展程度。世界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都是建立在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当前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状还严重制约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地位。一方面，推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极大的牵引需求，进而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有利于中国制造复杂产品的能力提升，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中国应该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战略重点，推进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2014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②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特征以及中国服务业的低效率显著制约了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服务作为无形产品，相对于工业而言，具有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的核心特征。这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一般是对就业增长有正效应，而对经济增长有副效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和地区到了工业化后期，随着服务业比例超过工业，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到一个新的台阶。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服务业效率与工业效率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一份研究表明[2]，中国贸易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服务业部门)的TFP增长率之比为2.04，而美国为1.47，日本为1.17，欧盟为1.00。这意味着中国要从工业主导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将会面临更大的效率损失。因此，在服务业效率短期内无法提升的前提下，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地位还不应被服务业替换。如果中国过快推进经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将面临劳动生产率的加剧衰退的情况，效率失衡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经济运行风险将陡然上升，甚至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牢记，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生产率的提高，虽然服务业对就业贡献很大，但牺牲生产率来换取就业往往是无益的。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有学者在比较研究拉美国家与日本和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后认为，[18]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其“去工业化”有关，而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工业立国”之路，规避拉美国家“去工业化”，不应过早或过度发展服务业。③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制造业服务化”有两种不同维度的界定：一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将其分为“作为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和“作为制造业产出的服务化”，前者即产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投入增加，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来源；后者是指在实物产品的基础上，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围绕实物产品的附加服务，成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决定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定义制造业服务化的另一个维度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场所”或交易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可以将其划分为“企业内部的制造业服务化”和“企业外部的制造业服务化”，前者表现为企业内部服务职能的强化，有助于制造业企业获取范围经济，后者主要表现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满足了制造业企业寻求规模经济的要求。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技术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正不断推进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和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涌现。20世纪初期，IBM公司的硬件收入占其销售收入70%，而现在其生产性服务收入已占到70%。制造业服务化既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和途径，也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下，制造业企业将自己的研发制造能力与营销服务能力有机融合，竞争力大大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被模糊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日益融合，这极大地巩固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工业“劣质产业论”是站不住脚的，而工业“地位下降论”还为时尚早。在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尤其是“十三五”期间，推进工业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步入“新常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面对工业发展的新挑战，我们要做的是转换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创新工业化战略，转变工业增长方式。

      四、增强中国工业增长新动力

      面对工业化后期的各种新挑战，能否稳步进入工业经济“新常态”，关键要看两方面：一是工业增速从高速下滑，但不会滑出可以承受的“下线”，能够稳定在一个中高速的区间；二是工业结构呈现明显的高级化、合理化方向的优化。而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动力趋弱的情况下，保证工业增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和结构逐步优化的关键是能否通过转换工业增长动力机制来增强工业增长的新动力。有了新的动力机制驱动，经济才能在“新常态”下稳定运行，从而渡过工业化后期的各种可能危机，最终基本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动力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化自身演进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的供给推动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而产生的需求拉动力。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言，由于与全球信息化叠加在一起，信息化将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结合在一起，也成为工业化后期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无论是来自工业化深化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城市化推进的拉动力，在工业化后期，劳动力、资本等要素驱动乏力，更为根本的动力来自创新，这正是所谓“创新驱动战略”的本意。这种创新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改革开放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考虑到中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体制机制约束，工业化后期中国工业增长的“原动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创新。

      1.来自工业化深化的供给推动力

      在工业化后期，工业化进程一方面要求传统产业不断升级，另一方面要求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个过程孕育着巨大的工业增长机会。①现有产业的升级。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完成了从纺织皮革工业、造纸及文教用品工业、食品工业等消费品行业主导工业增长向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制造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主导工业增长的转换，现在进一步转向金属制品、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械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主导的工业增长，据预测[2]，2020年这些技术密集型所占行业比重也将达到峰值，然后趋于稳定。这意味着，单纯结构转变对工业增长的动力将趋弱。应该说，经过30年的“铺摊子”，中国已经具备了庞大的工业基础，但“大而不强”是一个基本现状，这突出反映在中国工业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之间波动，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甚至超过了40%[19]，这又给产业升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此，未来以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为内涵的产业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正是未来中国工业增长的巨大潜力所在。②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具有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求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在国家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成为今后工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③“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叠，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预估，移动互联、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先进机器人、自动或半自动交通工具、新一代基因组技术、能量储存、3D打印、先进材料、先进油气田勘探开采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2项颠覆性新技术到2025年将对经济的潜在影响达到16.7万亿—40.4万亿美元[20]。“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化为中国工业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新空间。具体而言，一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很好的机会。二是先进制造技术终归是在工厂和制造环节应用，中国庞大的制造基础为先进制造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应用场所。三是移动互联、云技术等技术正在不断创新服务业业态和商业模式，颠覆传统商业规制，改变原有的竞争格局，这有利于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改善，进而也改善了实体经济的产业环境，包括融资环境和营销环境等，有利于工业的增长。实际上，自2003年中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以来，中国一直努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为中国工业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来自城市化推进的需求拉动力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演进互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重要的是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牵引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因此，在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城市化对工业增长的拉动力量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按照一般工业化国家经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因此，在工业化后期，加快城市化进程就更有必要。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3.7%，但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一般都超过70%，若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仍存在将近20个点的增长空间，因此，需求的潜力是巨大的。从投资需求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这对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出巨大需求，未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仍有较大的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预测[2]，通过改革基础设施融资体制，到2023年，东部地区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6.25%，中部地区增长8.29%，西部地区增长5.98%。有学者建议[21]，考虑到中国现在只有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未来20年应有序引导形成20多个大都市圈。从消费需要看，城市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极大地拓展消费需求空间。2012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开支大约为6000元，县城居民年人均开支为1.2万元左右，如果转移到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年人均消费开支将达到1.8万元左右。如果能够通过城市化使农村居民达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将创造巨大的消费增量。另外，还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缓慢和服务业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够。城市化是服务业成长为经济运行中主导部门的必要条件，因为城市化的人口集聚效应能够形成需求密度经济(The Economies of Density of Demand)，从而可以不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促进经济增长。[18]总之，虽然这些年中国在城市化推进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推进城市化的重要意义不可低估，要重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工业增长的作用，只是中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战略，提高城市化质量。

      3.来自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动力”

      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无论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其更为根本的动力都可以归结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抓住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创新驱动战略”中的创新不仅仅包括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由于制度创新是完善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根本手段，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发挥“改革红利”的作用，因此，对于“创新驱动战略”而言，制度创新更具有根本意义，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才是实现新时期工业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实际上，中国这些年在科技创新上的投入大幅度增长，2013年R&D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09%，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了部分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研发人员规模已达360万人/年，居世界第一，也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目前中国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整体上还未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尤其是核心技术自主性很差，中国的纺织机械、高端机床、高速胶印机、集成芯片制造设备和光纤设备制造设备产品进口分别达到70%、75%、75%、85%和100%。当前，制约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已主要不是科技创新投入少的问题，而是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严重影响科技创新投入的产出效果，造成科技创新效率低下。当今时代的科技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创新效率取决于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国际上创新活动的竞争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的竞争，而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并不仅仅是科技界内部的事情，也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体制、货币金融制度、财税制度、土地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产权保护制度、文化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对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完善创新生态系统都具有重大意义，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政府体制改革。当前面临政府推动的改革突进与政府自身的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22]，该矛盾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扭曲，“肠梗阻”现象较普遍，一些长期制约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虽已取得共识但无法解决。例如，金融领域的垄断格局始终无法打破，造成实体经济利润空间长期受到银行业的过度侵蚀，虽然中央多次提出要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但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日益严酷；又如，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多年大大高于GDP增长率，即使在经济增速下降、投资和消费增速都放缓的背景下，企业税收负担还在提高；再如，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僵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科研人员的智力劳动得不到充分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类似的问题还包括垄断领域的“玻璃门”、“旋转门”问题，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问题，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等等。新时期如何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既指明了改革方向，也体现了党中央的决心，现在更需要的是进一步思想解放，进一步地发挥民主推动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创新驱动战略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进程，将增强中国工业发展的新动力，保证中国在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工业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增长，走向“新常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在2030年以后逐步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强国。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总论，这里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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