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结构、策略远见和集体行动
汪敏达 李建标 殷西乐∗
摘 要： 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微观动因既有偏好性因素也有策略性成分。本文用框架依赖的效用函数同时表达自利偏好和不同类型社会偏好的作用，以个体行为理性为逻辑起点推导了个体依据框架调整的集体行动合作行为，其行为符合新古典需求理论。根据策略远见理论解释了集体行动中个体合作的策略动因。通过单次博弈的公共物品实验和问卷调查，分离了偏好结构与策略远见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存在一定的基于远见而合作的个体，个体同时也具有利他和不平等厌恶等偏好动因，个体的主要集体行动合作动因是偏好结构与策略远见的复合动因。这一结果说明个体在单期和长期内的合作都需要综合考虑自利理性和社会偏好等多重动因。
关键词： 集体行动；合作；偏好结构；远见；策略
一、引 言
集体行动是由利益共同体发起的行动，集体行动代表了社会群体的意志，可以改变社群乃至社会面貌。我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转型社会，因此集体行动将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集体行动的治理离不开对集体行动动因和机制的理论研究。尽管集体行动的发生可能具有社会结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宏观、中观动因(赵鼎新，2011)，但集体行动能否被组织起来以及能取得何种结果，仍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微观动因，只有个体在发起集体行动方面实现了合作，集体行动才能有效开展。
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微观动因包括偏好性因素和策略性因素。在集体行动博弈中，个体的偏好决定其动机和目标，而个体的策略性动因则决定其对博弈均衡结果的认知和选择。事实上，集体行动研究一直围绕着偏好与策略动因展开。在勒庞(1895、2004)那里，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被假定为非自利且非理性的，而 Olson (1965、2011)将集体行动研究引向了自利偏好和策略理性的进路，从而得到搭便车导致集体行动失败的结论。后续的理论一度致力于从合作策略的占优性、适应性动态以及决策偏差等基于策略动因的角度来解释自利个体的集体行动。随后的理论走向了非自利偏好假设，在 Andreoni(1995)的理论中，部分个体的非自利偏好被界定为“利他”和“光热效应(warm-glow)”两部分。目前解释集体行动微观机理的主流理论基于有条件的合作和强互惠的社会偏好假设，解释自利个体合作的策略动因则主要聚焦于随机优化策略。
集体行动合作的个体社会偏好动因理论主要由 Fehr、Gächter、Gintis等人发展。Fehr和 Fischbacher(2002)将社会偏好界定为个体的效用不仅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相关而且与有关其他个体的物质利益正相关或负相关的一种偏好。Bowles和 Gintis(2005)则提出了涉他性偏好(other regarding preference)的概念，意指个体会考虑其他人的福利，无论这种考虑与其自身福利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社会偏好包含了多种涉及他人利益的非策略性的考虑，主要包括互惠(尤其是强互惠)、公平与不平等厌恶、信任、利他等。Fehr、Gächter、Gintis等认为，人群可以划分为互惠合作者、完全自利的搭便车者等类型，强互惠偏好的个体在其他人合作的时候也会合作，而在其他人不合作的时候他们也会拒绝合作，并会对不合作的个体进行惩罚，甚至作出有成本的惩罚。强互惠偏好理论通过个体对其他个体偏好及合作行为的信念和反应机制，较好地解释了公共物品供给型的集体行动中合作行为随着博弈重复而衰减的趋势，但它并没有很好地解释个体在集体行动一开始的初始合作动机，也未能考虑个体在成本不同的各类框架下的行为选择问题。
另一部分研究则不依赖非自利偏好，而纯粹从个体策略动因视角探索集体行动微观机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行为博弈中的个体策略选择，试图将自利个体的合作行为解释为博弈初期的策略误差(error)和适应性动态过程或策略随机优化过程。例如，Miller和 Andreoni(1991)发展了复制者动态模型，预测线性公共物品博弈类型的集体行动中采取特定策略的人群结构的变化。McKelvey和 Palfrey(1995)的模型则主要关注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选择方式，参与者依据其策略集、其他参与者选择某一策略的概率以及随机误差因素优化其策略选择，实现效用最大化。但是，这些研究还未充分考虑个体具有策略远见的可能性。
现有的集体行动的微观动因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偏好理论方面，社会偏好理论本身过于注重互惠、不平等厌恶等驱动的亲社会行为，容易对利他等其他类型的社会偏好以及策略驱动的自利合作有所忽视。事实上，个体参加集体行动的动机是多元的，其期望的收益也是分层次的。一般而言，个人收益在先，他人收益在后。因此，集体行动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反应，不仅是偏好性反应，也是策略性最适反应。已有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亲社会行为(如惩罚、出于利他或公平偏好的分配)亦是服从某种“需求定律”的(Anderoni和 Miller，2002；Anderson和 Putterman，2006；范良聪等，2013)。Kaheman和 Tversky(1986)指出，风险决策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博弈框架，参与者会作出不同的反应，而不同的集体行动框架同样可能使得个体的偏好发生偏移。因此，研究集体行动偏好的动因需要综合考虑个体的多重偏好和对框架的依赖性。同时，由于个体偏好存在情境依赖的异质性，在许多时候个体是自利的，合作是基于一种最优化逻辑的理性考量，这些是合作的基本保障，应该得到重视。在策略动因方面，能应用于集体行动研究的新的视角还很缺乏。以 Axelord(1989、2007)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自利个体在合作问题上的最优策略是“一报还一报”策略，这实际上将个体的合作行为解释为演化的压力。然而，尽管个体的最优策略需要长期合作来达到演化稳定，但短期内的合作仍然大量存在。仅仅将自利个体的合作归因于决策差误带来的噪声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在线性的公共物品实验中个体确实能理解实验和占优策略，长期的博弈也并没有令合作完全消失。学习和策略随机效应虽然能解释合作逐渐衰减的特征，但某些集体行动中存在稳定的高水平合作，而另一些集体行动的合作水平又很低，表明在一般化的个体动因模型中可能还需要引入关于个体策略行为特征的更多假设。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偏好和策略动因是解释各类集体行动过程和结果的核心要素，因此理解集体行动需要更平衡的、框架依赖的偏好结构，需要考虑不同行为成本时的策略理性。同时，关于集体行动的实验研究潜在地认为自利个体认同搭便车策略为其占优策略。这样，合作就只能归因于长期互动的压力或决策差误。这一假设并不一定成立，个体是短视与远见并存的，而合作则可能是个体发挥其远见能力所带来的结果。将个体具有远见的假设引入个体策略动因理论，能细化黄凯南和程臻宇(2008)提出的“认知理性”概念，将具备认知理性个体的具体认知和理性决策模式具象化为个体对未来决策结果的预期和判断，从而说明个体发起、参与集体行动甚至建构制度的一个重要的认知理性动因。
基于此，本文把自利偏好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偏好整合在一个框架依赖的效用函数中解析集体行动的微观偏好动因；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出基于远见假设的集体行动理性合作理论，补充了策略动因视角对合作的解释，从而更完整地说明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进一步，本文实施了单次博弈的公共物品实验，对实验中的远见动因进行考察，将集体行动中的两个主要微观动因——偏好结构与策略动因远见分离。结果表明存在一定的基于远见而合作的个体，个体同时具有利他和不平等厌恶等偏好动因，个体的主要合作动因是策略动因与偏好结构的复合动因。这些结果证明，远见的理性能力并不能与学习、互惠利他(reciprocity altruism)以及声誉效应混为一谈，远见是个体对未来结果的高阶推断和基于此的合作信念，即使在没有互动的单期亦能发挥作用。
本文的第二部分阐述基于偏好结构的集体行动合作理论；第三部分提出远见假设并发展基于远见假设的集体行动合作理论；第四部分描述实验设计；第五部分是实验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
一是要摆正位置，行业、企业主管部门是介于政府与学校、企业之间的机构，既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又要监督企业对《办法》的落实。要积极配合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在校企合作系统工程中扮演协调者、监管者、促进者的角色。二是要发挥督导作用，行业、企业主管部门既是企业的领导者，也是校企合作机制的制定者。要针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途径不畅的短板，采取相应措施，拿出具体解决办法，使企业充分了解并履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主动配合政府主导的监管绩效考评。同时，按照校企合作年度“责任报告”，进行具有行业特点的监管，考核与支持并举，引导、落实企业主动参与、承担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二、偏好结构与集体行动合作
（一）框架依赖的偏好结构
集体行动参与人具有多样的偏好，按照偏好的对象来分，参与人不仅具有风险偏好、时间偏好，而且具有关于利益匹配的偏好① 虽然许多学者已经将社会偏好与自利偏好、涉己性偏好与涉他性偏好进行对比，但似乎较少有文献将这些偏好赋予统一的、类似“风险偏好”或“时间偏好”的归类。有学者将其称为分配偏好。本文根据这些偏好都关注利益匹配的特征，统称为“关于利益匹配的偏好”。 ，即参与人在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之间的排序。已有的社会偏好理论如 Fehr和 Schmidt(1999)提出的“不平等厌恶”模型、Dufwenberg和 Kirchsteiger(2004)提出的动机模型，虽然都是假设个体既关注自身利益也关注他人利益的偏好结构模型，但他们的理论较为偏重个体对他人利益的关注，而对个体这种关注的动机——自身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或“心理”上的非物质利益——关注不足，对非自利偏好的关注也不足。集体行动中，个体的行为会产生外部性，个体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物质和非物质利益，同时考虑他人的利益。在考虑他人利益时，个体一部分是出于对他人利益的关怀，而一部分则可能是由于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和行为给自己带来了非物质利益的损失或增长。因此，要解释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偏好动因，需要全面考虑个体偏好中同时具有的各个维度。
基于此，我们提出偏好结构这一范畴，即个体在自身利益和与其他人有关的利益上分配的权重以及这几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包含个体对物质和非物质利益的偏好。具体而言，个体存在追求亲社会行为带来的心理愉悦与平衡的需要，个体非常重视他人行为给自身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效用造成的影响，但这些被认为是偏好性而非策略性的行为，仍然要受到实施这种行为的成本的约束，本质上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自利。我们将这种受到成本约束并可能客观上会满足心理上的愉悦与平衡、产生心理效用和欲望满足的非自利偏好，称之为“不纯的社会偏好(impure social preference)”。纯粹对自身得益的考虑则促发了自利行为和策略性的非自利行为，例如有意识地利用他人的社会偏好的行为。包容纯自利维度和不纯的社会偏好维度的偏好结构，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自利偏好(generalized selfish preference)”。个体也存在完全不考虑行为成本的非自利偏好，此时个体完全以他人利益为中心，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行为成本，纯粹关心而非关注他人的行为与利益。可以将这样的偏好定义为“纯粹的社会偏好(pure social preference)”。这在某些集体行动中非常关键，例如个体可能出于“正义感”或某种意识形态而奋不顾身，也可能为了与自己无关的第三方的遭遇而惩罚他人，或出于同情共感而帮助他人。在下文的分析中，将主要考虑兼容纯自利维度和不纯的社会偏好维度的偏好结构，并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将不纯的社会偏好简称为“社会偏好”。
正式地，在个体偏好一致性假设下，构造三个偏好维度耦合的加权效用函数。设有一个两人博弈，令xi为个体在仅带来自身利益的纯自利偏好“行为”或“事物”上的“得益”，包括物质与非物质部分，bi为个体i的策略，x-i为个体在涉及他人利益的社会偏好“行为”或“事物”上的“得益”，b-i为他人的策略。则αi表示个体在纯自利维度上分配的权重，βi= f (αi)为个体在不纯的社会偏好维度上分配的权重。存在一个偏好R，xiRx-i表示个体在两个维度上的偏好序，存在≻、≺和等价于三种关系。由于我们定义xi和x-i为个体在不同偏好维度上的行为，因此可以推论当
时有
，即满足严格单调性，同时假设个体在两维度上的行为的偏好序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和连续性，则存在一个实值函数 U(xi, x-i)为该偏好关系的表达式，即效用函数。令cis为个体i在纯自利维度上的行为的成本即“价格”，cio为个体i在社会偏好维度上的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即“价格”，w为个人禀赋总额，预算约束为：w ≥cisxi+ciox-i。我们定义预算集为
，其中x为不同维度上的得益，而c为不同维度上的价格。效用函数为：U (xi, x-i, αi,B)。U1(2)为个体1(2)效用函数。假设该效用函数具有如下性质。第一，假设 U(xi, x-i, αi,B)关于 xi,x-i是严格递增的。第二，U (xi, x-i, αi,B)是连续且拟凹的。第三，αi影响了效用函数的形态。边际替代率 MRSi=f1(αi)，且 ∂f1/∂ αi＞ 0，即纯自利维度权重越高，边际替代率 MRSi越大，个体越倾向于自利行为。第四，αi与α-i正相关。
个体的行为选择是在一定偏好结构下产生的，而个体决策都是置身于一定的框架之中的，个体不仅具有多重偏好耦合的偏好结构，且偏好结构中不同权重的分布受到外部框架的影响(Dufwenberg等，2011)。不同的集体行动类型即是不同的框架类型，这些框架对个体的效用函数选择、权重分配有重大影响：在某些集体行动中，个体可能在自利和社会偏好之间权衡；在另一些集体行动中，个体可能根本不考虑个人利益。因此，需要一般化地考虑框架依赖的个体偏好和决策行为。要发展可验证的框架依赖的偏好理论，需要明确框架的类型和个体依框架决策的模式。
框架的类型可以由两个维度来刻画，即目标和成本。理性的个体在特定框架下要建立自己的目标，目标分为自利目标和虑他目标。不同框架也造成了达到目标的不同成本，这里可以只考虑完成社会偏好行为的成本，纯自利行为成本与之对偶。这样就可以把框架分为四类。第一类框架：目标是自利的，社会偏好行为成本高。在这一框架下个体将采取纯自利行为，纯自利维度权重赋值将较高。第二类框架：目标是自利的，社会偏好行为成本较低。在这一框架下个体力求最大化自身利益，但当其觉得必要时，也会付出成本来实施基于不纯的社会偏好的非自利行为。第三类框架：目标是考虑他人利益的，社会偏好行为成本较高。第四类框架：目标是考虑他人利益的，社会偏好行为成本低。此时个体主要给社会偏好维度权重赋予较高值，并采取亲社会行为① 现实中的情境均可以归类于上述四个框架，但情境归类的标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这方面的经验证据还存在争议和探索。例如，Smith(1964)的实验双向拍卖市场中个体仅表现出经济人的交易行为，Davis和Holt(1993)也总结了双向拍卖市场中个体的自利交易行为。但 Fehr和 Fischbacher(2002)认为最后通牒博弈和礼物交换实验(Fehr等，1993)的证据表明竞争市场中互惠和不平等厌恶使得参与人的行为不那么自利。Schmidt(2011)认为，契约不完全和不确定性会导致社会偏好在市场交易中起更大作用。因此，即使在市场交易中，何种情境属于何种框架，其一般化的分类标准如何，个体行为如何理解，还需要探讨。 。
框架影响个体行为选择可能有三个机制。第一，框架可能影响个体偏好权重的赋值，即个体α i是随框架变动而变动的，其在纯自利行为和不纯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匹配是随框架不同而不同的，在某些框架下个体甚至转入纯粹非自利状态。第二，框架可能影响个体的信念，即影响个体对他人决策的判断或对概率的判断。第三，框架可能影响个体的认知与信息。我们首先考虑框架的不同特征对个体偏好结构的影响。不同的框架下的目标不同可以表达为效用函数的不同特性，借鉴Dufwenberg等(2011)提出的可分性偏好模型(即个体的偏好独立于其他相关个体的消费和预算集)，在以自利为主要目标的框架中，效用函数中的纯自利得益与其社会偏好得益分离，且整体效用仅随纯自利得益而单调递增。即：
当且仅当
在以亲社会行为目标为主的框架中，则整体效用仅随社会偏好维度得益而单调递增。即：
当且仅当
我们称上述假设为分离假设。同时，不同框架下，不同偏好维度行为成本不同，即cis和cio均不同，使得偏好集B不同。在第一类框架中，对于任意给定相等的xi和x-i，恒有cis≤cio，在第四类框架中，恒有cis≥cio。在第三类和第二类框架中，cis和cio的大小关系不确定。
根据上述假定，依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个体效用优化的一阶条件存在的充分性(如 Jehle和 Reny，2001)，可以得出定理 1。
同时，现行儿童福利政策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缺乏对社会团体的引导和规范政策，社会团体的力量没有充分被调动起来，没有形成畅通的儿童福利事业多元参与渠道。譬如，《收养法》只考虑家庭与个人收养，对于大量爱心人士、社会慈善组织收养的相关事宜则缺乏规定。
定理1：当个体的多偏好维度效用函数 U(xi, x-i,α i,B)具有连续且拟凹的性质时，存在一个x∗满足Kuhn-Tucker条件，使得U在该处实现效用最大化。
因此，在一定的假设下，具有多重偏好维度的偏好结构的个体决策仍然满足经典的消费者最优化，个体在不同的偏好维度上的得益亦即其对纯自利和社会偏好行为的选择，是其依据其预算集而作出的效用最大化决策。在给定禀赋w的情况下，不同框架下的成本和个体效用函数不同的偏好权重α i亦即函数形态决定了个体在纯自利或社会偏好行为上的分配。进一步地，由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出个体在某一个偏好维度上的需求函数为：d(x,α i, B )。
根据我们的定义，个体在某一维度上的得益带来的效用是随该维度上的得益递增的，因此纯自利行为或社会偏好行为均为“正常品”。这意味着多偏好维度效用函数也服从斯拉茨基方程，并进而可推导出需求法则。我们由此得出定理2。
定理2：个体在纯自利维度和社会偏好维度上的得益需求，在偏好权重和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均是关于其价格cis和cio严格递减的。
（二）集体行动合作的偏好结构动因
与集体行动的一般实验框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标准的公共品线性供给问题的效用函数。令ai为个体i的贡献水平，同时也是实施社会偏好行为所付出的价格，实施纯自利行为的价格简化为0。w为每个个体的财富。
为集体总贡献，λ为个体集体行动中分享的得益，
个体贡献剩余是 w -ai，个体的集体行动得益是
，因此个体的纯自利效用是
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社会偏好可以分为两方面。第一，个体参加集体行动可能是为了他人的福利或集团的福利。通过个人的贡献，个体感觉到自身为集团福利的提升做出了贡献(n -1)λai，因利他行为而得了正效用，这一方面的效用可以用 β1(n -1)λai来表示，其中β1＞0为个体利他偏好正效用的系数。第二，个体参加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其行为选择可能带来个体贡献与其他个体贡献的差值。如果个体贡献远小于其他个体贡献的平均水平，可能会产生“负罪感(guilt)”(Battigali和 Dufwenberg，2007)。因此，这种不平等厌恶会给个体行为带来负效用。本模型用个体捐赠小于其他个体捐赠均值X的差值来衡量不平等厌恶带来的负效用-β2(X-ai)，其中β2为个体贡献小于他人贡献时的不平等厌恶偏好效用的系数，且β2＞0。具有偏好结构的个体在公共品供给中的效用函数选用可微且拟凹的线性效用函数。个体采用社会偏好行为获得的效用是β1(n - 1)λai-β2(X -ai)。令β为个体在纯自利维度上的权重 ，β+β1+β2≤1。同时，集体行动由于本身试图增进一个群体的福利，因此可以视作以亲社会行为为主要目标，但其社会偏好行为具有较高的成本。集体行动参与者效用函数是：
进一步地，在公共物品博弈中，个体并不知晓其他人的贡献水平，因此假定其他人的平均贡献水平X为随机变量，此时由式(1)可得式(2)：
则从关于ai的一阶条件中可以推出式(3)：
由式(3)可得满足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最优条件为式(4)：
由式(4)分别对偏好系数β、β1、β2求偏导可得，
由于
可得命题1和命题2。
命题1：纯自利权重越高，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小。
命题2：利他偏好权重越高，个体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大。
电视媒体是党的宣传舆论阵地的主流媒体，具备内容和渠道的显著优势，且长期以来在受众群内树立了权威地位和信任感。然而，进入媒体融合时代，僵化的体制和落后的管理模式开始影响电视媒体的发展。融合、创新是新时代电视媒体巩固受众群，提升收视率的必然选择。电视记者是电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融合与创新应当先从电视记者的转型开始。
上述模型与现有的社会偏好集体行动研究(如 Fehr和 Gächter，2002)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个体具有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促进其合作，特别是有条件的合作。但是，其解释有不同之处，本文的模型关注了个体从集体行动本身获得的正心理效用以及个体在不同偏好动因之间的权衡。个体从集体行动本身获得的正效用 β1(n -1)λai是非常重要的，个体感觉到自己为某一目标而贡献一份力量，感觉到自己表达了诉求和立场，从集体行动本身就获得了很大的满足，他们可能甚至根本没有产生过是否搭便车的考虑。个体关于其贡献与其他人贡献的差距的心理感受，则决定了个体在重复博弈中贡献的动态变化。
三、策略远见与集体行动
（一）策略远见理论的发展
试图解释自利个体的合作动因的研究都潜在地认为，自利个体认同搭便车策略为其占优策略，这样合作就只能是由于长期互动导致的演化压力、误差与学习或基于概率判断的随机优化决策。然而，这一隐含假设是否一定成立，自利个体是否真正认同搭便车策略为占优策略，其本身就需要验证。对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策略远见的假设，用以解释集体行动的合作。在本文的理论中远见(foresight)是指个体更高阶的理性能力，个体能意识到每个个体实施纳什均衡策略的结果，并考虑帕累托占优的、更具有集体理性的策略，即使该策略可能是非纳什均衡策略。远见使个体能预见到自利和合作的后果，并在其他个体具有类似想法的信念基础上选择合作。这些能力基于个体的推理能力，反映了个体不同的“策略水平”。正是基于远见，个体选择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占优性的均衡行为，在自利的前提下也有可能实现集体行动的合作。
个体基于远见寻求合作的思想由来已久。Brandt和 Schram(1996)提出 “合作得益寻求者(cooperate gain seeker)”模型，合作得益寻求者会对合作者分布的概率作出估计，根据这一信念他们预测合作收益是否可能实现，当他们预计同类的合作者足够多、合作得益可以实现时，就会作出合作，他们是有意愿追求合作的共同收益而不仅仅是期待搭便车的人。合作得益寻求者理论初步讨论了个体重视合作收益的情况，这一理论提示了一个方向，即个体对合作前景的理性思考与判断可能也是合作的动因，这一动因与个体偏好相分离。Holt和 Laury(2008)等也从前向推理能力角度讨论了集体行动合作。但与个体基于其理性判断的合作动因的研究更相关的是对纽科姆问题(Newcomb's problem)的讨论。Nozick(1969)根据纽科姆问题的博弈模型提出了两条相互冲突的理性原则，即“期望效用最大化”和“占优”。Nozick认为，个体在囚徒困境中如果意识到实施非合作占优策略的效率低于合作，且认为其他个体以一定概率具有同样想法，则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个体可能理性地选择合作。一些研究探讨了纽科姆问题的经济学形式(Broome，1989)。部分学者认为，只有超过一个参与者且参与者具有成为背叛者(taker)的利益取向时，纽科姆问题才会成为一个囚徒困境问题(Sobel，1991)。由于纽科姆悖论动摇了博弈论对理性个体均衡策略选择的基本论断，因此它引起了一些争论，如 Binmore(1994、2003)对纽科姆悖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纽科姆悖论实际并不存在，假设其他博弈个体与自己同样思考和行动的思想是一种谬误。因此，纽科姆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对个体的合作动因理论产生影响，但它和“合作得益寻求者”理论一样，也提示了一个类似的解释合作的思路，即自利个体可能由于理性能力而具有合作倾向，这种理性能力来自于一种策略性的远见。事实上，合作博弈中的远见稳定(farsighted stability)理论也提出了类似思想，即认为个体可以预见到自己的行动带来的各方的反应和最终的结果，可以自由地构建联盟(coalition)，进行帕累托有效的理性合作(Suzuki和Muto，2005)。
(1) 我希望我的投资有利于其他人
（二）集体行动合作的策略远见动因
集体行动的根本难题之一在于自利个体以搭便车为占优策略。搭便车之所以占优，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其他个体贡献水平上，个体不贡献都能得到比贡献更大的得益。所以，无论其他人是否选择合作，搭便车都优于合作。然而，考虑到所有个体都具有类似的意识，搭便车理论上可以获得的超额得益是不会实现的，个体搭便车而其他人贡献并非均衡状态，所有人都搭便车才是纳什均衡结果，而此时的得益小于所有个体一致合作的得益，合作而不是搭便车才是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因此，如果部分个体具有足够的“远见”，比其他仅意识到可以搭便车的个体更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所有人都选择搭便车，那么实现的得益会远低于所有人都合作时的得益，则他会希望选择合作。当然，这一选择面临着两个难题。首先是个体的合作可能不被其他人配合，而个体在其他人搭便车时选择搭便车是更优的，因此有远见的个体也可能退出合作；其次是当个体意识到其他人也有类似的合作倾向时，搭便车成为比合作更优的选择，个体需要抑制这种冲动。
音位（phoneme）是按语音的辨意区分的最小单位音类[3]。音位又分为音段音位（元音、辅音、元辅组合体）和超音段音位（重音、节奏、音调和语调等）两种[4]。音节（syllable）是由一个或一系列音位组成的最小语音单位[5]。音素（phoneme）是按照音色划分的音节的最小组成单位[6]。汉英双语在音素、音位和音节方面有同有异。本文侧重讨论相似却相异之处，因为此处最易产生汉语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影响。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对群体中类似的合作倾向的估计，如果这种合作倾向足够高，则个体选择合作将面临更小的风险。同时个体的合作选择能降低群体合作失败的风险，有助于合作的成功。集体行动的大部分目标是供给某种公共物品，我们仍以标准的线性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为主要分析框架来对上述思想进行形式化。公共物品供给博弈类型的集体行动中，个体的物质得益是
其中w为个体的禀赋，ai为个体对公共物品的投入，λ为个体从集体行动公共产品中分享的比例。假设每个个体具有远见的概率为p1，则还有m-1个个体具有远见的概率为：
假设合作就只能贡献自己所有的禀赋，则在线性公共品供给类型的集体行动中，有远见的自利个体i选择合作的期望得益是
如果包括有远见的个体i在内，所有个体均不选择合作，则i的收益为w。当A1＞w时，个体i才选择合作。注意P与有远见的个体数量正相关。因此，当个体i认为其他有远见的个体数量足够多，或个体在集体行动的得益中分享的比例足够大(必须高于平均分配时的份额)时，他将有可能持有足够高的合作信念从而选择合作，规避所有人全部搭便车造成低效率均衡。群体总规模对合作的作用依赖于概率P与N的具体关系，群体规模越大，有远见的个体出现的概率就越高，但个体可能分享到的得益也可能越少。
第二个问题在个体远见的假设下能得到解决。如果具有远见的个体不能抑制在其他人合作时自己搭便车的冲动，则他们会相互推知其他个体也持类似想法，并预见到合作又会走向崩溃。既然个体已经假设具有远见，且认为其他个体具有一定概率与其具有同样想法、选择同样行动，则个体理应抑制冲动，选择合作来终止合作崩溃的循环。这里的理论并没有假设长期互动的压力，因此个体即使在单期也可能选择合作。即，若恰好存在m个有远见的个体且他们选择合作时，个体i选择搭便车的得益是A2= (1+λm)w，有A2＞λmw。但是，此时其他有远见的个体也会持同样的信念，最终所有个体都选择搭便车，导致实际的得益仍然是w，具有同样理性的个体会推断出这一点并形成默契的共同的信念。因此，在其他个体合作的同时选择搭便车并不符合更高阶的理性以及关于对方理性的高阶信念，这一策略在个体远见假设下被精炼，最终有远见的个体在期望收益足够大时会选择合作，导向非合作的循环会被终结。
从博弈类型转换的视角看，由于个体的远见在主观上已经改变了集体行动的性质，对于有远见的个体而言，博弈已经由有占优策略的囚徒困境博弈转变成为具有多重可帕累托排序(Pareto ranking)的纳什均衡的协调博弈。令个体的最高得益为A3，A3=(1+λ(N-1))w，所有个体合作的得益为λNw，其他人不贡献而自己贡献时的得益为λw，作为囚徒困境的集体行动博弈应有(1+λ(N-1))w＞λNw＞w＞λw。令x=f(P)为个体最高得益的减损变量，代表由于以一定概率P存在有远见个体而带来的搭便车得益减少，则当x≥(1-λ)w时，有远见个体在其他个体全部合作而自己搭便车时的得益是A3-x=(1+λ(N-1))w-f(P)≤λNw，此时，个体在主观上将囚徒困境博弈转化为一个协调博弈。该博弈具有两个纳什均衡，即全部合作和全部搭便车。
但是，大部分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的实验是多期重复的，存在衰减效应。这要求静态的远见模型扩展为考虑时间路径的合作动态的模型。从博弈结构转换的角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趋向稳健，短期内进入低效均衡的可能性降低，诱使部分个体选择搭便车的得益增大。这使得博弈逐渐从协调博弈转向囚徒困境博弈，合作随时间逐步衰减。对于远见个体而言，如果他(她)总是合作，且总是遭遇不合作者的背叛，搭便车造成的损失可能使得有远见个体消失。那么，有远见的个体是如何在演化中生存下来的？长期的合作又是怎样维系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超出了本研究试图解决的范围，但是我们尝试从演化理论角度进行初步推演。Richerson等(2003)指出，人类的演化过程不能局限于在部落(tribal)层次上的理解，而必须超出部落层次，研究其文化选择(culture selection)才能明确理解合作规范的演化。他们指出，多层次的演化选择和基因—文化协同演化才能分析人类的合作制度的产生。Boyd等(2003)认为群体层面选择可以解释合作的演化进程。他们指出，通过利他惩罚即对违规者的惩罚，群体内可以形成更多的合作；一旦利他惩罚变得普遍，违规就变得罕见，从而惩罚成本也有效降低。在更多惩罚威胁下内部形成更多合作的群体将遭遇更少灭绝威胁，具有演化适存性，这种群体层面选择使得惩罚和合作变得普遍，从而越出小群体的合作。Bowles和 Gintis(2003)用仿真方法考察了近 10000期的演化过程，发现当群体中存在“强互惠者”(即遵守合作规范且愿意负担成本去惩罚违规者的人)时，人群中合作将变得普遍，而且合作者、违规者和强互惠者可以并存，从而解释了目前社会中合作倾向的分布现状。从这些早期研究中，我们找到了可能的答案。结合上述文献，我们认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至少有两种力量可以保证远见个体的基因和远见文化得以传承。首先，缺乏远见个体引导的群体长期陷入低效率的不合作状态，而有远见倾向个体和其他合作个体比例足够高的群体却长期通过合作生存发展。最终，群体选择的压力淘汰了缺乏远见个体比例高的群体，使得生存下来的群体必然保留了较多具有较高远见的个体，并从文化上向一代又一代后裔纵向传递远见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何我们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谚语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其次，正如 Bowles和 Gintis(2006)指出的，群体中存在强互惠者。强互惠行为能维持长期合作，也符合远见个体的认知。故而，有远见的个体和其他强互惠者都可以采取强互惠态度：他们首先遵守长期有利的合作规范，而对于违规的群体，他们也可以进行惩罚。这样的群体内最终惩罚很少而合作很多，在选择压力下获得了生存。因此，在基因—文化协同演化过程中，有远见个体较多的群体具有了更高的演化适存性，能对抗可能的威胁。这种远见带来的演化优势不仅使得远见作为一种基因和文化记忆被选择和传承。最终，我们会观察到长期的合作。
四、实验设计
（一）实验原理
由于社会偏好驱动的合作和远见驱动的合作在个体行为表现上相同，因此分离社会偏好驱动的合作和策略远见的合作就必须尽可能减少社会偏好的影响，并找到个体远见行为的直接证据。在单期博弈中，个体不存在互惠和有条件合作行为，其合作主要是出于利他和考虑到自利行为后果的不平等厌恶，因而我们采用了实验室内的单期公共物品实验。单期的公共物品实验采用标准的线性公共品实验的支付函数。
根据远见假设，对远见的外部强调有可能启发被试更多地考虑基于远见的合作策略，这也会加强已有远见的个体对群体合作的信念，从而有可能激发更多基于远见的合作。因此，单期公共品实验中，设计了两个强调远见的实验，其中一个实验是在实验说明中通过指导语来外部启发远见，另一个设置则同时采用实验说明指导语和“三个和尚”的剪辑视频来启发远见，第二个实验的强调程度更高。为了避免不同被试的社会偏好水平、理性能力的差异造成的扰动，实验采用了组内设计，即同一批被试先后参与了强调远见的设置和无强调的设置。
实验是基于局域网的单期博弈，为标准线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形式，每组4人，每人有10单位禀赋，每人各自独立地作出公共品投资，本组投资的总和乘以不变的系数为每人从公共品投资中分享的得益，而这个得益加上禀赋剩余则为本时段得益。MPCR始终为0.4，收益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第i个人的初始禀赋为10 G$，πi(i＝1，2，3，4)是第i个人的在本时段的收益(需四舍五入为整数)，gi是第i个人的投资量
是本组所有人投资量的和。
同时，为将被试的社会偏好动因和基于远见的策略动因直接揭示出来并进行对比，我们还试图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寻合作动因。被试在实验后填写调查问卷，回答其策略选择动机。问卷在描述动机时没有采用里克特量表方式，而是直接将有待考察的动因写成选项供被试选择，但预留了“其他原因”的选项供可能具有特别动因的被试选择。通过对被试动机选择的统计，可以考察具有远见的被试在人群中所占的比重，分离具有社会偏好而无远见、自利偏好而无远见、社会偏好而有远见和自利偏好而有远见四类人群，分析其决策与偏好、远见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偏好动因的研究已有范例，例如，在社会偏好研究方面，Perugini等(2003)开发了测度互惠的问卷量表，Dohmen等(2009)利用基于该量表的 SOEP调查证实了互惠的存在，并探讨了互惠个体的经济生活方面的特征。我们结合实验室实验的问卷调查设计借鉴了上述研究。
（二）实验设置
(4) 我认为我作出的投资本身就给我带来快乐
问卷的每一个题项的选项涵盖了被试可能具有的主要单期合作动机，即利他、不平等厌恶、远见、光热效应和其他原因。对于利他动机的表述为其贡献“有利于其他人”。不平等厌恶动因的实质是有意避免因自己的不合作而使其他人遭受损失，故不平等厌恶选项表述为“我不希望因为我不合作导致其他人受损失”。远见的实质在于个体的预期，即预见到我和其他人均不合作后，出现的得益要低于所有人合作的情况。因此，对远见的选项描述为“我知道如果我不投资，大家也不投资，那么情况会比投资更差”。此外，问卷还准备了其他原因选项和开放性表述供其他动因的被试表述。
“游戏精神”就是儿童身上存在的一种游戏天性，就是“玩”的精神。游戏中儿童是完全自由的、是无拘无束的，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主地活动。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是指蕴含在文本中的，通过幼儿游戏的外在特征传达出的、暗含幼儿审美追求，使他们的诸多愿望能在阅读过程中得以达成的文本精神。
（三）问卷设计
为分离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合作动机，我们设计了测度单期博弈中被试的合作行为动机的问卷。问卷首先区分了个体的“合作”的程度，将合作具体表达为个体是否进行了公共物品上的投资，特别测度了是否将禀赋的半数以上投资于公共物品。问卷在指导语实验中测度了个体针对两次博弈的共同的决策准则，而在视频加指导语设置中进一步细分了两次博弈的决策。
指导语加视频实验的设计与指导语实验相同，唯一的差别在于指导语和视频。为进一步突出远见的作用，调整了指导语的表达，更明确地提示基于远见合作可能更优，指导语为：“根据上述决策过程，当同组其他三人将初始禀赋10全部投资而你不投资时，你的收益为 22，其他三人的收益都是 12。然而，所有人都是同样理性的，很可能他们也都不投资，如果你们组的所有人都不投资，你们每个人将只能获得初始禀赋 10，反而不如同组所有四人都把初始禀赋全部投资，这样每人将能获得 16。当然，每个人也可能将初始禀赋的一部分用来投资而不是全部。”在阅读指导语之后，被试还将观看“三个和尚”的剪辑视频，视频展示了三个和尚由于搭便车而无水可用、由于合作而水量充足的故事，对被试作出了更强的基于远见的合作启发。该设置也进行两局，即先强调的设置和后强调的设置。
具有远见的个体需要形成同组组员与其共同合作的信念才能作出合作决策，因此测度其对于其他同组成员具有同样意识且默契合作的预期就非常必要，如果远见个体预期存在默契合作的概率足够高，则其更有可能合作。因此，题项中特别询问了被试预期其他个体具有类似的远见并与其合作的概率。
商家与客户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支付结算的行为就是第三方支付，主要体现在资金划转、网上支付等。在近几年第三方支付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促使互联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还使智能化移动终端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常见的第三方支付有翼支付、支付宝以及微信等。这些支付方法逐渐取代了银行卡的支付功能，人们只要外出携带手机，通过手机就能实现移动消费，这给人们的消费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通过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通过支付宝进行互联网支付的交易总额占总互联网支付的一半，在近几年通过第三方支付进行交易的规模在逐渐提高，进而使我国的金融市场得到繁荣发展。
最后，问卷还测度被试是否理解了收益公式所隐含的纳什均衡，即搭便车策略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占优策略。
问卷的表述如下。
1. 在刚才的第一次投资决策中如果你选择投资，你是如何考虑的？(可多选)
(1) 我希望我的投资有利于其他人
(2) 我不希望因为我不合作导致其他人受损失
(3) 我知道如果我不投资，大家也不投资，那么情况会比投资更差
(4) 我认为我作出的投资本身就给我带来快乐
(5) 其他理由：请注明
2.3 施肥∶结合整地施足底肥，亩用腐熟农家肥2000公斤+过磷酸钙30公斤堆沤20天以上，起垄时与优质复合肥50公斤+硫酸钾15公斤混合沟施；中后期视苗情追肥，打孔追施尿素，每亩10公斤；喷施磷酸二氢钾补充叶面肥。
(6) 如果你有选择 3，你认为同组其他人持有类似想法并与你默契地合作的概率是多少？(以百分比表示)
(5) 其他理由：请注明
(5) 其他理由：请注明
(2) 我不希望因为我不合作导致其他人受损失
(3) 我知道如果我不投资，大家也不投资，那么情况会比投资更差
(4) 我认为我作出的投资本身就给我带来快乐
现行的水资源配置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总量控制，二是水量分配，三是取水许可。从总量控制、水量分配到取水许可，是水资源从宏观到微观配置的过程。总量控制和水量分配是国家作为水资源所有权人，将其水资源宏观配置权在行政层级间逐级下放，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行政主体间水资源配置权和管理权的逐级分解，这是水资源的宏观配置，配置主体和对象是上一级行政区域政府和下一级行政区域政府，不应当引入市场机制。取水许可环节是通过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水许可，实现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将水资源使用权落实到取用水户，是水资源的微观配置，可以引入市场机制。
(1) 我希望我的投资有利于其他人
(6) 如果你有选择3，你认为同组其他人持有类似想法并与你默契地合作的概率是多少？(以百分比表示)
旅游，不是旅游业，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人类行为，在这种行为背后必有其深厚的人性基础，但目前关于旅游起源和本质的研究中，还极少有从进化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及其自然选择学说可以说是科学界公认的一个划时代的正确理论。“今天，科学家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来确信达尔文学说，正如他们确信原子的存在或微生物引发了传染病一样。”[]13对于进化论的正确性，哈佛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平客(Steven Pinker)也曾说道：“达尔文学说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专家这样认为，也不是因为有什么世界观如此宣称，而是因为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着这一点。”[]封底
3. 在刚才的第二次投资决策中如果你选择投资，你是如何考虑的？(可多选)
在实验过程中，需要学生详细记录原料规格、配比、反应温度、反应时间等条件参数。将主要仪器和设备设置为其中项，作为药物化学实验和专业综合实验的区分条件之一。将一步化学反应分解为反应过程、分离过程和纯化过程。对于实验操作进行精细划分，能让学生更好理解单元操作和工艺流程化的药物合成特征。
(1) 我希望我的投资有利于其他人
(2) 我不希望因为我不合作导致其他人受损失
(3) 我知道如果我不投资，大家也不投资，那么情况会比投资更差
李大头几乎不离身的手提包忘记收起来。那一刻，好奇心战胜了道德、素质、人品等字眼。我迅速地拉开皮包的拉链。我看到的是我们签字的合同。我正要将包拉上，包的夹层里，一张纸的角露出来。我轻轻抽出，是另一张合同，合同上说，施工如若亡人，理赔四十万。甲方是某建筑公司，乙方是李大头。我脑袋轰响。这么说来，我们帮李大头干活，若果死了一个人，他能从死人身上净赚二十万。那合同不但有双方的签名，还盖着公章。我望着那鲜艳的公章，仿佛是我的血在成环形流淌。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行业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混凝土浇筑技术的应用重要性愈发突出，这不仅使混凝土建筑施工技术的施工要求更为复杂，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的实施水平。为此，为避免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出现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更好达到现阶段建筑行业对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提出的要求，需要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运用时，根据建筑工程的实际建设需求，合理选择混凝土浇筑施工技术方式进行施工，以使得建筑工程的混凝土浇筑质量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实验共有四个设置。指导语强调的实验中，在实验说明中加入了一段强调远见的指导语：“根据上述决策过程，如果同组所有四人都把初始禀赋全部投资，则每人将能获得16；当同组其他三人将初始禀赋10全部投资而你不投资时，你的收益为22，其他三人的收益都是 12；如果其他三人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则你们组的所有人都不投资，你们每个人将只能获得初始禀赋 10。当然，每组人很可能将初始禀赋的一部分用来投资而不是全部。”为避免实验设置的顺序效应，指导语强调的实验分为两个设置，一局为一个设置，其中一局为先强调设置，即第一次单期博弈前阅读指导语，然后进行第一次单期博弈，再停顿四分钟后进行第二次单期博弈；一局为后强调设置，即先进行第一次单期博弈，随后阅读指导语并停顿四分钟后进行第二次单期博弈。博弈之间的停顿是为了避免上一次博弈的经验和感受对下一次博弈产生过强的影响。
《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以下简称《水土保持定额》）、《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以下简称《水土保持编制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03年1月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关于发布《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的通知（水总［2014］429号）文件（以下简称（429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营业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办水总[2016]132号）文件（以下简称（132号文件））等，对《水土保持定额》等现行计价依据的补充规定。
2. 在刚才的第一次投资决策中如果你选择投资多于5，你是如何考虑的？(可多选)
(6) 如果你有选择3，你认为同组其他人持有类似想法并与你默契地合作的概率是多少？(以百分比表示)
4. 在刚才的第二次投资决策中如果你选择投资多于5，你是如何考虑的？(可多选)
然而，我们提出的策略远见假设与上述理论尤其是合作博弈理论有所不同。首先，我们完全在非合作博弈框架下考虑问题，尽管合作博弈框架下的远见稳定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思路，但个体可以自由地、独立地进行策略选择(而非构建联盟或在联盟框架内选择不同的策略)的特性使得我们有必要从非合作博弈的框架中来重构远见概念。其次，Suzuki和Muto的理论仍然未能揭示个体在远见合作和占优策略之间的权衡，纽科姆悖论的研究在非合作博弈框架内揭示了这二者的冲突，但也未能揭示占优策略与合作之间交互反应的循环困境，未能探讨个体对相互之间默契行动的信念以及个体对终止循环困境的信念这些更关键的决策依据，未能将这一思路上升为对个体策略性合作动因的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在非合作博弈中考虑个体的远见，根据个体的决策信念预测个体合作与非合作的策略选择。
(2) 我不希望因为我不合作导致其他人受损失
(3) 我知道如果我不投资，大家也不投资，那么情况会比投资更差
(4) 我认为我作出的投资本身就给我带来快乐
(5) 其他理由：请注明
(6) 如果你有选择3，你认为同组其他人持有类似想法并与你默契地合作的概率是多少？(以百分比表示)
5. 你是否理解对于刚才的投资决策，你投资0是最优的？
(1)是 (2)否
实验是在国内某大学的标准的经济学/管理学实验室进行的，共有 72名被试参加，其中指导语实验下先强调设置有被试20人，后强调设置有被试16人；指导语加视频实验中先强调设置被试 16人，后强调设置被试 20人。被试主要来自随机招募的高年级本科生和低年级研究生。已有关于公共物品实验的文献基本都采用学生被试，尽管学生群体在一些实验中表现出与非学生群体的差异(Henrich等，2010)，但在测度基础性的行为问题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学生被试与非学生被试不存在显著差异(Croson 和 Wu，2017)。在保障实验结果的效度方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被试在设置间分配的随机性和同质性。我们在不同设置下做到了被试随机招募和分配，不同设置间男女性别比、专业比基本平衡。所招募被试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博弈论训练。因此，在可观察的变量方面，我们做到了对被试特质的控制。实验程序使用 Z-tree软件(Fischbacher，2007)编写。
五、实验与问卷结果分析
根据远见假设，在单期公共物品博弈实验中，由于采用组内设置，被试的偏好结构可视为外生给定，在外部的远见启发下形成的更强的合作，可视为由远见造成的合作增强。因此，实验结果分析要检验的首要假设是假设1：有强调的设置下公共品贡献的水平高于无强调设置。
仅指导语强调的实验结果表明，先强调的设置下，第一次公共物品博弈的贡献均值为 4.5，而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均值为 2.9，Wilcoxon检验显示，两次博弈的有 0.0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z＝-2.042，sig＝0.041)。后强调的设置下，第一次公共物品博弈的贡献均值为 3.56，而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均值为 2.19，Wilcoxon检验显示，两次博弈的贡献无显著差异(z＝-1.085，sig＝0.278)。
指导语加视频强调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先强调的设置中，第一次公共物品博弈的贡献均值为 2.88，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均值为 1.56，Wilcoxon检验显示，两次博弈的贡献水平有 0.0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z＝-2.254，sig＝0.024)。但在后强调的设置中，第一次公共品博弈的贡献均值为5.85，而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均值为3.8，Wilcoxon检验显示，两次博弈的贡献水平有0.0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z＝-2.167，sig＝0.030)。
上述结果表明，先强调设置下的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1，在强调远见和合作的指导语或视频的启发下，被试作出了更多的合作。后强调设置下的实验结果与实验假设 1相反，有启发的情况下被试反而更少合作。但是，由于实验进行了两次单期博弈，实际上可能形成两期重复博弈的效果，而在重复公共物品博弈中，贡献随时段衰减的效应会导致第一期的合作高于第二期，这意味着，先强调设置下第一次博弈比第二次博弈更高的合作水平可能并不来自于远见的启动，但后强调设置下第二次博弈合作的下降也可能并不是由于远见缺乏，它们都可能归因于衰减效应。
在后强调设置中，由于第一次博弈是未作任何特殊设置的单期公共物品实验，故其合作水平可与先强调设置(不区分是何种强调)的合作水平比较，考察第一次博弈较高的合作是否主要来自远见的启动。在先强调设置中，经过停顿，第二次博弈可以被视为远见启动造成的合作增强效应减退以后的博弈，其合作仅受衰减效应的影响。通过先强调设置和后强调设置的第二次博弈的对比，可以剥离衰减效应造成的扰动。因此，需要检验两个假设，即假设2：先强调设置的第一次博弈合作水平高于后强调设置的第一次博弈合作水平；假设3：先强调设置的第二次博弈合作水平低于后强调设置的第二次博弈合作水平。
由于第一次博弈数据经单样本 KS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表明，第一次博弈数据之间无显著差异(t＝-1.309，sig＝0.195)。第二次博弈数据均不符合正态分布，故采用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表明，后强调设置下第二次合作水平与先强调设置下有 0.05水平上的显著差异(z＝-2.014，sig＝0.044)，且均值为3.08，高于后者的均值即2.31。对于第一次博弈而言，无论是否强调远见，合作水平无显著差异，但第二次博弈中，远见的启动明显对冲了衰减效应的影响，显著提升了合作水平。假设 2未得到支持，假设 3得到支持。
进一步地，若远见发挥了作用，使得第一次博弈的合作水平在先强调设置下升高，第二次博弈的合作水平在后强调设置下升高，则应有先强调设置下两次博弈合作水平之差高于后强调设置下两次博弈合作水平之差。实验结果是，在指导语实验的先强调设置中，第一次博弈和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值差为 32，后强调设置中第一次博弈和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值差为22，远见的启动带来了10的贡献增长。在视频加指导语实验中，后强调设置的第一次博弈和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值差为41，先强调设置中第一次博弈和第二次博弈的贡献值差为 21，远见的启动反而造成了贡献的减少。但是，视频加指导语实验中后强调设置的被试贡献占禀赋比例显著高于其他设置，这表明被试的合作水平动因存在异质性，需要对被试的合作动因进行更直接和深入的分析。
单期博弈被试合作动因分析主要依赖调查问卷的分析。在问卷中，所有题项的选项1测度被试的利他偏好，选项2测度被试的不平等厌恶偏好，选项 3测度被试基于远见的理性能力，选项4测度被试的光热效应(warm-glow)偏好，选项5作为开放性问题，收集被试其他的合作动因。根据远见假设以及偏好和远见动因的差异，提出假设4：存在选择题项 3的被试，且此类被试认为其他个体合作的概率大于 0，贡献高于平均贡献。在下面的数据处理中，如强调“仅选择”，则指该被试仅选择了某一个或几个同类的(都与社会偏好有关的)选择。如不强调“仅选择”，则指被试可能选择了这类动因，也可能同时选择了其他动因。例如，如被试仅选择了选项3，则该被试除了3未选其他任何选项。如被试选择3，则其可能选择了3，也可能同时选了3和4。对上述两种单选和多选结果的情况，我们作出了分别的统计。
在回收的 72份被试选择问卷中，在至少一个题项中选择选项 3的被试共有 48人，占全体被试的66.67%。将在问卷的所有题项里都仅选择了3的被试定义为仅有远见的被试，这样的有9人，占全体被试的12.5%。在至少一个题项中有选择选项1的被试共有27人，占全部被试的37.5%，仅选择选项1的被试只有1位。在至少一个题项中有选择选项 2的被试有 37人，占全体被试的 51.39%，其中仅选择 2的被试只有 3人，占全部被试的 4.17%。在至少一个题项中有选择选项 4的被试共有 20人，占全部被试的 27.78%，其中仅选择 4的被试为 4人。此外，有 16人选择了 5，即“其他原因”，但有 6人是由于自己未作任何贡献，有 1人完全未回答其动因。因此，远见与社会偏好的复合动因是最为主要的合作动因。在单选的合作动因中，远见动因是较为主要的动因，“光热效应”动因为第二大动因，“不希望因为我不合作导致其他人受损失”的不平等厌恶动因和利他动因为第三和第四大动因。
在至少有一个题项中选择了 3的被试中，有 23位同时在至少一个题项中选择了1，有26位同时在至少一个题项中选择了2，分别占48名被试的47.92%和54.17%，在至少一个题项中同时选择1、2、3的被试有11人，占48位被试的22.92%；有11位选3的被试同时至少在一个题项中选择了4，只有2人选择了1、3、4。因此，选择了3的被试在策略动因维度上具有远见激发的合作动因，同时在偏好维度上具有多种社会偏好，一部分被试会同时受利他、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的驱动。在不认为自己具有远见的被试中，合作更多受不平等厌恶和光热效应的单一偏好驱动，或受利他和不平等厌恶的复合偏好驱动。表1列示了选择各类动因的被试在全部样本中所占比例。
表1 选择各类动因的被试在全部样本中数量及其所占比例
在指导语实验中，问卷未区分两次博弈，而是就整体情况进行了询问，事后访谈得知，被试基本上回答第一次博弈的决策动因。表2 列示了回答其考虑各类动因的个体比例，n代表指导语设置下所有被试的数量。其中问题 1询问被试作出非零贡献的动因，其中半数被试选择了 3，即表达了远见考虑，其中仅选择 3的被试有 6人，占16.67%。问题 2询问的是被试作出大于 5的贡献的动因，此时选择 3的被试有所减少，但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7人，占19.44%。此外，有10位被试仅选择了1、2或1和 2，占 27.78%。因此，具有多种复合动机的被试总体占比最高，但具有远见的被试，即使是仅具有远见的被试，占有15%～20%的比例。
表2 指导语设置下选择各类动因被试的人数及其比例(n＝36)
在视频加指导语实验中，问卷细分了两次博弈，分别询问了第一次博弈中被试作出非零贡献(问题1)和高于5的贡献(问题2)以及第二次博弈中被试作出非零贡献(问题3)和高于5的贡献(问题4)的动因。在先强调设置中，问题1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8人，占16位被试的50%，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5人。此外，有4人仅选择了利他、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亲社会偏好动因，另有3人选择了其他原因。问题2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4人，占16位被试的25%，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2人。此外，有6人仅选择了利他、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亲社会偏好动因。在后强调设置中，问题1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11人，占20位被试的55%，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4人。此外，有 8人仅选择了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亲社会偏好动因，另有 1人仅选择了其他原因。问题2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6人，占20位被试的30%，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3人。此外，有9人仅选择了利他、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亲社会偏好动因。
表3列示了在视频加指导语实验中选择各类动因被试的人数及其比例。在其中的先强调设置中，问题3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7人，占16位被试的43.75%，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6人。此外，有7人仅选择了利他、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亲社会偏好动因，另有1人仅选择了其他原因。问题4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2人，占16位被试的12.5%，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2人。此外，有7人仅选择了利他、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亲社会偏好动因，只有一人选择了2、4的复合偏好动因，另有6人选择了其他原因或不填。在指导语加视频后强调设置中，问题 3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 10人，占20位被试的 50%，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7人。此外，有6人仅选择了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亲社会偏好动因，另有 2人选择了其他原因。问题4中选择了3的被试共有4人，占20位被试的20%，其中仅选择3的被试有3人。此外，有7人仅选择了利他和不平等厌恶等亲社会偏好动因，另有9人选择了其他原因或不填。
表3 视频+指导语设置下选择各类动因被试的人数及其比例(n＝36)
从上述结果看，在第一次博弈中，先强调设置下并未有更多个体具有远见，但在第二次博弈中，后强调设置下却有更多的被试基于远见选择合作，再次表明远见的启动在后强调设置中发挥了明显作用，但在先强调设置中可能因为被试的较强亲社会偏好以及偏好的异质性而被削弱。在第二次博弈中，由于衰减效应，个体更难合作，尤其是作出高于禀赋中位数的合作，但如果个体在第二次博弈中仍然合作，则其更可能是出于远见，若其选择高于中位数的合作，更可能完全出于远见而合作。
仅有远见仍不足以进行合作，有远见的个体是在其他人具有类似想法并进行合作的信念基础上选择合作的。在问卷中，被试要报告其对其他人具有远见并合作的概率判断。在视频加指导语实验的问卷中，被试要针对两次博弈分别报告概率，仅选取较低的概率作为其判断。在指导语实验的先强调设置中，有远见的被试报告的平均概率为62%，后强调设置中，有远见的被试报告的平均概率为42%。在视频加指导语实验的先强调设置中，有远见的被试报告的平均概率为 62%，后强调设置中，有远见的被试报告的平均概率为49%。因此，选择了选项3的被试的确报告了一定的概率，表明其对其他个体的合作具有稳定的信念和预期。
进一步看，可从贡献水平中识别出合作个体的类型。48位有选择 3的被试中，有42位至少在一次决策中作出了非零贡献，占比87.5%，有33位被试在两次决策中均作出了非零贡献，占比 68.75%。这高于仅选择各类社会偏好动因的被试。在纯粹选择社会偏好动因的个体中，12人至少在一次决策中作出了非零贡献，占比 80%。只有 6人两次决策均作出非零贡献，占比 40%。如果将作出了大于等于 5的贡献且选择了 3的被试定义为“远见高合作个体”，则第一次博弈中这样的个体共有25人，占全部72位被试的34.72%。在第二次博弈中这样的个体则有 17人，占全部72人的23.61%。如果将至少一次决策中作出了大于等于5的贡献且选择了1、2、4的被试定义为“社会偏好高合作个体”，则第一次博弈中这样的个体有 28人，占全部被试的 38.89%。在第二次博弈中这样的个体有 17人，占 23.61%。但是，上述人群中主要是复合动因个体。远见高合作个体中存在4位仅选择了3的被试，即“纯远见高合作个体”。将至少一次决策中作出了大于等于 5的贡献且仅选择了 1、2、4的被试定义为“纯偏好高合作个体”，这样的个体共有6位，在偏好合作个体中剔除纯偏好合作个体后有22位被试，可定义为“复合动因高合作个体”。从实际的贡献水平看，纯远见高合作个体在第一次博弈中人均贡献为 8.67，第二次博弈中贡献均值为 2.75；纯偏好高合作个体在第一次博弈中贡献均值为6，第二次博弈中贡献均值为2；同时有选择3和1、2、4的复合动因高合作个体在第一次博弈中贡献均值为 7.73，第二次博弈中贡献均值为 7.93。所有仅有远见的被试的第一次贡献均值为 3.9，第二次贡献均值为 1.8。仅有利他、不平等厌恶或“光热效应”等偏好的被试的第一次贡献均值为3.26，第二次贡献均值为1.47。同时有选择3和1、2、4的复合动因被试的第一次贡献和第二次贡献分别是5.24和3.76。因此，在剔除实际并未作出足够高合作的“心口不一”的被试后，基于远见而进行合作的被试仍然在高合作被试中占据了一定比例，且纯粹出于远见而合作的被试的合作水平均值相对纯粹出于社会偏好的被试更高，但复合动因的被试是高水平合作群体的主流，也作出了最高的平均贡献。因此，总体上看，假设4得到了部分支持。
总之，通过对单期公共物品博弈实验的决策结果和问卷调查的分析，可认为，基于远见的策略动因和基于利他、不平等厌恶以及“光热效应”的亲社会偏好(可能主要是不纯的社会偏好)，构成了集团福利主导型集体行动参与者在单期仍选择合作的主要动因。这与第二部分模型得出的命题以及第三部分关于远见的存在及其影响的命题是相互印证的。远见的强调和启动仅在促进单次博弈的合作和削弱衰减效应方面起到了较显著的作用。虽然单一的远见并不总是能将合作提升到足够高的水平，也并不是个体最主要的合作倾向，但偏好结构与策略动因的结合就可以构成维系合作的主要力量。
六、结 论
本文首先对偏好和策略动因范畴作了扩展。我们认为，个体的偏好是多维度偏好耦合的，个体既具有纯自利偏好，又具有“不纯的”社会偏好，还具有纯粹的社会偏好，三个偏好维度的差异不仅在于其是否“考虑”和“关心”其他人的策略与福利，而且还在于其偏好序的调整是否受到满足该种偏好的成本的影响。将框架的特征分为两个维度，分析了四类框架下个体偏好结构参数和决策行为的调整。我们聚焦于远见这一特别的策略动因。本文认为，集体行动中的部分个体可以预见到博弈的各种均衡结果，他们能意识到，不合作不仅不会给个体实现最大化的得益，而且可能带来无效率的结果，合作反而可以提高集体和自身的实际得益。如果他们认为群体中持有类似认知的个体足够多，合作的概率较高，则他们有可能选择合作而不是搭便车。
将偏好结构和远见综合在一起，本文对线性公共物品自愿供给类型的集体行动进行了理论分析，模型的结果是，具有自利和社会偏好耦合的偏好结构的个体更有可能作出贡献，其贡献取决于公共物品的价值、社会偏好维度权重、不平等厌恶强度系数等。无论个体偏好如何，远见可以导致个体理性地作出贡献，即使搭便车才是占优均衡策略。从远见的角度看，具有囚徒困境形式的公共物品博弈可以退化为协调博弈。我们进行了分离社会偏好和远见在推动集体行动合作方面作用的实验。结果表明，存在一定比例的表达远见考虑且真实地作出了较高贡献的被试。总体上看，在单期公共物品博弈中，具有自利和社会偏好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远见的个体，是提供较高贡献的主体。
总体上看，本文为集体行动合作提出了新的假说和解释，也考察了新的动因解释变量。将个体同时具有多样偏好且其偏好序根据不同的框架而改变的情况作为基础假设，这意味着个体将根据不同框架下的目标和满足某一特定偏好的成本(即偏好的价格)作出理性的选择。这一研究不仅可以运用于集体行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相关问题，而且可以一般化地扩展到许多行为经济学发现的“偏差”或“异象”的解释上。行为经济学关于社会偏好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全面修改和扩展微观经济学对于个体偏好的假设，而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问题的视角。事实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并未假设个体完全自利，而是假设个体理性，即具有偏好的一致性。但是，标准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分析都相对忽视个体多样的亲社会偏好，而简单假设个体仅关注自身得益。这种过于狭隘的视角阻碍了对多种经济社会行为的解释。涉他偏好的提出，表明了个体关注甚至关心他人的得益、行为与意图(即虑他)。但无论是实验证据(Anderoni和Miller，2002)还是现实经济行为，都表明个体是在自虑与虑他(other-regarding)之间进行复杂权衡。虽然已有社会偏好模型捕捉到了这种权衡(Fehr和 Schmit，1999)，但我们进一步认为这种权衡也应符合需求定律，将传统微观经济理论与行为经济学更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可解释人们面临自虑和虑他决策困境时的许多行为。如 Gneezy 和Rustichini(2000)等发现，增加罚款并不能有效提高人们对规则的遵守，反而由于人们将罚款视为一种付费而愈加不守规则。相关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忽视社会偏好以后导致的激励挤出及其纠正(Kurz等，2014)。根据我们的理论，人们并非不对负激励(如惩罚)作出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负激励造成的成本、遵守规则造成的成本等“价格因素”。如果违规的成本真的足够高，或者惩罚命中了当事人真正的“痛点”，那么负激励仍然会产生作用。挤出效应也可以看作一种框架的改变，遵守既定社会规范为目标的框架和市场行为框架的冲突，是挤出效应的一个本质内容。提高惩罚的道德导向而不是物质结构导向，也可能纠正被惩罚所扭曲的框架，使人们仍然以遵守规则为目标，则惩罚就能产生作用。社会排斥、公开的谴责等都是这样思路的惩罚措施。另外，在市场竞争中，人们比较接受不平等，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希望平等，这也是一种目标不同的框架造成的决策差异。因此，我们的偏好结构理论具有一定的经济学意义。
我们提出远见假设，回应了经典博弈论对纽科姆问题的质疑，肯定了被试选择非占优策略的合理性，这些结果为集体行动的微观动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说明。自Olson(1965、2011)以来，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解答个体为何不搭便车。如果我们把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以及为保障公共品供给而采取的措施(即二阶集体行动)视为制度建构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远见假设也就可用于对于制度变迁的解释。事实上，搭便车等囚徒困境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断绝人们建立合理制度、实现适度合作的可能性，一个原因就是少数具有远见的个体的领导、劝说与示范作用。这种远见也可能会扩展到人群之中，形成一种规范和文化，得以固化和遵守。更进一步地，具备策略远见的群体更能摆脱囚徒困境和Hobbes丛林状态，从而建立高效而有序的社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与人口，从而具有适存优势。叶航(2012)认为，通过演化博弈模型的多期仿真后可发现，强互惠者的惩罚会使社会演化出实施集体行动的规则，从而克服二阶集体行动难题，避免无法惩罚搭便车的情况。事实上，这种演化结果也可以解释我们对远见在长期动态过程中的看法：有远见的个体出于长远合作的考虑，而勇于惩罚其他人，甚至说服其他人建立规则，避免搭便车行为。远见导致的群体选择优势，可能使远见成为一种文化甚至基因痕迹。文化与基因共同演化的结果，是远见意识存在于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潜意识中，在面对困境时能得到表达。重大历史转折，也往往是有远见的个体和群体领导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也突破了当前行为经济学多关注“短视”和“偏差”的现状，有望为聚焦于人们表现出较高理性能力的条件提供一个先导性研究。
当然，本文仍然存在相当的后续拓展空间。偏好结构假设是集体行动理论的关键基础假设。本文的偏好结构理论中个体的偏好仍然是基于博弈结果，而非基于对方动机，虽然强调偏好结构依赖框架而调整，但也未能对具体的框架特征下集体行动的特征与社会规范的演化做深入探讨。这意味着偏好结构需要与心理博弈结合，不仅包含其他人的福利和策略，而且包含从对方的策略选择中读取的动机，并具体化分析各种框架下个体行为和社会规范的差异，与偏好性行为相区分。同时，要扩展显示偏好原理、斯勒茨基方程、福利经济学定理甚至一般均衡理论，使这些理论可以容纳多重偏好，并使偏好结构可以运用于冲突等集体行动问题。另外，需要进一步推进个体远见理论，将个体的远见与短视结合起来考虑，分析个体在何种条件下具有远见，何种条件下短视，何种条件下远见或短视主导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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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Structure，Strategic Foresight and Collective Action
Wang Minda1，Li Jianbiao2and Yin Xile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2.Binhai College/China Acade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Business School/Selten Lab，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individual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includes preference and strategy considerations．This paper employs the framework-dependent utility function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elf-regarding preference and several kinds of social preference，and explains the individual framework-dependent cooperation behavior based on rationality assumptions．The individual behavior can be described by using neo-classical demand theory．The strategic foresight theory has been used to rationalize the individual cooperation．The impact of preference structure and rationality has been separated using a one-shot public good experiment and a questionnaire followed it．The result shows that，there exist some foresight-based cooperating subjects；people also have social preference motivation such as altruism and inequality averse．The main individual cooperation motivation are the synthetical reason of preference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foresight．This result highlights the reason why subjects cooperate in collective action．It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onsider self-regarding rationalization and social preference motivation．
Keywords： Collective Action；Cooperation；Preference Structure；Foresight；Strategy
DOI: 10.14116/j.nkes.2019.02.007
∗ 汪敏达，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编：211189)，E-mail：wangminda2012@163.com；李建标，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商学院/泽尔滕实验室(邮编：300071)，E-mail：biaojl@126.com；殷西乐，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邮编：310018)，E-mail：yinxile@126.com。本研究得到如下项目的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02029、71372094、71533002、7113200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901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242018S20037)。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和建议。文责自负。
JEL Classification： C72 C93 H41
标签：集体行动论文; 合作论文; 偏好结构论文; 远见论文; 策略论文;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论文;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论文; 商学院论文; 泽尔滕实验室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