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未来发展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是一种思维的科学，每一种哲学的生命力以及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受到它所立足的思维方式的制约。东西方哲学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思维传统。这两种哲学思维传统在现代日益表现出合流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西方，它受到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但同时它又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这种革命使它有可能在东西方哲学汇通的时代背景下实现自己的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逐步向东方流传，在苏联和中国获得了发展，并逐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这一原理体系的诞生和发展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融汇东西方文化的能力，但由于其强烈的西方传统哲学思维色彩日益显示出一些弊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本意的基础上融汇东西方哲学传统，创新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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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形而上学（广义）传统。这个传统从思维方式上讲是建立在我识问题心（“‘问题心’乃是茧心与意识心的结合——作茧作用与意识作用在人生虚机了断过程中的结合”，（注：唐力权：《〈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2版，第71页。）即在自我意识对象意识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知性分析。它的基本特点是对事物作出是非判断。它相当于孟子讲的智之端即是非之心）基础上的，哲学就是一种追本溯源，穷根问底的学问，即爱智，西方哲学所理解的智慧和中国古代哲人所理解的智慧就是理性，它以问题心为基础，发展了人的精神生活中“知”的方面。天然地把知看作是合理的，情和意则屈于附属的地位；西方哲人所理解的智慧，按中国古代哲人的看法，其实是智而少慧的。智是一种知识，靠后天学习习得的知识，它是建立在人的感官和大脑功能基础上的。中国哲人对后天习得的知识，向来持否定态度，老子就提出了绝圣弃智的思想，庄子朝三暮四的比喻说明了脑活动的局限性。儒家虽重学习，但从孔子的“知天命”到孟子的“反身而诚”，“尽心、知命、知天”，直到宋儒发明的天理学说都有追求一种内在的直接领悟和体验的知识。因此在中国哲学那里更重视“悟”，其智慧更重慧，重视融精神生活的各方面及精神与物质生活为一体的生活体验。
西方哲学之所以有上述思维模式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本文不作探讨。与上述特点相联系的是西方主客二分的倾向，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对观察宇宙的心态基本上是一种“场外观”。也就是把人置于世界之外来看人及世界。人站在绝对旁观者的地位上，是主体。人以外的世界（包括人本身）都是这个主体观照的对象（客体）。哲学都是寻求统一的。西方哲学在寻求统一的时候，不是像中国哲人那样，按照太极阴阳的观念寻求系统的对立统一，而是把一方归结到另一方，把实体观念绝对化，把本质和现象割裂，确立了一种实体还原模式。它寻求万物的本原、本体，然后又把本原本体归结为某一种物质的或精神的要素。早期自然哲学确立的自然主义传统就是这一思维模型的典型表现。泰勒士就把水看成万物的本原，从一种物质要素出发去说明一切。
主客二分的直接结果在西方被发展成追求客观的知识，把自然界当作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应该被征服、改造的对象。为了征服和改造这个对象就要探寻规律性。西方探寻客观自然的规律性诉诸因果的法则，由因及果，机械地去分析。因此西方哲学开始就带有科学化的倾向。哲学家都是科学家。
西方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把人及人的精神当作一种对象来看待，为了高扬主体的能动性，其极端化的作法就是夸大主观的作用。或者把其推向外在世界，夸大为客观精神或绝对理念，形成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传统。西方哲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分离，除了具有科学主义传统外，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哲学和宗教具有难以割舍的天然联系。尽管在西方哲学史上也不乏具有“体悟”类型的哲学家，在宗教领域内也不乏具有在一定程度上体悟了中国哲学所讲的天道人道道理的人；尽管在西方哲学史上也不乏怀疑论传统，对把认知理性夸大为绝对提出质疑，但这些都未成为主流。现代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西方哲学之自我反省。出现了一些反省自身传统的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就对西方哲学的源头进行了分析，对传统本体论取消人与其对象世界内在关联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对西方哲学语言对真理表达的“遮蔽”进行了分析，具有很重要的哲学意义。
由于西方哲学的上述思维特点，其必然地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几大块来建构哲学体系，而不是像中国哲学那样更侧重于发展内容的内在逻辑体系。西方传统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与中国哲学不同的特点。（1）本体论。主客二分， 实体还原；本质和现象二分；唯物唯心对立；科学主义传统；宗教传统。（2）辩证法。强调对立；强调分析，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 基本上是概念的辩证法，忽视生活实践的辩证法。（3）认识论。 重视外在的知识，内在知识的追求为辅；知识的目的就在知识自身，对知识抱一种美好看法；重知性，忽视情意的作用。（4）范畴论。 语言和实践关系不密切，语言往往脱离现实成为概念游戏；分析精密、逻辑严肃；从概念本身出发建构体系（如黑格尔）；形式的体系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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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天才萌芽的著作。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把社会实践作为其思想的基本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概念。蕴含于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哲学体系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生体系。从哲学思维传统上看，马克思的哲学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1 ）它继承了西方哲学的我识问题心的基本倾向，诉诸理性，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哲学。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西方社会个体的私人利益得到了充分发展，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差异对立关系充分显现。由此形成了主客二分为基本模型的哲学形态。而在中国，土地私有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相反却出现了土地国有制，家国同构，个人利益融于集体利益之中，这一切影响到中国哲学开始就缺乏主体自我意识。从道家哲学主张无我无为顺应自我到儒家的推己及人的仁学，到墨家的兼爱都表现了这一思想倾向。中国哲学对自我意识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作是导致偏见的弊端，是成见、我见。要达到正确认识必须毋必毋意毋因毋我。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特别推崇自我意识的哲学。在转向唯物主义后，认为只有人才有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有自我意识、对象意识。由此人才能够既按自然规律去创造，又按美的规律去创造。马克思把我识问题心奠定于实践基础上。（2）它自觉地继承了西方的辩证思维传统。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建立在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基础上，注重逻辑，注重实证。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强调对立基础上的统一。马克思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强调统一、缺乏精密分析、注重对生活实践的辩证思考有很大的不同。
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西方，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的哲学缺乏世界意义。马克思的哲学虽然主要源于西方，但也受到东方哲学的影响。黑格尔研究了老子的哲学，他对中国哲学作了西方式的理解。因此说马克思的哲学是纯西方的并不完全合适。就西方哲学的一贯传统而言，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的根本变革。这种哲学变革的主要意义在于改变了西方哲学的一些固有传统，使其具备了融合东西方哲学的能力。（1 ）哲学主题的变革。马克思哲学已经由抽象地讨论世界本原问题转移到研究现实世界上来，马克思所理解的世界是人的现存世界，所谓世界观的学问也就是关于现存世界的学问。人的现存世界是一个人与其对象相关性的存在，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场有世界。（“场有就是依场而有的意思”（注：唐力权：《〈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2版，第7页。）， “场就是事物的相对相关性存在，也同时是此相对相关性之所以为可能的存在。”（注：唐力权：《〈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2版，第3页。 ））虽然马克思的人与对象关系世界是以对立为基础的。但并不否定二者的统一。在《手稿》当中，马克思就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 ）马克思是从人与对象的对象性关系出发来考虑问题的。马克思对人与对象关系对立统一的理解能够有效地融合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2 ）哲学思维的变革。马克思由过去的自然主义、意识主义、直觉主义、反思主义观点进到了实践的思维方式。在实践思维方式当中，虽然还带有西方哲学的固有印迹，注重理性，注重对外物的改造，而不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对自身的改造；虽然还是以对象意识为基础的，但它已经由实体的思维方式进到关系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所写的《博士论文》分析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之间的差别，对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了一定的肯定。伊的哲学不像德的哲学那样诉诸理性知识，走向实证科学；更不像德那样对事物进行纯客观的机械的理解，而更重视主体的自由。马克思对二者的分析表明了马克思所持的哲学立场。（3 ）实践思维方式能够有效地使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避免西方哲学上哲学唯心主义化和宗教化的弊端，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虽然近代唯物主义对其感性存在的属性作了说明，但人还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把人放到与自然、他人的关系中加以考察，超越了物种哲学的局限性。它把意识看作是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它从人与其生存世界的相关性存在来理解人的意识，能够克服主客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倾向使马克思能够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变革与现代西方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改造相比具有彻底性。现代西方哲学承袭了古典哲学的先验论、经验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思想传统。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陷入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难以调和的境地。现代西方哲学在辩证法思想和历史观上都没有长足的进步。这就说明现代西方哲学不能承担起未来哲学发展的任务。而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分析和实证，中国未来哲学发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在融汇东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对现行哲学体系进行批判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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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体系作了集中的阐述。恩格斯运用大量科学知识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自然哲学、人的学说进行了批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马赫主义作了批判。这两部著作都是批判性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唯物主义的权威。这使得这两部著作带有一般唯物主义色彩，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主题、思维方式的揭示，表现出了更多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性。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几经周折，但都不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苏联模式的原理体系经由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艾思奇、杨献珍等的继承发展，到60年代日益被定型化。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这一定型化体系的典型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苏联的发展日益体系化，并逐步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印迹。到毛泽东那里已经非常中国化了。但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原理体系仍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特征。
（一）科学化倾向。哲学原理本身被当作一种知识，哲学教学也成一种知识的教学。哲学和科学的区别被归结为哲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各门科学以世界的局部或个别方面为对象，二者只是整体与部分的差别。哲学被定义为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是关于三大领域一般规律的科学。现行哲学原理教科书对哲学概念和科学概念，哲学规律和科学规律没有很好的区分，这就导致了对物质、时空、实践等概念的表述，所揭示的自然规律在一定意义属于科学领域，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哲学。现行体系对认识论作了偏重于知识论的理解。大体上都是在心理学基础上讨论认识的过程和结构。
（二）哲学原理体系存在着本体论化的倾向。对世界的理解是客观世界，关于世界的观点就是论述自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联系和运动发展问题及认识和历史的发展及规律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中断了中国哲学的人文传统，它建立了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形成了自然哲学体系；作为其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发生变形，历史规律变成了自然规律的延伸。这样就取消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传统，变内在超越为对外在规律的认识与服从。
（三）哲学原理体系的要害是非主体性：（1）辩证法被实体化； （2）以自然规律统摄社会规律，对人的个体性本质表述不多；（3）反映论未能很好地说明认识活动的主体性，缺乏对主客观统一性的说明。传统体系否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方法，以客观性取代了主观性；传统的本体论把存在的人对立起来加以理解，把人放到宇宙之外去认识宇宙。
（四）哲学原理体系存在着实证化、公式化、教条化、直观化、简单化的问题。这个体系内容庞杂，有很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内容；前后重复，讲认识论、意识论、社会意识，割裂了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性；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原理加实例。
（五）哲学原理体系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门类不全，对自然观缺少论述；价值论被排除在哲学之外，哲学变成了单纯的求真活动，求善求美被弃之一旁；四大块的结构模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内在沟通，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之间的关系被割裂了。哲学原理体系逻辑不严，使用的是形式逻辑或形而上学逻辑的方法。
这一原理体系被运用到三大史（马哲、中哲、西哲）的研究过程，成了研究哲学史的范式，史变成了配角、材料。不对它进行反思，就很难有哲学研究的突破。这一原理体系由于其浓厚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特点，堵塞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渠道。现代西方哲学反对主客二分，强调内在超越等，日益向中国传统哲学靠拢。这就决定了原理体系需要在恢复马克思哲学本意的基础上融汇中西哲学传统以实现自身的发展。
哲学原理体系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人的主要观点和思想，指导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实践活动，功不可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现实的物质生活实践，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要充分考虑实践的发展。而原理体系注重注解原著的论述，并以此作为建构体系的依据就不能把握哲学的内在逻辑；注解原著必然是讲过去的多，讲现在和未来的少，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注解原著必然精于论证，缺乏批判改造，对实践的忽视使哲学原理体系持一种自然还原、物质还原的历时性思维，运用直观的抽象的思维方法纯客观地去看待世界，而不是从主体实践的角度考察世界，没有很好地反映主体能动性。由于这一西方哲学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原理体系提出问题的方式及内容结构的安排方式与哲学界限不清；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构成的核心是物质生产，从物质生产出发去分析人与人、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哲学原理体系则从物质出发去说明自然、历史和人的认识；马克思的哲学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而哲学原理体系则立足于自然一般；马克思的哲学以人的实践及实践中引发的关系为对象，哲学原理体系则以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般为对象，上述差异性说明原理体系的改造需要探讨马克思的哲学主题、哲学思维方式，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内有逻辑体系；同时也说明原理体系与中西方哲学对话的困难并不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恰恰相反，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使它能够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依据当代实践发展及中西哲学的发展态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要求：
（一）依据现代实践的特点，再现实践的全面涵义。以往理解实践的基本范型是主客体模型。它把人看作主体，把对象看作客体，实践是主体改造客观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活动。这一理解抓住了实践的本质，但不够全面。人类社会的实践史是个人与自然、人与他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史。随着人的自我意识对象意识的产生，人把自己当作主体来看待，把对象当作客体来看待，由此形成了主客体关系和主客体思维范型。由此可见，主客体关系是被人加以主观化了的人与对象的关系。它立足于人与外在世界的区分的基础上，因此这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它把自己当作主体，天然地就有自我中心化的思想倾向。它不代表人与对象关系的全部，尤其不能很好地反映人与对象的统一性。因为人把自己当作主体的同时就是把自己当作了客观。人在表现能动性的同时表明人是受动的。自我意识及其相适应的理想理性等有一个产生消亡的历史。无意识直觉等非理性因素一直贯穿于人类活动的始终，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主客二分模式在西方由于无意识超意识本我超我的讨论而受到了挑战。实践同时具有能动性和被动性的双重品格。在人类社会早期表现出较多的被动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则表现出较多的能动性，逐步地从主体的角度去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就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对外在世界绝对服从的二难处境中，形成了纯客观化和纯主观化地了解世界的方式。近代以来人的智能得到了发展，强调人对外在世界绝对服从的哲学失去了自己的市场，确立了自我中心化和理性主义的文化内涵。哲学原理体系的实践概念过于强调人对外在世界的改造是近代实践特征的一种折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要把以主客二分这一西方哲学传统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转换成以实践中人与外在世界对象化和非对象化关系的思维框架解释的方法。
这一思维框架从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立场来理解实践，旧的实践哲学仍属于理性哲学，实践是在理性指导下的有目的、自觉的活动。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实践作为人的活动不单纯地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这一思维框架把人和对象统一起来加以考虑，是从人和对象两个维度即联系对象来考察人，联系人来考察对象和问题的。这一思维框架把真理和价值统一起来了，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同时又是力图超越自然的存在物，人表现出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存在方式。
（二）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实现几点统一：（1 ）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智与慧的统一。哲学知识要有利于主体能力的提高，前者为“智”，后者为“慧”。哲学史是哲学的知识史，它里面有一种思考，一种领悟，学习知识只是达到这种领悟的一种。西方哲学之觉悟诉诸科学诉诸分析和实验；中国哲学则注重通过生活体悟人道和天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它认为对世界作知识性的了解建立世界终极体系是不可能的，智的思考要统一到实践上来，这有利于克服抽象化、唯心主义、宗教文化弊端。（2）在人与自身自然、 社会的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融合强调对立和强调统一的哲学传统。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无我忘我，天人一体的“仁”“道”的圣人境界，但它缺乏主客二分，缺乏实证的分析，对于说明现实生活是不足的，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无我意识，人我一体的意识也有它的实践基础。马克思认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精神的无机界。人虽是一个实体，但人的本质则表现于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人和对象的一体性体现了人类的本质，强调天人合一是有实践根据的。就个体来言，人又总是和世界处于差异对立的关系之中，忽视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
（三）感性和理性，理性与价值都根源于人的实践，把感性和理性、真理和价值统一起来，才能既避免完全囿于事实判断的实用主义，又避免完全囿于应然判断的“乌托邦”。人本主义、科学主义是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对主体客体方面不切实际的夸大的产物和表现。把主客二分模式变为人和对象的关系模式有可能辩证地扬弃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外在对立和机械的割裂。从实践来看本体论，上述两种本体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就由实体的观念进到关系的观念。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蕴含着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需要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西哲学的融合与沟通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能否有效地融合中西哲学传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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