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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其中有一项为一方是独生子女夫妇可生二胎。在此之前，针对媒体关于可能会放松生育政策的报道，2013年11月11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完善生育政策”是新组建的国家卫计委的重要职责。毛群安并没有透露“完善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
毛群安称，“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
中国计划生育始于1971年，自1980年开始以城市一胎化为代表走向严厉化。从1971年到1980年，生育率从5.8左右的高峰直线降至比替代水平略高的水平。过去30多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与中国大陆文化相近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参考其他未实行生育限制背景下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来估计，如果没有1980年代的生育限制政策，少生人数最多不到2亿人，而这也正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
从历史经验来看，计生部门对涉及人口的数据的估算和规划有一些误差。比如，在“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增长为6257万人，比实际增长的4013万人高出55.9%；在“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比实际增长的3418万人高出53.4%。连续两次对短短5年的变化的规划都可以高出50%以上，哪有任何预见性可言？
毛群安称，“如果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我国人口恐怕要达到17亿至18亿，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降低20%以上，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载发展的需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姑且不说这20%的节省有多大的可靠性，即便按这个幅度来估算，其意义也远非所称的那样。比如，从1980年至2012年，中国的年能耗增长超过400%。若为经济发展可接受能耗增长400%，降低20%的人口有何意义？若用同等力度和代价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效果何止20%？至于人均耕地和粮食，早在世界仅有10亿人的时候，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无法养活更多人口，现在地球70亿人，整体营养条件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中国在1950年代末人口为6.7亿，但却遭遇饥荒，现在人口是13.5亿，但却有不少人因为营养过剩而面临健康问题。其实，过去50年，世界各国的粮食亩产都在持续上升，中国迄今的粮食亩产依然显著低于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19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占70%至80%，但在中国仅占45%。靠控制人口来节省资源完全是舍本逐末。
毛群安称“计划生育转变减少了出生人口规模，降低了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减轻了对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对促进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巨大作用。”
养育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但孩子最终带来的回报要远超这个代价。以对政府税收的影响来估计，相对于GDP来说，少生一个孩子确实是可以给政府节省5%的教育投入，也会节省对孩子长大工作退休后的养老支出，但它却会造成20%的税收损失。两者相比，最终的损失要远大于节省的程度。靠消减孩子来降低所谓的压力，是极其短视的杀鸡取卵的行为，最终是让社会、家庭和民族付出更大的代价。一个不愿意为孩子付出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毛群安还称，“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劳动力比例持续上升，人口红利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规模大、成本低的优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实现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2位。计划生育功不可没。”
生育变化对经济的发展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是改革开放。即便根据最宽松的估计，严厉的生育限制使得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在过去三十多年来最多快出一年到两年，但它所加剧的人口老化和未来人口的急剧衰减，却势必严重拖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的前提是生育率下降之前的高生育率，没有1960-1980年代的相对高生育率，哪来所谓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来说，高生育率是在积累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针对未来，毛群安表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比较少，环境的容量不足，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国家的基本国情。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
我们认为，上述说法貌似振振有词，实则有些逻辑混乱。它反映了卫计委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1970年代，这些认识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卫计委对社会变化无动于衷，对民意充耳不闻，其人口观念更是完全脱离现实。接下来，我们对其进行一一反驳。
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比较少
由于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成熟，中国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一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改革开放后却又快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发生的。如果说历史上人口多的中国可以创造辉煌，为什么现在人口多就成了问题？如果说依然人口众多的中国在经历波折后可东山再起，为什么现在还要把人口多看成是问题？
我们不清楚毛群安所说的底子薄的到底是何含义，更不明白这个底子薄与控制人口有何逻辑关系。如果是与历史纵向比，中国现在的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发达，底子应该说更厚了。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前，中国从未限制过生育，国运既有高峰也有低谷。怎么如今更厚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要实行在原来底子更薄的时候都从未实行过的生育限制政策？
如果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均GDP已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在2012年已经处于世界中间靠前的位置，全球仅有29.6%的人口生活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用过如此极端的手段来限制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繁衍的替代水平，世界上更是没有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之后还继续限制生育。怎么这个已经处于世界中等甚至偏上水平的底子还是太薄，以至于还要继续实行所有国家都从未施行过的如此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
中国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以世界平均来衡量一国的资源是否丰富完全是误导，因为世界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少数资源丰富国拉高世界平均值，使其失去代表性意义，导致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远少于世界平均。以耕地为例，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耕地少于世界平均的就有167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世界69.2%；而森林、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分布更不均匀。实际上，在上述每项自然资源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世界中间甚至靠前的位置。除耕地外，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的总人口都不到世界50%，而且人均资源高于中国的国家并不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更发达。
以世界人均为标准来认定自己人口太多并限制生育完全是削己足适他履。
环境的容量不足
我们不清楚“环境的容量不足”到底何意？是根据什么环境指标来确定容量的？这些标准是怎么选定的？对环境污染的机理有何假设？假设的可靠性如何？控制人口是否真的有利于环境改善，还是会因为降低未来投入而起反作用？理论的基础、实证的研究在哪里？如果没有这些证据支持，那么到底要把生育限制到什么程度才能说环境容量足够了？
实际上，自然环境自地球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地变化。在人类存在之前，冰河纪和气候暖化都曾交替出现，黄土高原就经历过草原、森林、荒漠之间来回的多次转换。北京沙尘暴在明朝曾很严重，到清朝大幅减缓，至民国又趋于严重。而科学对环境变化的机理认识有限。媒体曾频繁报道臭氧层空洞将引发气候灾难，但近年这种声音式微，因为对形成机理的认识有改变，而预期的健康危害则未发生。
至于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政策远比人口政策要重要。开车对环境的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而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在可预见期内最多百分之几十，完全低一个数量级。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就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更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地广人稀的蒙古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首都乌兰巴托空气污染全球第二，仅次于伊朗阿瓦兹(世界卫生组织，2011)。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地方有一半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赞比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没有一个在中国和印度(瑞士绿十字组织，2013)。
人对环境有负面也有正面影响。严谨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初期，环境会随经济发展而恶化，但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都会开始改善，这得益于各国的环保措施，而非工业的外迁，究其原因是在富裕之后，社会更注重环境质量，也有财力和技术来改善环境。其实随着环保投入的增加，中国的环境在某些方面已经在改善：森林覆盖率已经持续增加数十年，而十多年来，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总体上在减少。或许这些被证实的变化与人们的印象未必相符，但这可能只是社会对环境恶化的报道更加敏感。
中国当前确实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在大片国土上雾霾天气趋于常态化。但对全球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的分析表明，空气污染与所在国人均GDP成反比，关联程度要远大于与所在国人口的关系。全国人口少一半所对应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只相当于人均GDP增长9.1%所对应的差异。这说明要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全国人口远不如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有效。1950年代的伦敦和1960-1980年代的洛杉矶都经历过严重的空气污染，现在两地能耗远超过去，空气质量却都大幅改善。
环境问题需要人来解决，靠减少人口来改善环境是本末倒置，其直接效果非常有限，而在间接意义上，其造成的人口的老化和萎缩会全面降低维持和治理环境的能力，甚至让中国陷入蒙古和俄罗斯那样的困境。
发展不平衡
中国的发展确实不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但发展不平衡也能成为限制生育的理由却是匪夷所思。几乎在任何国家，发展都是不平衡的，但这与控制人口的所谓必要性存在什么关联吗？
中国的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如果要看不同地区的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实际情况是，人口越多的地方越富裕。中国大陆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正好是中国GDP总量前5位。更突出的是，在全国27个省区的2012年人均GDP排名中，这5个人口最稠密省份分别位于第1、第4、第2、第18、第3，囊括了前5位中的4个。即便是排名第18的位于中部的河南，其人均GDP也高于同属中部，面积相当，资源更丰富，人口不到河南一半的江西。生育限制政策在发达地区一般更严厉，人为降低出生在富裕地区孩子的比例，不利于消弭地区差异，更延缓了国家的整体进步。
中国的城乡之间差异巨大。城市在家庭收入、教育条件和人文环境上要普遍好于农村。相对于在城市里生长的与城市生活自然一体的孩子，农村孩子，特别是来自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在教育背景、消费习惯和从业理念上都有所不同，在长大成人后，往往要经过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困难才能融入城市生活，进入现代经济循环。生育限制政策对城市更加严厉，人为减少了那些成长条件更好的孩子的比例，不利于消弭城乡差异，更延缓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
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只要人类没有消亡，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就会存在。但这仅是事实的一面，因为还有另一面，而且是更重要的另一面，即人口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发掘和环境改善的最根本性动力。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可能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片面渲染人口负担的一面，却罔顾作用更大的贡献的一面是刻意的误导，反映出一种无论是纵向比还是横向比都是最为偏执的人口观念。在这种只把人口当成负担的一面倒的偏执之下，人口过多几乎被当成一切问题的托词，从而掩盖了真正的症结，妨碍问题的有效解决。
比如，很多人把大城市的拥挤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但实际上，城市的拥挤与全国人口总量关系不大，而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更大。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其大城市也很拥挤。可比数据显示，中国大城市拥挤度仅处于全球中等偏轻的水平。在全球221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城市体中，上海和北京的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处于第114位和139位，仅属中等偏轻水平。北京的交通拥堵目前处于全球最坏之列，但这主要是规划的失误。作为世界人口最多而且权力集中的中国的首都，北京的人口规模和汽车数量在全球并不那么居前，但北京的城市规划一直以不切实际的人口控制目标为前提，严重脱离现实需求。比如，纽约市区面积有25%用于道路，而北京却仅有7%。
至于人口对社会、资源、科技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们之前在《财新网》有系列文章论述。总而言之，支持控制人口的所有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乍听有些道理，但深入分析下没一个站得住脚。这些理由所基于的判断不仅没有一个成立，而且很多正好相反。
毛群安最后的结论是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计划生育到底是指继续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如果是前者，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以城市“一胎化”为代表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这份文件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明确指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短短30多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近3个百分点，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20多年，现在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中国人口占世界19.3%，但每年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12%，在不到世界一半的生育率之下，这个比例每隔一代将减少一半。无论是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双独放开二胎的实践，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已经完全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完全放开和鼓励生育都无法把生育率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现在由严厉化生育限制政策导致的弊端日益显示，失独家庭越来越多，老龄化程度不断攀升，经济会逐步放缓并最终进入低迷，更多的人将认识到当年的严厉化政策完全是一个错误。
当初承诺30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如今已过了33年。如果说当年针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认识不足，对人口形势判断失误还情有可原，现在对有关人口与各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明了，中国人口形势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卫计委依然坚持漏洞百出的陈词滥调，在政策方向上抱残守缺，卫计委难道可以承担得了党和国家言而无信的责任吗？
毛群安称，“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国家的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群众的生育意愿，还有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等的因素。现在卫计委已经组织调研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研究提出了完善政策的思路和方案。”
我们提醒卫计委，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删除了维持低生育水平的提法。为什么卫计委依然我行我素地坚持维持低生育水平，其依据及理由何在？人口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乃至中华文明的兴衰。卫计委到底是如何组织调研的？现在社会对人口政策的质疑和对放开生育的期盼声音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卫计委到底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
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但却被人为调高到1.8。这个荒唐的数据引起社会的普遍质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不到1.4，完全印证了民间学者的估算。数十年来，计生部门对人口趋势一再高估，毫无信誉可言。征收社会抚养费是计生部门执行生育限制政策的主要手段，但国家审计署于今年9月18日分别通报了涉及9个省市45个县的社会抚养费审计结果，初步统计，45县向征收单位和计生部门违规拨付的社会抚养费，总金额约达16.27亿元。对此，卫计委的回应含糊其辞，很明显是连全国收了多少社会抚养费也搞不清楚。基于这种种乱相，我们有理由怀疑，卫计委的闭门造车的调研还有什么信誉？其研究提出的思路和方案有多少价值？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仅为1.19，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和2012年的生育率仅有1.05和1.25。即便这个数据被调高到1.4也依然代表不可持续的极低生育水平。在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0～14岁人口占总人口33.6%，而在2012年已经下降超过一半到16.5%。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之剧烈史无前例，将在一代人时间内成为人口结构倒金字塔型最严重的国家，这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科技、国防、乃至中华文明的传承带来难以估量的风险。
计生部门曾将2000年人为调整后的生育率数据作为其制定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导致人口政策调整时机被一再错过，现在又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提请卫计委不要再度错判中国的人口形势，更不要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