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中国文学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展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理念论文,集体论文,形式论文,主义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2)01-0056-06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现代中国人营造集体主义精神理念、重塑民族传统文化神韵的艺术形象展现史。无论它被涂抹上了多么浓重的现代政治革命色彩，我们仍能从作家本人所提供的创作文本中，感受到现实与传统对话沟通的强烈意愿。这决不是一种超越历史事实的虚妄定论，而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存在。如果照学术界的通常惯例，我们把百年中国文学分为“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建国后30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五个大的发展时段，那么在这个被大家都能共同认可了的时间框架内，除了“五四”文学表现出了一定的游离性（反传统倾向）之外，其它四个时间段则基本上反映着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创新和价值还原过程。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左翼文学的真正使命。左翼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其目的是为了纠正“五四”文学游离传统价值观念的思维偏差，并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学重新合理地返归群体文化意识氛围的有效途径。左翼文学的红色经典，如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洪灵菲的《流亡》、华汉的《地泉》（三部曲）等作品，几乎都运用了高度统一的思维模式和整齐划一的故事情节，明确叙述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个性主体意识趋向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心灵历程。他们甚至更是以简明扼要的话语形态告诉读者：知识分子个体与社会民众群体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天然的矛盾对立关系，知识分子个体不可能脱离社会人群而成为一种孤立抽象的现实存在，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群体的客观构成因素之一；问题真正的关键就在于，知识分子个体必须首先要弄明白，他们自己究竟应该归属于现实社会中的哪个阶级群体。因此在所有红色文学经典作品的叙事模式中，矛盾冲突的根本焦点不是体现在知识分子个体与社会民众群体之间，而是集中在“五四”小资产阶级个性自由意识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世界观之间。我们不妨以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这两部被评论家们公认为是“为现代意识的情爱注入了革命血液，使古老主题焕发了青春”[1]，且一举突破了“革命＋恋爱”模式[2]的代表作品为例，来做一番全景式的文本分析。这两部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浓郁浪漫理想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新时代到来的风向标，它直接体现着左翼文学运动无产阶级意识精英化价值观形成的全部过程。作品的时代背景被置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男女主人公施洵白、素裳（《到莫斯科去》）与刘希坚、白华（《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则仍旧被赋予了知识分子的特定形态。仅凭直观感觉的初步印象，这两部作品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都过于简捷粗糙，叙事风格也同“五四”新文学的舒缓节奏差不太多；然而我所感兴趣的却是胡也频并没有将知识分子视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否定对象，而是将其视为是一由个复杂阶级组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两部作品营造了一种以男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以女性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和话语场，并通过男性主人公与女性主人公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对立冲突，集中展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女性话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男性话语）的最终臣服。我们姑且不去谈论什么“男权主义”或“女权主义”的高深理论，仅就一个“女性”的概念，在中国民众的世俗观念中，就早已被人们视为是目光短浅、狭隘自私、胸无大志的意义象征了。胡也频将女性弱势群体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格形成简单的视觉对应关系，应该说是他于无意识之中形象地演绎了这种民间传统文化的陈旧思维程式。女性主人公素裳与白华在胡也频的笔下，都呈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精神状态：她们向往革命具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但却又情感缠绵意志动摇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思想；她们相信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理念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但却又狂热地去追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的绝对精神自由，她们因受“五四”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同情于劳苦大众的现实悲惨命运，但却又难以放弃现实生活中无比优越的物质条件。所以她们只能借助灰色的爱情理想，来逃避脆弱心灵上的极度空虚与苦闷。两部作品文本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女性意识化的表述方式，客观上似乎存在着一种寓意深刻的潜台词，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思想追求，只不过是如同女性迷茫的情感幻觉一样，是极其荒谬和不切实际的；两者人格之间的神似性，无疑是导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先天性障碍。所以她们（他们）只能作为被拯救者而存在，或者是死守着“五四”个性主义思想而成为旧社会政治体制的殉葬品，或者象素裳与白华那样毫无条件地去接受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而重塑全新的自我形象。有被拯救者必然就需要有拯救者的出现，所以胡也频又倾塑造了施洵白与刘希这两个男性主人公的正面形象。他们虽然也曾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过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但是由于他们都出身贫寒饱受磨难，因而就能很自然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忠实的信仰者。比如施洵白从十三岁起就去一家布店打工，三年非人生活的经历使他变得意志坚强、爱憎分明，并因此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确立了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C·P·。我时时都有危险的可能。我已经把所有都献给了社会了的——我有的只是我的思想和我的信仰。”胡也频毫不掩饰地用男性形象的勇猛、刚毅、大度和侠义精神，去塑造了施洵白舍生取义的英雄人格，其用意不外乎是要向广大的社会读者阐明这样一个真理：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作为黑暗旧社会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他们本身就具有反抗革命的主观要求；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精英人物而存在，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象施洵白与刘希坚那样，出身于无产阶级并代表大多数人的群体利益。而那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则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其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他们才有可能真正融入到工农大众的革命阵营。
左翼文学运动所营造的知识分子通过自我观念的更新而获得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情节模式，不仅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能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左翼文字阵营无产阶级意识精英化趋势的形成。自认为是无产阶级代言人的左翼作家，他们以自己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解方式，从关注劳苦大众的现实生存状况出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农村正在日益激化了的阶级矛盾。并因此而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文学审美规范。综观左翼文学的创作实践，丰收成灾和农民反抗现象是它的一个最鲜明的主题。如茅盾的《春蚕》三部曲、洪琛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与《火》、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左翼文学优秀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中国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丰收却导致破产的怪异现象。他们的主观意图是要通过对这种社会现象的透视分析，力图去真实地反映中国农民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不得不奋起反抗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与“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只关注农民思想的愚昧落后，而很少表现他们的反抗情绪相比较，的确在观念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阅读这些现实针对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我们注意到左翼作家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政治理性化，他们不仅同情农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甚至公开承认农民劳苦大众造反革命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作家笔下所展示的农民反抗行为，就其本质而言仍未完全超越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群体盲动意识。如茅盾《残冬》中的多多头领导农民吃大户、洪琛《五奎桥》中农民的聚众闹事、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中村民不满情绪的借酒发泄等，应该说基本上都是中国古代农民揭竿而起反抗皇权模式的现代翻版。这充分表明了绝大多数左翼文学作家无产阶级意识精英化思想认识水准，仍停留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同情心的意义层面上，他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一场完全有别于传统农民造反性质的现代政治革命风暴的悄然来临。只有叶紫的《丰收》与《火》这两部中篇小说，在生动描绘了湖南农民起义暴动火热场面的同时，又通过觉醒者立秋与其父亲云普叔的谈话，明确地向读者暗示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价值追求和真正目的：“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们究人的。”可惜这位英年早逝的红色革命作家的政治敏感性，并没有引起左翼作家们的足够重视，从而使左翼文学的创作思路仍徘徊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范畴内，无法顺利地切换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全新领域。
左翼文学运动在其整体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只解决了一个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纯粹概念性问题，因为十里洋场大上海那种特殊的社会环境，是不可能真正产生以现代农民运动为背景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解放区文学则全然不同了，它独特的区域自治性以及它所奉行的特殊意识形态，使它完全有条件同时也有能力去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对文学创作的自由状态进行统一的思想规范，并使其完全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认识基点出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毛泽东的《讲话》视为是一种党派政治意志的集中体现，而不是一种关于文学艺术观念的学术讨论。也可以说《讲话》的实际意义，就是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他的政治威信，顺利推动了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无产阶级意识平民化运动的全面展开。伴随着广大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一是它已不再象左翼文学运动那样，仅仅凭借创作主体的主观想象力去抽象地描绘一种空洞的革命理想，而是贴近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前沿，直接去反映作家眼前正在发生历史巨变的革命现实；二是广大的解放区作家不再以工人阶级的身份自我标榜，而是直接以农民阶级政治利益的代表，用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去对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重新进行阐释。这使得解放区文学以农民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创作主题和浪漫理想主义的乐感形式，形成了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人文主义启蒙精神和悲剧审美意识体系相抗衡的对立局面。
全面审视解放区文学的作品文本，它给人们灵魂所造成的巨大震撼，同样是以作家群体整齐划一的叙事模式，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意识趋同的文化心理。无论是哪个文化层次的解放区文学作家，他们都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思想共识：努力消解“五四”和“左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倾心创造工农兵群众尤其是农民革命者的崭新形象，这是通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必经之路。比如说解放区土生土长的通俗作家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等作品，是以农民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民身上所蕴涵着的深厚革命伟力和巨大革命热情；而曾为左翼知识分子精英作家的丁玲和周立波，他们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同样也是以农民的视角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民阶级意识的空前觉醒和政治觉悟的空前高涨。这是一个思想观念高度自觉的文学时代，在几乎所有被公认是解放区文学经典的叙事模式中，农民群体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思想精神上所表现出的绝对自由状态，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小二黑与小芹可以冲破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去自由恋爱，尽管他们也会受到种种挫折和磨难，但因为有了农民无产者强大的群体力量作为坚强的后盾，他们绝不会再重蹈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历史覆辙；铁锁、牛大水、王加扶、高生亮、张裕民、赵玉林等农民虽然长期受传统的小农民经济思想影响，但是他们一旦从沉睡中觉醒而获得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就会成为主宰自己历史命运的主人，而绝不会再象阿Q那样成为任人宰割的欺辱对象。解放区作家以民间艺术的话语表述方式，朴实而平和地告诉了广大社会读者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贫穷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怕的敌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源泉；农民也不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名词，而是中国无产阶级最本质的身份特征。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主人公赵玉林，就是这样一个用中国农民无产者的政治概念塑造出来的典型艺术形象。赵玉林是个被旧社会压榨得“光着腚”生活、被人称为“赵光腚”的贫苦农民，他一年到头拼命劳动，却使全家三口人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去追忆他苦难生活的悲剧往事，而是集中表现他因贫穷所获得了最彻底的革命精神。赵玉林无疑是解放区文学画廊中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形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人们学习与敬仰的光辉榜样，自然也不会有人去怀疑周立波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然而周立波和他同时代的解放区作家却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极其幼稚的艺术思维当中，把作为封建文化载体的农民与先进的无产阶级概念简单地等同，把农民大众的本能反抗与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混为一谈，实际上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的严重误读行为。它对于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极其不良的负面影响。
与农民革命英雄形象相对应，解放区文学在其艺术表现风格上采用的是充满着主观浪漫主义的抒情模式。它崇尚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乐感形式，极力以超越现实苦难和战争残酷性的理想主义色彩，去该意营造中国农民无产者政治革命史般的英雄交响曲。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系列、马烽与西戒的《吕梁英雄传》、孔厥与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名噪一时的文学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解放区作家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在残酷的党派政治斗争面前，革命浪漫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农民战争的确曾起到过鼓舞革命士气、振奋革命精神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审美乐感对于悲剧精神的完全取代，实际又从根本上消解了以思想启蒙为内涵的现代人文精神，且还明显流露出了回归古典主义的创作倾向。从孙犁的“荷花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得到某些深刻的思想启示。《荷花淀》与《芦花荡》这两个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就在于作者敢于打破现实生活的既定框架，将残酷的现实斗争点染了无数新奇瑰丽的浪漫色彩。《荷花淀》里的那些去探望游击队丈夫的农村妇女，她们在孙犁的笔下已不再是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的弱者形象，而是深明大义、机智多谋的时代英雄；面对武装到了牙齿的日本鬼子，她们竟然神情自若处乱不惊，最后巧妙地把敌人引进了游击队的埋伏圈，让自己的亲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芦花荡》中的撑船老人为了给家人报仇，他把十几个日本鬼子骗到了布满鱼钩的芦花荡，然后用撑船的长篙象敲西瓜一样，将敌人头颅一个个全都敲烂。阅读孙犁的作品，应该说每个读者都会被他那乐观向上的情绪所感染，特别是那些年轻革命者健康爽朗的笑声和歌声，确实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审美快感与娱乐性。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农民低下的思想境界被悄然美化了，他们人格的高尚完美无形之中又构成了对知识分子启蒙者的无情嘲讽。孙犁和其他解放区作家所精心营造的虚构叙事模式，即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一种清新诱人的艺术气息，同时又开创了一个脱离实际任意想象的危险先例。建国后文学创作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浮夸风，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另外用颂歌形式完全取代批判意识，也使得文学作为社会良心的自由意识形态监督功能大为减弱，这应是解放区文学缺乏审美和力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解放区文学的使命还只是寻求建立一种现代农民革命的叙事模式，那么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文学则继承发扬了解放区文学的创作传统，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不断强化和完善了农民群体意识的价值理念。新中国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权利政治意志为它硬性规定的中心任务，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基本的社会职能：
首先，是运用文学艺术的审美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中国现代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那么农民阶级的武装斗争自然也就成为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建国后中国文坛最辉煌的创作成就，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应首属有关革命历史题材方面的作品。而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罗广斌与杨益言的《红岩》等，则无疑又是这一方面作品的杰出代表。我们无意去重新回顾这段文学历史的复杂成因，只想通过对于一种文学现象的理性分析，去探索当时的作家们是如何运用他们神奇的想象力，使艺术“真实”直接转化为历史“真实”的。在重新阅读上述红色文学经典的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新中国作家以群体意识的共同智慧，对解放区文学的虚幻叙事模式作了精心地打磨，从而使它变得更加的完美无缺。新中国文学的表现主体仍旧是新型农民革命者的正面形象，不同的只是这些农民革命者的成长过程，都被纳入到了一个更为标准的“三步曲”的固定情节模式——他们出身贫寒苦大仇深，虽然主观上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却因为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而只能空有一腔反抗的怒火；自从来了共产党，贫苦农民得解放，他们参加了革命队伍，但由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思想时时作祟，他们还难以一下子适应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纪律约束；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帮助教育下，他们不断地改造狭隘自私的农民习性，逐渐明确了理想奋斗的政治目标，最终愿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梁斌的长篇历史叙事小说《红旗谱》，就是新中国文学中最早使用这一模式而大获好评的成功范例。这部作品的主题，是通过描写农民革命者朱老忠一生坎坷的经历，进而全面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朱老忠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因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惨遭杀害，自己也背井离乡流落他方；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在共产党人的政治启蒙教育下，使朱老忠明白了阶级群体的力量不可战胜的，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把单纯的个人复仇自觉地融入到无产阶段整体的解放事业中去，自己的人生价值才会得以体现，他也由此而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读者从朱老忠故事的画外音里，直接获取的直观印象应该是这样的：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本不存着什么矛盾对立和观念冲突，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相同本质的完整阶级群体；农民阶级只要认同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新中国作家正是通过这种思维认知方式，以其单纯真诚的艺术追求和政治斗争胜利者的自信心态，比解放区作家更加执着地将个性意识的消解过程，视为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意识化的历史必然过程。这种政治上强烈的自信心，无形中促使他们以主观“真实”的艺术感受力和艺术想象力，尽其所能地去表现他们所谓忠实于客观历史的形象描述。
其次，是通过塑造中国现代农民的全新形象，从正面去表现他们渴望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现实主题，并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主观意志，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象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陈登科的《风雷》、赵树理的《三里湾》、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等作品，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文学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新中国作家于现实农村题材的强烈关注，与他们对于农民革命英雄史诗的创造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当年在中国产共党的领导下，农民革命的政治使命是推翻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农民自己的国家政权；那么解放后农民革命的政治使命则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想，去引导农民彻底清除自身的封建落后思想，并使其迅速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化。这是受毛泽东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大胆政治设想的影响，在文学创作领域中所出现的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积极反映。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作史》，就是那一狂热时代情绪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产物。《创业史》通篇都涌动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话语词汇，它以蛤蟆滩的土地改革，以梁生宝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对梁生宝领导蛤蟆滩的农民走从互助组到农业集体合作社道路的故事，形象地探索了在没有现代机械化生产力的条件下，共产党政权是怎样防止农民重新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怎样加快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使所有农民都尽快摆脱贫困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按理说柳青为了创作这部鸿篇巨制，曾亲到陕西农村体验了近十年的农民生活，他对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也是非常了解的，应该还不至于粗心大意到连中国农民实际的认识水准和思想状态都忽略不顾了；但是他在作品中完全超越了中国农民真实的精神境界，将梁生宝等农民的思想做了无限的拔高，使他们全都变成了自觉自愿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义无返顾地选择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革命急先锋。柳青本人也并不否认他的《创业史》的确存在着越越现实生活理想主义成份，他说：“我的描写是有些气质不属于农民的东西，而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却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了。”[3]姑且不去评论他的辩解究竟有无文学审美上的实际意义，但他的一席话却使人豁然明朗了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新中国文学创作上的农民思想无产阶级意识化，或者说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落后意识向现代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转化，完全是一种由人为虚构行为所造成的主观附加因素，而不是属于农民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要求。这种纯粹主观主义的创作思路，后来又被浩然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他也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政治意识形态模式引向了绝路。
新时期中国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精彩同时也是最悲壮的一个发展时段。从其外在的表现形态来看，它似乎是对“五四”人文精神的价值回归；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却比“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刻。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启动期，它并不仅仅简单地承认作家个性主体价值追求的合理性，而且更是要在总结历史惨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承提起彻底清除农民落后意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负面影响的艰巨使命。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通过揭露“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严重创伤，把反思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以“左倾”面貌作伪装的集权专制政治；而以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作品为代表的“反思文学”，则以“反右”运动给知识分子精神上造成的致命的伤害，全面揭示了封建意识与革命词汇结缘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极大危害性。如果说“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着眼点，还只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还原中国现代农民无阶级革命的本质；那么80年代中期阿城、郑义、韩少功、郑万隆、贾平凹等青年一代作家所发起的“寻根文学”，则开始超越纯粹的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的价值尺度，将作品中的人物置放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深刻地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对现代中国人的内在牵制作用。特别是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作者通过田家祥这一人物的一生经历，较有深度地概括和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切英雄伟人的人格悲剧。田家祥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农家子弟，由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而产生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苦难和不平成全了他的英雄性格，给了他缘于自卑的强烈自尊，造就了他忍辱负重而又时时不忘实现自己心中奋斗目标的坚强意志，给了他超人的阴谋智慧与手腕才干。使他终于爬上了大苇塘村统治者的宝座。但是在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以后，他却立刻变得狭隘自私、残暴专横，他怀疑同志、压制群众、不求进取、奢侈腐化，俨然一副封建社会的暴君形象。作品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作者大胆地揭示了一个中国现代农民革命的客观事实：田家祥由“全村人的儿子”变成了全村人的老子，由人民的社会公仆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统治君王，由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变成了胜利果实的占有者，由推动历史前行的动力变成了防碍时代发展的阻力，这绝不是中国历史的个例现象，而是中国古今所有的杰出农民革命英雄的共同性格特征。他们“均贫富”的传统农民思想认识无论是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表现形态，在其并未真正获得人类现代文明意识之前，他们都只能是中国封建历中的重演者和延续者。
新中国文学这种批判功能和自由意识的重新恢复，以及它对中国现代社会革命性质的全面解构，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文学已开始真正进入到运用现代理性精神去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创作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时期文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颂歌的表现形式，但它已不再是文学表现形式的唯一。到了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学创作，随着新生代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更加趋于现代意识化，个性主体的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也越来越被社会所广泛关注。尤其是“新新人类小说”以抛弃父辈的信仰为创作前提，以追求绝对个性化写作为终极目的，他们作品的实际水准究竟任何，那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做出客观的定论；但他们的确以莫大的勇气和是近乎于绝情的冷漠，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神话时代的历史终结。也许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恰当的词汇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中国文学现在正徘徊于青年一代作家的背叛与老年一代作家的固执的两者矛盾对立之间。当年鲁迅先生曾用“救救孩子”的悲壮呐喊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如果鲁迅先生在天有灵，面对现今中国文坛上已经觉醒了的“孩子”，他会不会再次高声呼唤救救文坛上那些至今仍然执迷不悟的“老人”吗？
［收入日期］：2001-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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