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到工厂：中等职业教育与农二代的社会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工厂论文,学校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同时阶层固化趋势逐步增强。关于底层向上流动的问题，一时间引发了许多讨论，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一些研究表明，社会底层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逐步下降，教育与其说是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工具，不如说是阶级再生产的手段。随着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刘精明，2006；杨东平，2006)；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刘慧珍，2007)。事实上，教育的阶层分化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通过影响从小学开始的每一级分流的累积作用而影响到最终的教育分流(方长春、风笑天，2005)。最近几年一些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研究，从制度层面探求了教育再生产阶级地位的具体机制。随着教育资源逐步向城市集中，农村教育不断衰落，同时教育成就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作用凸显，这致使底层子弟获取学业优势愈发艰难；随父母进入务工城市的打工子弟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教育体系之外，边缘化的教育和生存状态致使他们逐步放弃了学业，以反学校文化的形式“主动”地参与了自身的阶级再生产(熊春文，2009；熊易寒，2010；周潇，2011)。 本文关注的是中等职业教育在农二代的社会流动/再生产中的角色。这里所说的农二代，我们界定为：农村户籍，父辈为农民或农民工，年龄在18岁以内的群体。对这个群体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其后的情况则较少关注。除了闲荡、务工、升入普通高中之外，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接受职业教育是“农二代”在初中毕业后的又一选择。在杨东平2009年对北京打工子弟的调查中，10%～20%的受访者初中毕业后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杨东平、王旗，2009)。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北京等一线城市职业学校招生的户籍限制也逐步放开；此外，社会上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面向底层的公益性职业技术学校。这些因素使得职业教育对农二代的吸引力逐步增强。可以推论，未来进入职业学校的农二代将不在少数。 作为农二代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作为连接义务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过渡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对于农二代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是到目前为止，对职业教育的深入的社会学研究却不多。虽然也有研究机构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职业教育的调查，但也只是限于一些基本情况的描述，而缺乏对职校学生的近距离考察。农二代的职校生活如何影响他们对工作的体验和认知？以培育技能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能否成为促成农二代向上流动的有效渠道？或者也只是扮演着阶级再生产的角色？其中的机制何在？这些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概况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多种渠道：在此前一项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中，笔者走访了安徽省H县一所职业高中，对其老师和学生进行了访谈；从2011年开始，笔者追踪调查了一些在北京的流动儿童，他们从打工子弟学校毕业后进入到北京的一所职业高中，现在均已毕业并工作了一段时间。笔者也曾对北京一所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职业技术学校进行过短期调研。此外还有一些资料来自于笔者的学生对其从小的玩伴和同学的访谈，他们曾就读于家乡湖南省某县的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现在都已开始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于2014年对重庆和南京的两所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两所学校，主要是因为进入的方便。这两所学校在文中分别以A校(重庆)和B校(南京)指代。在A校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问卷272份，样本选取方式为在教学楼每一层随意抽取一个班，该班的所有学生即为样本。在B校，我们则按照专业抽取班级，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问卷241份。除问卷调查外，我们对两所学校的教导主任、任课教师以及一些学生进行了访谈。 A校属于私立中等职业学校，建立于2002年，目前约有4000余名学生，被评为国家就业型职业院校示范单位，学校位于重庆某电子工业园区，以微电子、计算机技术为特色专业。南京的B校属于公办省四星级职业学校，建校于1956年，目前在校学生约有3150人，主要开设商贸、财会、旅游、烹饪和计算机等专业。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两校农业户口的学生占59%，非农业户口学生占38%。我们将农业户籍的学生圈定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农二代”(在下文的分析中，所有的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是指样本中户籍类型为农业户籍的学生)。A校学生多来自四川、重庆和贵州，农业户口学生占77.6%。B校学生多来自江苏和安徽，农业户口学生占36.5%。据B校的一位老师介绍，该校40%多的学生来自南京市的中下层家庭，另有40%多来自江苏的一些村镇，这与问卷调查的数据基本相符。 文中涉及的学校名称、所在地点和学校性质如下：A，重庆某私立职业技术学校；B，南京某公办职业技术学校；C，北京某公办职业高中；D，北京某民办公益性职业学校；E，安徽H县公办职业高中；F，湖南S县某私立职业技术学校。 二、学技术与混日子 在我们的调查中，当问到进入职业学校的原因时，60%的人选择了“没有考上普通高中”，59.7%的人选择了“想学一门技术”，“觉得上大学无用”、“父母家人的意愿”和“受周围朋友同学的影响”选择的比例分别为10%、13.4%和23%。初中学习成绩好而进入职校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这些学生或者是因为家庭非常贫困，或者是因为作为打工子弟，无法在父母务工城市读高中而又难以回老家就读。多数被访者说自己到初中阶段就“不想学”，“学不下去了”。有的勉强考上了高中，却不想去读，他们对学习完全失去了兴趣，认为即使“混完”高中三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时如果有职校的老师来学校招生，或者身边的朋友选择上职校，他们就很可能作出同样的选择，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职校的具体情况，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那应该是个学技术的地方。近六成的人选择了“想学一门技术”，这说明虽然进入职校多少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是很多人还是期待通过职业学校的教育学得一门技术。 “我读完初二，跟着阿威他们去四通(注：当地县城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了，当时其实也不知道到底会怎样。反正成绩也不太好，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可能上完初中，顶多‘混完’高中还是要自己出去打工，倒不如先学门技术再出去。我们那一批去了好多人。”(ZSH访谈，编号15) “初中我当时比较顽皮，成绩不是很好，所以就没考上高中。当时我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要么去读中职，要么去读县里面的高中，(上高中)交更高的学费(注：主要指择校费)，当时就是觉得还是读职高吧，因为这样至少学了一门技术……所以就来这儿了。”(XZ访谈，编号19) 虽然父母们无不希望孩子上高中考大学，但是面对孩子糟糕的学习状况，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退而求其次，能进职业学校学习一门技术也不乏是一种出路。尽管一些父母对职校并不看好，但是把孩子送入职校还是比直接进入社会打工要好，因为孩子年龄尚小，到社会上打拼不大放心，在学校里终究有个约束，即便学不到什么东西也至少能“混个文凭”。此外国家对职校学生所提供的补助和优惠条件对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 进入学校之后，学生们学习技术的初衷并未改变。问卷中，我们问到学生最关心的事。选择“学好技术，以后找份好工作”的占49%，其次为“搞人际关系”(19.4%)，“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的占5.8%。可见，无论是入学前还是入学后，“学技术”都是学生们心中强烈的愿望。但是实际上，潜心学习技术的不过是极少数人，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上并不用心，他们更多的时间花在玩手机、睡觉、聚餐闲逛等事情上。较之于一般的私立职业学校，公办学校有更多的资源，学校的管理更为严格和规范，学习氛围相对较好。即便如此，“不学习”、“混日子”仍然是这些学校学生的普遍现象。安徽E校的小飞，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汽车修理专业，但是“能逃的课都逃了”，上课的时间或者在操场上打篮球或者在宿舍打牌，放学后则常常跟同学一起去网吧上网或者到街上喝酒。 那些私立职业学校情况就更不乐观了。曾在湖南的F校就读的小军回忆说，“学校就在汽车站旁边，外面稀乱，里面的学生又都不读书……学不到什么东西”(LJ访谈，编号14)。在重庆A校，学生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睡觉、唱歌、打牌，一天都在耍”。课堂一般是通过睡觉或玩手机打发过去。“我对他们说，不能睡觉，不能耍手机，这是对老师最起码的尊重……其他班都不行，特别是12级，因为他们要出去实习了，都不听，整天就在耍手机。包括我去别的班上课也一样，学生都是耍手机、睡觉。”(A校某班主任访谈，编号01) 三、轻技术、重规训的学校教育及背后的制度逻辑 “混日子”成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日常生活的常态，似乎在情理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义务教育的失败者，学业基础非常薄弱，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未能养成，即便有强烈的学好技术的愿望，也往往因为学不懂而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我看着电脑挺好，就报了个计算机编程，结果就没及格过。每天要背那些程序语言。你知道的，我英语又不好，那些单词又不认识，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记。看都看不懂，别说背了，我懒得背了，算了。当初没想到是学这些东西，根本不是我想的电脑编程嘛！我以为像电视一样把一集、一集的组成一部整的电视剧就行了。”(LJ访谈，编号14) 然而，教育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学生，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企业用工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逻辑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一)轻技术重规训的职业教育方式 当下的中等职业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因为资金投入不足，学校的实验、实训设备缺乏，学生缺少实践操作的机会；一些学校挂着职业学校的牌子，实际上却与普通中学无异；课程内容陈旧盲目，专业教学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相去甚远；师资力量薄弱，或者懂教学无技术，或者有技术却不懂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2007；郑也夫，2013)。在我们调研的各个学校，这些问题都很突出。不少学生抱怨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所以技术很难长进，老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普遍较差。在北京C校就读的小创学习平面设计，他说老师“英语单词都不会读，就念字母”。在A校，“很多老师都水得很，都是非专业的来教专业课”(A校某老师访谈)。南京B校一位老师甚至嘲弄说她的一些同事整天“混吃等死，糊弄课”。 一般的中等职业教育为三年，前两年学生在学校学习各种课程，第三年进入企业实习。也有学校在假期组织学生实习。实习常常带给学生们强烈的失望和沮丧，或者实习与专业完全不对口，所谓的实习不过是走走形式；或者学生们发现所学非所用，实习中根本用不到什么技术，而且劳动强度很大，而这却很可能就是他们毕业后工作的常态。A校的小伟，本来是轨道专业，实习的时候却去了电子厂，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基本工资1150元/月，靠加班才能挣到两三千。湖南E校的小军在职校第一年结束后就被带到工厂实习了。 “去了那一次，以后的假期我再也不去了！你不知道，去的时候，老师说得很好很好，说是每个月有多少工资，吃得又好，工作还不累。结果，每天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这还是小事。主要是条件特别差，你站在那一直有东西咬你。一个暑假回来，脚上都没一块好肉了！关键是最后还没给多少钱，全被老师自己拿去了。我们每个人，两个月啊，就拿了几百块钱。那个地方，打死我都不去了。……老师当初说是让我们早些去企业看看，去学习。结果屁都不是，那些流水线的零件是个人就会做，和专业没半点关系。”(LJ访谈，编号14) 相对于教学，学校更为重视规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般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训工程。这主要体现在半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和德育课上。职业学校通常都是封闭式管理，学生周中不得外出。重庆A校一些老师是转业军人，所以很便利地使用军队的管理方式去管理学生，此外学校还要进行20天的军训，以此来培养学生服从规范和命令。在南京B校，学生迟到、旷课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且学校直接把学生的纪律状况和班主任的绩效挂钩，所以班主任对学生的管制非常严格。在公益性质的D校，规训也相当严格和全面，学生的着装、发式都有相应的要求。 除此之外，学校一般都会开设德育课。德育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制学生的行为，养成好的行为习惯。按照A校老师的说法，因为学生从农村来，文明用语很欠缺，粗话脏话随便出口，不会与人沟通，而且动不动就打架，所以非常有必要通过德育课程对他们的观念和行为进行纠正。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学校的秩序，也是为了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因为毕竟温顺的工人更受企业青睐。 因此，虽然这些学生希望学习技术，却学不到技术。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从职校毕业之后，自己所面临的是怎样苍白的未来。谈到对将来的打算，不少学生都有些沉默，或者说走一步算一步。对未来感到迷茫是这些学生最大的苦恼。B校的教务主任感慨道：“我经常跟我们班同学说，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列堡曾经深刻地分析了美国街角黑人的“当下取向”，相比于中产阶级，他们对未来更少计划，更少期待，“好像一切都是为了直接满足当下的欲念，屈从于当下的情绪和心血来潮的放任，对成本、结果、未来不加考虑”。然而这种放任自流并非是对未来的不关心或者“延迟满足的无能”，而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未来，“除了希望的最终破灭和恐惧的最终实现之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此刻就要’是绝望的呼喊，是对可预见的未来的直接反应”(列堡，2010：31)。我们所关注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农二代放任自流、满足当下、不求上进、热衷玩乐的景况，在某种程度上，与列堡笔下的美国黑人一样，是一种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无法期待的未来的绝望呼喊。 (二)学校、企业与政府——中观层面的分析 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职业教育形态？历史上，职业教育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地位获得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家有意推动职业教育，设立了中等专业学校，取得中专学历的学生可以获得干部身份，农村学生可获得城市户口。“文革”期间中等专业学校受到压制，1978年重新恢复，此后一直到90年代，职业教育一直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000万人。职业教育成为地位获得的重要途径，受教育者在薪资待遇、户口、身份地位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成为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张力跃，2009)。但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等职业教育的优势地位开始下降，高等职业教育地位相对上升，而到了90年代后期，两类职业教育的优势地位均让位于正规的高等教育(刘精明，2001)。社会的中上阶层不再轻易将子女送入职业学校，以农民/农民工为主的底层人群逐渐成为接受职业教育的主体。 中等职业教育逐步没落，整个社会对职业技术学校存有强烈的歧视。因此但凡成绩差不多的学生初中毕业后都会选择上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成为了“差等生”的摇篮。社会的歧视和“差”生源极大地影响了学校对职业教育的定位和教育理念。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的理念是“管住学生，不出乱子”。在校方看来，这些孩子本来都是没什么希望的，学业基础不好，而且携带了各种“恶习”。家长把他们送来其本意也不过是混个文凭，通过学校把他们管住，不至于在社会上惹是生非。 “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都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失败者，道德素质、文化素质都很差，职高能稳住不恶化就不错了。前段时间我们开一个职业教育的讨论会，有个专家就讲，职业教育其实是一项挺伟大的事业，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学无术的学生招进来修理好了，教给他们一门技术再送到社会，这可不是伟大的事业吗？他说办好十所职业学校，社会就要少办一所监狱。”(安徽E校教导主任访谈) 这种对学生的定位决定了学校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教给学生技术，而是控制学生。秉持这种理念，学校和教师自然不会在教学上花很大力气。如A校一位老师所言，“我对他们(学生)的要求就是，学习不用太高，能学多少学多少，说实在话，他要是学得好的话，早就考高中上大学去了，学得不好才来我们学校。”(班主任访谈，编号01) 此外，教育市场化导致绝大部分的私立职业学校主要以营利为目的，学校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一些“手段”把学生招进来，招来之后确保“不出事”，所以对学生的发展并不重视。为了解决生源危机，很多职业学校会积极地与一些中学建立联系以扩大招生渠道，这些中学便会努力动员学生申报职校。负责动员的相关老师通常会因此获得一笔“介绍费”。一些职校招生老师为了“拉”人，往往作出一些虚假的承诺，如学费补助等。 “当时我班主任在我家里是这么说的：到这里来读中职3年才交4600，然后县里面针对中职生有3000块的补助，又说重庆市这边又有3000块的补助。我爸爸当时觉得读3年才4600，还有6000补助，自己管生活费就行，然后觉得还是让我来这边来读，因为当时如果在县里读的话第一年报名就得要6000多，然后每个学期还要交1000多，还有生活费，我们县城离我们家也还有大概30多公里，然后就过来到这边了。(问：6000你拿到了吗？)没有，我们县里的那3000我今年过年去县教育局问了，说是在省外读的是没有补助的，重庆的那3000说是当时换届，重庆市领导换了政策也跟着换了，再加上重庆市这边教育局和财政局闹矛盾，后面是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了。当时班主任老说这个，总是资助资助。”(WSQ访谈，编号07) 也有老师为了吸引学生，对招生学校进行美化，结果学生进入职校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受骗的感觉。在A校，不少学生都说他们是被“骗”来的，并调侃地称该校为“坑爹学校”。 “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学校很坑人……来的时候说，基本上都可以进入轨道(指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你来了基本上半年的时候，然后班主任突然对你说，进轨道的时候女生的身高要有要求，男生的身高要有要求，很基本的那些方面还是有限制的……食堂太坑人了，中午吃完饭，我们得统一上厕所。”(SW访谈，编号05) 还有学校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郑也夫指出，制度化的、持久的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质量的基本保障。中国当下的中等职业教育也存在校企合作，但却是以一种比较畸形的方式。企业饱尝了员工低工资的好处，所以并不热心通过职业教育培养自己的技术工人，而是依靠职业技术学校为自己提供廉价劳动力(郑也夫，2013)。很多职业学校组织学生假期去企业实习，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习技术，而是为企业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学生工。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与学校有“关系“的企业从事低端生产，学校则在这个过程中从企业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如此一来，职业学校的宗旨不是为企业、为经济发展培养技术工人，而是成为企业所需低端劳动力的储备库。因此，学校关心的不是技术的传授，而是习惯的养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温顺、勤奋，以便为将来从事低端的工作做好预备。这也正是职业技术学校努力推动德育教育和身体规训的主要原因。 学校并非一个自主性的领域，而是为政府、市场、家庭等力量所形塑(Xiong，2015)。在农二代的教育阻隔中，政府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地方政府本来应该成为教育的支持者和督办者，但是学校和企业的“默契”合作，政府不仅不加干涉，反而参与其中。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下，因为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引进的都是低端产业，需要的是廉价的低技术的劳动力。A校所在的地方是重庆新近建立的一个工业园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政府重复引进低端技术企业，并要求当地的职业技术教育为企业服务。从2010年开始，重庆的每所职业学校在假期都会通过勤工俭学的名义将学生输送到工厂，每到寒假和暑假，每家工厂里的学生工通常会超过总人数的一半，成为支撑重庆产业发展的重要劳动力。换言之，政府乐于看到职校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之间的对接，并把为企业输送一线工人看作是职校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职校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源源不断且廉价温顺的劳动力，才使得地方的经济发展得以在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大背景下依旧可以吃着“人口红利”的老本，并同时解决地方的就业问题。在这样的一种政策导向下，一些职校提出了“一切为了发展，一切为了就业”的口号，因此也就形成了职业教育“轻技术重就业”、“轻技术重规训”的定位。 四、从学校到工厂 问到学生毕业后的打算，选择“根据学校的安排就业”的比例最高，占32%，其次为“自己找工作”(27.4%)，再次为“继续升学”(14.8%)。学校和专业是影响学生选择的重要因素。在A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根据学校的安排就业”，占到50%左右，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则首选自己找工作。在B校，会计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继续升学，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该校农二代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入学时成绩较好，中考发挥失利者较多，这些学生渴望通过继续升学成就其未竟的大学梦。 一些学生中途就退学了，坚持到最后的，或者考上了学校的大专，或者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和公司就业，或者自谋职业。少数佼佼者(如技能大赛获奖者)可能会被学校推荐到较好的企业。A校和B校对学生毕业后的具体走向均无确切的统计数据。D校对毕业生进行为期五年的跟踪。据该校一位老师介绍，该校毕业生3%自主创业，2%继续升学进入高等院校，其余的均按照学校的安排就业。 尽管中等职业教育存在前述的诸多问题，尽管大多数学生在“混日子”的状态中度过了在职业学校的生活，但是无论如何，职业教育还是为选择它的农二代们提供了一些优势，那些实力较强的公立学校尤其如此。理由如下： 首先，经过2-3年的职业教育，学生们往往会形成对专业的认同感，所以相对于那些初中毕业即打工的学生和中途从职校退学的学生，他们的工作更为稳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具有明显的短工化特点，相对于父辈，他们对一份工作持续的时间很短，而且常常是在各种工作之间频繁地更换。经历过职业教育的学生虽然可能在不同的工厂、企业之间流动较为频繁，但是一般很少偏离自己的专业。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少迷茫，更趋于稳定。我们跟踪调查了从HX打工子弟学校毕业的学生，发现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小康和小勇初中毕业后都去了C校学习美容美发，职校毕业后进入北京的一家连锁美容美发店工作。而小峰、小双和小海则选择了初中毕业后自谋职业。三年过去，小康和小勇一直没有换工作，而且小康已经成为了美发店的技师长，而小海、小峰和小双却频频更换。比他们低一级的小腾和小创在职校学习的是计算机，毕业到现在都没有转离自己的专业，小腾还因为自己的聪明踏实得到了重用，在晋升上赢得了一定的空间。 其次，经历过职业教育的学生，因为掌握了一些技术(尽管极其有限)，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虽然所学没有期待的那么多，但是总会有一些长进，A校计算机专业的小桥说自己刚入校时什么都不会，现在常见的故障、主机的维修什么的都会了，也学会了打字以及word、excel软件的使用。职业学校的毕业证虽然分量不重，却也给他们增加了一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筹码，而那些在技能大赛中获奖的学生在择业上的优势则会更大一些。不仅如此，当他们进入职场之后，虽然起点并不高，但还是具有相对优势。小康进了美发店，尽管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是从洗头做起，但升迁的速度明显比未上过职校的人要快，他的起始工资也要更高些。①所有这些都使得，相对于已经上班的初中同学，职校的学生表现出较强的优越感。 此外，职业教育为农二代与本地人之间建立友谊和社会网络提供了机会，从而挑战了本地人—外来者、城市—农村的二元对立(Ling，2015)。“学缘”关系亦为学生们在求职和工作生活上提供了支持。②同一个学校关系较好的学生通常会互相介绍工作机会，共同的职业教育经历也成为工作中重要的支持力量和抗争的资源。因为很多职业学校和企业是定点对接的，也有企业到职校大批招人，所以同一所学校的学生进入同一企业进行实习或工作的情形比较普遍。在A校所在的工业园区，很多企业实施粗暴专横的管理方式，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职校学习经历在这种环境中成为学生们化解无聊、枯燥、甚至对抗专制的控制方式的途径。2010年某厂一次工人罢工坚持了半个月，并且最终迫使公司加薪500元并落实集体协商制度，而罢工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工人之间的学缘关系密不可分。在多数情况下，学生的集体抗议并没有给自身带来明显的好处，但是无疑对资本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且他们也由此增加了组织性和战斗力，这必然会成为他们日后争取自身权益、在有限的空间中获取资源的一种途径。 然而，中等职业教育在促进农二代的社会流动上的作用终究非常有限，虽然它使农二代在农民/农民工群体内部获得了一定的优势，但是却并未能使之跃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换言之，职业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短程流动，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二代的社会阶层地位。这一点我们从职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便可知悉：重庆A校轨道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进入火车站或地铁站从事安全检查或者售票，每天的工资为40元。进入工厂的学生每月工资在两千元左右。北京的D校是我们调研的几所学校中最强调技能学习的一所学校，其毕业生进入的行业以服务业居多，主要是餐饮、物流、物业和幼儿保育等行业，月工资为2800元左右，得到升职的大概有30%。安徽E校的毕业生，多被输送到芜湖、江浙一带的工厂。据我2011年的调查，学生的起始工资约为1500-1600元，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一些人能拿到2000元。工资低、工作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是这些毕业生们普遍面临的问题。即便不是被学校作为廉价劳动力输送到工厂，职校毕业生们也通常要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在《学做工》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小子们进入工厂之后，因为“反学校文化”与工厂文化之间有诸多的相似性，所以他们与工作之间有较好的契合(威利斯，2013)。但是我们研究的农二代，虽然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阶段，也以类似“小子”们的那种“反学校文化”形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当从学校进入工厂之后，他们却并不像小子那样如鱼得水，反而在诸多方面感受到强大的张力。 第一，个性的张扬与整齐划一的工厂体制之间的张力。虽然学校一心想通过规训工程让学生们变得驯顺，但是这个目标并未达成。在职业技术学校，学生透过各种方式抵制学校的规训，他们无视学校的纪律和各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追求个性的张扬。A校学生私底下常会以谩骂的方式发泄对学校军事化管理方式的不满。而在德育课上，他们或者睡觉，或者玩手机，如果老师介入管理，他们甚至会直接跟老师对着干。但当他们进入工厂之后，却遭遇到比学校更为严密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透过粗暴的工头和其他管理者，或者是透过不停歇的生产线。学校老师即使强硬也多少会有一些人情味，在与老师的对峙中，学生甚至还常常处在优势地位。但是工厂的控制却是严密和冰冷的，面对资本强大的力量，学生显得渺小而无助。 第二，消费主义影响下对物质需求的增长、享受生活的愿望与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之间的张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职业学校孕育了消费主义的种子。学校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享受和惬意的。他们可以自己支配生活费而不用看父母的脸色。家境稍好的家庭，给孩子的生活费通常比较高。他们享受购物的乐趣，经常外出聚餐、唱歌，甚至在学校外面租房居住。一位被访学生说自己有三张卡，“每天都会刷爆。刷爆了再借别人的卡刷”。然而到了工厂，轻松惬意的生活很难持续了。工厂不仅工资低，而且工作强度很大，很多人除了工作就是睡觉。进入服务业的农二代，虽然工作场所不至于像工厂那样乏味沉闷，没有严密的生产线的控制，但是劳动强度也非常大。那些进入美容美发店的学生一般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工资却非常微薄。 第三，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虽然学生对学校教育很不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觉得自己付出了三年的时间，也花费了不菲的学费，比那些初中毕业就打工的人多了一张文凭，所以他们对工作有一定的期待。然而现实却很残酷。很多职校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被输送到工厂，他们和那些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人一样，做着最简单的工作。而且不少学生所做的工作跟自己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常常让学生们纠结不已。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考察了职业教育与农二代的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虽然农二代多是不得已才进入职校，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仍然期待通过职业学校的学习习得技术、提升能力。然而，教学和实训的乏力，就业前景的暗淡，学业基础的薄弱，使得这些学生普遍在职业学校“混日子”。毕业后则作为无技术或低技术工人被输送到企业从事低端生产。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指出，职业学校的定位和教育理念、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而与学校和企业的“合谋”，是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尽管相对于那些初中毕业直接开始工作的学生，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学生确实存在就业稳定，专业认同感强等优势，少数学生甚至在职场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总体来说，中等职业教育并非是促成农二代向上流动的有效路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阶级再生产的角色。 由于经验材料所限，一些问题本文尚不能很好地回答：如，技术类专业(如数控车床、化工、电子)和管理类专业(如文秘、酒店管理、外语)对农二代社会流动的影响是否不同？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与家庭的社会资本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由于农二代家庭社会资本薄弱，从事技术性工作对他们或许更为有利。此外，职业教育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否有别？一般来说，女性一旦接受了中等层次以上的教育，与同样教育程度的男性相比，虽然在劳动力市场上未必有优势，但更有可能通过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结合从而从婚姻获取优势。因此女性或许更可能因为职业教育而获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考察，以对职业教育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作出更为具体和清晰的判断。 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为社会各界共同认识和感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而支撑起来的发展优势已经失去，未来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依靠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一支高水平的技工队伍。此外，教育体制的弊端已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虽然向普通大众扩展但其含金量却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共同竞争一个工作岗位，在这场角逐中垫底的往往是弱势群体。透过合理的教育制度安排实现人群的分流已经刻不容缓，而职业教育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解决路径。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通过发展职业教育为社会底层人群提供向上流动的通道。农民/农民工为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他们的孩子却奔走在阶级再生产、重复父辈底层命运的道路上。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因为缺失公平的教育机会被甩在义务教育赛程的末尾，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沉痛的伤疤。一方面我们希望透过制度的改变使得这种沉痛的现实早日改变，给予这些孩子公平的义务教育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当这些孩子无法接受精英教育而不得不步入职业学校，期待通过习得技术来改变命运时，职业教育不再只是定位于“将学生管住”，而是能够切切实实地办好教育，给他们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注释： ①据店长介绍，从学校毕业的一开始就被定为技师中的A级，保底工资1200元，而其他没有职校教育背景的小工要成为技师，则要从C级开始。C级保底工资只有600元。 ②清华大学一项关于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超过6%的新生代工人是通过学校组织劳务流动进入到第一份工作的，“同学、同事”成为新生代工人手机主要联络人的比重较老一代显著提高，尤其是“同学”，老一代仅有0.4%，新生代则上升到10.5%。标签：中等职业教育论文; 职业技术学校论文; 社会流动论文; 暑期实习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大学论文; 学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