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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早在历史学诞生的初始时期，即有一些史家试图通过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来解释历史活动的因果变化。无论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史记》，还是西方史学鼻祖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都不乏心理分析的例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了历史，便有了历史心理学思想。而历史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还是本世纪初的事情。纵观这六、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弗洛依德、费弗尔、埃里克森、荣格、阿德勒等西方心理学大师不断地把目光投向历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我国，历史心理学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初始阶段后，自8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许多学者从心理学和历史学交叉的角度，撰写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论著，掀起了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高潮。这既有助于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化，也有助于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本文拟就我国近20年历史心理学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趋向，做一简要评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一、研究轨迹：从零散到系统
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轨迹，具体表现为：
（一）关于西方历史心理学研究情况的介绍
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处于介绍西方历史心理学研究概况和尝试性研究阶段，没有产生系统性的代表专著，只有部分论文散见于报刊之上。1982年，田汝康、金重远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一书中，即介绍了西方的精神分析方法。1983年，田然发表了《历史心理学》一文，介绍了美国和前苏联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概况：“1957年，当时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兰格在年会上正式肯定美国史学家认为运用心理分析是史家的‘重要任务’”，“六、七十年代心理历史学开始在美国成为一门时髦的新学科”，一些著名的大学“还专门设立了心理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心理史学已经发挥了其作用”。“苏联史学家运用心理历史学研究苏联史中长期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者在文中还简要地介绍了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二）初步研究成果
心理分析作为历史学研究方法自80年代再度传入中国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历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如燕国材的《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中的智力问题》（《教育研究》1983年第1期），李淮霞的《我国古代朴素的人才心理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李文海、刘仰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胡德辉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探议》（《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王彦民的《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江淮论坛》1987年第1期），方再林、武珍的《中国历代名人变态心理研究》（《人才研究》1987年第11期），董国炎的《论蒲松龄的情爱心理》（《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等。80年代至90年代的10年间，心理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很多学者对历史心理学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是从一个新的角度，调试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尚未得到学界同仁的普遍认可。
（三）代表性著作问世
到90年代初，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则摆脱了零散的研究状态，出现了系统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彭卫的《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胡波的《历史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乐正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社会的重构、时代的变迁方面，深入阐述了晚清时期上海人独特的社会人格形成的原因。如果说这部著作仍是就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个案研究的话，那么彭卫和胡波的两部专著，则以全面、系统为其主要特征。第一，两位作者均探讨了历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如胡波在《历史心理学》中探讨了心理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与诸学科的关系。第二，均论述了心理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像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社会制约性原则，个案分析法、问卷分析法、作品分析法、环境分析法、释梦法等。第三，研究的内容系统、广泛，包括个体心理、群体心理、阶级心理、时代心理、变态心理等，并进行了诸多的个案研究尝试。
二、研究内容：从个体、群体到历史认知者
80年代以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个体、群体到历史认知者的发展过程。
（一）个体心理研究
无论是民族心理、阶级心理、阶层心理或时代心理，总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出现，由个体表现出来。所以许多学者首先把目光投向个体心理研究，撰写出诸多文章，其前可追至孔、孟、老、荀，后及康、梁、孙、毛，上下纵贯五千年。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集中性。在对历史个体进行心理分析时，主要寻找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些人物思想丰富、经历曲折、活动多、影响大。历史心理分析法，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但这是方法、手段、途径，而非目的。那么历史心理学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精神分析，一方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特点、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了解个体对群体、对社会，乃至于对文化的影响，寻找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只有了解社会个体，了解个体的心理，才能全面了解社会，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
其二，稳定性。在对个体心理进行分析时，多选取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如气质、能力、性格为主要研究内容。稳定并非不变，是指某些特征在某一成熟个体活动中经常出现。如梁启超一生前后大约十变。梁氏性格的总体特征为变，变则不稳定，但变是梁氏个体所具有的“稳定”特征。
其三，典型性。研究者善于抓住某一个体有异他人的特质进行分析。如何晓明的《张之洞文化人格论》，论述了张公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在理性上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在行为上，他更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常常既能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不计小利小害，在意志上，“有更多的自由意志”等等。（注：何晓明：《张之洞文化人格论》，《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二）群体心理研究
就总体而言，个体心理研究的论文比例较大，但具体内容缺少分量，有些则流于文字形式，无实质内容。在个体心理研究面临危机的时候，一些史家和心理学家为摆脱困境，重新审视历史，并开始进行群体心理研究。如任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化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官僚化》（《北方论丛》1991年第1期），陈桐生的《战国时期的价值观和士林文化心态》（《江汉论坛》1992年第7期），李红梅的《清末志士仁人的思维方式》（《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齐卫平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江淮论坛》1994年第3期）等。学者们在对群体心理进行分析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其一，寻找共同性。共同性是群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价值态度、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等。群体一旦形成，特征则为成员所共同拥有，群体特征通过个体活动表现出现。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结着士大夫群众、知识分子群体、官僚群体、市民群体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如陈大康的《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华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李红梅的《清末志士仁人的思维方式》（《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齐卫平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江淮论坛》1994年第3期），均分析了知识分子不同于普通市民、官僚群体的共同心理特征。如先知先觉、深思远谋、忧国忧民。这些有异于彼的特征，或浓、或淡，都会体现在每个知识分子个体中。
其二，分析具有历史性。历史上的某一群体具有某些共性特征，那么这些特征并不因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动。如对宦官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研究即是如此。“从秦汉时代开始，阉割就被认为是世间最大的耻辱：‘最下腐刑，极矣’。生理的变化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使得每一个宦官都有着深深的凄楚、痛苦和自卑。另一方面，宦官能够接近皇帝，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这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又使宦官颇为满足和自负。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都来自于活生生的专制政体的社会现实，古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哪一个阶层像宦官一样交织着也交替着自尊自傲与自卑自贱的情绪。于是心理阴暗、过分敏感、喜怒无常和性意识的异常发展，最终在这个阶层中培植起一大批有偏执型、无情型或爆发型人格障碍和性变态者”。（注：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337页。）虽历代君臣不同，主仆不一，但宦官的群体特征却大同小异。它可以超越时间。宦官的群体特征如此，其他群体的特征亦如此。
其三，体现共时性。这一时期的群体心理研究多集中于对社会心理和时代心理的分析上。研究历史的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甚至全民族所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其前提是时间相同。如《北宋的忧患意识》（顾全芳，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89年第2期），强调的是北宋而非南宋；《民众反蒋心理与解放战争的胜利》（见拙文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论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众反蒋心理。那么在共时性的前提下，作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研究群体心理特征。一为民族性的群体心理特征，不分阶级、阶层，不受地域限制。如上文所述两篇。还有一类则是研究某地区、某阶层的心理特征。如知识分子古已有之，但唯有到了五四时期，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和民族危机意识。这是因为人的心理是环境和时代的产儿。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巴黎和会的噩耗，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有别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所以才会有著名的五四运动。这种分析既强调知识群体，又突出五四时期。再如《明清无赖阶层的社会活动及影响》（周宝良《齐鲁学刊》1992年第2期），《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同学军《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等。
（三）历史认知者
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总是受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和影响，“同样，人在制作历史、撰写历史，甚至在回忆、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也总会把自己的主观因素，如情感、意志、认识能力与认识水平，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等揉合进去。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感知、记忆、思维，根据个人的情绪情感、是非标准等，对历史中的个人群体和历史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因此，要研究历史，要再现历史，就必须先了解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人，即对历史认知者的心理作一番考察”。党大恩、段建海在《西藏民院学报》上撰文《论司马迁的需要心理结构——司马迁人格心理初探》，文中指出：“透视司马迁人格结构的内在特质，探求其人格的变化阶段成因，对于进一步研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具体心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司马迁之所以著书《史记》与其人格有关（当然人格与社会更密切），他是一位有建设性、有热情的人，但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转而写史，以史抒情，以史达志。周广智也撰写《司马迁心理学思想简况》（《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探讨司马迁写《史记》的精神需要。王东在《中国史学的深层意识——传统的心理透视》（《学术月刊》1991年第8期）中说：“中国史学，起源很早，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史著如林。”在中国古代儒术独尊、经学盛行的情况下，史学能以相峙之势与经学共执牛耳，在社会动荡，百家学绝的乱世，它能盛开不衰”，“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外，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史家深层的心理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薄弱，有必要加强。
三、动态、静态心理研究并存
动态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或自发产生、或借助主体意识形成并在社会中彼此产生影响的心理活动。动态心理内容主要指社会心理中具有时代特色的群体心理，当然也要相应地包括个体心理部分，因为群体心理是通过个体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但这种个体心理研究，具有极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即以完全社会化后的个体研究对象，以个体早期经验为辅助方法。如《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王彦民，《江淮论坛》1987年第1期），《毛泽东的性格对选择中国式道路的影响》（卢家翔，《桂海论丛》1993年第3期）等文。动态的群体心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变动时期，尤其在近现代，举凡有一重大历史运动，就有相应的群体心理研究。如：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与儒家的“心性”三学》（吴雁南《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分析》（李文海、刘仰东《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辛亥革命——《清末志士仁人的思维方式》，五四运动——《民族心理的嬗变与五四运动》（董立仁《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社会心理与五四运动的爆发》（谢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甚至仅一个五四运动，进行动态心理分析的文章就有20余篇之多。历史发展的流动性、复杂性，也决定了动态心理的研究百态千姿。
动并非永无静止，当某种社会认知为人们所接受、传递，在人心理沉淀之后，就会形成新的群体心理特征——静态心理。静态历史心理是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是历史和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内化和锤炼而成的一种群体特质。它亦涵盖两方面：一方面主要指民族心理，如民族性格（亦称国民性）、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需要等；另一方面指地方风俗等意识形态。有人亦称之为文化心理。静态心理是一种非显现的心理活动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持续性，似隐似现，无太大起伏、不易捕捉。而静态心理研究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关系密切，理性较强。所以研究的难度较大，这方面的论著亦不如动态心理那样遍地开花。可喜的是，目前已有诸篇力作问世，如林增平的《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玉波的《传统的家族认同心理》（《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东的《中国史学的深层意识——传统史家的心理透视》（《学术月刊》1991年第8期），冯天瑜的《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下文称《元典》）（《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冯氏在《元典》一文中指出：“元典的忧患观、忧患意识是充溢于中华元典的一种精神。元典作者多身处横逆，胸抱哀苦，他们胸怀对生民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从周初忧位、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民、忧天下”，“忧患意识”充溢整个中华民族，从近代革命到五四精神，虽忧患意识的内涵在不断丰富，但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却一直延续着。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国民性问题，其代表作为沙莲香的《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1992年3月版）。沙氏通过由历史到现实到历史回顾的寻求和追溯，了解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身上沉积得深厚而又潜移默化的民族固有性格——中庸之道。
前文已述，动态心理和静态心理是相对的，无绝对的静与绝对的动，况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曹文柱对《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到‘怯懦’、‘教宠’的变化过程”。“轻悍”、“好勇”是历史的沉淀，源于春秋始起的血族仇恨，尚勇、尚武，加之氏族制度的遗存和原始图腾崇拜。但到了六朝时期，由于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变化，一些宗教因素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原来的沉淀开始涌动、转换。转换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特征则为动态，而转换的结果，如果相对稳定下来，保持下去，则又可能转化成静态心理特征。再如郑利华的《商实子嬗变：明代中期社会文化形式变更的一个侧面》（《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一文都有这样的转化过程。
四、问题与展望
历史心理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还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
（一）缺少对历史人物的全方位的立体研究
人是历史的主体，兼有多种属性。人从形成之时起，就受遗传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遗传因素并非仅从祖辈那里承接先人的形态、形体结构、XY染色体，同时还承接祖辈的部分神经结构。这些因素为人的心理发展奠定直接的物质基础，它通过人的活动，间接地影响社会、历史。以往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心理分析时，对社会因素分析较多，自然因素分析过少。实际上，人参加社会活动，是具有个性色彩的社会活动（当然个体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社会的每一时期、每一阶段，历史的发展必须带有社会化了的个人痕迹。所以我们在对历史进行心理分析时，尤其是个体心理分析时，不应忽视自然因素。
人不仅是自然、社会的产物，而且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作为一个有别于动物的生物体，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人创造了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也塑造了每一个个体，这个塑造的过程很自然，就像文化本身一样。通过对人物文化心理的分析不仅可以全面了解、把握个体的整体面貌，同时，也会使我们的研究更深入一步。史学界有些学者曾批评历史心理学研究过于肤浅，松散无序，我认为缺少文化底蕴不能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当然，全面分析历史人物心理，难度极大，但我们应该不断地探索下去。
（二）缺少融合、生吞活剥
研究的方法缺少立体性，那么研究的内容也往往缺少融合，在分析群体心理时，忽视个体心理的存在；研究动态心理时又忘了心理也有对静态的继承。在对待社会文化与心理的关系上，总是从因到果的单一式、直线式研究，缺少复合式、回溯式分析。社会、文化与人的心理是相互作用的，即社会文化作用于人，形成个体心理或群体特征，人的或动态或静态成份的心理又反作用于社会乃至文化。而我们在研究中往往从社会、文化到人的心理，或从人的心理到社会影响，线条过于简单，尤其是在初期的个体心理研究中较为突出。
还有的同志或对心理学概念把握不准，或缺少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滥用文字，盲目使用，生拼硬凑，有的甚至文题相悖。
（三）分布不够平衡
其一，从地域来看，有关中国史精神分析远多于世界史。这有许多客观原因，距离远，材料少，国外已有研究等。但我们可以扬其利、避其弊，国外的研究及材料，我们可借鉴，用我们的思维，从我们自己的观察角度来研究，可能会有大的突破。
其二，静态心理研究较为薄弱。虽有一些力作发表，但民族心理、文化心理与普通心理、社会心理的测量方法还远未沟通。
其三，在动态史研究方面，近现代多于古代。漫长的五千年历史的群体心理研究，还不及近百年的历史的群体心理研究，那么，在古代史的群体研究上，可以大显身手。
纵观近20年的历史心理研究，有成就，也存在问题。如何扩大成果，修正问题，对此，我们要力倡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通力合作，使历史心理学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