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一些问题的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形势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近期经济形势分析
大家知道，我国经济增长是在波浪起伏中前进的。上一次经济过热的高峰是在1992—1993年。从1993年夏天开始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和灵活微调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使经济逐渐降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从1992年14%的峰值，1993年降为13.2%，1994年降为12.6%，1995年降为10.5%，1996年降到9.7%； 物价上涨幅度也从1994年21.7%的峰值，回落到1996年的6%。这样， 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的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到此为止，人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几年持续下降是正常的。进入1997年，人们起初以为“软着陆”成功后，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到了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应该稳住了，或者应该重新回升。可是1997年经济增长率却逐季一路走低，全年降为增长8.8%，比上年又跌落了将近1个百分点。这一下降趋势进入1998年仍未止住。1998年一季度GDP增长7.2%，二季度增长6.8%，1998年上半年算下来增长7%。为什么“软着陆”成功后1年多，中国经济增长仍在逐季放慢？ 去年此时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初步分析了四个原因：一是前几年“软着陆”过程中，经济增长降速有一个惯性，不能一下子刹住；二是近年来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虽然这最终会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但近期的企业重组和职工下岗，却带来暂时抑制增长的因素；三是东南亚金融风波对我国外贸出口和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四是针对上述问题采取的对策措施，还没有来得及跟上、到位、发挥作用。现在看来，这几条分析仍不错，但不够，还要加上几条：（1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机制转换和经济发展战略转换的效果，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逐渐被买方市场所代替，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现在正好处在这个转变的节骨眼上；（2 ）由于传统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缺陷仍未消除，造成低技术层次低质量水平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带来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结构性过剩现象，又缺乏优胜劣汰的机制加以消解。此外，还有人指出，“软着陆”过程中，投资增长率大幅下降后，一向偏低的投入产出率未曾提高；结构调整过程中，新的经济增长点远远未能形成等，都使得经济增长率难以止住下降。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什么“软着陆”成功后GDP 增长速度仍继续下降。
针对“软着陆”成功后，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宏观调控当局陆续采取了一些放松金融的措施，包括几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取消银行贷款的额度管理限制，调低银行存款储备金率等。1997年第4季度以来， 随着对于境外经济风波影响和境内经济收缩走势认识的加深，金融松动的措施一步步强化。但近年的实践证明，在目前情况下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等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已不如过去那样有效，例如1997年以来连续几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市场反应并不明显，正是说明了目前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原因何在呢？（1 ）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因防范金融风波，更加重视贷款质量，这是对的，但出现了“惜贷”现象；（2）企业在改革中自我约束有所加强，投资决策趋于谨慎；（3）过去几次利率下调的幅度低于物价下降的幅度，致使实际利率提高，企业盈利前景不佳；（4 ）去年扩大内需首先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着手，而基础设施建设有许多项目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即有社会经济效益但投资者不能得到直接回报），这部分投资很难通过降低利率扩大信贷的方式来刺激，而宜于由政府投资来进行。所以在运用货币政策的同时，更要偏重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来启动经济。去年年中推出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采取适当增发国债的办法，从银行和社会吸收资金来支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配合以适当松动的（又叫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启动经济。去年年中我们指出，随着这一系列松动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199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扭降回升，1999年上半年也可以保持稳定势头。实际结果是，GDP 增长速度由1997年的8.8%， 1998一季度的7.2%，二季度的6.8%，从这个低点回升，第三季度上升为7.8%， 第四季度上升为9%，全年达到增长7.8%。这个速度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负面影响加深和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实现的成绩，实在是得来不易。
在1998年增加财政投资、扩大国内需求一系列政策措施发挥惯性作用的影响下，进入1999年，国民经济在整体上仍然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3%，比上年同期增幅大了1.1个百分点， 应该说是一个不低的速度。然而如果与上年第四季度增速9%相比， 则有所减缓。第二季度GDP增幅进一步下降，为同比增长7.1%，上半年算下来同比增长7.6%。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工业和第三产业增速下降， 尤其是工业生产上年第四季同比增长10.9%，今年第一季度降为10.1%，第二季度为9%，呈明显逐步回落趋势。 这个一路下降的发展态势值得我们注意。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加以解决。由于今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都不太好，特别是三、四月份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下降较大的影响，再考虑去年经济前低后高的走势，今年下半年同比经济增长基数增大，全年要达到原预计7%的困难加大。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刺激三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近年来人们对增长速度的认识逐渐冷静，去年年底经济工作会议已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预测性和指导性指标。目前出现的速度趋缓，本身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国目前处于就业压力加大时期，增长速度过低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去年下半年刚刚回升，今年如一路回降，表明我们一年多来启动经济的措施未能遏制住下滑惯性，这种情况需要认真研究对付。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与持续时间
去年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和体制转换所引起的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特别是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对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扭降转升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继续快速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应当看到，迄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的市场情况也有所改善，但对于非政府的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比如去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19.6%，集体单位投资下降3.5%，而个体投资仅增长6.1%，非国有经济投资合计仅增长8%；1980—1998年19 年间非国有经济投资年均增长27.3%，比国有经济投资年均增幅高9个百分点，而1998 年却出现非国有经济投资增幅低于国有11.6个百分点的大转折。目前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零售物价指数已连续下降20个月，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明显增长，通货紧缩的迹象仍在加深，失业和下岗情况未见缓和。
大家知道，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是很有效的，往往很快就把地方和部门的投资以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当时有个经验的说法，就是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的40%转化为消费需求，“乘数”效应很明显。为什么这次增加政府投资对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全面而迅猛呢？
从投资需求方面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前述原因形成的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物价持续走低的市场情势，影响了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导致了社会投资启动过程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预期因素在消费行为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的“低收入、低工资、低消费”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实物性、供给性、集团性、福利性的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市场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阴影、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总之，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的创新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此外，还需指出，去年以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未能始终一致地坚持扩张性方向，如财政收入方面在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约1000亿元，尽管从加强税收征管本身来说是必要的，但在时机上却使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销，而对于非国有经济企业来说，紧缩性效应甚至大于扩张性效应。还有增加的政府投资局限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项目，国债投资支出结构与方式没有很好地同启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结合起来。这些都削弱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际启动效果。
正是基于财政投资“乘数”效应减弱的判断，前些时我国理论界一些人士认为，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只能持续到今年上半年。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再用这个办法将要失灵，主张要出“新招”，寻找新的启动手段，主要是更多依靠增加货币和信贷的供应，着力于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这样来弥补和接替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应减弱后的经济增长动力。
我以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事实上，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安排了不少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今年6月份又进行了1995年以来第七次降低存贷款利息率， 并采取了活跃股市的措施等。当然这些都是在继续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相当大部分，结转到今年上半年继续支用；今年上半年又几次增发国债用于增加今年赤字预算投资。今年人大通过的预算，赤字由去年的960 亿元增到今年的1503亿元。今年发行国债3415亿元，略低于去年，发债速度也低于去年。那么，从今年下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了呢？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恐怕还嫌得早了一点，实践的发展也否定了这一判断。
第一，启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主要制约因素是资金和市场。从资金方面看，在目前社会储蓄大于投资，金融系统存大于贷差额颇大的情况下，宏观上来说资金问题不大，微观上主要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障碍有待消除，需要建立通畅的金融通道。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归根结底要害仍在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各方面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颇多，但大多不易立竿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的确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是个发展方向，不仅汽车、住房，而且其他一些耐用消费品、房屋装修、教育费用等均可实行。然而从近期看，遇到居民消费观念不习惯于寅吃卯粮，收入水平低不敢问津，信用担保难保证，手续繁琐，贷者却步，障碍甚多，进展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出现了所谓“叫好不叫座”的现象。那么，降低利率、搞热股市能否刺激消费呢？在居民储蓄动机主要是为了保障未来生活而不是为了赚取现时利息情况下，降低利率并不能明显起到刺激消费降低储蓄的作用。上海人行一份储户调查显示，储蓄动机中除日常生活费用外，子女教育费占16.3%，购房占16%，养老占13%，抱这些动机的居民是不会因利率调低而改变其储蓄安排的。何况一般工薪阶层平民百姓区区存款难以产生食利奢望，利率高一点低一点对他们影响不大。到于股市与消费的关系，不少人士鉴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现象，认为炒热股市可以通过股票升值、财富放大的效应，使人们心理上产生一种丰富感，从而刺激他们花钱购物。 但我国目前股市市值总数只占GDP的1／4，其中流通股只占7—8%，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1994年美国为71%，日本为70%，香港450%）， 至于股民或个人投资者占居民比重，号称4000万股市投资者，除去机构投资者和重复登记者外，股民占居民不到3%，而美国此比重为40%，日本为22%。总之， 我国股市虽然发展很快，重要性在增加，但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仍不大，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仍在股市之外，基本不受影响，倒是股市反过来要受大市（宏观经济总体）的影响。中国股民多数是中小个人投资者，赚了一笔钱主要是重新投入股市，很少大撒手花钱消费。当然这次降息幅度较大，股市牛劲也不小，吸引了部分储蓄转入证券市场。这对松动部分企业上市融资，减轻银行存大于贷的利息负担，促进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化是有积极作用的，这应予肯定，但能否激起广大企业的投资意欲还很难说，因为这要依存于市场需求和企业盈利指标能否上去。因而降息和股市升温对市场消费需求的影响，目前还不能期望过大。总之，在居民最终需求和社会投资尚未有效启动成功以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看来还不能放弃。
第二，去年以来由积极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的，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建成，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目来接替，才能保持增长势头，否则会发生建设投资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增长波动幅度。这个判断是今年4 月我在中国社科院春季形势分析座谈会上讲的，接着果然出现了断层的迹象。今年4月以来， 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一季度急剧下降（一季度同比增幅22.7%，4月份为11.3%，1—4月为18.19%，1—5月为17.6%），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去年7月份开始的国债投资集中期已经基本过去， 国家特别国债支持的一些重点工程特别是赶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的水利工程项目陆续完工投产，实际投资工作量相应减少。为防止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断层现象的加深，就更需要继续增发国债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政策失效，这里有一个时滞问题，有产业链条短问题，有配套资金不到位问题等。只要政策实施力度和时间足够，配套资金足额到位，后继投入及时续上，行程中不发生断层现象，其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春季形势分析座谈会时我就提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尚未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需求不振的局面尚未扭转的情况下，为了支撑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至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必要的。
三、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空间分析
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项特殊情况下实行的特殊政策，作为防范和治理通货紧缩的短期手段，不宜长期实行。从中长期来说还是要坚持适度从紧、动态平衡的财政政策，我们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也是我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由于前述原因，现在看来，这个特殊的短期政策延续的时间可能要比人们的设想还要长一点。问题在于人们耽心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有没有支撑财政赤字继续扩大的能力空间。这个支撑能力空间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国债余额和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率。我国财政支出对国债和赤字的依存度相当高，据测算1998年国债余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为76.7%，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5—30%）；赤字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达15%，相当于1990—1995年期间美、加、英等国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如果单纯从财政能力的角度来把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那么，由于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 因此除非提高这一比重扩大政府的财政能力，否则，以国债或赤字方式支持的政府投资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但我们不能单纯地就财政论财政，而要把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考察国债、赤字同GDP的关系。
第二，国债余额和赤字占GDP的比重。 这是更全面更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能力和赤字负担潜力的指标。我国以国债或赤字方式动员的社会资源比率并不高。据测算，1998、1999年国债余额占当年GDP 比重约为10%，赤字占当年GDP比重分别为2.2%、1.7%， 债务和赤字的相对规模均低于国际标准，如《马约》对加入欧元体系国家的控制线分别为60%和30%。因此，如果从全社会可动员资源的角度综合考虑，那么财政政策进一步扩大的空间还是比较乐观的。
第三，国家综合负债指数。国家实际负担的债务规模除国家预算公布的赤字债务外，还有银行不良贷款、政府担保的外债等。据一项测算，中国国家综合债务占GDP的比率，1998年约为50%左右， 低于许多国家。这表明我国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债余地。
第四，从整个国民经济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来看，我国储蓄率较高，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当前居民储蓄增长过快，而且在继续加快，则反映了消费需求的疲软和资源的闲置。近年来虽然银行利率多次下降，每年储蓄仍以七八千亿元的幅度迅速增长，光是今年前5 个月就增长了5599亿元，储蓄余额近6万亿元。 这么大的储蓄额中相当一部分未能转化为有效投资。统计显示，全部金融机构今年5 月末各项存款余额（不只居民储蓄存款，还包括企业存款等）约10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约9万亿元，存大于贷12543亿元，这说明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利用国债进行政府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
综上所述，进一步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目前既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有实际可能。现在的问题是，在进一步实施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时，如何把握好扩大内需的机遇，结合好适当松动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安排政府投资方向和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以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绩效，直接引导、启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通过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来提高国家财政能力。只要国家财政能力能够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提高，偿还国债、削减赤字，中长期平衡国家预算，是可以做到的。
四、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政府投资方向
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如前所述除其他原因外，这里还有财政收支结构和投资导向问题。去年以来为扩大内需而增发的国债，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不用于加工业及其他方面，其目的在于克服国民经济中的短线瓶颈，增强发展的后劲，并避免再蹈重复建设覆辙，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而有效的。但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的投资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劳动密集的、中小规模的、以及吸纳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较少考虑。至于将增发的国债用于消费性的转移支付如支持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则碍于预算制度，更欠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配合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成效。今年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我以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和政府投资方向，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最终消费的启动。
第一，要在坚持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方向、继续加强对一些薄弱环节设施建设如农村电网、城市公用设施等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对传统产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和新兴高科技产业的风险投资，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在继续兴办资本密集规模较大的工程项目的同时，要较多地考虑劳动密集而技术含量也不太低的中小型生产建设项目，以便更广泛地调动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意愿，并较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第二，要创造条件，允许非国有经济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和非竞争性行业的建设与生产，不可再迷信固守那种基础性、非竞争性行业由政府办，非基础性、竞争性行业由民间办的传统分工观念。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只要制度安排得当，非国有经济也会积极而有效地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非竞争性行业如交通、电讯业等的投资。因此，除少数特殊例外，要废除政府全资独家包揽的做法，要广泛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或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来充分调动、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投入。我很欣赏人们用“四两拨千斤”来形容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目前社会储蓄资源较为丰富，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从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肯定能比政府独家包揽的直接投资收到更大的效果。不仅非竞争性领域的增量投资采取这个办法，包括竞争性领域在内的存量资产也可以结合国有资产的战略重组，通过国有资产的逐步退出，拓宽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空间。总之要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限制民间投资范围的歧视性投资体制和政策，使非国有经济能够进入更广泛的投资领域。当然实行这些重大举措，既需要财政政策的启动，也需要货币信贷政策的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要考虑必要的税收减免，对国家鼓励投资的领域实行税收的抵免，加速折旧等扶持措施，对高附加值产业适当降低增值税率，对机电产品等出口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等。货币信贷政策方面，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和投资者的融资安排，解决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投资成本过高问题，以有效地支持和引导社会民间投资。这个问题已引起广泛注意，但还有大量工作要作。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府支出，理论上实践上都可以不限于建设性投资，也可以包含直接增加公共消费和影响居民收入与消费的财政支出。比如当前为了启动居民消费，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提高职工工资的支出，完善居民服务的支出，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支出等。大家知道，财政对国民经济有三条最基本的功能：一是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二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三是资源配置功能，其中最直接的是财政投资。最近媒体讨论中有人提出这三个功能中，一、二比三更应优先考虑，认为即使从纯粹影响需求的角度分析，优先考虑财政的稳定和再分配功能也是合理的，举例说假如不是把1000亿元国债用于投资支出，而是用于对贫困阶层的救济，对下岗职工的补贴，对失学儿童的资助，建立各种保障基金或者用于对农民贷款的贴息等，其对需求的作用也许会更大，因为这些人口边际消费仍然是相当高的。我看作者的原意并不是否定财政的投资功能，而是强调财政（包括国债手段）的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和消费倾向的功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下面再讲。
五、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近年来出现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从现象上看是由于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升级换代期，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等原因造成的。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分配体制上的缺陷，收入分配关系没有及时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的要求。
第一，随着经济体制逐步改革，原有体制内居民消费的实物化、集团化和福利化程度降低，货币化、工资化程度提高。但总的来讲，原有体制内的分配决策仍然受到“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观念的制约，致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除个别短暂时期外，总是持续滞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收入分配一度向个人倾斜，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经过一段快速增长以后，1986—1998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呈下降趋势，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同期GDP 的年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持续下降，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率及消费率下降。据一项研究测算，1996年我国消费率已降到56.09%，远低于处在大体类似发展阶段的1975年的韩国（81.53%）、马来西亚（74.17%）和泰国（77.88%）的消费率。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下降，从而消费率下降，是形成目前我国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背景。
第二，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缓的同时，社会居民中不同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最近统计表明，我国城镇高收入户人均月收入为10962元，低收入户为247元，前者是后者的44倍（这是分组平均数，实际个体差距更大），从今年一季度看，高收入户收入增长6.9%， 低收入户增长1.9%，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高收入家庭生活必需品消费需求早已满足，住、行消费需求也基本饱和，他们钱多花不出去，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家庭是多数，他们的潜在消费需求是有的，但因收入增幅下降而难以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这就使得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由于绝大多数靠工资收入的消费能力不足，再由于农业农村生产结构调整滞后，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卖不出好价格，导致农民收入和消费不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使得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迟滞。此外，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差距拉大，也造成地区间消费市场发展出现不平衡。
第三，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使居民消费支出市场化程度提高，原有体制内居民不得不在工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运用即期收入和长期储蓄进行支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低工资、低收入”的决策思路如果失去了实物性和福利性收入的支持，已经不再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要求，人们越来越把未来生活的保障和改善寄托于增加储蓄和开拓体制外的收入。体制外企业和居民的收入与支出都由市场决定，其与体制内低收入低消费的反差很大。1991—1997年居民消费中来自制度性工资收入总额每年增长只6.1%， 而来自非制度性（偶得性）的收入每年平均增长两位数以上。收入分配中这些问题由于所得税未能发挥再分配杠杆功能，财政转移支出又受制于国家财力，因而难以得到有效的调节。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问题，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涉及公平与效益的关系，涉及廉政建设与社会稳定，而且与当前解决需求不振和市场萎靡有很大的关系。如何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居民整体的消费和购买倾向，以启动最终消费，这个问题涉及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方方面面，这里仅就有关财政政策方面来说，我认为目前要强调以下几点：（1 ）要从思想上摆脱过去计划经济体制遗下来的对体制内人员仍实行“低工资低收入”传统决策观念的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当然不能同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相比，但以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考虑，特别是用我国自己体制外由市场决定的收入消费标准作为参考系，来调整体制内人员收入水平和分配关系，是可以的。（2）要结合原有实物化、福利化、 集团化和供给制的消费体制的改革，大力提高体制内在职人员的制度性工资收入，适度提高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以及其他低收入生活困难层的收入和补贴。要进一步结合以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挂钩，建立企业家年薪制等，使之与其承担的责任与风险相适应。（3）通过改革和规范费税征收制度， 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企业职工和农民的收入、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实行必要的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的税收减免。（4）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 要实行反周期操作，当前要结合扩大内需对居民支付的改革费用进行适当的货币化补偿，以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5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等，以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抑制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
以上各项调整收入水平和分配关系的政策措施，都会带来增支或减收的财政后果和刺激需求的效应。但这些财政措施不是直接的政府投资并以启动民间投资为目的，而是直接的公共消费或以启动居民最终消费为目的，因而其支出性质就不属于建设性财政预算（帐户），而属于经常性预算（帐户）范围。我国财政预算制度规定，经常性预算是不能借债打赤字的。那么为了弥补减收增支造成的收支差额，应如何筹措财政资金？当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我们不能大手大脚挥霍花钱，而仍然要首先依靠努力增收节支和优化收支结构来解决收支差。其次要结合国有经济的重组，有效利用存量资产的出售转让来解决。如果仍然解决不了，则不应排除增发国债扩大赤字的方式，作为一种反周期财政手段来用。当然安排这种国债和赤字时，需要在经常性帐户和建设性帐户的关系上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和灵活处理。总起来讲，无论是直接启动消费还是启动投资的减支增支，我以为都应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范围，都是将现时过量的储蓄和存款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手段，是今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可以同时考虑的选择。
六、恰当调整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持续时间，避免重蹈严重通胀覆辙
以上我着重讲了在当前我国经济回升乏力的形势下，为坚持扩大内需启动经济，有必要进一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将这一政策的运用同启动社会民间投资和最终消费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今年已过去半年，目前除股市火爆了一阵还在波动外，其他如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商品销售、物价指数等指标的走向都不很理想。时间非常紧迫，为使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保持良好势头，宜早下决心尽快推出新的决策措施，增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调整财政投资方向和政府支出结构。如果延缓不决或力度不够，有可能丧失时机，造成经济增长上的损失。当然，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其力度，并不排除其他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如进一步松动货币信贷供应，适当活跃资本市场，大力扶持民间中小企业，发展消费信贷，等等。如把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这些方面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实施。现在有些对目前我国经济回升乏力着急的人士，主张采用强通货膨胀的手段（如发大票）来对付通货紧缩。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如前所述，我们现在有每年近万亿元的新增储蓄，有超过万亿元剩余存款，足够用于适当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当放松货币信贷政策的力度，而不致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水平长期下降，固然不好，实行物价基本稳定的政策总要比物价不断上涨能够创造出更为健康的心理预期。所以进一步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仍要注意适时适度，要根据外需变动和内需启动的情况，恰当调整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和持续的时间。其界限仍为前述的过量剩余储蓄和剩余存款，及其反映的实物经济中的增长潜力（过剩的生产能力，富余的物资库存等），要谨慎防止越过这一临界线，避免重蹈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胀的覆辙。
标签：国债论文; 银行存款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经济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宏观调控手段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宏观调控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政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