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生活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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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5-0051-06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剥离,因为它已对象化 为中国的现实生活,成为了我们的传统,影响、决定着中国的未来生活走向。若这一判 断符合“事实”,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和命运与我们的前途与命运之间就具有 了深度的关联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和命运实质上就是我们的前途与命运,发展马 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开创我们的新生活,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表达 方式。由此,在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我们就必须从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生存 ,即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思考的切入 点,而不能像马克思所批判的德国哲学家们那样脱离“他们的生活”而玄论“哲学”。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 关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注:《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只有这样,发展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才能满足中国现实生活变迁的内在需要,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真精神, 也才能推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来。

百年中国国家生活主题的变迁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呈现 出不同的侧重点、功能,以及由此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不同的历史形态。沿 着中国近百年的生活主题与生活重心嬗变与转移的历史与逻辑(注:政治生活革命实现 权力的转移、经济生活变革实现利益关系、利益原则及其机制的转移、文化精神生活与 社会生活的变革要求实现的是价值信仰与权利的革命。),从历时态与共时态相统一的 视角来看,主要经历了或正在经历政治生活革命、经济生活变革、精神文化生活的变革 和社会生活变革;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来 说正是对中国百年来国家生活主题的嬗变,以及生活主题变迁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时代 、不同阶段的精神实质的哲学把握。

1.毛泽东思想: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以权力革命为核心的政治生活成为中国当代的首要主题,这也就决定了此阶段马克思 主义哲学必然表现为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即为毛泽 东思想。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中国国家生活中,“政治主权”的问题渐次成为一个“ 显”问题,决定着中国的存亡。同时“专制皇权”的合法性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在这一 历史境遇中,“政治革命”也就成为中国启动自身生活变革的首要触发点。马克思主义 (哲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求存理论、政治权力的转移理论满足中国现实之需要,从而影响 中国20世纪的生活的。

由此,无论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是针对如何改变“政治主权”而发, 都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实现“政治权力”的顺利而代价最小的转移,建立新型的权力 模式,即“人民主权”的政治权力模式与制度安排。正是这一“问题”决定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中国首先被政治化、权力化,由此产生指导中国“政治革命”,改写中国政治 生活本质的积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可否认,在当时现实生活之急切需要的境 遇中,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及阶级分析方法的首要性、不可或缺性与刚 性原则具有不可质疑的历史合理性。事实上,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历史任务决定着马克思 主义哲学必然被解读为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这一解读的成功,探索 出成功的中国革命道路,实现了中国国家政治生活质的革命。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现实 生活的重心已发生了新的迁移,生成了新的需要,由此,政治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应顺应变化了的中国生活的内在需要而转变其理论重心、展现其新的界域,发挥其新 的功能。然而遗憾的是,政治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以及这一理论偏向,却 演绎为“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主宰着中国的国家生 活走向,导致政治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存在着,生成泛政治化的中国生活样式 ,积淀或固化为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惯常思维定势,这不仅使最贴近生活的马 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一种毫无生机的简单教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处于孤立、悬空 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了国家生活的畸形、片面、虚化的境况,严重地影响、阻碍着 中国的社会生活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2.邓小平理论: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活实践中以“两个凡是”继续发生主导作 用之时,反思该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整个社会生活转变的起点。理论界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是对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是中国社会变化内在要求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 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求索与甄别;而邓小平同志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中国的 “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理性判断,宣告了经济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登台,伴随而 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繁荣的局面,同时也就启动了对政治、权力化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全面反思,以及政治、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 间的正式的、全面的博弈。

一般而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生活实践的理论结晶。而当代中国国 家生活实践的实质则是在结束了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后的经济建设,也就是 说,当代中国国家生活实践的主题是经济生活,而不再是以政治生活为轴心,要完成的 任务是经济革命,而不再是政治革命。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短暂的经济调 整之后的中国,经济生活成为整个生活的重心,一切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都是围绕着经 济生活、经济问题而展开,都烙上经济之印。因为从这时段开始,在中国经济生活领域 ,财富的生产方式已超越了简单的小农经济与扩大化了的小农经济(即中国特色的计划 经济)格局;单一公有制的产权结构渐次让位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态 势,亦逐渐摆脱了以官僚经济为实的公有制经济,私有制在当下特殊的历史阶段获得了 存在的合法性,剥削的积极价值获得了理论认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正在逐步规范化, 经济利益正在集团化与分层化等;一句话,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经济生活 的主要目标,从而实现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领域的革命,这样,中国经济生活从经 济体制到经济思维,从现实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原则以及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等都发 生了巨大的历史性转折,同时也生成了脱贫路径、先富与后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改 革与开放、解放生产力,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困境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面对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矛盾,是否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是否扬 弃以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价值尺度来解决经济生活中所产生 的新问题,则成为是否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关键;也是判断真、假马克 思主义者的唯一现实标准。而邓小平理论,从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到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概括;从改革与开放的战略的启动, 到“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的确立等等,无不体现出对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内涵的深刻 把握,从而顺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经济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这一顺利转变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新的发展,而且更 为重要的是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诉求。因为邓 小平理论以经济生活革命为内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不仅丰富、深化了社会主义的 一般本质的认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挖掘与提炼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 尺度;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与命运的根本价值理念,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凸显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路线在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革命中的具体落实,从而结束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价值规定的抽象 虚化。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随着中国经济生活中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尤其是利益原则的变化,启动了精神文化 生活、社会生活等的变革。而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变化中所生成的新的矛盾与问 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原则为指针,做出新的历史的回答。而“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正是解决新形势下中国现实生活主题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升华, 坚持并突出了“人民主体”的权力、权利原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价值立 场,又深化、具体了这一价值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态。

如果说通过政治革命完成了政治权力“人民主体”,政治权力转移的形式化完成之后 ,人民之间权利关系的革命则是社会生活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可否认,在社会—政治生 活领域,未经历过金钱政治洗礼的专制、特权政治传统依然深厚强劲,建立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任务艰巨而急迫。这样,面临着现代政治的内在要求与市场经济关系下社会利 益结构嬗变的必然诉求,如何实现从臣民政治向公民政治、权力政治向权利政治、义务 政治向责任政治、无限(政府权力)政治向有限(政府权力)政治,专制、特权政治向分权 、民主政治,统治、管理政治向服务政治,神授、世袭政治向选举政治顺利地转变等等 ,一句话如何通过“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等一系列中介价值手段,达及具有现代 政治理念与精神的“法治国家”的终极目的价值,成为改造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 活的重要的任务。同时,国家与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社会团体组织)、政府与民众之间 的矛盾关系凸显,社会公共领域建设的亟待加强,社会的自由诉求、自由的多向度需求 从未如此强烈,私权与公权的关系合法边界需要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倾向日趋明显,政府 与法、党派与法、执政党与民众的权利关系等必须廓清;公平、正义成为社会生活的普 遍诉求,建立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上或之后的社会文明成为不可回避的 迫切需要。

同时,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文化的跨区域、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成为一种必然的 趋势,多元价值并在的文化生态正在成为现实,官方意识形态与草根文化之间的关系直 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文化信念与文化走向;在这些矛盾及其演变中,必然产 生国人的主导价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文化景况,这样,如何直面社会的信仰与文化生活 领域的变化,如何消解文化专断,如何肃清、削弱封建文化的纠缠,从而对传统与现代 的关系、文化宽容、文化自由、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化,尤其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主导性价 值、信仰原则的危机与重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作出符 合时代要求的睿智解答;总之,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突出了权利分化、规范化与合法 化等一系列问题。在生活主题变化的历史境遇和新的交往场景世界化、全球化的状况下 ,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然归结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 建设党”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变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权利 关系新变化而做出的新回答。这一重要思想以“四个如何认识”的提出为始点(注:过 去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简单的、不充分的,并且不实事求是,因此,否定资本主义 占主导,同时也简单化、妖魔化资本主义,就这一点而言,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的。而当下,却存在着美化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两种对峙的思维都妨碍我们对资本 主义的正确认知。),以“三讲”为中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的完成形态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格局,以及中国社会 生活的历史性凸显所做出的理性反思与准确地把握,同时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执政 规律”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充分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丰富与发展。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见,“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概略地表达了中国 近百年的生活变革之旅,简缩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 代价值,同时也深刻地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书斋里的梦呓,更不是“理论家” 把玩的尤物,而是指导中国人民改变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行动的哲学。反思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已取得的优秀成果,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 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根据现实 生活变迁的内在需要,遵循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原则和方法论基础,遵循着“ 生活第一性”原则,深入生活,发现并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为根本的原则 ,突出生活主题的变化是理论形态转变的原动力和检验其正确、恰当与否的根本准则。 毛泽东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注:中国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如何进行这一场革 命?结论是:这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 和中国国民党早已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苏联已进行过了。中国的特殊历史阶段 的革命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革命的道路既决定于革命的性质, 又决定于革命形势的特点。)、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注:理论上的社会主义 搞清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我们自己)没搞清楚。是针对当时(1)“以阶级斗争为 纲”、(2)“社会主义与贫穷”和(3)“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等一些曲解社会主义的理 论与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从而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这样)的社会 主义”的时代课题提出来,并加以解决。)和江泽民时代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注: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现代政党,以及如何建设共产党的问题。这是继政治革命、经济变革后的精神文化生 活、社会生活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应。),虽然有所不同,但却都是紧紧 地围绕着时代生活中所生成的“问题”而创始性地给予了回答,由此进行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化过程的重大成果,并使中国现实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遵循理论与 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根本逻辑,是我们今天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也 是我们进行理论评价的根本原则。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就其理论的根本 任务,以及理论的主导性精神特征简化地表述为政治化、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 济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社会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不能简单化为将三大理论 成果即等同于只有或只是这些特征。如果那样,则必将导致思维错位,造成对三大成果 的认识僵化、粗俗化的偏失。

从百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国家生活变迁中所取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事实中,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从中国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需要出发,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改 造国家生活的指导原则,只有在生活变迁的视野中,才能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国 家生活的现实价值。若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忽略国家 生活本身的理论诉求与价值诉求,即脱离中国现实生活的具体的、历史的语境,马克思 主义哲学则只会变成抽象的教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巨大的违背与亵渎,就 根本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是由中国 国家生活来确定的。生活是第一标准,也是最终的标准。随着生活变迁,那些不适应生 活特质的、过时的、该边缘化的理论或理论形态,就必须边缘化!若依然由此占据主导 地位引领生活,那么其结果则不仅仅是理论的枯萎,而更为重要的则是生活本身的断送 。惟有如此,才是正确的理论立场与价值立场。在这里依然遵循着“理论是灰色的,生 活之树常青”的朴实原则。同时,那些僵守某一理论的教条者也必将归于历史的沉寂。

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追问、清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品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属性做出科学的回答,纠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惯 常、错误的思维定势。严格说来,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 必须具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相一致的思维,否则就会出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思维错位,导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来审视、扭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忽略 或误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蕴涵的思维方式的革命内涵。因此,必须以彻底的唯物主 义的思维、彻底辩证的思维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恰当的。

勿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解读为超时代、超地 域、超民族的“普遍的”、“一般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然而,马克思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对把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普遍的、 “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理解为“一把万能钥匙”的错误倾向与习惯做了批评。他说 到:如果“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 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在此,我们必须明 确,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一切科学都称为“历史的科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自己 的理论也称为“历史的”理论。这是对桎梏我们思维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最好回应。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对自身哲学的本性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启示录,进一步说是一种方法论训诫。

鉴于此,与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还不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成为什么 ”或“作为什么”,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已有的理论 的简单汇集,也不是拘泥于某种体系的教条或独断,更不是理论的终结,而是开放的、 待完成的,始终保持着面向生活、向生活本身追问的精神,因为生活或实践是开放的, 待完成的,生活在不断的生成与变易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品质的真 意。

如果说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着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的成果的肯定性判断 与总结,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可靠的理论前提与理论背景,那么,追问马克思主 义哲学“如何是”则是以现实生活、及现实生活的变迁为根本的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态作出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是”之间 具有内在的切合性,是连续性的历史思维的衔接。若将二者割裂开来,若只追问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什么”,那么则可能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理论,并进而使之静态化 ,转而使之脱离具体的生活境遇,使马克思主义抽象化为“一般的真理”,最终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丧失了未来性与发展性;反之,若只追问马克思主义“如何是”,不仅会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确定性与发展的理论起点,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必然导致文化相对 主义的境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其理论的现实品质与价值特殊性。于此,我们认为 只有将这两个维度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 也只有将这二者统一起来,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发展”与“如何发展马克 思主义哲学”这两个问题,即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内在要求,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之间具有逻辑与历史的深刻一致性。三大理 论成果之所以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丰富与发展,并使中国现实生活发生巨大的、历 史性的变化,正是遵循着中国现实生活主题转换的历史进程与理论创新过程的一致性原 则。中国现实生活经历,是通过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革,完成生活整 体性的跃升。现实生活是开放的,现实生活的变迁也遵循着生活自身的逻辑,它要求理 论从现实生活本身出发,又服务于现实生活,受现实生活的检验。由此,只要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者坚持“生活第一性”的立场,坚持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 发,坚持从批判“旧生活”中发现“新生活”,从而创造新生活的路线,那么,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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