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的成立与中共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中共论文,三青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它成立于1938年7月，结束于1947年10月，前后存在了9年时间。成立之初的三青团，带有抗战初期的时代特点，不能与其后来等量齐观。笔者不揣浅薄，试图对此略抒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三青团的酝酿和组建
三青团的酝酿始于抗战之前的南京。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放弃了“安内攘外”的政策，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准备对日抗战。1937年春，蒋介石预计到抗日战争将很快爆发，产生了解散党内各种派别小组织而代之以一个新组织，以求全国青年“新的团结与集中”的最初设想①。随后，蒋介石开始在周围亲信的小范围内征求对此设想的意见，并授意某些复兴社的领导成员分别草拟改组计划以供参考。1937年6月22日，贺衷寒于出国考察前赴庐山谒蒋并呈递复兴社改组计划书，据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即出自贺的建议。7月初，滕杰等人亦以复兴社干事会名义提出了改组计划②。但直到抗战爆发前，所有这些活动都还停留在讨论酝酿的阶段。
随着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中国青年运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1935年12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决定实行改组，将自己从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并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参加。共青团的改造，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入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目标的新阶段。1936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和“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相继宣告成立，并且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1937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以前，现有各地青年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西北青年救国会及时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不分党派、阶级和信仰，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下，实现全国青年大联合，成立全国统一的青年组织③。在中共的倡导和推动下，青年运动出现了团结、统一的趋势。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面前，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实行第二次合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顺应历史潮流，发动全国抗战，得到全国人民与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承认和支持，蒋介石个人和国民党的声望都有所提高。
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抗战爆发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动员起来，纷纷走上抗战前线，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战工作。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些团体以青年学生和各界青年为主，抗战的炮火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天地，鼓舞着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加速了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步。国民党政权既需要青年的支持，又对青年的觉醒深感不安，认为“现在全国青年莫不欲动，而且已动，若本党不加以积极领导，则青年因烦闷而彷徨，不特势将乱动，而且易入歧路，甚至有害于抗战建国之大业。最近青年中，不安之现象，实当促吾人深切之注意与反省。”④他们担心：“许多青年，因为接受不到三民主义的洗礼，得不到国民党的领导，不仅感到苦闷和彷徨，而且因为急于求得出路，不能不‘南走胡而北走越’，误入歧途。”⑤于是，国民党决心趁着抗日战争的有利条件，由他们出面“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号召全国青年”⑥，领导和统一中国青年运动。在这种背景下，三青团的组建工作开始由酝酿转入实际筹备阶段，并加快了步伐。
1937年9月中旬，上海战事不利，南京形势紧张，蒋介石深感新组织有加速成立之必要。遂于抗战军务极其繁忙之际，在南京中山陵园别墅多次召见陈立夫、康泽、刘健群等人，对有关建团事宜，正式作初步商讨。在此期间，蒋介石决定采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以利号召⑦，并指定上述三人召集有关人员对成立三青团的各种计划作具体研究。此后每周集议，加紧进行⑧。
1938年2、3月间，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召集会议，研究三青团的组织方式、干部选拔、成立时机等具体问题，并指定谭平山、陈立夫、康泽等为团章正式起草人⑨。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临全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决议：“青年尤为国家民族之瑰宝，本党应取消预备党员制，另设青年团，征求全国优秀青年而训练之，使各成为三民主义之信徒。”⑩并通过修改党章，在第一章第五条加列：“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11)国民党临全大会为三青团的成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该要旨确定了三青团的性质、目的、领导重心和组织形式。它规定：“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见”，特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由国民党总裁兼任青年团团长；团内设评议会，由评议长和评议等组成；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其干部由团长指派(12)。是月，蒋介石指定陈诚、陈立夫、贺衷寒、谷正纲、康泽等人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建工作(13)。
6月16日，蒋介石为组织三青团，发表《告全国青年书》。他揭橥三青团成立之意义：“为求抗战建国之成功；为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提出了三青团的6项任务：“一、积极参加战时动员；二、实施军事训练；三、实施政治训练；四、促进文化建设；五、推进劳动服务；六、培养生产技艺”。并称：“组织本团之作用，一方面固为适应目前战时总动员之迫切需要，而他方面尤为树立最近将来国家社会建设之干部基础”(14) 。同日，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凡15章71条。其中规定：“本团以团结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为宗旨”。“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团的组织系统为中央团部、支团部（省）、区团部、分团部（县）、区队、分队6级。团员年龄从18岁至38岁；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不得违反新生活信条”。如违反团纪，将受到警告、记过、劳役、禁闭、开除、特别裁判等不同处分(15)。
7月9日北伐誓师纪念日，三青团筹备时期中央临时干事会在武昌成立。蒋介石选定31人为中央临时干事。其中既有陈诚、陈立夫、贺衷寒、段锡朋、黄季陆、谷正纲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也包括谭平山、卢作孚、何廉、章乃器等社会知名人士。陈诚任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并组成中央团部机构，由康泽、王东原、黄季陆、卢作孚、何廉、陈良分别担任组织、训练、宣传、社会服务、经济、总务等处处长(16)。7月16日，蒋介石复指定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谷正纲、贺衷寒九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干事会(17)。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宣称：成立青年团“这一个重要而影响远大的决定，无疑的是本党已经重新建立起它对于青年运动的积极领导”(18)。
二、国民党的自救运动
蒋介石国民党成立三青团，既是出于对外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内的需要。对外通过三青团以统一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从而实现所谓的“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对内则借助三青团挽救国民党的危机，以达到“复兴”国民党政权的目的。一些国民党文人将这一箭双雕的意图说得非常明确：通过三青团“把国民党本身的缺憾补正，而同时完成了统一的青年运动与统一的青年组织”，“所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是兴党建国上的一个最大的事态”(19)。外求“统一”，内求“复兴”，构成了三青团的两大主题。
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内部的分裂。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中国统治阶级本身的不统一，它分裂为许多利益互相矛盾、冲突的集团，这些集团就形成了国民党内形形色色的政治派系。战前十年间，这些对立的派系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曾经爆发为一系列大规模的混战。在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利的角逐中，蒋介石集团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雄厚实力，逐个战胜了对手，奠定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正统地位，取得了代表中央政府的资格。但在国民党政权内部，派系斗争依然是难以治愈的恶疾。在派系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众多的小组织(20)。这些小组织的存在，进一步巩固了各个派系的阵营，强化和加剧了各派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使国民党的组织更加四分五裂。
抗日战争促成了国民党政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相对统一。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授权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行使最高统帅权，统一指挥党政军；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在全国团结抗战气氛日益浓厚的条件下，国民党内各种派别组织的继续存在，已为形势所不容，它们的改组势在必行。蒋介石曾对其亲信表示：“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的）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21)。
在组建三青团的过程中，蒋介石对国民党内各派都采取了团结、笼络的态度。他首先与汪精卫联系，就成立三青团问题达成了共识，汪精卫允诺就任三青团的评议长(22)。1938年4月3日，蒋介石召见陈果夫、陈立夫、陈诚、贺衷寒、康泽等人，指示复兴社和青白社(CC)两组织取消，今后一切公开(23)。4月29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申令全体党员，党内不得有派别小组织存在。命令称：吾党同志“亦犹兄弟至亲，分形共气，一朝析爨，自立门庭，日月既久，恩义浸疏，始有门户之分，终成阋墙之变”。“方今寇患方殷，内忧未已，而本党适已改制，领导有人，时势既殊，步伐宜齐。嗣后本党以内再不得有所谓派别小组织，举凡以前种种小组织，应即一律取消，以期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如有阳奉阴违，或固执不改，定予从严制裁，以肃党纪。”(24)6月初，中华复兴社与青白社同时宣布解散，共同成立三青团(25)。在此之前，桂系方面也解散了有七年历史的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而代之以公开的“广西建设研究会”。
从三青团成立时领导班子的组成情况看，确实体现了蒋介石团结国民党各派的企图，具有比较广泛的派别代表性，几乎包括了当时国民党各派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官方的三青团史不无得意地说：“团长对干事人选，极为审慎，经六易名单，然毫无畛域派别之见”(26)。可见蒋介石曾为此而煞费苦心。
三青团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历史上秘密组织时代的结束和党内各派力量的重新组合。然而，国民党派系政治的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着深刻的根源，它决不是单纯组织形式的变化所能轻易取消的。后来的历史表明，蒋介石所设想的，在他领导之下，以三青团来消除和弥合各派之间的恶感与裂痕，一劳永逸地结束旧的派系纷争，使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从此团结起来，纯粹是一个幻想。
蒋介石组织三青团的另一动机，是想用三青团来救治国民党组织所固有的各种弊病，给国民党灌注新精神，充实新生力量。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多年来积重难返的各种弊病暴露得更加明显触目，成为国内外批评指责的对象。在全国团结抗战的条件下，对各方面的批评，国民党就不能再象过去一样置若罔闻，形势逼得它不得不重视自己的弱点和弊病，并注意改善自己的政治形象。抗战初期成为国民党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政治上的“反省”时期。
许多国民党人都在充满忧虑地谈论自己党的衰落。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说：“有许多青年，尤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现状，感觉异常的烦闷和不满。我们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现状，我们也认为是有中落的趋势，正如一个家庭一样，已经到了家道中落的时期”(27)。国民党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也承认：“党的本身上，尤其是缺少新的分子，缺少新的力量，缺少青年的精神，是一个明显的事态”(28)。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对国民党的各种弊病谈得最多最“激烈”的，正是蒋介石本人。他在多次谈话中承认：“我们的党现在实在是极其腐败”，“到处都显得消沉、衰落”，“成了一个老大腐化而散漫的团体”，“以致党给人家讥笑，为民众所轻视”。他要国民党“反躬自省，承认自己不争气”，“病根只在自身”。蒋介石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出发，想用“本党前途非常危险”的可怕前景和国民党“受尽嘲笑”的事实，来唤起和激发国民党的危机感和耻辱感，促使它“奋发努力”、“雪耻改过”，在危机中寻找出路。为些，蒋介石在抗战之初就提出了“救国必先救党”，“复兴国民党”、“改造国民党”的口号。他企求“找到病根，决定单方对症下药，使本党获得一起死回生的灵丹，能够复活转来！”(29)
国民党人一致认为：“唯有大量的吸收青年，增加活动力，培养新生命，国民党才能虎虎有生气的活跃起来”(30)。但是，蒋介石对国民党“振衰起弊”“起死回生”的能力，特别是对它吸收新成员、培养新生力量的能力缺乏信心，他感到需要一个新组织来协助、促进国民党完成这一任务。他承认：“本党革命，到了现在这个情势，我们自己毫无讳饰的可以说已经衰老腐败，不能吸引新进青年”。“现在成立青年团，就是要培养本党新的生命”，创造“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气”(31)。官方的三青团史这样解释成立三青团的必要性：“本党从事斗争，已五十余年，事实上必须有新的力量之集中”，“而欲集中新的力量，必在党的系统之下，有新的组织，始克号召青年，故必须有本团之创设”(32)。
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已经信誉扫地，提不起“一般民众和青年的信仰”，为了增加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对它的向心力，必须在国民党这面旧旗帜之外，再打出一块别开生面的新招牌，由三青团出面来号召青年。为了保证新招牌（三青团）的感召力，蒋介石尽力想使它与旧招牌（国民党）保持某种距离，以免被污染。因而一开始蒋介石就否定了在三青团名称前冠以“中国国民党”字样的意见(33)，尽量回避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
蒋介石关于国民党危机及其解决的想法，赋予了三青团作为国民党的改造者和新生力量的使命。当时就有人指出：组织三青团，对于国民党的“种种病象”，“正是一种对症下药的办法”(34)。蒋介石十分重视三青团对于改造国民党所具有的作用，同时又担心三青团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们为要革除遗留在本党以内这种官僚政客的习气，才来另外成立这个青年团，一方面继续培养革命力量，同时也使党员有所观摩，力求进步。要是我们再把这种坏的习气，传染到青年团，这个青年团还要他做什么？”(35)
三青团背后所存在的这种挽救国民党危机的企图，使三青团不同于一般的青年组织，而具有了国民党政权自救运动的意义。蒋介石看到了国民党危机的某些症候，也企图加以解决，但是他把国民党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仅仅归结为国民党组织的局部危机，归结为抽象的精神危机，因此他就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正视这种危机的根源、深度和规模，同时也回避了在促成这种危机方面他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使这一自救运动在内容上显得极其贫乏和空洞。
蒋介石曾经宣称他视三青团之组建“为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系之唯一大事”(36)，表明他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然而并非所有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抱有同样的看法和热情(37)。如果没有身为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发起、推动和扶植，三青团绝不会形成如此之大的声势和规模。蒋介石个人与三青团之间这种异乎寻常的关系，贯穿了三青团的全部历史。
三、三青团的两重性与中共的对策
抗战初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各种举措，无不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正如何香凝所指出的那样：“一面是兴奋，一面是沉闷；一面是进步，一面是保守；一面是积极的建设与创造，另一方面却是消极的防范与压制的并行”(38)。初期的三青团亦不例外，深深带有这种时代的烙印。
国民党深恐抗战以来的新变化危及自己的统治，因而极力加以防范和控制，力图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此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主义、一个意志”的方针，企图在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各党派共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用所谓的“三民主义”来统一全国各种政治力量，限制以至取消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从而达到在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下的“意志集中”和“力量集中”。国民党以三青团名义进行的“青年统一运动”亦反映了这种意图。
蒋介石在为组织三青团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中，开宗明义地宣告组织三青团就是为了以“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努力方向”的原则来集中青年力量。他说：“吾中国青年，处此抗战建国之艰苦环境中，断不须效法并世其他国家，任多种不同之政治信仰与行动并存而发展。中国今日之所以作育青年者，只有示以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努力方向之要义”。“如此则新的革命力量，必将因本团之产生而完全集中，永久集中”(39)。
三青团一成立，就以青年运动的正统和领导者自命，打出了“统一青年运动、统一青年组织”的旗号，宣称“青年团的产生在事实上，便是促使青年运动的集中与统一”(40)。并称要努力完成“这个抗战建国中间最伟大的、最艰难的青年统一运动”(41)。国民党的各种报刊以此为主题，大肆宣传鼓吹：“统一青年运动，统一青年组织，当然应该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领导之下”，公然要求全国青年“放弃其他主义，脱离其他代表某种主义之政治集团”。《扫荡报》甚至建议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措施，迫使全国青年放弃其他主义，脱离其他组织，加入三青团(42)。国民党争夺青年的用心暴露无遗。
国民党一再强调：“在青年团之外，无任何的青年组织，在青年团之内，无任何的青年派别”(43)。又说：“除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外，无动员青年的办法；除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外，也无青年动员的门径。”(44)这表明三青团提出的所谓“统一青年运动”，实际上只是想由国民党来垄断和包办青年运动，以控制和操纵青年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视青年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活跃与高涨为“病态”，想用三青团来对之加以“纠正”和“改造”。他们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本党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完全是纠正过去青年运动的畸形状态的”，“抗战以来所发生的青年思想的复杂，青年组织的零乱，青年行动的不一致，青年生活的无规律，种种弊病，预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就可以完全改正”(45)。“组织只有一个——青年团，信仰只有一个——三民主义，领袖只有一个——蒋总裁。革命青年再不会上当、堕落。”(46)
在组建三青团的同时，国民党对各种进步青年团体横加压迫，甚至强迫解散。1938年2月至6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两次下令，解散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民先队总部等13个青年爱国团体。同年6、7月间，还逮捕了西北青救会和民先队驻西安的负责人。8月，武汉卫戍司令部又在武汉强迫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青年抗日团体。国民党还利用所谓“统一青年组织”的口号，把三青团作为吞并其他进步青年组织的手段。例如，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解散青年救国团时，就奉蒋介石手令，将其中一部分成员编入三青团，并派送干训组受训(47)。
由此可见，蒋介石国民党关于三青团的设想，明确地包含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并进而争夺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政治意图。同时，三青团的团章和组织本身也都保留着许多旧的传统和作风。在筹建三青团时，蒋介石肯定了复兴社负责人提出的要将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去的主张(48)。原复兴社骨干在三青团内大肆鼓吹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以领袖谋国之忠，任事之勇，经验之宏，临机之智，我们只有竭诚的拥护，绝对服从，青年团团员，尤其应该以领袖的行动为行动的中心，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的中心，大家环绕着领袖，造成庞大无比的向心力量”(49)。三青团团章还赋予蒋介石“总揽团务，决定一切”的绝对权力，并规定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否则将处以劳役、禁闭乃至特别裁判等严厉惩罚，表现出浓厚的旧作风，严重地缺乏民主精神。
然而，另一方面，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历史主流也不能不对国民党产生某种积极的影响。国民党对青年的态度由轻视到重视，由否认到承认，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国民党在抗战中看到了青年的重要性，感到需要青年的支持。蒋介石说：“青年为革命之先锋队，为国家之新生命；举凡社会之进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赖于青年之策动，以其为主力。”(50)这不仅仅是对青年的恭维，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感到了青年的向背对其政治前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51)。抗战使许多国民党人睁开了眼睛，终于承认了他们以前所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真象：国民党已逐渐与青年相脱离。“无用粉饰，……（国民党）并未能把握着全国青年”(52)。自北伐以来，“本党亦因诸种关系，对全国青年未能发挥其伟大之领导作用，以迄于今”(53)。痛感于脱离青年的严重后果，他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检讨历来奉行的青年政策，得出了一个看似惊人的结论：国民党的青年政策失败了。蒋介石沉痛表示：“吾人今日，必须猛省过去不能保育青年，领导青年之罪愆”(54)。《中央日报》也公开承认：“北伐成功后的青年运动是一个失败，到今天我们应内疚，到今天我们应坦白的承受事实”，“青年所向往的，一定是真理”，“青年未有错误，青年未负国家社会，国家社会负了青年”，“使我们的至宝，受了偌大的怨屈”，同时希望“全国的青年，今天听到蒋团长的话，怨愤之气应该平下去了”(55)。
国民党还分析了以往青年政策失败的原因，认为在于思想上不重视青年，不了解青年的特性，一味利诱欺骗，侦探拉拢，结果适得其反，造成青年的反感和疏远。三青团书记长陈诚痛切指出国民党过去对待青年的错误，是站在个人自私自利的立场，收买利用和欺骗压迫青年，作为个人升官发财的工具，是以特务式的侦探的方法，侦察拉拢青年，其结果对于青年非流于刻薄，即流于放纵，提出今后要“以至公至诚的态度”来领导青年(56)。《中央日报》也指出：“最近过去若干年中，青年运动的所以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主持青年运动的人，对青年没有认识，不认识青年的神圣性，不认识青年的向前性，青年需要的为精神的光明，为大环境的希望，青年不需要物质的利，空洞的名，以利诱青年，以名导青年，青年一时或可受麻醉，往后必然要猛醒，猛醒后会发生深刻的怨毒，由怨毒发生极大的反动行为与心理”(57)。
不管国民党的自我批评是多么微弱和有限，也不管他们的分析是多么含糊其辞，它仍然涉及到了国民党过去讳莫如深的诸多现象，这在抗战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不能不说是国民党受到时代潮流猛烈冲击后的积极结果，是抗战以后出现的新现象。与此相应，在组织三青团的实际活动中，也出现了若干过去所没有的新特点。
首先，在全国团结抗战的条件下，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不能不受到抑制。三青团以公开的组织取代了原来复兴社的秘密组织，并以“团结抗战，联合全国抗日青年”的口号来吸引青年，复兴社的色彩大为冲淡了。由对复兴社历来持批评态度的陈诚主持三青团工作，也是蒋介石不欲重树复兴社一类小团体的表示。
其次，国民党部分地改变了过去唯我独尊、狭隘封闭的宗派作风，而代之以团结容纳的态度。在三青团组建过程中，蒋介石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都作出了延揽容纳的姿态。在告全国青年书中，蒋介石呼吁各党各派“相率而集合于本团旗帜之下”，“共力来支持这个团体”(58)。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蒋介石表示三民主义青年团可以改变团章，可以考虑共产党员加入，而且可以加入领导机关。陈诚也对章乃器表示团章可以修改(59)。蒋介石在对三青团领导成员的多次讲话中，还一再强调：“要尽量设法广求人才”，“对于社会上一切的人士，只要他有能力，有才学，有品德，有节操，不论他出身如何，地位如何，不管他过去属于何党何派，我们必须敬重他、延揽他”，“要虚怀若谷，诚心诚意去求”，“不要自大自骄，心怀成见”(60)。书记长陈诚也强调：“我们应以广大的容纳性，吸收全国优秀青年加入本团”(61)。实行这种“开门政策”的结果，使三青团具有了较大的群众性，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干部还是团员，都包括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成份。
再次，三青团初期的活动，虽然带有某种片面性，但仍以抗日为主。三青团成立不久即投入了保卫武汉的后勤工作，参加了武汉双十节大游行，从事了抗日救亡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慰问前线抗日部队、救护伤员、清查户口等活动。在广东、上海等地区，三青团还与中共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62)。
抗战初期的政治形势和三青团本身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可变性：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它具有变好或变坏的两种可能。基于这种情况，中共对初成立的三青团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讲求策略，同时力争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共对早期三青团的政策，是从抗战初期的历史条件出发，着眼于实现青年统一战线，积极赞助三青团的成立和发展，对其不民主的方面进行善意的批评，努力扩大其进步面，克服其消极面，在坚持共产党政治独立性的前提下，争取使三青团成为包括所有抗日青年的广泛统一战线的组织，进而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以推动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这一争取三青团的政策，最初提出于1938年4、5月间，到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和西青救二次大会时趋于成熟，1939年国民党政策逆转之后逐步改变。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青团，中共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曾向蒋介石“驰电申贺”，蒋答以共同努力相勖勉；此后西北青救会还一再表示愿与三青团亲密合作(63)。4月16日，洛甫在延安撰文提出：“认真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孙中山先生革命家的伟大人格与模范作风及其三民主义来训练全国广大的青年群众，使青年团真正成为广泛的、民主的、青年群众的、民族解放的团体”(64)。中共在对三青团的最初反应中，表达了自己的希望。
1938年5月，三青团加紧筹备之时，蒋介石曾数次要求周恩来就三青团问题与陈立夫商讨办法。5月6日，陈绍禹、周恩来就此致电中共中央，称“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认为蒋之中心思想是“欲借此溶化我们及孤立我们”，中共“对三青团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65)。5月12日，毛泽东、洛甫等复电陈、周，指出：“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66)。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电陈、周，重申要“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并指出“应看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后的趋向主要的并不决定于CC复兴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以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及我们的正确方针，这是一种斗争的任务”(67)。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确定了三青团成立初期中共的基本立场。1938年10月，《新华日报》公开表明了对三青团的态度：“我们热诚赞助青年运动的统一，我们赞助三民主义青年团能够成为全国青年的联合组织，能够成为全国青年真正统一的组织”，“我们希望它的团章能适合于容纳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青年的，有民主生活的青年组织”(68)。
中共积极主张青年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并把“坚持青年的团结与统一，坚持青年的统一战线”，作为抗战初期青年运动的总方针(69)。但是，国共两党在关于如何统一青年运动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青年运动的统一，是真正的民主统一，还是一党一派的垄断控制？中共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把青年统一战线看作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分”，真诚地希望在民主自愿的基础上实现中国青年运动的统一。为此，中共提出了统一青年运动的三项原则：第一、要包罗所有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第二、应该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每个团体都保持自身的独立，同时遵行大家决议的共同纲领，并依民主方式产生统一的领导机关；第三、应该日求青年运动的巩固与扩大(70)。中共还设想了中国青年运动达到统一的三种方式：第一.现有一切青年团体在民主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第二.由各青年团体规定一个共同遵行的纲领，先在行动上统一起来；第三、以某一适当组织做基础，别的青年团体都按民主自愿的原则和其他一定的条件加入进去。中共认为如采取第一或第二种方式，三青团可做全国青年团体的召集人，如采取第三种方式，则三青团将来也有可能成为这一“适当组织”(71)。中共还向国民党建议：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党合作，共产党员愿意加入三青团，并将入团的中共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保证不在三青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72)。
正因为中共对三青团“曾抱有很高的希望”，所以中共一方面批评了三青团的不民主倾向，指出它“缺乏民主精神”，“表现出狭隘的旧的作风”，但同时也热切希望三青团能适应形势，修改团章，实行民主改造，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团结和民主统一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共产党的要求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国民党坚持认为民主不适用于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要用“集中统一”的方式来垄断、控制青年运动。国民党竭力为三青团团章辩护，说它“不仅顺乎各方面的正常要求，也实在把握了中国最客观的需要，更实际地把握了抗战建国的最高度和最客观的需要”。顽固坚持：“必须拥护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章，即是首先应该宣誓信仰三民主义，而又始终遵守纪律，不加入另外任何党派，才能立刻实现统一青年运动和组织的理想”(73)。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排除了中共和其他青年团体参加三青团的可能性，给抗战初期全国青年的团结和统一设置了障碍。针对国民党以“统一”之名而行垄断之实，共产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统一是集中力量，而不是分散力量；是加强力量而不是削弱力量；是发展力量而不是束缚力量”(74)。并告诫国民党：“在青年运动的组织方面，不是某一方面的垄断和包办，而是要做到真正统一战线的模范，这样才能逐渐达到青年运动的真正统一起来”(75)。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之后，国共关系开始恶化，三青团也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而开始逆转。但中共仍为争取三青团作出了努力。在1939年、1940年的五四青年节之际，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代表所属数十万会员，分别致书三青团和蒋介石，历数了三青团在青年中制造摩擦和分裂的事实，并本着对民族事业和青年运动的忠忱，再一次重申了关于建立“青年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愿意与三青团在抗日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合作。信中还建议由蒋介石出面，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北方青年团体的联席会议，交换工作的经验意见，共同商讨全国青年的团结大计和各项切身问题。信中坦率指出：青年运动的统一，决非一党一派的“包办和统治”、“强迫或诱惑”所能奏效。并且正告三青团：如果继续“死抱住久已过时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陈腐骸骨不放”，“乞灵于强迫加入、逮捕屠杀、特务工作”，那么纵使三青团“拥有一切优越的物质条件，抱有成为全国唯一青年团体的雄图”，最终也“只能维持一个狭隘和停滞的局面”，而“永远不能成为广大优秀青年所参加和喜悦的组织”(76)。
由于国民党和三青团一意孤行，顽固坚持“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方针，坚持对青年运动的垄断和控制，共产党争取三青团的愿望和设想未能实现。1939年7月，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形势作出了判断：“依靠现在情况，要立即实现国共两党青运统一是不可能的，以三青团为基础来建立统一战线，今天情况亦是不可能的”(77)。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三青团的产生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政策演变的产物。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安内攘外到团结抗战，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调整其对青年运动的政策。这一调整，集中体现在解散中华复兴社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件上。
第二、初期的三青团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国民党与中共争夺青年、垄断和控制青年运动的政治意图，本身又保存了大量旧的传统和作风；但另一方面，它也部分地改变了过去旧的作法，容纳了若干新的成份，淡化了复兴社的色彩，从而显示出新的姿态。这种变化为中共影响和争取三青团提供了条件。
第三、中共争取三青团的政策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中共针对三青团的两重性，采取了既批评又争取的积极态度，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青年统一战线。这对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团结广大抗日爱国青年，都是有利的。当三青团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而发生逆转时，中共又及时调整政策，体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
第四、外求“统一”，内求复兴，构成了三青团的两大主题。从三青团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三青团是国民党内外政治的交汇点。它的发展始终受到这两方面因素的强烈影响。因此，只有把三青团同时放在它的外部和内部的环境中去考察，才能勾勒出它的复杂形象，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
第五、三青团是国民党的自救运动。蒋介石企图借助三青团来复兴国民党，以消除分裂，振作精神，改造风气，充实新生力量。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三青团恰恰从解决危机的手段变成了加深危机的原因，蒋介石国民党以自救始，却以自害而告终。
注释：
① 三青团中央团部编：《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1946年编印，第1页。
②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669页。
③ 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9页。
④ 陈立夫等：《关于青年团组织案》，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91年编印，第690页。
⑤ 罗敦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检讨》，《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2集，三青团中央团部1939年3月编印，第2页。
⑥ 陈立夫等：《关于青年团组织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690页。
⑦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⑧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1页。
⑨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1页。
⑩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页。
(1)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审查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有关修改总章部份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4页。
(1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16页。
(13)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20页。
(14)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年版，第692-698页。
(15)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699-710页。
(16)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20-23页。
(17)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738-739页。
(18) 刘庆科：《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问题》，《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2辑，第82-83页。
(19) 罗敦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检讨》，《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2集，第33页。
(20) 如汪精卫派成立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胡汉民派成立了“新国民党”，桂系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在蒋系集团内部，陈果夫、陈立夫成立了“青白社”，贺衷寒等组织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
(21) 康译：《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7页。
(22) 康译：《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8页。
(23)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24) 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至六月份》，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412页。
(25)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672页。
(26)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20页。
(27) 《张书记长训词论文选》，三青团中央团部1942年编印，第8页。
(28) 罗敦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检讨》，《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2集，第2页。
(29) 蒋介石：《革新党务巩固党基》，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290页。
(30) 陶白川：《再论党派问题》，《血路周刊》1938年第2期。
(31) 蒋介石：《青年团的组织精神和根本任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363-364页。
(32)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2页。
(33)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7-198页。
(34)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精神》，1938年6月20日《武汉日报》。
(35) 蒋介石：《今后发展团务的途径》（下），《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180页。
(36) 蒋介石：《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693页。
(37) 如周佛海写道：“余对该团期望不大，以目前情形而论，绝对不能副蒋先生之希望也”。《周佛海日记》上册，第138页。
(38) 何香凝：《抗战一周年感言》，1938年8月21日《新华日报》。
(39)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694页。
(40) 《青年的革命集团》，1938年12月24日重庆《中央日报》。
(41) 罗敦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检讨》，《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2集，第15页。
(42) 《全国青年应一致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6月18日武汉《扫荡报》。
(43) 任觉五：《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应有之认识》，《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1集，三青团中央团部1939年编印，第78页。
(44) 《青年如何动员保卫武汉》，1938年8月24日《武汉日报》。
(45)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杜之载主编：《革命文献》第62、63合辑，台北党史会1973年版，第62页。
(46)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精神》，1938年6月20日《武汉日报》。
(47) 《从组训武汉民众说到解散三团体》，1938年8月22日《武汉日报》。
(48) 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204页。
(49) 李扬敬：《青年团团员应有的认识和态度》，《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1集，第38-39页。
(50) 蒋介石：《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693页。
(51)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精神》，1938年6月20日《武汉日报》。
(52) 武功：《三民主义青年团与新青年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2辑，第39页。
(53) 李鸿章：《设立青年团与巩固党基》，1938年4月12日《武汉日报》。
(54) 蒋介石：《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698页。
(55) 《青年的大路》，1938年6月19日长沙《中央日报》。
(56) 陈诚：《青年问题之研究提要》，军委会政治部编印：《陈部长最近言论选集》，1941年版，第505-514页。
(57) 《青年的大路》，1938年6月19日长沙《中央日报》。
(58)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上），第695页。
(59) 冯文彬：《中国青年运动现状及任务简要大纲》，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2页。
(60) 蒋介石：《青年团团员办事的精神和方法》，《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上编，第39页。
(61) 陈诚：《培养革命的新生命》，《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1集，第11页。
(62) 冯文彬：《中国青年运动现状及任务简要大纲》，《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第722页；《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86页。
(63)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第731页。
(64) 洛甫：《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就》，《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下），第804页。
(65) 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456页。
(66)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4页。
(67)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8页。
(68) 凯丰：《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
(69) 冯文彬：《中国青年运动现状及任务简要大纲》，《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第721页。
(70)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西北青年运动统一告社会人士书》，《抗战》杂志第48号，1938年6月26日。
(71)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第733页。
(72)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1938年11月23日《新华日报》。
(73) 罗敦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总检讨》，《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第2集，第12页。
(74) 胡愈之：《中国青年运动的统一与中国青年的解放》，1938年9月4日《新华日报》。
(75) 《勖青年们前进！》，1938年12月9日《新华日报》。
(76)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第731-734、736-739页。
(77) 《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关于中国目前青运的情况》，《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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