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脱美入亚”新战略的产生及对我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新战略论文,我国论文,脱美入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了以自己为“领头雁”，亚洲“四小”、东盟为其左右翼的“雁行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日元升值为契机，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地加强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加紧推行脱离美国、回归亚洲的“脱美入亚”新战略，以便在全球站稳脚跟，在同美欧的经济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
一、日本推行“脱美入亚”新战略的原因
日本推行“脱美入亚”新战略，这是由亚太地区自身的特点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以及日、美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决定的。
其一，亚太地区政局稳定和经济强劲增长的独特优势，促使日本尽快推行“脱美入亚”新战略。
政局稳定和经济强劲增长作为亚太地区独特的优势正强烈吸引着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虽然冷战结束，但地区性冲突和前苏东地区的内战却接连不断，致使不少国家和地区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而亚太地区却相对平静。稳定的政局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安定，更重要的是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90年代缓慢增长的世界经济相比，亚太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最佳业绩，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所难于企及。据联合国统计，1990～1992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8%～0.4%和0.8%，处于缓慢的爬行期。 而亚洲地区却一花独放，经济增长速度为全球之冠，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8 %，高于上年的7.5%。 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今后三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将为2%，而亚太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年均增长7%，其中高增长率国家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各国平均增长率将为7.3%左右，中国、 韩国、泰国年均增长都将达到8%以上。政局稳定、 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亚太地区两大独特、世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正吸引着众多发达国家的注意，日本尤其不能例外。
其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迫使日本尽快推行“脱美入亚”新战略。
1994年全球经济区域集团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共召开了四个旨在促进或加深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欧洲联盟首脑会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无疑，这些会议的召开和所发表的会议宣言，预示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的加快。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三极中的一极，眼见其他两极美国和德国都有了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集团，为维持和提高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壮大本国经济实力，进而谋求成为政治大国，急需组建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集团，以适应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在同美欧争夺亚洲经济主导权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回归亚洲、“脱美入亚”则是当务之急。
其三，美国和欧洲联盟咄咄逼人的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渗透，促使日本尽快推行“脱美入亚”新战略。
1994年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年进出口总额已达到3600亿美元，比美国与西欧间的双向贸易还高出40%。同年，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投资总额达到780亿美元，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对西欧的投资速度。 欧洲联盟也看好了亚洲这片经济沃土，积极扩大对亚洲的贸易关系，对亚洲的贸易总额也超过了对美国的贸易额。许多欧洲的大公司正在积极介入亚洲的大型投资开发项目，如中国的地铁与核电站投资、韩国的高速列车投资、泰国的发电站投资、越南的港口与机场投资等等。一些发达国家正在调整自己的亚洲战略，以便从亚洲的高速增长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针对日本提出的“雁行模式”，美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扇形战略”——以北美为基地，以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与东盟、美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系为骨架向西辐射。特别是1991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上，美国又提出了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共同体”倡议，并发表了“茂物宣言”，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加快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渗透的步伐。正如美国副国务卿络德所说：“现在对于美国而言，世界上没有什么地区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更为重要的了。”
面对美国和欧洲联盟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将亚洲这块沃土弃之于美国，正如日本副总理大臣兼外相河野洋平说的：“日本绝对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短时期内又找不到取胜或回避美国进攻的有效方法。况且日本经济上仍有1/3海外市场在美国， 军事上、政治上还离不开“山姆大叔”的支持。而只有尽快回归亚洲，才能在亚太经济主导权的争夺上处于上风。
其四，为摆脱本国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发展，谋求与欧美的长期均衡，迫使日本尽快推行“脱美入亚”新战略。
经历了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虽然1994年走出了低谷，显露了复苏迹象，但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1993年经济增长仍维持在1992年1.5%的低水平上， 加上泡沫经济所带来的后遗症也是不可低估的。为尽快摆脱目前的不景气状况，加快本国的经济复苏，谋求与欧美的长期均衡，必将进一步加强同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地区的经济联系。而回归亚洲则是当前这种经济联系的最好选择。
二、日本“脱美入亚”新战略的内容
第一，以日元升值为契机，采取以直接投资为主，贸易、投资与经济援助三位一体做法为辅，密切同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为“脱美入亚”新战略的尽快推行奠定经济基础。
从贸易上看，1986～1992年，日本对东亚的出口额从474.1 亿美元增加到1121.6亿美元，增长164倍，平均每年增长15.4%。1992 年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8.8%，而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出口总额的28.8%。同年，日本从亚洲地区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而从美国的进口只占进口总额的22.4%。1995年亚洲发展对外贸易的各种条件将会更加充实，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将继续高速增长。亚洲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投资上看，1987～1990年日本对亚洲“四小”和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达268亿美元，是美国的3.6倍，跃居世界经济强国对亚洲投资的第一位。1992～1993年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额从23.3 亿美元增加到64.3亿美元，增长1.7倍，年均增长18.1%，到1992年， 对亚洲累计投资额已达600亿美元之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50 %以上都集中在亚洲地区。
从对外经援上看，1991年日本开发援助金额为110亿美元， 而美国只有94亿美元。日本开发援助金额60%以上用在亚洲地区， 是美国的5倍多。
可见，日本正是由于采取了以上做法，才密切了同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建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二，积极筹建以自己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再度鼓吹“雁行模式”，为“脱美入亚”新战略的尽快推行奠定牢固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三极中的两极，美国和德国都组建了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集团——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和欧洲共同体。而日本却势单力孤，经济集团尚在计划之中。长此以往，美日欧三极的均衡态势必将被打破，日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下降。正因如此，日本也开始积极筹建以自己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1991年日本通产省在一份报告中又再次鼓吹以投资和技术出口为先导，带动商品出口，建立与东亚国家合作的“雁行模式”，其潜台词就是将美国的经济势力从亚洲赶出去，使自己名副其实地回归亚洲。目前这一战略已初见成效，由日本投资和技术出口所推动的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出口额已占世界制造业市场的10%，与美国的水平大体接近。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东亚经济圈”，还是“雁行模式”，其结果都是为“脱美入亚”新战略的尽快推行服务的。
第三，积极开展同亚洲各国的外交，树立新的政治形象，为“脱美入亚”战略的尽快推行奠定政治基础。
为尽快回归亚洲，日本在大力发展同亚洲各国的经济往来的同时，还不适时机地开展同亚洲的外交，参与重大的国际活动，频繁走访亚洲各国，力图改变自己的外交形象，淡忘过去历史的惨痛一页，改善同亚洲各国的政治外交关系。1992年4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向海外派兵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派遣自卫队积极插手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同年10月，日本天皇首次访华，呼吁大力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广岛亚运会日本广泛利用这一机会，宣传日本首先是亚洲的日本；1993年1月日本首相访问东盟， 发表《亚洲·太平洋新时代及日本与东盟合作》演说；同年8月，新任首相细川护熙一改历任首相的暧昧态度， 坦率地承认“上次大战是侵略战争，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1995年5月2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首次访华前夕表示，日本要真诚地正视历史，在反省的基础上面向21世纪。同时，日本政府也积极要求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处理，迫切要求按照经济实力增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名额。日本正是力图通过其一系列活动，来改变其政治外交政策，树立新的政治形象，为“脱美入亚”战略的尽快推行奠定政治基础。
三、日本“脱美入亚”战略对我国的影响
基于亚太地区对日美目前和将来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日本“脱美入亚”战略的推行，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其一，日本“脱美入亚”战略的推行，必然带来日美对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明争暗夺，日美摩擦在亚太地区这一新的战场上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他们都看重我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都指望得到我国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如果我方处理得当，善于利用日美争夺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矛盾，中美关系将有某种转折，中日关系将日趋好转，日本和美国对华投资将增加，我国同美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将会增多，我国在美日之间的回旋余地将增大，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将处于更加有利的谈判地位。
其二，日本“脱美入亚”战略的推行，必然带来亚洲各国对美日卷入亚太事务和明争暗夺的不同态度，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加强我国与一些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同亚洲各国的政治、外交、文化的往来，使亚洲各国更加看重我国在亚太事务乃至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三，日本“脱美入亚”战略的推行，必然引起外部环境和力量的对比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且有利于增强中国对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处理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台湾、香港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更好地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交流，以进一步促进祖国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