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的当代困境与文化公民身份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公民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6-0088-06 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主义等趋势的深入发展，使得民族国家面临着威权的弱化、文化的混合多元化和民族文化“元叙事”的瓦解等问题，导致了人们的国家认同出现动摇和削弱，国家认同的建构面临着内外矛盾关系交织激化的困境。随着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影响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文化也逐渐成为决定现代社会组织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政治表述也开始呈现愈加明显的符号象征性。文化和政治的日渐交织，使得民族国家不得不关注文化领域的非正式结构因素对政治和权力的影响，进而开始关注差异性的社会文化背景要素对普遍性的公民身份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文化公民身份的理念。文化公民身份指的是基于一定的文化权利和责任而展开的一种主体性、反思性和实践性的共同体成员关系，它主张通过公共空间中的公民文化参与，开展多元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以形成社会成员共建、共有和共享的公共民主文化以及基于这种文化的认同。文化公民身份旨在解决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文化差异导致的社会区隔和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认同分化问题。它对于当代民族国家认同重建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方案，更在于寻找一种维系国家认同持续性发展的社会文化纽带。文化公民身份将以何种方式调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中的种种矛盾关系？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应对民族国家在文化多元时代遭遇的认同困境？这些都是本文要回应的问题。 一、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与国家认同的困境 (一)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威权的弱化 “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①随着资本、产品和通讯的全球化扩展，经济活动的空间逐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跨国企业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并开始挑战民族国家主权在经济治理、市场调控、政治决策方面的权威地位。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后果开始显现，民族国家不得不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影响经济活动的各方面制度做出调整。而随着民族国家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市场，其经济管理和调控能力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掣肘而显得力不从心，跨国企业和WTO等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崛起对民族国家主权的一元化权威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化还使得民族国家国内问题呈现国际扩展趋势，如疫病传播、毒品贸易、恐怖主义等问题，而人口流动的国际化、全球资源的短缺、地球生态的恶化等问题更难以通过一国政府独自解决，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形式的发展成为人类共同体生存的客观需要。这些问题为民族国家主权带来了更多的不可控因素，民族国家间的主权界限也变得不再分明。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威权的挑战不仅表现在领土、人口、经济等物质要素方面，而且体现在制度、价值、认同等文化层面。作为现代语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表达现代性价值目的的关键词”，全球化“不仅拥有日益普遍化的事实描述性和经济解释力，而且也被赋予了一种超经济的价值评价性和跨文化的话语权力。”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的深化，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价值逐步在国际上得到普遍接受，这使得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更容易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道义评判和实际干预。“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这种规范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它使制止严重侵犯人权和人类安全的国际干预具有合法性。”③而人权问题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发展国家推进其霸权策略的托辞，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某些西方大国以推广全球市场和普世价值为名、行侵犯他国主权的霸权主义之实的典型。全球层面的制度比较和文化冲突对民族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成为当代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此外，全球化还对民族国家成员的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产生了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全球流动，不仅包括跨国公司人员的全球调动，还有愈加频繁的国际移民活动，这使得人们的认同对象逐步泛化，超出了特定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人口的国际流动使得民族国家的国民成分愈加多元化，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国家形式成为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每个民族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主权忠诚、领土维护、同胞情感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要素，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变动、关系重构、制度变迁等问题还有可能引起民族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制度比较更检验着民族国家文化整合和政治治理的能力。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破除国家认同的困境，在新的社会现实基础上建立维系国家认同的有力纽带，是当代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 (二)信息化与文化的混合多元化 信息化指的是计算机技术、数据通信和信息内容处理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表现在信息取代劳动力成为关键资源、媒体成为现代社会的决定性机构、社会结构呈现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符号语言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等方面。信息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是一场与工业化同样深远的社会变革过程，如果说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带来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流动性与一体化，那么基于信息网络和传播技术进行商业活动的信息资本主义则导致了民族国家边界的消解以及社会结构的去中心化和网络化，这也意味着一体化社会认同的瓦解和认同对象的多重化。 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不仅经济形态从基于物质生产的工业经济转型为基于知识、消费和体验的信息经济，文化形态也从以民族或国家共同体为基本单元、以流水线批量式生产的“文化工业”为特征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向基于多重身份结构和多种个性取向的异质性多元文化转型。信息技术的社会化普及推动了大众媒体的发展，大众化的信息媒介使得社会生活逐步表现出符号化的发展特征——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逐步建构起一套特定的语言和符号系统并以之对社会现实进行重新阐述，从而形成一种被称为“真实的虚拟”的文化类型。这使得文化逐步脱出既定社会的时空限制和现实语境。在全球化的信息系统及其虚拟的符号世界中，文化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空间，超越了工业时代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框架限制，世界文化的格局由不同类型文化的“多元并存”转向文化间交互融合的“多元混合”局面。 文化的混合多元化包含了混合和分化两种多元化形式，混合指的是社会文化脱出民族或国家等传统文化圈的局限，在全球信息系统中进行交换、交互与交融；分化指的是文化按照新的标准进行重新组合和分配，在新的文化结构体系中分区划地。一方面，文化的多元混合带来了对民族国家文化的巨大冲击，并影响到了基于同质性民族文化而建立的国家认同。作为国家认同基础的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共同的地域、历史、语言、习俗等方面，而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弱化了这些传统要素的影响，国际化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地域局限，全球市场的时尚消费和流行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世界性媒体的信息传播和共享经验取代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普遍性语言与地方性语言并行的多语化国际交往方式冲淡了传统的特定民族语言带来的文化归属感……在文化混合交融发展的信息社会，单一性文化越来越无法为国家认同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如何在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包容差异、寻求共性，成为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新课题。另一方面，文化的多元分化趋势使得社会认同变得更加差异化和碎片化，社会公共文化的形塑和共同体认同的建构变得更具难度。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游离”，民族国家的文化背景对人们文化生活的影响从一种主流的、决定性的地位逐步下降到多种并列要素中的一种，共同的爱好、信仰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社会认同的基础。信息时代文化的传播中心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大众文化，而是一种根据特定目标观众的符号语言进行个性定制的特殊性的“小众”文化，产品区分和受众分割成为文化产品竞争力的优势。正如Castells所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地球村里，而是生活在全球化生产、区域性分布的个性化小别墅里。”④尽管计算机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上升使得网络空间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但网络空间中的文化冲突和群体区隔无非是对现实社会认同分化的重新演绎；而移动信息终端设备的普及虽然建立了更为便捷的人际信息联系，但是这种个体间联系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公共联系。信息化带来的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悖论，成为当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又一难题。 (三)后现代主义与共同文化“元叙事”的消解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起源于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思潮，它以解构、平面化、去中心化、感性、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对以科学和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表现出对文化“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贝尔认为它是“后工业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詹姆逊则认为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一种“文化主导”的形式。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体现了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反映了文化民主化的趋势和大众文化的需求，它在宏观上表现为对传统的共同文化宏大叙事的解构和对代表精英阶层价值取向的高雅文化的反叛，在微观上表现为无深度感、弱历史感的图像表达、情感体验和娱乐追求。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共同文化”的解构上。共同文化作为一种前现代和现代社会文化的共同特征，表现了一种对社会一致性和文化同一性的强调。“这一切建立在对生活的共同意义的追求之上，表现在话语体系中就是对‘元叙述’的追求”，⑤例如民族、宗教等合法化话语。而后现代主义则通过对传统叙事话语的解构和对多元差异的强调推翻了“共同文化”的普遍性假定，使得传统社会权威主导下的“共同叙事”和主宰性的精英话语变成社会文化同一平面上多种“特殊性”话语中的一种。其次，后现代主义还表现为对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界限的模糊和消解，追求理想、高尚、真善美、人本主义的象征精英阶层价值取向的高雅文化被人们所抛弃，而追求现实、利益、欲望、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成为主流。大众文化以商业化、娱乐化为主导逻辑，以大众参与、仿真、拼贴、视像化为其主要特征，以感官体验、情感表达、娱乐消遣为其主要目的。文化和知识经过大众文化的解构和“祛魅”过程，沦为商业价值标准下的一种符号化的资本和工具，很难再作为为人们社会生活提供意义解释和心灵慰藉的“精神家园”。最后，后现代主义还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追求，即以消费作为意义的来源与存在的动力，在消费中寻找精神归依和身份认同。这体现了一种从文化生产方式到文化价值观念上对传统文化的悖反，反映了当代大众社会生活的文化新需求。从正面来看，它带来了平等、日常生活审美、精神层次的满足、独立人格、视觉化把握世界的新方式等积极影响。从负面看，它导致了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消解、低俗文化的社会传播，以及沉迷于“虚拟的幸福感”享受而公共责任感退化的“犬儒”化社会成员。人们在反叛意义、消解意义、又缺乏意义的后现代社会，通过杜撰虚拟消费符号来锚定漂浮无依的身份认同，在追求意义的消费狂欢中走向意义本身的堕落，或画饼充饥，或饮鸩止渴，不得不说是后现代人的孤独与悲哀。 总之，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狂欢文化“元叙事”进行了意义“卸载”，取消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对社会共同文化进行了解构，传统社会的文化秩序和价值观念被颠覆，使人们的认同归属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随着作为国家认同文化基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传统叙事的消解，次国家层面的族群认同、地方认同、社区认同等形式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认同、世界认同等形式不断弱化国家认同的主体地位，使得社会认同呈现出愈加明显的多重化趋势。文化“元叙事”的消解导致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混乱和社会认同格局的动荡，个体身份、群体归属的确证都处于游离无依的状态中。在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社会中，文化本身的内在意义被抛弃而变成一种物化的消费对象，认同也随之蜕变成一种浅层的符号标志和身份标签。商业化引导下的娱乐追求和消费狂欢并没有为人们提供存在的意义，却只带来了精神上的虚无感和漂泊感。作为民族国家认同基础的社会文化经历着“破”与“立”的转型和重建过程，如何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重塑新的社会共同文化是国家认同重建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二、文化公民身份对国家认同矛盾关系的调和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当代民族国家认同面临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交织激化的困境：对内表现在特殊性的民族身份、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普遍性的公民身份、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的矛盾关系；对外表现在对某一特定民族国家或地方的认同与对普遍性的全球或区域认同的矛盾，以及对某一特定民族文化价值理念的追求与对普世价值理念的追求的矛盾。总而言之，国家认同在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都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关系正是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化公民身份由于兼顾了普遍性的公民身份与特殊性的文化身份的优势，从而为调和国家认同中的矛盾关系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思路。文化公民身份主要从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和认同内容三个方面着手，通过对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统一、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融合以及对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整合来调和国家认同中的矛盾关系。 (一)文化公民身份对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统一 文化公民身份在认同主体上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既体现了民族身份的特殊文化背景，又体现了公民身份的普遍性社会制度规定。作为对传统公民身份的修正，文化公民身份强调了公民身份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个基本维度之外的文化权利维度，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对公民身份其他权利实现程度的影响，同时还关注文化少数群体保持自身文化差异的特殊权利。从民族成员这一群体性身份的角度来看，文化公民身份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保持传统民族习俗、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教育机构等文化资源，以及在民族国家主流文化领域中自由表达自己民族的特性而不被阻碍或歧视；同时，每一位民族成员也可以自由地选择继续保持或放弃其民族文化传统而不受到来自其他社会群体或本民族群体内部的干涉。另外，从公民身份这一个体性身份的角度看，文化公民身份意味着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的设定和实现必须考虑到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私人领域中的文化差异引起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可以通过公民提案引入到公共领域中进行讨论和解决；同时，公民拥有进行文化参与和表达的公共空间，对民族国家公共文化的建设具有充分的知情权、自由的表达权和合法的参与权，对于公共沟通中出现的多样化的声音和不同意见，国家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充分的包容和慎重的考量。 (二)文化公民身份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融合 文化公民身份在认同对象上也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融合，文化公民身份认同的内涵既包括特殊性的民族认同，也包括普遍性的国家认同，甚至还体现了超国家层面普遍性的世界主义追求。文化公民身份秉持一种多重认同、和谐共生的理念，将个体认同的各个层面统合协调到多元公民身份⑥的体系中，从而实现个体多重认同的融合与共生。与传统公民身份只关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维关系不同，文化公民身份认识到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个人认同结构的多重性，也把握到了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既多极分化又一体整合的双向运动特征，它将公民身份的外延从民族国家一元结构扩展到包括亚国家、超国家、国家三个维度的多元结构，这样一来，民族、地方等亚国家认同和区域、全球等超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一起，成为个体社会认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认同作为个体社会认同的基础性纽带，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不再是“二选一”式的排斥性关系，跨国家的全球组织认同和世界认同也不再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威胁。当然，这种结构性的融合并不意味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在个体心理中的实质融合，事实上，物质利益、社会关系、精神感召等现实要素才是决定个体认同取向的关键。文化公民身份所提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结构层面的关系和解，有助于促进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民族繁荣和国家发展，从而为个体带来更多的现实利益，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个体心理层面的良性共生。 (三)文化公民身份对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整合 文化公民身份还在认同内容上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整合：作为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结合的一个综合性范畴，文化公民身份的文化维度容纳了基于文化社群特殊性的文化认同要素，而在政治维度包含了基于宪政体制普遍性的政治认同要素，并致力于通过存异求同的文化间沟通对话来实现从多元到一元的矛盾转化，形成一种基于“分化的普遍主义”⑦(differentiateduniversalism)理念的、多元包容性的共同文化。它的优点在于：与传统的分殊性的民族文化身份相比，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防止因过于强调民族差异导致的差异固化和社会分离倾向；与传统的公民身份相比，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不仅有利于保持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创造力，而且保持了民族国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和可识别性。可以说，这种基于文化公民身份的共同文化是国家认同构成中赞同性的政治认同与归属性的文化认同整合归并的结果。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不再是理论上泾渭分明的逻辑选项，而是在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建和认同重塑中殊途同归并融为一体。 三、文化公民身份对国家认同当代困境的破解 文化公民身份通过对国家认同中的三种主要矛盾关系进行调解和整合，为国家认同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但要真正破除国家认同的当代困境，仍然需要针对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当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困境主要源于全球化、信息化和后现代主义造成的民族国家威权的弱化、文化的混合多元化以及民族文化元叙事的瓦解等问题。而文化公民身份抓住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全球性、多元性和民主性特征，以及文化与政治逐步交织的发展趋势，从文化差异问题的处理入手来审视民族国家认同的转型与重建，提出了破除国家认同当代困境的三味良方：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巩固、多元文化关系的统协以及共同体文化的重塑。 (一)文化公民身份对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巩固 全球化的推进和民族国家之外的全球活动主体的增加，使得人们的认同逐步多元化，个体和群体都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地理范围、人口单位和制度结构的挑战进一步动摇了民族国家的认同稳定性。民族国家的认同或者在纵向上分散到国际、族群、种族、地方，或者在横向上被各种社会运动、文化社群、非政府组织分割。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反映了现代国家的主权地位在社会意识和价值理念层面遭遇的挑战，集中体现于：民族、领土和国民三个方面，表现在民族内部的族群和种族冲突、领土争端和独立建国、公民权的不完整和国家治理的失效等方面。⑧文化公民身份对于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巩固主要体现在对公民权的维护上。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衰微，从文化上看主要缘于多元文化的冲突带来的亚文化的互竞和分化，使得公民的归属性认同削弱和分散；从制度上看主要缘于全球性的制度比较带来的民主制度模式的争议，使得公民的赞同性认同动摇和降低。⑨因此，文化公民身份对于公民权的维护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体现民族国家民主制度成效的公民权实质程度的维护，对影响公民身份权利实现的各种现实因素，尤其是对社会文化背景要素予以关注；另一方面是对于体现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包容性的文化差异权利的维护，保障那些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加而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文化少数群体和移民群体的特殊文化权利。 (二)文化公民身份对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关系的统协 信息化带来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混合多元化一方面促进了文化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们文化信念的游移和认同基础的动摇，尤其是对于那些基于多元文化团结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而人口的全球流动和文化的全球播散也使得纯粹的单一民族和同质文化的国家越来越少，多元文化关系的协调处理已经成为当代民族国家的必修课之一。信息化社会促进了人们对于异质性文化的沟通、思考和比较，民族国家文化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动态性，而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模式却仍旧沿袭了传统社会那种保守的、一元的、静态的模式，在个体参与的主体性和差异共存的包容性方面都有所欠缺。文化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种强调公民参与的主体性意义的、倡导多元文化沟通对话的民主化模式，为异质性多元文化基础上国家认同的重建开辟了新的可能。它可以不是一种一呼百应的核心价值理念或普世主义精神，但它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共同言说的话语体系和对话沟通的公共空间。从构筑社会共识的角度讲，文化公民身份提出了一种促进公共商谈的制度框架，它好比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谈判桌”，有助于民族国家更好地统合与协调多元文化关系。 (三)文化公民身份对民族国家共同体文化的重塑 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民主化和政治合法性的推进，而且应当关注微观层面和文化层面对公民文化创造能力的实践培养和对民族国家共同体文化的重塑上。文化公民身份的最初含义就是指公民“有效地、有创造性并且成功地参与到一个民族文化中的能力”，⑩它关注激发公民文化创造性潜能的社会条件：改进文化政策、构建文化公共空间、建立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等等，它还致力于通过广义的教育促进以交流和反思为特征的、开放民主的公共文化的生成，(11)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文化的重建奠定社会制度和公民素质基础。通过文化公民身份的反思性日常生活话语沟通实践，可以将“公民身份的个人维度和政治维度汇合于文化话语实践之中，使个人的学习和反思演变为集体的学习和反思”，(12)从而促进共同体文化重塑的社会性累积。同时，国家的公民文化政策不应仅限于文化消费、文化传承等经济和文化生活层面，而应当扩展到言论自由、价值多元等社会公共政治生活层面。(13)总之，文化公民身份不仅是社会对其成员进行文化塑造的过程，也是公民积极参与塑造共同体文化和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这种结合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维度的社会机制不仅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民主化进程，而且推动了共同体文化的重塑和新生，由此带来的基于共建、共有、共享的共同体归属感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才是当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可持续性模式。 ①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②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③Gordon Smith & Mois Naim,Altered States:Globalization,Sovereignty and Governance,IDRC,1999,p.27. ④[英]史蒂文森：《文化公民身份：全球一体的问题》，王晓燕、王丽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⑤单世联：《作为文化变迁标识的“后现代”：一项反思性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⑥郭忠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⑦[英]里斯特：《公民身份：女性主义的视角》，夏宏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41—142页。 ⑧俞可平：《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⑨郭忠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认同的三种走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26日。 ⑩B.S.Turner,Outline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ultural Citizenship,in Nick Stevenson(ed.),Culture & Citizenship,Sage Publications,2001,p.12. (11)易林、王蕾：《西方公民身份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面向未来的文化公民身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2)G.Delanty,Two conception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on culture and citizenship,Ethnopolitics:Formerly Global Review of Ethnopolitics,2002,Vol.1,No.3. (13)Li-jung Wang,Cultural Rights and Citizenship in Cultural Policy:Taiwan and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2014,Vol.20,No.1.标签：多元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