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化锋[1]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财务报告舞弊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接连发生了银广夏、科龙电器等财务报告舞弊事件,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专家学者们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财务报告舞弊现象,分析二者的内在联系,找出治理财务报告舞弊的对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内外关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财务报告舞弊以及关于二者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整理描述。第二部分分别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激励机制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是: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内部人控制的董事会、监督弱化的监事会以及有效激励机制缺乏。第叁部分对财务报告舞弊表现形式、成因、危害进行了探讨。首先分析了各科财务报告舞弊手段;接下来主要从内部治理角度对财务报告舞弊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对财务报告舞弊的危害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财务报告舞弊的关系,首先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关系;接着指出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会导致或助长财务报告舞弊。第五部分从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角度出发,对如何治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优化股权结构、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责、改进监事会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等四条建议。
廖小菲[2]2006年在《基于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众所周知，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问题，是我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经过20几年的努力，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国企效率低下问题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研究主题。论文首先在第二章对相关激励理论作了一个系统回顾。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作了一个概述，分析了各种机制的作用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认可它们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和替代的关系，同时又指出报酬机制是整个激励约束体系中最基础和最主要的一种，尤其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来说是如此。并针对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构造了一个综合分析模式图。关于国企经营者的激励约束问题，本论文在第叁章和第四章首先对国有企业外部市场体系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状进行了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较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目前在这两大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探寻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无论是外部市场体系，还是内部治理结构，功能都是不完善的，激励约束作用均未得到有效发挥。因而要控制“内部人控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加强这两方面的建设都是必要的。而内、外部机制失灵的起源和基础，就在于国有企业不合理的股权结构。所以在改善公司治理这一系统工程中，优化股权结构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而实施股权激励是优化股权结构的一条必要且有效的途径。上述两种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最终都会反映到经营者的物质报酬上来，论文在第五章对经营者的报酬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报酬结构和最优激励方案的论述，得出：固定薪酬只有保健作用，变动薪酬才有激励作用，合理的薪酬结构应该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而何种形式的变动薪酬才最有效呢?西方经济学家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即通过股权激励建立起代理人的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实际上这也是解决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有效激励和约束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为这一观点寻找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证据，论证了股权激励制度的强大激励效应。业绩评价是激励机制的基础而重要的环节，评价指标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激励机制的有效程度。我们阐述了目前使用的叁类评价指标的优缺点，并分析了EVA这种创新指标的优越性，讨论了它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以及目前在我国的适用性。为了了解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货币报酬和持股比例的现状及其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我们在第六章对2004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做了实证分析。并根据实证结论得出了今后国企经营者薪酬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提高经营者货币报酬水平，推广年薪制，加大经营者持股比例以构建多元化的报酬体系、实现长短期激励的有效结合。尽管构建多元化的报酬体系是今后薪酬制度改革的方向，但目前我们薪酬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加大经营者持股数量，积极推行股权激励。论文第七章对我国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现状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总体来说，股权激励确实起到了激励公司经营者努力提高公司经营绩效的作用，不过这种激励作用因某些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分析了这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之后，针对目前外部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对股权激励的方案设计提出了一些建议。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在第八章阐述了我国国有企业应当建立基于股权激励的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在此方向下，我们给出了设计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并针对国有企业的多种不同类型，列出了几套不同的国企经营者报酬方案以供参考。论文在结语中指出，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经营者的，我们强调报酬机制的基础和主要地位，但不能忽略它与其他机制的有效匹配和协调。此外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能离开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大背景，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陈阳[3]2007年在《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许多大公司相继爆发会计丑闻。在美国，继2001年末安然宣布破产后，2002年又接连爆出世界通信和施乐公司的财务舞弊事件，严重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在我国，从1990年初的深圳原野到1990年末的琼民源、红光实业再到银广厦事件，会计造假、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等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越演越烈，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一直是证券市场的“病疾”，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认为，造成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公司治理结构是所有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首先是引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观点和不足等。第一部分，阐述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相关概念，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的可靠性、相关性和可比性叁个特征，并阐述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变趋势。第二部分，分别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两个方面详述了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主要涉及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政府法律、法规等方面，并采用了一个相关案例进行分析。第叁部分，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现状，并分析了虚假会计信息对利益相关者的危害，主要涉及对股东自身、债权人、经理人市场以及政府的危害。第四部分，基于前面的分析，从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两个方面，就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最后是结语。本文的力图创新之处在于依据最新会计准则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从公司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两方面出发来解决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期望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本文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的分析，仅限于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入手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没有对会计信息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实现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本文选择的案例涉及的范围偏窄，因此会使文章缺少说服力，这些将在今后的继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方建宏[4]2002年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和完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1990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巨大的进步，到目前为止共有1200多家上市公司，总流通市值接近1万亿人民币。但是，我国的证券市场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仍然未能完全建立。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在国际范围内被重视的原因开始分析，重点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分解，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文章首先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例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对当前世界上流行的叁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英美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进行了分析介绍。 随后文章指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几大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股东的不当行为和内部人控制，其次还有董事会、监事会功能的不完善，激励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未能建立起良好的监督机制。 在剖析这些问题后，文章分析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原则，并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例如针对股权结构不合理，提出通过向一般法人出售国有股权、鼓励战略投资者进入等方式来逐步调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同时还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现有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等方法，建议应加强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并且在条件成熟时取消监事会，建立起一元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强调加强债权人和劳动者对公司治理的监督作用等方法，以期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完善法规，加强管理。只有这样，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才能相互促进，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中国的证券市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曹小磊[5]2006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的研究,从资本结构角度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指向。自1958年“MM定理”提出后,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实现了资本结构从“财务杠杆效应”向“治理效应”的转变。目前国内外对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共识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结构是资本结构的体现,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结构的优劣。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企改革的继续深入和上市公司的有效运作都面临着太多的公司治理问题,影响了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因此从资本结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低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综合运用了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本结构契约理论等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沿着“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对策研究”的研究路线,对资本结构治理效应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1)在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的框架下,对“资本结构”、“影响治理效率的因素”、“治理效应”和“治理效率”四个关键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2)在对关键概念明确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的“两层”理论分析框架;(3)根据提出的资本结构治理效应“两层”分析框架,从资本结构角度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和制度设计指向。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关注的不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具体制度安排和实证研究,而是隐藏在这些具体制度安排背后的逻辑关系,或者说本文关注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
叶进刚[6]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之间关系的扭曲一直被认为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竞争力不强、企业价值过低和经营绩效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分析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的研究现状和相关基础理论,在对比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上市公司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在现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就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两者在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下的内在联系。本文主要以沪深两市截至2006年12月31日部分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依次以资本结构衡量指标和融资行为代理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第二,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股权结构特殊,管理者选择机制尚不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等情形;第叁,我国资本市场中债务约束“软化”,资本市场上债券市场滞后发展与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滞后。最后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几点建议:合理安排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解决国有股权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快银行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控制,规范资本市场、建设良好法制环境等。
朱颖雪[7]2017年在《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公司制度不断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的经营发展以及市场的规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中各个权利主体之间的监督与激励制度不够健全,导致企业管理当局越来越多地利用公司治理结构来进行盈余管理。从一方面来说,公司治理结构经过合理运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会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一定的机会。所以本文认为通过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的因素,可以完善相关因素的制度建设来有效地防止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叙述,研究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历程,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四个方面阐述了其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影响并且对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结构和盈余管理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以修正的琼斯模型为基础,加入了无形资产和长期资产等变量计算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构建了关于盈余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计量模型,并运用Excel统计软件对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然后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监事会规模与房地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实现两权分离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的关系。最后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管激励、上市公司的制度管理和监管披露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俞培燕[8]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提升公司价值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关键，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先进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制衡机制，受到国内外学者及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改善中国的企业绩效关键在于对传统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革，并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司治理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分析了当前世界上流行的两种治理模式，即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比较了两种模式的优点、发展趋势等问题，为我国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本文大胆剖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运行中存在的诸如公司治理结构非市场化产物、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股权分置现象造成的股权结构一股独大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多项经济体制尚处于转轨之中，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并且传统体制问题继续存在。本文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对传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而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需紧密结合当前公司治理的问题，通过加大外部治理力度，强化公司内部治理，实现股权合理化、完善和发展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以期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以此规范企业运作，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
陈旭[9]2016年在《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代一系列银行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随之不断深入,但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将带来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有利于提升经营绩效”,文章对该观点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理论层面上,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将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股东、债权人、独立董事、高管和员工以及政府。接着分析了商业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将银行“股东至上”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股东至上”治理模式的不足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商业银行治理的理论契合,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提升银行绩效的参与路径和作用机理。在对此路径进行阐述时,考虑到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新趋势,在以下方面做了新的探索:一是将机构投资者参与银行治理单独进行研究。之前的研究大都将机构投资者默认为股东治理的一部分,并没有将其区分出来。但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引导银行业进行“财务重组—战略引资—公开上市”的全新改革模式,这种发展策略的推行吸引了大量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业,已逐渐成为我国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关键措施。针对上述新趋势,将机构投资者从股东治理中分离出来,重视机构投资者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结合当下治理形势进行的第一项改进。二是突出独立董事在银行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分析认为在银行中最有可能代表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就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通过参与银行决策,对董事会进行监督来发挥这种作用。在研究独立董事参与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时,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仅仅考虑独立董事规模占比等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加入独立董事在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职业背景、任期以及兼职数等方面的异质性探讨,试图更全面分析独立董事参与银行治理并提升绩效的机制。同时,将独立董事作为债权人的代理人有效解决了债权人治理在实证研究中难以量化的问题。叁是探索构建了有助于银行经营绩效提升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契合性分析;(2)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及界定;(3)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4)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合作博弈分析。得出了“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有利于经营绩效提升”结论。在实证层面上,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能够提升银行绩效”的观点作实证检验。首先通过回归分析提取出对银行绩效产生显着正向影响的指标本文将其定义为有效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可以揭示有效治理指标之间相关关系和内部结构的两个利益相关者综合治理指标,分别是不考虑银行监管的综合治理指标G和考虑银行监管的综合治理指标G*。将二者分别对绩效进行回归后结果显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有助于银行绩效的提升。考虑银行监管的综合治理指标对银行绩效的系数值增大,说明银行监管的加入有利于银行绩效的进一步提升,这与文章合作博弈分析结论相契合。进一步将有效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标的回归系数值与综合治理指标的系数值进行对比后发现后者高于前者。该结果更有利地证明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效果好于每项利益相关者单独治理产生的效果。说明我们在考虑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时,应该从全局出发,激励有效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银行。最后,本文提出如何提高银行绩效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框架及对内优化治理结构,对外完善监管机制的双重对策建议。
王素娟[10]2014年在《基于企业成长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薪酬制度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特点决定了经理行为与股东利益之间存在相悖之处,因此设计有效的高管薪激励机制,将高管行为、个人绩效目标引导到与企业利益一致的方向上,成为现代企业管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薪酬是激励企业管理者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而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励制度,不仅要重视薪酬绝对水平的公平性,更要关注薪酬结构的合理性,薪酬结构比薪酬水平对管理者的激励效应更强。薪酬结构是否合理有效,是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最优的高管薪酬结构应当使高管的人力资本使用价值最大化并最终促进企业成长。近年来,社会对于高管高薪的关注和批评不断加剧,对此,中外学者们进行了诸多研究,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高管的薪酬水平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方面,而对高管薪酬结构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研究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性甚至相互矛盾。薪酬结构所要做的基础工作是确定合理的薪酬形式及其构成比例,平衡薪酬的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激励高管实现最大人力资本使用价值,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促使企业稳定成长。近年来,随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增强,高管的薪酬结构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了,构成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但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了我国高管薪酬制度的扭曲发展,薪酬结构的设计暴露出许多缺陷,缺乏有效的薪酬结构确定机制,在确定高管薪酬构成及其比例时,多数公司是依据高管岗位等级进行分配,即实行“按级排辈”确定基本工资和无偿赠予股份数量,而没有考虑高管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和企业绩效,实际上造成了管理者坐收其利,使激励薪酬福利化,致使薪酬激励的难以替代性与其设计本身的缺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形成了高管薪酬结构确定的无序混乱、低效的状态,薪酬结构本身应有的激励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且对高管薪酬结构是否会影响企业成长,如何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体系等方面缺乏深入研究。因而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高管薪酬结构的内容、特点,深入探讨我国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构建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及体系,增强薪酬结构的有效性与激励性,这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高管薪酬的激励理论,指导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以人力资本理论、薪酬激励理论、公司成长理论等为研究基础,总结国内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特点,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以企业成长为目标,人力资本价值为核心,公司治理制度为基础,市场竞争环境为前提,外部监管机制为约束条件,构建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并深入分析高管薪酬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探索高管薪酬结构的最佳激励效应,设计平衡风险分担与激励强度的薪酬结构体系,强化高管薪酬结构的激励作用,为充分发挥高管的人力资本使用价值、使企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第一,构建了高管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薪酬分配与企业成长关系模型。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高管人力资本价值形态分为基本价值、产出价值和社会价值叁种形态,阐述了叁种价值形态的关系,并揭示了高管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过程及其与薪酬确定及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即高管薪酬分配的确定机制应以高管异质性人力资本价值为核心,使高管的人力资本价值得到合理体现与补偿,从而激励高管通过自身努力提升个人绩效,并促进企业获得持续发展与成长。第二,基于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的现状和特点,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存在着形式较单一,比例不平衡,薪酬差距过大,薪酬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并通过对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美国、日本等不同地区高管薪酬结构的总结对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薪酬结构与激励模式的实践,为今后的薪酬管理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第叁,人力资本价值对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发挥重要影响作用。在公司实践中,高管薪酬结构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而单独存在,在薪酬结构设计的过程中,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特征因素,公司内部治理因素,以及公司治理的外部约束因素。本文主要研究了高管人力资本特征和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高管薪酬结构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因素包括内在性人力资本、产出性人力资本和社会性人力资本价值。公司内部治理因素主要包括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特征和企业特征因素。通过构建结构方程,实证分析高管人力资本特征和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对高管薪酬确定的影响。在高管人力资本价值中,产出价值与高管薪酬相关性较强,内在价值中,高管受教育程度、职业经历等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社会价值的相关性较弱,其中社会关系与高管薪酬负相关。在公司内部治理因素中,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总资本结构等因素是决定高管薪酬结构的最重要的内部治理因素。第四,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二者呈现出非线性关系。评判高管薪酬结构是否合理的最高原则应该是其能否最大限度促进企业成长。因此,本文基于2008-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分析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纯固定薪酬的增加不能有效促进企业成长；风险薪酬水平对企业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股权激励强度能显着促进企业发展与成长；合理的薪酬差距有利于激励经理人；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成长呈现非线性关系,高管薪酬结构存在最佳区间激励效应,即高管风险薪酬比例位于30%-50%之间时,最有利于企业成长。第五,以企业成长为目标,构建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模型,并提出了进一步强化薪酬结构确定系统有效性的措施。高管薪酬结构的确定机制并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结果,而是既要从企业微观层面又要充分结合各种环境的变化特点,在全面、动态、立体情景层次下构建具有合理性、适用性、平衡性、激励性和持续性等特征的现代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即根据高管薪酬结构实现的动态过程,打破高管薪酬分配按级排辈的方式,强化高管薪酬结构确定与人力资本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企业成长为目标,以人力资本价值为核心,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以公司外部监管机制前提,以外部市场竞争机制为约束,将高管薪酬结构确定的依据具体化,确定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结构,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薪酬结构的确定系统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激励与约束功能。第六,设计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性薪酬结构模式。本文认为,高管薪酬结构设计机制,要以人力资本价值及产权为核心,根据高管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确定基本薪酬,根据高管人力资本产出价值和社会价值确定短期绩效薪酬与长期风险薪酬。高管薪酬结构的优化体系,包括薪酬组合模式、薪酬构成比例和薪酬差距等。高管薪酬应实行多种形式的组合,应包括固定薪酬、短期激励性薪酬、风险性薪酬以及福利等主要形式,其中,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和补贴；短期激励性薪酬主要是绩效薪酬,包括年度、季度和月度奖金以及特殊绩效奖励计划；风险性薪酬主要指股权激励,包括现股、期股、期权、虚拟股票等收益。福利包括保障性福利和激励性福利。在设计高管薪酬构成体系时,增加激励性薪酬的形式。在高管薪酬构成比例上,我国目前情况下,上市公司高管风险性薪酬占总薪酬的比例应位于30%-50%区间。并综合考虑公司内部治理和市场竞争等各种条件,将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财务报告舞弊问题研究[D]. 冯化锋. 北京交通大学. 2008
[2]. 基于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D]. 廖小菲. 南京理工大学. 2006
[3]. 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研究[D]. 陈阳.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4].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和完善分析[D]. 方建宏. 浙江大学. 2002
[5].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治理效应研究[D]. 曹小磊. 东南大学. 2006
[6].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融资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D]. 叶进刚. 江苏大学. 2007
[7]. 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D]. 朱颖雪. 河北工程大学. 2017
[8].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D]. 俞培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9].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研究[D]. 陈旭. 湘潭大学. 2016
[10]. 基于企业成长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研究[D]. 王素娟. 山东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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