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与进步思想_农奴制论文

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与进步思想_农奴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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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1)03-0051-05

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能否发展起来和俄国该不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成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论问题。早期的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系统研究和分析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历史的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并且是进步的,应该加以支持。列宁在研究和论证过程中,系统阐述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思想,从而彻底粉碎了俄国民粹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为俄国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上,列宁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在详细研究1861年改革后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指出,“‘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1]341,即改革后的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1.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农民生活中产生新的经济变动的原因 俄国经济学家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在《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中详尽而周密地描述了塔夫利达、赫尔松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三省的农民经济,他通过对这几个省农民经济资料的分析,指出俄国农民生活中产生了新的经济变动,即各类农户间存在着“经济悬殊”和“经济利益斗争”等现象,并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民份地和平均经营规模的缩小。列宁重新整理了波斯特尼柯夫书中有关南俄农民经济的资料,在考察农民占有和使用土地情况及役畜在农民中的分配情况(即农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的基础上,按经营性质的差别把农民分成下等户、中等户和上等户,并对这三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作了细致的考察与分析,发现大多数的下等户没有耕具,他们抛弃或出租份地,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为此,列宁指出:“虽然多数农民也有小块播种面积,但是他们的生活资料的来源还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这类农民,更像是雇佣工人,而不像是耕作者业主。”[1]38也就是说,这类农民在实质上已经成为农村无产阶级。而占人口20%的上等户,掌握了一半以上的播种面积,拥有大量的牲畜和农具,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租进大量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大量使用劳动力并且独享贷款。列宁认为,“按其性质来说,这类农民的经营是商业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上的”[1]50。也就是说,这类农民在实质上已经成为农村资产阶级或向资产阶级转化中。至于中等户的农民经济,列宁指出,这类农民的经济看似最巩固,事实上却非常不稳定。因为,他们中的半数光靠种地不能抵补全部家庭支出,因而不得不挣外水且处处受到上等户的排挤。基于以上分析,列宁指出,所谓的“经济悬殊”实质上为一种剥削关系,“供出售的产品的生产是农民中发生经济变动的基础。农民产生经济利益斗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种使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的制度”[1]54~55。这里“供出售的产品的生产”显然是指商品生产,“使市场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的制度”无疑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说,俄国农民经济已经纳入商品经济的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在俄国农民经济中发展起来,这是农民生活中产生新的经济变动的根本原因。

2.资本主义已经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 俄国民粹主义学者格·波·克拉辛在其论文《市场问题》中,通过制定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简易图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他把资本主义和俄国的“人民经济”(没有剥削的村社经济)看作两种互不相容的经济,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他不考察资本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而直接探讨资本主义在贫穷的俄国是否能够发展,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可能在俄国普遍发展起来。列宁指出,克拉辛像俄国其他民粹主义者一样,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作了“最容易的理解方式”,并且“容易”到了应当称之为完全不理解才是。他们“没有本领揭示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不愿意研究和弄清楚现实,结果必然否定资本主义的意义和力量”[1]86。列宁认为,俄国当前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生产者的分化现象。首先就种地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农民大批抛弃土地,出卖和出租份地,丧失农具和役畜,丧失经济独立性,变成无产者;另一方面,部分富裕农民不断扩大耕地并采用改良的耕作方法,变成资产者。其次就手工业者来说,大批手工业者愈来愈穷,丧失了经济独立性;而极少数手工业者则积攒巨额资本,变成包买主,包揽销路,并组织起完全资本主义式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列宁总结说:“我国小生产者中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和大众的贫穷化不仅不互相排斥,反而互相制约,并且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现时已经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1]88这里的“资本主义现时已经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直接驳斥了克拉辛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可能在俄国普遍发展起来的观点,充分说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3.俄国的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 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于1897年在《俄国财富》第10期上发表言论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愿意与过去有任何继承性的联系,他们坚决拒绝俄国60、70年代的“遗产”(俄国早期启蒙者的思想)。列宁为揭示到底是谁在拒绝“遗产”,分析了遗产代表者之一斯卡尔金的思想观点。首先,在评价1861年农奴制改革上,斯卡尔金认为这次改革是在对农民更加不利的条件下实行的,改革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压迫。此外,他还坚决反对连环保、身份证制度以及村社对农民的宗法式权力,并且认为俄国农民穷困的原因在于农奴制度的残余。也就是说,斯卡尔金和俄国60年代的启蒙者一样,“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充满着强烈的仇恨”;“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2]395。列宁指出,这个遗产里面没有任何民粹派的东西。俄国启蒙者之所以没有看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作用,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在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当时的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因此,与把小生产者理想化的民粹主义者相比,“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的“学生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的遗产继承者。列宁说:“‘学生们’将始终支持斯卡尔金的愿望,因为这些愿望代表着进步社会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迫切利益”[2]397。这里,列宁明确指出“目前道路”即“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说19世纪末的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俄国当前走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断还不能完全回答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还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这种发展是人为的和偶然的,是没有根基的,因而是没有前途的。就民粹主义的责难,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事实决不是靠责骂申诉所能回避的”[1]341。

1.“人为的”资产阶级是在俄国经济社会中完全自发地生长着的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便在俄国工农业中发展起来,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9世纪末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也不再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只不过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完全是“人为的”结果,即是沙皇政府的错误发展政策培植起来的,而不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民粹主义者瓦·巴·沃龙佐夫就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明确指出,俄国的机器工业是政府“心爱的产儿”,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诸多现象大都是“资本主义的儿戏”,“并非真正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他甚至反问为什么要“培植”俄国资本主义:“俄国资本主义……只能使一小部分工人劳动社会化,因而在我国它不可能完成自己的特殊使命。既然如此,千方百计培植它又有什么意义呢?”[3]655~656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是俄国商品经济长期发展达到顶点的一个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针对民粹派把城市资本主义说成是“人为的”,是“温室植物”等谬论,列宁说,只要稍微看看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人为的’资产阶级其实就是迁入城市的农村寄生虫,他们是在迫使每个普通农民贱买贵卖的、为‘资本主义的月亮’所照耀的土壤上完全自发地生长着的”[1]343。也就是说,俄国城市资产阶级是在俄国旧有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完全自发地生长着的”,而非“人为的”。与城市资本主义相比,俄国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要落后和缓慢得多,很多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得还很微弱,到处为前资本主义关系所掩盖。19世纪末的俄国农村中出现了富农、寄食者、商人、酒店老板、承包人、当铺掌柜等等这些所谓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列宁指出:“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是在我们的‘村社’内部而不是在‘村社’外成长着,他们是从已经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1]341。上述列宁的话语无疑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资本主义完全是在俄国经济社会中自发产生的,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它遵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然,列宁也并不否认沙皇政府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在扶植作用。

2.俄国人民群众贫穷化是资本主义的条件 资本主义在俄国工农业中的发展,造成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走向破产和日益贫困化。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与土地多少有些联系的小业主,就已经很难自给自足了。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人民大众的贫困化特别是农民经济的衰落,造成人民购买力的减低,即消费需求的缩减,进而造成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外市场又是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国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迟早将来不及绽苞开花而枯死”[3]694。在这个问题上,俄国资产阶级也持同样的观点,试图掩盖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列宁认为,关于俄国工业将因市场不够而毁灭的哀号,不过是资本家欲盖弥彰的骗人伎俩,他们借此对政治施加压力,把自己钱袋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等同起来(谦虚地认为自己“无力”),使自己能够推动政府走上实行侵略的殖民政策的道路,甚至为了保护这种“国家”利益而使政府卷入战争。列宁指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工人”,而贫穷化也就在于小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大众变穷而少数剥削者发财,小企业破产和衰落而较大的企业加强和发展;这两个过程都促进市场的扩大;从前靠自己的经济过活的“变穷了的”农民,现在靠“外水”即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现在他不得不购买必需的消费品;另一方面,这种农民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变成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进到市场。因此,“‘人民大众贫穷化’不仅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它本身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并且在加强资本主义”[1]81。俄国农民“在改革后时代遭受大量剥夺的结果,不是缩小而是增加了全国总生产量和扩大了国内市场”[1]82。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发展的限度决定于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正像技术的发展那样是没有止境的。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又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市场问题”,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能的。

3.建立在分工和商品形式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的加强和深入 在指出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之后,列宁还进一步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1861年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经历了1890年代和1910年前两个经济高涨阶段。工业产量从农奴制改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加了至少10倍,其中,1913年时的产量是1860年的14倍,煤炭产量是1860年的120倍。改革后俄国农村工商业发展速度加快,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业村。据1900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平均每10个居民点就有1个居民点有工商业企业。这些工商业村是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渡形式,充当了农村向城市过渡的桥梁。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加强和深入,不仅仅表现在这些物质因素上,还表现在俄国居民的思想变化上。以居民对信贷部门的态度为例,俄国农民的传统思想否定任何形式的资本利润,他们认为出卖粮食是犯罪行为,更无法接受把钱当作资本的做法。可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农民对信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具体表现在20世纪初的俄国出现了大量的农村信贷机构。同时,农民的道德观念也在发展变化,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在不断增强。即如列宁所指出的,既然农民在变成商品生产者,他们的“道德”观念必然会“建筑在卢布上”,因为生活条件本身迫使他们用商业上的种种狡猾手段猎取卢布。上述资料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在农奴制残余的严重束缚下,其发展非但没有停滞反而快速前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受排挤和财产积聚等等的过程,正在不顾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并通过这一切残余前进,并将继续前进”[4]205。因此,列宁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经济既已建立在分工和商品形式的基础上,技术进步就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的加强和深入。”[1]86~87当然,列宁这一思想不是他臆想出来的,而是根据俄国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科学推断出来的。早在1893年秋的文章中他就指出,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

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进步的,民粹派把小生产者理想化是荒谬的”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祸还是福?俄国该不该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明确表示,资本主义的俄国比农奴制的俄国进步,俄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一种进步的选择,并系统阐述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

1.俄国资本主义与从前各种经济制度比较起来是进步的 前资本主义的俄国,经济上实行农奴制度和村社制度叠加的管理模式,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政治上实行沙皇专制统治,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政治自由;文化上用东正教思想和愚民教育政策钳制人民的思想,小生产者思想愚昧和极端落后。由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极不彻底和不民主,改革后的俄国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快速前进,但由于浓厚的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工役制经济的束缚,资本主义不能自由地充分地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农奴制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交织,广大劳动人民身受双重剥削,他们不但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列宁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和农奴制都是对劳动的剥削,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绞索和盘剥”,但是农奴制的特点是长期停滞、劳动者麻木愚昧、劳动生产率低下,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麻木状态被打破,劳动者团结起来和投入自觉生活的能力开始苏醒”[5]162。因而,“资本主义比农奴制进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最荒谬的、最反动的、对劳动者最有害的空想”[5]314。1897年底,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当作一种退步并要求制止其发展的观点时说,民粹主义者忘记了在这个资本主义后面,除了同样的剥削,再加上使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的各种各样的盘剥和人身依附外,除了社会生产方面、因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循守旧和停滞不前而外,是没有别的什么东西的。民粹主义者还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诸如生产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有需求的消费能力有限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是不先进的。列宁反驳说,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它的历史暂时性,“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比较起来的进步性”[6]42。

2.资本主义造成俄国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 在农奴制的俄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生产规模小且分散,生产技术落后且长期不变,社会劳动生产力低下。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小生产者自身的分散性,特别是农民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和狭小的村社里,整个俄国呈现出停滞落后的状态。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打破了俄国农业数百年来的停滞状态,大大推动了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商业性农业的多样性代替了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改良农具和农业机器代替了原始的农具,新的耕作方法代替旧的耕作制度;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被资本主义打破,代之以全国性的大生产,农民的劳动产品开始在市场上受到社会的核算;农业资本主义造成的人口流动性和对自由雇佣劳动的需求使农民从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即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分散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造就少数巨大的‘祖国栋梁’来代替无数善意的小吸血鬼,使劳动社会化并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挣脱本地吸血鬼的支配而使他们受大资本的支配。”[1]202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列宁对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机器生产的历史进步作用的肯定。列宁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大机器工业时代才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高级阶段以前,还保持着手工生产与原始技术,这种技术的进步纯粹是自发的,极端缓慢的。而俄国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却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提高劳动生产率却不增加工人阶级的消费也不缩短工作时间,且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造成工人失业和小生产者的破产,这是很荒谬的。列宁反驳说:“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根本不‘荒谬’,相反,这正表现了人类技术的整个进步作用。技术愈发展,人的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重要。”[1]84

3.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彻底破坏了俄国生产者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 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前的小商品生产阶段和工场手工业阶段,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工场工人尚未完全从农民中蜕变出来,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就决定他们不能完全摆脱农业中的农奴制与宗法制的传统。宗法关系即各种人身依附形式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环境下使劳动者的状况极端恶化,使他们颓废和受到屈辱。列宁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大机器工业阶段,才造成工业与农业的完全分离,使工业中的社会关系摆脱束缚农业的农奴制度与宗法制度的传统,创造一个与旧式农民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居民阶级。因为,大工厂的机器生产要求全年不间断地工作,从而完全割断了工人同土地、同私有经济的一切联系,把工人变成了彻底的无产者。这些工人也就完全脱离了与农业的联系,“脱离了宗法式的半农奴制家庭,脱离了使人愚钝的农村环境”[1]376。列宁说:“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正在于它破坏了使得生产者愚钝和没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旧有的狭隘生活条件。”[1]375正是基于资本主义工厂的这一进步作用,列宁把吸收妇女和儿童参加生产当作一种进步的现象,尽管他意识到资本主义工厂会使这两类劳动者的境况特别艰苦。他说:“机器大工业破坏了这两类居民过去走不出家庭关系即家族关系狭隘圈子的宗法式闭塞状态,吸收他们直接参加社会生产,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发展,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性,即创造了比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宗法式停滞状态要高得不可比拟的生活条件。”[6]502~503

4.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俄国全体居民和工人阶级需要水平的增长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俄国乡村与外界、与城市的往来日益频繁起来,大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逐渐渗入乡村,如购置茶炊、玻璃器皿和陶瓷器皿,农夫丢掉草鞋穿上皮靴,这些生活方式首先在那些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里流行起来。其次,在“农民工”的带动下,普通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开始转变。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城市工厂中的工人大多是来自乡村的农民,是现代俄国早期典型的“农民工”。他们将城市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带到农村,逐渐影响家人和附近的农民。列宁认为这“无疑是进步的现象”且“归功于俄国资本主义而不能归功于别的什么”,“只有瓦·沃·先生这类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才能为这种现象痛哭流涕,认为这里面除了‘衰落’之外一无所有”[1]85。列宁还指出,改革后的俄国造成了农民人格和自尊心的提高。列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结果,“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6]530。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资本主义经济的俄国发展起来时,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文化和思想道德观念也必然在俄国生根发芽。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发展起来以后,随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发生变化以及城市影响力的不断加强,农民的精神文化也开始退出了自己的阵地。世俗的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在农民的精神文化领域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那些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居民点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理性化、个人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对沙皇政府野蛮的专制统治也日益不满。

[收稿日期]20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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