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学者关于俄国农民农奴化史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农奴论文,学者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61年农民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大改革”的开端。农民改革不仅影响了俄国大多数民众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国此后数十年的走向。若想深入理解农民改革，就必须厘清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问题。 俄国农民农奴化史一直是俄国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革命前，帝俄学者曾将上述问题纳入研究视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学者还展开过激烈争论。1911年，纪念农民改革50周年的六卷本文集收录了俄国第一批研究农民改革和农奴制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20世纪以来，俄国急需解决农业问题，历史上的农业与农民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苏联时期，学者围绕俄国农民农奴化问题研究成果颇丰。2011年，正值农民改革发生150周年之际，一系列相关研讨会的召开、纪念文集的出版，显示出俄国学者研究俄国农民农奴化问题的热情不减。学者围绕俄国农民农奴化的确立和强化展开大量讨论，其中存在的主要争议包括：农民农奴化的完成是通过法律途径还是非法律途径、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致使农民农奴化的深层原因三个方面。本文拟梳理出俄国学者围绕上述问题的代表性争论观点，以期推动农民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一、有无“禁年”之争 学者在研究俄国农民农奴化的基本原因时，首先拘泥于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法律细节，尤其关注是否存在一纸法令限制了农民的迁移权和出走权，从而确立了农奴制。 早在革命前，学者曾就是否存在禁年法令争论不止。有的学者认为，确实存在禁年法令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例如，Н．М．卡拉姆津和В．Н．塔季谢夫等人认为，费多尔沙皇在1592或1593年颁布法令禁止农民在乡与乡、村与村之间自由迁移，农民被控制在地主手中。[1]670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例如，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А．О．瓦罗斯洛夫等人认为，农奴制的产生并非由于法律规定，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农民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农奴制是在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而后逐渐形成的。[2]作为19世纪著名的法学家和保守派活动家，波别多诺斯采夫还批判了以“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为基础评价几个世纪以前情况的做法。他认为，直至17世纪俄国政权仍不稳定，完整的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因此仅凭“现代”的“法律体系”就断言农民受到剥削和压迫没有根据。只有在18世纪下半期以后，贵族和官僚出于道德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开始关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才有深入研究国家和公民构成基础的必要。[3]46－4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存在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的法令，但时间不早于16世纪。俄国第一位农民史学家И．Д．别利亚耶夫就持该种观点。早在19世纪中期他就曾指出，直到16世纪末农民都很自由，1497年和1597年的法律并未改变农民的地位，农民仍是自由人，生活在自己、村社或领主的土地上。政府为了控制农民而限制其出走，这种思想不断得到强化，在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位时，即使在尤里耶夫节当天农民也无法自由活动。[3]10－12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解释俄国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农奴制本身已经不再仅仅被视为法律的直接产物。И．Е．恩格尔曼就认为，连农民都坚信自己应承担平等的义务，国家的一系列举措只是将农民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转化为切实的政策措施。伊凡雷帝改革以失败告终，农民的迁徙不断引发骚乱，1597年法律遂出台，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为农奴制的建立创造了前提。[3]26－28尽管Н．М．卡拉姆津、И．Д别利亚耶夫和И．Е．恩格尔曼的观点存有分歧，但三者均将国家视为农奴制的始作俑者。В．О．克留切夫斯基则从经济关系中寻找农奴制的根源，修正了此前农民农奴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命令理论”。克留切夫斯基认为，16世纪末的国家立法没能使农民丧失离开主人的权利[4]301，农民和农奴是在经济发展和教会道德观念影响下逐渐融合的，农民欠地主债务才使自己沦为农奴[5]。尽管其研究方法掩盖了农奴化过程的阶级实质，但20世纪初的学者如А．С．拉波一达尼列夫斯基、М．А．季亚科诺夫等人都试图在其框架下深入研究，有关“禁年”的研究也因此停滞数年。 1909年，Д．Я．萨莫克瓦索夫出版的著作包括含有“禁年”内容的档案资料，“禁年”问题再次引起学者的注意。[6]他认为，大部分罗斯农民早在瓦良格人和蒙古征服者时期就被剥夺了外出的权利并农奴化，而其他居民则在1581年“禁年法令”颁布后被禁锢于土地上。不过作为等级农奴化理论的拥护者，Н．П．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却对“禁锢”一说深表怀疑。他认为农民的迁移权在1497年法令颁布前就受到限制，离去权无法保证农民自由迁移[7]56－60；16世纪末以前，政府只是竭力限制农民迁移，并未采取极端措施，1601年法令的实质在于通过限制农民的迁移来协调地主与农民的关系[8]124－127。М．А．季亚科诺夫则认为，农民于16世纪中期完成封建依附，因此16世纪末关于取消尤里耶夫节的法令没有实际意义。[9]另一位国家政权拥护者С．Ф．普拉托诺夫也多年关注这一问题。1922年他将革命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加以总结，指出研究16世纪末农民农奴化问题的出路在于寻找“禁年法令”，要将研究视野从狭隘的阶级范畴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和国家领域。[10]22不过直到20世纪40年代，“禁年法令”仍无踪迹，致使研究人员认为有关逃亡和被解放农民的案宗根本就未保存下来。 与此同时，Б．Д．格列科夫另辟蹊径，不再单独寻找“禁年法令”，转而以一系列令人耳熟能详的法规为依据，考察俄国剥夺农民外出权的历史。[11－15]他认为，1580或1581年政府曾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农民在整个国家领土范围内临时出行；1597年又颁布法令，规定对逃亡农民有5年公诉期；1601和1602年的“禁年”被“外出年”打断，允许农民外出；1607年3月9日法典颁布后，“外出年”被取消，“禁年”制度在整个17世纪一直持续。[16]305－309格列科夫将“禁年法”的出台及实施视为俄国农民历史上的重大转折，认为至此“禁年”问题已彻底解决。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发现，研究人员取得重大突破。В．И．科列茨基在整理诺夫哥罗德衙门档案时，在尚未编录的、纵行书写的卷宗内，发现记载着因占有农民而引发争端的各种案宗多达20余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1595—1596年发生于诺夫哥罗德潘杰雷莫诺夫修道院世袭领地的案件，直接援引了沙皇禁止农民外出的法律条文，即“现在根据朕的旨意，农民不得外出”。长久以来，研究人员就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之上是自发形成还是受国家政权命令的影响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科列茨基的发现总算为此画上句号。科列茨基的贡献不仅于此，他还发现了17世纪编写于斯摩棱希诺的《别利斯基编年史》，其中记载着发生于1601年鲍里斯·戈都诺夫执政时期的故事。原来，鲍里斯·戈都诺夫曾对伊凡四世许下誓言，可惜他没能兑现承诺，最终还是“赋予东正教徒自由，允许他们在服役人员之间转移”。这一发现，使科列茨基坚定地认为“禁年”是根据1581年国家颁布的一项或一系列法令实施的，逐渐演变为禁止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出行，并辅以实行征税登记簿制度。[17]109,120－121,304 总体看来，科列茨基的论证逻辑在于，16世纪80年代“禁年”制度一直得到强化：1581年伊凡四世颁布法令，1592或1593年费多尔沙皇颁布“完全禁止农民外出和以农奴化法律为基础实行征税登记簿制度”的法令，1597年颁布对逃亡农民实行5年公诉期的法令。这些法令连同1586年、1593年和1597年的农奴法一起，最终确立了农奴制。[17]89,160,302Л．В．米洛夫赞同科列茨基的做法，认为其复原1592—1593年关于在尤里耶夫节废除农民迁移制度的法令是正确的。虽然尚有大量农奴史资料等待挖掘和利用，但科列茨基的种种努力依旧使16世纪下半期农民农奴化进程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得益于此，学者开始重视16世纪末有关农民的立法活动。科列茨基发现的伊凡四世执政末期的“禁年法令”，在随后20年引起了Р．Г．斯克列尼科夫、А．А．济明等同行的激烈争论。[18－19]不过这场争论终究要由时间来平息。20世纪末，Б．Н．弗洛利亚的新发现证实了科列茨基的猜想。在1585年6月科斯特罗马县地主加利奇给税官的训示被发现后，1999年弗洛利亚以此为依据而撰写《俄国“禁年”的确立》一文。他认为在沙皇命令颁布以前，税官的记录中包含禁止农民到城市或者县镇外出的内容[20]158－159；这些措施在1584年春得到推行，恰逢伊凡四世执政末期，足以证实《别利斯基编年史》是存在的[21]。至此，俄国史学界关于农民农奴化的命令和非命令之争逐渐平息。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农奴化是逐渐形成的，是历史缓慢演变的结果，并非因16世纪末政府发布的一项或者几项法令而突然产生。虽然不同学者对“农奴制”和农民农奴化的原因有着不同理解，但学者已认可确实存在一纸法令限制了农民的迁移和出走。至于一纸法令是否正式确立了农奴制，则还要取决于学者是否将“农奴制”等同于农民的迁移权受到限制。 二、有关国家立法是否强化农奴制的争论 尽管学者围绕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存在争议，但国家在农民农奴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农奴制作为国家的统治措施，必然要体现在立法和政令等方面。学者最终形成共识，认为农奴制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为了厘清国家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学者就17—19世纪上半期国家立法的作用和农奴制是否因此而得到强化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彼得一世时期 大多数学者认为，彼得一世强化了俄国的农奴制，但就其原因看法不一。И．Д．别利亚耶夫认为，沙皇试图对地主做出补偿。[3]13有的学者认为强化农奴制与国家需求密不可分。例如В．Н．博奇卡廖夫认为，彼得一世视社会意识为重要的管理手段，要求社会意识为军事改革服务，逐渐缩小农民和农奴在法律上的差距。[3]82И．Е．恩格尔曼则认为，在1597年法令颁布后至彼得一世时期，农民可以自由迁移，但频发的农民运动使国家统治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彼得一世便调整农奴制并强化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3]27－28В．博戈柳博夫等国家等级化理论拥护者认为，彼得大帝出于仿照西方模式的考虑，在农奴制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统治秩序，颁布一系列法规扩大地主对农民财产及人身支配的权力。[3]83国家赋予地主征税和监视农民的权力，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彼得一世时期农奴制最终形成的依据，В．博戈柳博夫、И．别利亚耶夫、А．罗曼诺维奇、М．А．里特维诺夫、Б．Г．利特瓦克、Е．А．科尼亚杰夫、А．Н．萨哈罗夫等人均持此观点。А．Г．马尼科夫进一步研究了彼得一世的立法活动，认为1720—1725年俄国国家法典草案第一次规定了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22－23]也有学者承认农奴制强化的趋势，但为其做了辩护，认为彼得一世加强农奴制实属别无选择，改革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4]48－62Ю．С．彼沃瓦洛夫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认为彼得一世改革的重点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只可惜他没有解放农民，反而更加严厉地奴役民众。[25]26还有学者从等级奴役化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农奴受到剥削实属正常，А．姜西耶夫、В．О．杜金、Ф．叶列涅夫、П．Н．米留可夫、И．Н．博尔京、Б．Г．利特瓦克、П．Н．米洛谢多夫、В．В．卡扎廖佐夫、М．А．里特维诺夫、А．Г．马尼科夫等人均持此观点，认为彼得一世时期全俄人民都被奴役，就连地主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农民自然不能例外。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及保罗一世时期 И．Д．别利亚耶夫、В．И．谢梅夫斯基、И．伊万纽科夫、В．П．阿列克谢耶夫、Е．П．特里菲利耶夫、Г．В．维尔纳德斯基等学者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农奴制发展到顶峰。20世纪末，А．А．普什卡连科从国家立法的角度对其农奴政策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政府试图通过确保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其按时缴纳赋役来维护专制统治。为此，政府首先加强对农民的立法，继而扩大农民的义务，禁止农民自由迁移。他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立法和实践活动视为政权对尚未使用的农奴制资源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动员，政府试图通过立法限制地主对农民施加的人身权和司法权，表明农奴制的影响范围在扩大和加深。[26]267－274В．В．列奥托维奇、А．Б．卡梅斯基等学者对此深表赞同。М．Ф．布拉哈罗夫和А．А．斐杜琳等人还将农奴制的强化与农民起义联系起来，认为不断强化的法律体系给农民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导致18世纪70年代上半期大规模农民运动爆发。[27]246上述观点得到了响应，在2011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科学院历史语言学部举办的题为“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研讨会上，与会学者А．В．科瓦里丘克、．Л．Н．弗多维娜等人也提出类似观点。[28]480也有学者肯定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反农奴制”思想及举措。革命前，В．И．谢梅夫斯基等学者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明显有限制农奴制的意图，但她本人并未得到周围人的支持。不过她将农奴制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第一次从最高层的角度传递出将农奴真正“看作人”的社会信息，故而留名于废除农奴制的史册。[3]18А．Б．卡梅斯基、Б．Н．米罗诺夫、М．Ф．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А．Н．梅杜舍夫斯基、А．Н．多尔金、Е．А．科尼亚杰夫、А．В．科瓦里丘克、Л．Н．弗多维娜等学者虽对其“反农奴制”的具体举措阐述不一，但均纷纷对女皇本人持肯定态度。 保罗一世的农民政策同样引发极大的争议，不少学者都反对保罗一世时期的农民政策。苏联时期学者Ю．В．高崎耶和С．Б．奥古尼亚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认为保罗一世完全继承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农民政策，加大了军队一警察的惩罚和控制力度，使统治更加残酷。П．А．扎昂奇科夫斯基、Н．П．叶罗什金、В．Я．格洛苏尔等人也支持这一观点。М．В．克罗奇科夫、В．В．列奥托维奇等人直接将保罗一世统治时期视为“激进反动”的时代。[29]145[30]256也有学者对其持中立态度。П．А．扎昂奇科夫斯基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80年代初他便认为，保罗一世的农民政策逐渐温和，从18世纪末起专制政权就已尽可能地限制农奴制。[31]11В．В．卡扎列佐夫认为，保罗的改革方案不彻底，效果不明显，反而使农民生活更为艰难。[32]126И．Е．恩格尔曼、Е．С．舒米高尔斯基、А．罗曼诺维奇、Б．Н．米罗诺夫、В．А．托姆希诺夫、В．Я．格洛苏尔、А．Н．多尔金等学者则肯定了保罗一世的农民政策。例如А．Н．多尔金认为，保罗一世在位期间制止了农奴制的扩张，至少在立法上限制了地主对农民的特权，推动了农民解放事业的进行[31]52；尽管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受阻挠，收效甚微，但后继的沙皇和官僚正是在此基础上朝着限制和废除农奴制的方向制定政策[31]209。2011年，“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研讨会的大部分与会学者指出，1797年保罗一世颁布的“三日劳役制”法令，是沙皇弱化农奴制的重要尝试，由此可见俄国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态度。[28]486 (三)19世纪上半期的农奴制 革命前，学者对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农民政策评价不高。例如В．И．谢梅夫斯基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将主要精力放到与拿破仑进行战争[3]19，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解决农奴制问题，也就谈不上解决了农民问题[33]。Ю．М．洛特曼、В．В．米罗谢尔多夫、А．Н．萨哈罗夫等学者对此深表赞同。[34－36]А．В．普列德杰琴夫斯基、С．Б．敖谷妮、Н．П．叶罗什金等苏联学者不仅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持否定态度，还认为沙皇的努力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总体看来，苏联时期的学者基本对沙皇及其自由主义政策持否定态度，指责其政策具有欺骗性。不过也有А．罗曼诺维奇、Н．А．特洛伊茨基等学者对其农民政策持肯定态度。[37－38]至于亚历山大一世改革失败的原因，学者对其有着不同理解。苏联学者多将改革的失败归于沙皇不够果断，很少关注准备不充分的统治阶层，但也有М．М．萨法诺夫、С．В．米罗年科等学者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已有解决农民问题周密的计划，力图长期、逐步地废除农奴制，只不过因其担心统治阶级反对才被迫中止自己的方案。[39－40] 学者对尼古拉一世的农民政策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沙皇在农民问题上犹豫不决。但也有И．В．卢日茨卡雅、В．В．卡扎列佐夫等学者肯定了尼古拉一世的努力。[41]259[32]302例如，И．В．卢日茨卡雅认为，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活动为1861年改革奠定理论基础，确定了未来工作的若干原则：解放农民必须有过渡时期、拒绝使用赎买的方式使农民获得个人自由、不带土地解放农民、在保护贵族地产的前提下制定分给农民土地的规则等[28]486，为弱化农奴制作出了不小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А．А．普什卡连科从国家立法的角度综合评价了18—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农奴制政策。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政府为了维护贵族的利益一直强化农奴制。在19世纪上半期，政府出于对贵族的保护和对农民运动的恐慌，一面继续采取镇压手段，一面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默许农民享有一些权利。但从大局而言农奴制依然被保留，政府强化农奴制的趋势有增无减。[26]275－276 总之，学者尤其关注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却对国家立法的作用和农民的地位存有较大分歧。这一方面折射出问题本身十分复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学者很难对1861年农民改革前农奴制是否出现危机、历代沙皇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做出一致的结论。 三、有关农奴制产生根源的争论 到20世纪初，关于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国家利益”因素，从国家使农民依附于赋税、国家等级化理论等角度阐述农奴化的起源；第二种观点则以劳役制为基础加以研究。之后数年，学者正是围绕上述两种理论展开讨论的。自70年代开始，学者逐渐强调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Л．В．米洛夫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俄国农民农奴化过程中的“债农”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国家利益因素 不少学者认为农奴化的根源在于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奴化是国家使农民依附于赋税的结果，В．И．谢尔盖耶维奇、С．Б．维谢洛夫斯基、И．Е．恩格尔曼、В．А．阿拉克切耶夫等学者均持此观点。这一观点早在革命前便已产生，随后一直受到追捧，在2011年举行的关于“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研讨会上，与会学者В．А．阿拉克切耶夫既肯定了国家在农奴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也指出国家的出发点是保证纳税者完成纳税义务。[28]480 第二种观点认为，农奴化的原因在于国家禁止农民迁移，试图让农民尽快定居，К．Д．卡维林、И．Д．别利亚耶夫、И．Е．恩格尔曼和К．А．阿维里亚诺夫等学者均持此观点。也有学者进一步探讨国家禁止农民迁移的原因。别利亚耶夫和恩格尔曼将防止土地荒芜和维护统治稳定视为国家禁止农民自由流动的主要目的[3]12,28；阿维里亚诺夫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需求与农奴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认为16世纪中期俄国人先后源源不断地涌入新开发地区，政府只好先临时地、后正式禁止农民出走以解决先开发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28]478。 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需要有稳定的劳动力来供养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К．Д．卡维林、С．М．索洛维耶夫、А．Л．沙皮罗、С．М．卡什塔诺夫、Б．Н．米罗诺夫和В．Б．佩尔哈福柯等学者对此深表赞同。以米罗诺夫和佩尔哈福柯的观点为例，米罗诺夫认为俄国市场关系不发达，国家没有资金供养军队、教会和国家机关，政权被迫给供职者以实物报酬，主要是赏赐土地和农民，私人农奴制实质上等于专制政权把自己对农民个人及其劳动的权利转让给了地主[42]390；佩尔哈福柯认为农奴制便于国家剥夺农奴，以供养国家机关和军队，并为实施对外政策服务[28]480。 第四种观点认为俄国各等级普遍被农奴化，这一观点也得到西方学者的大力支持。В．Н．塔季谢夫、В．И．谢梅夫斯基、П．Н．米留可夫、Н．П．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Б．Н．米罗诺夫等学者均从“国家等级化理论”角度阐释农奴制的起源。以塔季谢夫、米留可夫和米罗诺夫三位学者的观点为例。塔季谢夫认为，俄国人被奴役有三种方式，分别为“与生俱有的”、“自愿的”和“强制性的”。三种受奴役的方式正好符合“国家—集体—私人”的农奴制结构。不同的奴役方式对个人造成的结果都一样，不管受到哪种方式的奴役，个人都不能自主地生活，一切都必须取决于主人的意愿。[42]388米留可夫认为，奴役农民的历史可追溯至鞑靼人统治时期，当时政府把农民编成服役的百人队，载入纳贡手册，这一过程持续到15世纪末。16—17世纪国家出于防御目的奴役各个阶层，各个等级基本被奴化，农民自然也不例外地被登记为服役人员。[43]65－71,47米罗诺夫认为，18世纪初俄国只有沙皇一人是自由人，贵族、僧侣、工商业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奴役；农奴制十分普遍并具有国家、集体和私人三个层次，多数人受到多重奴役，比如地主农民受国家、贵族和村社的奴役，国家农民受国家和村社的奴役，只有贵族受国家一重奴役。[42]388 俄国学界有关农奴化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革命前学者大都认为农奴制与国家需要密切相关，苏联时期的学者延续了这一研究传统。与此同时，劳役制与农奴化的关系也已进入学者的视野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二)劳役制与农奴制的产生 早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学者对农民农奴化的研究还停留在“命令理论”框架内，В．О．克留切夫斯基对这一理论做出修正，尝试从司法角度解释农民农奴化的原因。克留切夫斯基将农民欠债、劳役制与农奴制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农民与土地出租人或地主签订的“自由合同”导致了农民的负债，结果地主控制了农民个人及其财产，劳役租随之产生[44]293－309，农民遂沦为农奴。П．Б．司徒卢威步其后尘，将国家利益和农民欠债视为农奴化的起源，认为15世纪以后所有等级均要向国家纳税，为此地主既要竭尽全力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还要做好监督管理劳动者的工作。对地主而言若要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就要使农民用劳动成果支付租金，地主竭尽全力剥削农民劳动成果的现象不可避免，农奴制便被确定下来并愈演愈烈。[3]36－37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者М．Н．波克罗夫斯基反驳了农民农奴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因素”说和“债务因素”说，认为农奴依附是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必然要求。在16世纪的俄国，农业技术向高效率的土地种植过渡，三圃制使俄国农民变成了农奴。[45]49－56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员视野逐渐开阔，将目光集中在深层的经济制度之上。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Б．Д．格列科夫致力于揭示农奴化的深层原因，认为劳役租是农奴制经济固有的制度，农奴制确立的根本原因是15世纪下半期—16世纪受俄国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影响而日益扩大的劳役制。[11－16]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继续探讨农奴化的深层原因，尤其关注劳役租在14—15世纪国家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中的本质意义、劳役租在农奴制确立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学者就劳役制获得发展的时间展开讨论。Б．Д．格列科夫的经典理论很快遭到质疑。А．П．皮扬科夫、А．Д．果尔斯基、Л．В．切列普宁等人均充满自信地宣称劳役制是14—15世纪的普遍现象，而非如格列科夫所言，于15世纪下半期—16世纪才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46]450－452Л．В．丹尼洛娃则批驳了格列科夫有关诺夫哥罗德地区劳役制的观点，认为虽然14—15世纪劳役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但诺夫哥罗德地区地主实行劳役制，并不是为了取代之前的地租形式而是对其的补充，劳役额度很小。丹尼洛娃建议仅将劳役制作为地租的形式之一，而不要过多加以引申。[47]Г．Е．科钦和Л．В．米洛夫却对“劳役制是14—15世纪的普遍现象”的说法提出质疑。科钦认为粮食生产在14—15世纪地主经济中的作用微不足道，米洛夫则认为由农民以劳役形式耕种的地主独有耕地发展进程极为缓慢，16世纪中期地主耕地才从农民的大片土地中划分出来。[46]450－452《俄国西北地区农业史》的集体作者也认为，农奴制立法早于劳役制的形成，劳役制并非对抗16世纪末农民迁移活动的手段。[48]194－196但В．В．多洛申科认为不应将劳役制与农奴制联系起来，两者不存在必然联系，后者也非前者的从属现象。[49]395另一方面，学者就是否应从综合视角探讨农奴化的根源展开争论。Ю．А．季赫温诺夫、В．И．科列茨基、Ю．Г．阿列克谢耶夫、А．И．科潘尼奥夫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劳役制作为16世纪下半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致使农民农奴化的最重要经济因素。[50－52]另一些学者反对在狭隘的劳役制范畴内考察农奴化起源的做法，建议将农奴化研究摆脱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框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学者认为16世纪中期俄国封建剥削普遍加强，赋役普遍增长；另一方面在于学者坚信农奴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Л．В．丹尼洛娃和А．Л．沙皮罗两位学者对此贡献极大，之后的学者对此深信不疑。Л．В．丹尼洛娃建议在研究过程中优先考虑综合因素，包括中世纪农奴制的普遍强化、西欧国家加强对农民剥削程度的影响、严格的人身依附形式、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目标的紧密联系、蒙古—鞑靼200余年的统治、人口及地理因素等。[47]А．Л．沙皮罗和В．И．科列茨基两人也多年关注这一问题，均认为促使农奴制法令出台的直接原因在于农民大量潜逃，但对致使农民潜逃的原因阐释不一。1987年А．Л．沙皮罗的《农奴化以前的俄国农民》一书问世，其有关俄国农民农奴化起源的观点最终形成。他建议研究人员不妨从16—17世纪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农奴制的根源。16世纪国际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统治阶级的需求增长，地主经商的积极性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地主只好通过增加地租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收入。同时16世纪末国家需求增长，国家赋役增加，农民被剥夺了全部剩余产品和部分维持生存的必需品。结果农民大量迁移、逃亡，土地荒芜、份地耕种面积缩减等情形纷纷出现，直接推动了农奴制措施的出台。[53]223－239总而言之，16世纪末农民大规模迁移不应仅同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联系起来，其深层原因在于封建主剥削的普遍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В．И．科列茨基修正了自己在70年代以前有关劳役制与农奴制关系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同А．Л．沙皮罗一样，认为应从16世纪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16世纪后30年，特辖制使乡镇农民变成地主农民，破坏了原来的土地分配情况，壮大了农奴的队伍，强化了地主对农民的私人剥削。土地所有者不确定自己占有土地的年限，因而竭尽全力剥削农民，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农民集体逃跑和逃税，国家只好采取残酷的政策，结果俄国整个北部和西北地区荒无人烟。地主为了弥补土地空旷带来的损失，在空旷的村庄发展私人劳役制经济，加强对自己领地上农民的剥削，减少甚至剥夺农民的份地、强占宅院、活埋农民、霸占家产。立沃尼亚战争和沙皇特辖制加重了经济衰退，不堪沉重的国家和私人赋役压迫的农民大量潜逃，国家必须在全社会推行农奴制。[49]267－271 总体而言，学者就劳役制与农奴制关系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起初学者将农民欠债、劳役制与农奴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后又有学者使研究摆脱“农民欠债”的框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条研究主线越来越清晰：学者一方面就劳役制获得发展的时间展开讨论，通过判定劳役制与农奴制的形成时间孰先孰后来确定两者的关系；另一方面学者将农奴化研究摆脱了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框架，力图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并强调国家与地主对农民形成的双重剥削。 (三)Л．В．米洛夫与农民农奴化研究 Л．В．米洛夫早在1985和1989年就曾阐述过有关农奴制产生的原因。[54－55]2001年，其出版的有关俄罗斯农民与俄国历史进程特点的专著，系统地揭示了农奴制的根源，也就农民农奴化问题研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做出答复。[46] 1.“存活的补偿机制” Л．В．米洛夫认为应从俄国历史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进程中探索农奴制的根源，“存活的补偿机制”正是其潜心钻研多年的结晶。米洛夫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俄国自然—气候因素的影响，生产者容易出现大量破产和濒临绝境的情形。社会剩余产品总量小，因此对于俄国而言增加剩余产品的任务无疑排在首位。为攫取必要数量的剩余产品，国家需要一个强大、有效、整体性的统治阶级，需要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封建主对中央集权的从属关系、消灭或缩小农民村社继承权来实现统治阶级的整体化。[46]480－481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和巩固的过程角度看，14—15世纪封建主大规模推行优惠的移民政策、封建土地所有者请农民服劳役、地主耕地从农民土地中分离出来耗时很长等现象，都是国家发展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具体表现。1)倡导农民迁移。封建主倡导农民迁往新的、陌生的地方耕种，建立大批新居民点的政策旨在动摇村社赖以存在的基础，淡化由来已久、约定俗成的村社土地所有的意识，将封建主变为地地道道的土地所有者，而不是被农民视为迫使自己屈从的外在力量。除了巩固封建主土地所有的社会功能外，农民的迁徙超出了既定的框架，变为封建主争夺劳动力的一场斗争，巩固土地所有权和争夺劳动力交织在一起。[46]439－4502)吸引农民服劳役。从15世纪中期起，农民大量流向新土地的迁徙政策促使耕种封建主土地的直接生产者纷纷出现，他们摆脱了村社农民的身份，摆脱了原有的地租及贡赋，甘愿沦为经济上的奴隶。然而封建土地主的愿望并未实现，他们未能完全占有土地，也未能完全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封建主试探性地引入了多种劳役的过渡形式，除了“份地”外，还有“经济奴役”这种迂回的演化形式。封建主为获得借贷利息而对农民进行割草和耕地等“经济奴役”剥削，导致了宗教封建主因强烈的不满而力争摆脱按少得可怜的一点“份地”征收实物地租的困境，也致使世俗封建主极力扩大农奴的劳动领域。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巩固及通过“出走”政策控制农民迁移的过程中，封建主被迫将一时陷入债务困境的农民也纳入进了“出走”的行列。[46]451－4763)村社的阻挠。村社是俄国“存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村社调整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的经济、税务和司法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在危机的情况下帮助个体农民，保护村社迟滞了私有制趋势的发展，抑制了农民土地私有制观念的滋生。自14世纪开始，贵族老爷的独有耕地的确存在，幅员辽阔并游离于村社土地占有和土地分配体系之外，但却极为罕见。贵族老爷独有耕地的现象发展缓慢，尽管16世纪中期贵族老爷的耕地开始从农民的大片土地中划分出来，可惜直到16世纪下半期他们的耕地仍与农民的耕地混杂在一起。强迫村社农民耕种贵族的耕地是件极为棘手的事情，由于盘剥标准较高，只有当农民失去份地或经济状况极为窘迫时，迫使农民在贵族老爷的土地里耕种才有可能。村社农民有村社作为依靠，国家为使农民失去这一依靠，通过政治手段使农民直接依附于封建主。[46]456－469米洛夫认为农奴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因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而存在的强大的农民村社及其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制度。在15世纪末期，封建土地所有及地租关系的演化发展过程便已成为推动统治阶级使农民农奴化的客观力量。不过只是在长期的努力之后，当国家政权得以巩固、统治阶级形成一个集团的时候，农奴化才真正成为现实。在确定农民与封建主关系的过程中村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当长时间内封建主无力对抗村社土地使用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劳役制演变速度趋缓。因此，国家力图削弱村社对村社农民的支持，使封建主成为土地所有者。[46]481－482至于构成急速提高剥削标准先决条件且又得到全面发展的领地制、快速增长的税收、经济危机以及争夺劳动力等具体的历史条件，仅仅加快了农奴化的进程。[46]439－482В．Б．佩尔哈福柯和Л．Н．弗多维娜等学者对此理论深表赞同。[28]480 2.有关“债农”的争论 “债农”与劳役制的演化和农民农奴化的起源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И．И．斯米尔诺夫、Л．В．切列普宁、Г．Е．科宁和Л．В．米洛夫等学者就对“债农”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学者在讨论农民农奴化问题时，就地主最初是借助陷入债务泥潭的农民的附加劳动还是农奴的劳动存在分歧。斯米尔诺夫以史料为论据，认为“债农”是15世纪农民依从于封建农奴制的具体表现形式，“银债”绝不代表地租，而是以身相抵的借贷，是使新的农民阶层依附于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科宁的观点基本接近于斯米尔诺夫。切列普宁则将“债农”视为既普遍存在又形式多样的现象，在这一现象中，既有以金钱借贷为基础的剥削关系，又有必须交纳货币地租的农民。[46]469－474米洛夫平息了斯米尔诺夫、科宁与切列普宁之间的争论，认为切列普宁将“债农”解释为必须支付货币代役租的农民是错误的，切列普宁将不同的支付形式混为一谈。实际上直到15世纪末，货币代役租在整个封建地租里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斯米尔诺夫和科宁对“债农”的阐释更接近事实。[46]470在米洛夫看来，“债农”是15世纪广为流行的现象。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缓慢导致货币缺乏，农民支付封建主发放的借贷利息的形式以及封建主为获得利息而对农民的剥削都因此受到影响。借贷的基本形式为“劳役银两”，农民则采用割草和耕地等“劳役的方式”来支付利息。[46]474－475耕种封建主的土地以及一应农活，从播种到收获，构成了“债农”的基本内容。斯米尔诺夫仅将其视为农民对封建统治的依附过程，米洛夫则称其为封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直接生产者实行全面统治的确立过程。[46]476－477 综上所述，俄国学者在探讨农民农奴化的原因时一直有很大分歧，学者力图搞清农奴制是否与一纸法令直接相关。以Б．Д．格列科夫、В．И．科列茨基、Б．Н．弗洛利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16世纪90年代政府发布了命令，以В．О．克留切夫斯基、М．А．季亚科诺夫、Н．П．巴甫洛夫-西尔万斯基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农奴化与该种命令无关。伴随着“禁年法令”的发现，俄国学术界关于农奴制形成过程中的命令和非命令理论之争逐渐平息。农奴制确实不是因16世纪末政府发布的一项或者几项法令而突然产生，但政府的法令却限制了农民迁移的权利，国家在农民农奴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学者逐渐认可国家立法的作用，尤其关注17—19世纪国家立法在强化农奴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却对国家立法作用的大小和农民的地位问题存有较大分歧。这一方面折射出问题本身十分复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学者很难对1861年农民改革前农奴制是否出现危机、历代沙皇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得出一致的结论。学者在探讨究竟有无一纸法令和国家立法作用的同时，深入挖掘农民农奴化的深层原因，这项研究在20世纪60—90年代达到顶峰。В．О．克留切夫斯基和П．Б．司徒卢威等人将农民欠债、劳役制与农奴制紧密联系在一起，Б．Д．格列科夫等人使研究摆脱“农民欠债”的框架，将封建制度下的劳役制与农奴制一并考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两条研究主线越来越清晰：一方面А．П．皮扬科夫、А．Д．果尔斯基、Л．В．切列普宁等人就劳役制获得发展的时间展开讨论，通过判定劳役制与农奴制的形成时间孰先孰后来确定两者的关系；另一方面Л．В．丹尼洛娃、А．Л．沙皮罗、В．И．科列茨基等人将农奴化研究摆脱了满足地主个人需求的劳役制框架，强调国家与地主对农民造成的双重剥削。21世纪初，Л．В．米洛夫将自己潜心钻研多年的心得转化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存活的补偿机制”不仅系统地揭示了农奴化的根源，也平息了以往学者在研究农民农奴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争论。由于学者对“农奴制”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农奴制的形成时间这一问题上也尚未形成共识。有的学者将农民被束缚于土地视为农奴化进程的开始，因此一直拘泥于农民被束缚于土地的法律细节；有的学者认为应从农民完成对地主的依附算起，因此致力于考察俄国封建领地制度。自革命前时期，学者曾就农奴制的形成时间，提出了15世纪、16世纪末、1649年、17世纪末、18世纪初等多种观点。 1861年农民改革影响了俄国大多数民众的命运，涉及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国此后数十年的走向。自19世纪下半期开始，农奴制问题就一直备受学者关注。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史学方法的更新，俄国学者将继续在俄国农民农奴化研究上取得新的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收稿日期］2014－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