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礼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4)02-0018-04
跪拜礼是中国古代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礼节，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跪拜礼出现之初，并不带有，或者说并不带有十分严重的等级或人格侮辱的色彩。上古之时，无论宫殿庭堂，还是官府民宅，皆无后来的桌椅高床之类的生活用具，男妇老幼，不分贫穷贵贱，一律席地而坐，其方法是“两膝著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也就是说，人们以双膝着地，臀部抵于脚根为坐。这种坐姿，相互之间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致敬，更不是卑己尊他的单向行为，而是无任何意义的相对而坐。人们采用这种坐姿时，如若需要向某人表示敬意的话，只要将腰杆伸直，臀部离开脚根，即演化为跪姿；而当人们以手触地之时，则演化为拜姿；以头触地，则为叩首。这种坐姿向跪拜演化的情况，在日本尚有明显的遗迹。
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桌、椅、床、凳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双脚垂地而坐取代了席地而坐。与此同时，站立地上的作揖礼成为社会生活中常用的致礼方式。至此，跪拜礼开始从心理上贬抑敬礼者的人格尊严，从形式上加大了彼此间的尊卑差距，示以上下等级的人格侮辱色彩日渐浓重，成为封建社会中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表现形式。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通过对中国历代各种礼仪制度的因革损益，制定了一整套冗杂繁琐的社会政治礼仪。仅跪拜一节，即有一跪三叩首、二跪六叩首、三跪九叩首之别。进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礼仪开始传入中国，传统的跪拜礼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明文禁止再行跪拜礼，至此，作为社会政治礼仪的跪拜礼被国家以政令的形式予以正式废除。
一、外部的楔子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渐而来，力图按照他们的要求与模式，同中国建立起政府和国家关系，派遣常驻公使，并向清帝呈递国书。清廷由于当时不了解世界大势，自视为“恩被万国”的天邦上国，要求外国公使如同中国的藩属国使臣一样，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西方国家认为向清帝行此大礼是对其国家和君主的污辱，一直要求清廷废除这一外交礼仪。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多次强烈要求觐见清帝，但不行跪拜之礼。当时清廷以幼主临朝、太后垂帘，不便接见外国使臣为由予以婉拒。1873年2月，清两宫太后撤帘，同治帝亲政。西方国家驻华公使以公使团的名义再次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为此反复与清廷交涉。交涉的焦点是外国使臣将以怎样的礼仪觐见同治帝。外国公使团认为，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大失（本国）政府尊严，己身之体面”，[1](P186)因而坚决反对跪拜；清廷则坚持“跪拜之礼，最关中国国体”的礼仪观念，不肯轻易改变跪拜之礼。
经过长期交涉，中外双方达成妥协。清廷同意外国公使可不行跪拜之礼；外国方面表示：外国使臣会见本国或其他国家君上之时，并不跪拜，只是三鞠躬而已。“此次在中国请觐，改为五鞠躬，以昭格外敬诚。”[2](P24)日本大使副岛种臣则格外专横，表示只向清帝行三揖之礼。
1873年6月29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日本大使以三揖之礼，西方各国公使以五鞠躬之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帝。
在此次的觐见礼仪纷争中，清廷虽与外国使团交涉三、四个月之久，“譬晓百端，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2](P29)最终仍是被迫屈从于外国的压力，第一次同意外国使臣不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这不但改变了有清以来二百年余列祖列宗之“旧制”，也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华夏礼仪“旧制”。外国人以鞠躬或作揖礼觐见同治帝的事实，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楔子，严重动摇了传统跪拜礼仪的权威与根基。
二、内部的反思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需要有其内部的必要条件。跪拜礼仪的废除也是如此。
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带来了介绍西方国家礼制、礼仪的书籍，诸如《西礼需知》、《戎礼需知》等等。19世纪60、70年代，清廷开始向海外派遣各种类型的使团和官员，他们第一次亲自了解和认识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外交礼仪，并自觉不自觉地与中国传统的跪拜礼仪相比较。
1866年3月，清廷派斌椿等人随赫德前往英法等国考察。斌椿等人是以怎样的礼仪谒见英国女王的，并未留下十分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他决没有向女王行跪拜之礼。其后，他随赫德赴瑞典、比利时等国，也受到了类似的礼仪接待。
年过花甲的斌椿对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问题反映较为迟缓，但与其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在其《航海述奇》中则明确记述说：“其君臣相见，无山呼跪拜礼，只垂手免冠而已。”张德彝与斌椿等人“相见（英国君主）亦如是，只不脱帽”。[3](P546)
1868年，清廷官员志刚、孙家谷等随蒲安臣出使西方各国时，采用的是西方通行的握手或鞠躬礼。西方国家的这种外交礼仪，对于久居中国的清廷官员来说，无疑必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孙家谷有关出使西方各国外交礼仪的记述，虽极其简约，但却又极其明确：“秋后渡西洋，抵英吉利岛国，见其女君，礼节不过进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跪拜之文。赞以美词，循旧典也”。[4](P381)
其后，伴随着介绍西方国家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包括礼制制度的书刊大量传入，伴随着清廷出使西方各国人员的增多，中国人对西方礼仪的认识更加广泛而深刻。特别是此后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更促使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礼仪与民族奋起自救的关系，以审慎的态度对中西各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进步的中国人认为，传统的跪拜礼俗，只能培养人们的愚忠愚孝思想，泯灭国民的独立人格意识，因而发出了废除以跪拜礼为主要标志的繁琐礼制的呼声。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仁学》一书中，揭露、抨击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繁琐拜跪之仪”，束缚、钳制臣民百姓思想，“以挫其气节”[5](P341)的卑劣目的与险恶用心。梁启超在1897年任教时务学堂之时，即曾将废除跪拜与变法图强、维新救国联系起来。“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6](P548)然而，他们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具有决策权的统治者，其呼声虽亟，却未能对中国政治礼仪制度的变改产生实际的作用和直接影响。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也对跪拜礼仪等旧礼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极人世可怜之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阶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大臣之入朝，缙绅之上公堂，红员新进之夤缘于府第，此天下所仰望而不可得者，而举所谓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之各种金科玉律，以为之倡。”长此以往，人们毫无国民、公民、民主意识，必将酿成“奴隶之风俗”。[7](P704-705)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身体力行，在革命队伍内部以同志、先生相称呼，以握手、鞠躬代替跪拜与长揖之礼。
1910年10月，资政院内一些较为激进的民选议员，终于公开而大胆地提出了“请废跪拜礼节”的建议案。[8](P76)
三、政权的力量
跪拜礼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已作为社会政治伦理和社会文化而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因此，在国家政治或社会生活中废除跪拜礼，是需要依靠政权力量的。中国当时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废除跪拜礼首先是由部分统治者，以一种非正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906年1月24日，即旧历除夕日，两广总督岑春煊示谕其属下称：清廷各级官员皆为皇上的臣子，对于其上级官员“在尽心而不在屈膝……况屈膝请安之礼，实钦定礼部则例百官接见礼仪条内所不载”。各省的司、道、府、厅、州、县官员，进见总督、巡抚等大员，只有三揖之礼而无屈膝之仪。下级官员进见督抚屈膝跪拜，不但“婢膝奴颜，有伤气节”，而且有“违犯王章，习非胜是”。示谕明确规定：“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9]
其后，江苏、江西、湖北、河南等省，亦皆于当年废除了府、州、厅、县官员自称“卑职”的陋习，废除了属下进见上级大吏的跪拜礼，规定凡下级官员初见上级大吏，只行三揖之礼，常见只行一揖之礼。例如，1906年5月，江苏巡抚陈夔龙曾通饬全省各级官员：无论官职大小，皆有“莅民治事之权，职曰天职，何卑之有？……嗣后通省府、州、厅、县以下公牍中，一律免称卑字……凡有来辕进见者，无论品级大小，初见三揖，常见一揖，一律免其请安。”[10]山东巡抚杨士骧亦曾通令山东法政学堂考生：“应考各员，是日入场点名，见抚帅只一揖，不准请安。”《大公报》特别指出：“此莲帅使僚属皆知自重之意，居心可谓厚矣”。[11]
诚然不错，岑春煊、陈夔龙、杨士骧等的上述示谕札令，皆强调各级官员，“官无大小，莫非王臣”，[10]大多援引清廷钦定礼部则例中有关百官接见礼仪规定为根据；他们主张废除的仅是下属官员对上级大吏的跪拜，而不是对皇帝的跪拜，更不是从根本上废除跪拜礼节，无疑带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上述废除属员跪拜的示谕札令，是在清廷宣谕仿行宪政这一特殊背景下提出的，我们确可从中感窥到一些较为开明的清廷大吏，尊重他人人格意识的初步萌动，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人经过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力图摒弃传统礼制的前兆端倪。恰如《大公报》所称：其“居心可谓厚矣”。[11]
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带同宣统皇帝在清官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同时也是中国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袁世凯内阁的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第一次摒弃跪拜礼，以三鞠躬礼朝见了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示以森严等级观念、贬抑人格尊严的跪拜礼至此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寿终正寝。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通知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府，可照旧致祭文庙，“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12]其后，又明令废除社会交往中的叩拜、相揖、请安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8月17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礼制》规定：男子平常相见，施脱帽礼；公务活动中施脱帽一鞠躬礼；庆典、祀典、婚礼、聘问等隆重场合，施脱帽三鞠躬礼。女子礼与男子礼相类，惟不脱帽。[13](P16)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
积淀愈深愈厚，清除愈艰愈巨。废除跪拜之礼的努力，自始至终皆受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1897年梁启超提出废除跪拜之礼时，湖南士绅叶德辉即曾猛烈批评梁启超：“竟欲易中国拜跪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14](P548)南京临时政府废除跪拜礼，特别是祭天祭孔等大典中的跪拜之礼后，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对此十分不满，竟气急败坏地质问国人：“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15](P849)似乎中国人的两膝就是为了跪拜天、地、君、亲、师而生长的。
20世纪初年，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的跪拜礼虽已被明今禁止，但跪拜之礼在中国社会内部并未彻底禁绝，我国的某些边僻地区仍有跪拜之风。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跪拜之礼已经彻底绝迹，这是历史的进步。跪拜之礼是与专制制度同时消亡的，这无疑是辛亥革命的结果，但同时又是经过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的自然选择。
收稿日期：2003-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