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年谱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谢灵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灵运是晋宋时代的重要作家，也是六朝作家作品研究中陶渊明之下的另一个研究热点。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姑且不论，依笔者之管见，仅谢灵运年谱便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刊出过六种，还不算汉语之外其他语种的传记研究（如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尾郊一先生即著有《谢灵运传论》）。本人于1997年至1998年间应东方出版社之约，撰写《谢灵运传》，所以留心研习、比对了六种谢灵运年谱及其他有关传记研究著述，在领受教益与嘉惠的同时，也感到谢灵运年谱传记研究中尚有需要进一步加以考辨的问题，于此谨将千虑一得奉献出来，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所参读的六种年谱是：叶瑛《谢灵运年谱》（简称“叶谱”，《学衡》33期，1924年9月）；丁陶庵《谢康乐年谱》（简称“丁谱”，《文学周刊》1925年10月）；郝立权《谢康乐年谱》（简称“前郝谱”，《齐大季刊》6期，1935年6月）；郝昺衡《谢灵运年谱》（简称“后郝谱”，《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3期）；杨勇《谢灵运年谱》（简称“杨谱”，《饶宗颐教授南游赠别论文集》1970年）；顾绍柏《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简称“顾谱”，《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此外，叶笑雪《谢灵运传》（《见谢灵运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沈玉成《谢灵运》（《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也在学界有重要影响，故亦在参考之列。
下面主要就“谢封康乐侯（公？）表”、“停军十五日”、“千秋亭饮酒”、“随州从事郑望生”等四个问题加以考辨。涉及诸年谱成说时，因“顾谱”所列资料最详且最晚出，故以“顾谱”所列材料及观点为首引，兼及其他。
一、“谢封康乐公表”抑或“谢封康乐侯表”辨及谢灵运袭封时间考
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入宋以后降为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有谢灵运的《谢封康乐侯表》，注明材料来源是《艺文类聚》卷五一。“顾谱”认为“侯表”是“公表”之误，将此表系在“隆安三年（己亥公元399年）十五岁”条下，曰：
关于《谢封康乐公表》，《艺文类聚》卷五一作《谢封康乐侯表》；又据灵运传，刘裕建宋朝，“降公为侯，食邑五百户”，似乎《类聚》与此一致，故丁氏《年谱》将此表系于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实误。通观全表，无对刘宋代晋的赞美之辞。且云“岂臣尪弱，所当忝承”，证明灵运上表时年龄很小；而永初元年，灵运已三十六岁，不当如此言。故将此表系于是年。参阅二郝《年谱》。
六年谱中，“叶谱”简约，未涉及此事；二“郝谱”及“顾谱”均主“公表”，“丁谱”明确主“侯表”，在“元熙二年庚申此年即宋武帝永初元年三十六岁”条下曰：“降封康乐侯，有《谢封康乐侯表》。”并作按语曰：
此年六月，恭帝禅位于刘裕。刘裕降晋室诸臣，降封康乐公为县侯。邑五百户。则本传云高祖受命，降公爵食邑五百户，起散骑常侍。集内有谢封康乐表，皆此年事。表即在此年作也。
“杨谱”虽未于降公为侯之永初元年条下明确上表之事，但于“元兴三年甲辰(404)二十岁”条下言及袭封康乐公时引述到《谢封康乐侯表》。
可以说，改集内之“侯表”为“公表”是从“前郝谱”开始的。“前郝谱”在“袭封康乐公，食邑三（当是“二”）千户，上表陈谢”条下作按语曰：
灵运袭封康乐，当在十五岁还都以后，《艺文类聚》五十一有灵运谢封康乐侯表。侯当作公，表有“岂臣尪弱所当忝承”之语，可证非宋武帝时降公爵为侯之作。
由此看来，改“侯表”为“公表”的根据仅仅是“岂臣尪弱”四字；“后郝谱”无异，“顾谱”亦未提出新的佐证。然而仅凭“尪弱”二字，实不足以改“侯表”为“公表”。因为“尪弱”的意思是病弱、瘦小虚弱；单一个“尪”字指骨骼弯曲变形的病症，并不能作为“年龄很小”的证明。《辞源》中列与“尪”字搭配的词条还有“～劣”、“～怯”、“～病”、“～羸”；《佩文韵府》所列词条还有“～疹”、“～疾”、“～瘵”、“～顽”、“～伛”、“～纤”、“～蹇”、“～顿”、“～蹶”、“～陋”、“～闇”、“～悴”、“～弊”，俱与年龄大小无涉。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举出将“尪”字词组用在“年龄很大”阶段的例证：宋范仲淹《剔银灯》词曰：“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老成尪悴”，正可为郝、顾之说的反证。
诚然，受封、改封、袭封、降封均需上表称谢，如魏陈思王曹植作过《谢初封安乡侯表》、《改封陈王谢恩章》，又代儿子作过《封二子为公谢恩章》；魏武帝曹操作过《谢袭封费亭侯表》等。但此类谢表作为一种程式化的具文，很少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大多于称谢之外别有一些可资参考的特殊意义，只要看一看《艺文类聚·封爵部》收录的文字便可以一目了然。
那么谢灵运的这封谢表究竟是谢封康乐公表还是谢封康乐侯表，我们确需“通观全表”来找答案。“顾谱”称表中“无对刘宋代晋的赞美之辞”，但有无赞美之辞也不能作为改“侯表”为“公表”的根据。细味文意，此表正关合刘宋代晋事，并暗含着对刘宋政权的讥讽。谢表全文如下：
昔强氐暴虐，恃僭历纪。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没西河，倾覆南汉，凌籍纪郢，跨越淮泗。于是策尽惟疑，地险已谢；咸惧君臣同泯，有生无余。亡祖奉国威灵，董符戎重，尽心所事，克黜祸乱，功参盘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晖，荣落代运，输税唐化，生幸无已。不悟天道下济，鸿均曲成，乃眷遐绩，式是兴征。分虎钮龟，复显茅土，鸣玉拖绂，班景元勋。泽洽往德，恩覃来胤，永惟先踪，远感崩结，岂臣尪弱，所当忝承？臣闻至公无私，甄善则一，皇恩远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兹盛美；岂谓荣渥，近沾微躬。倾宗殒元，心识其会，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此文大致可分三段：开篇至“胙土南服”为第一段，述先祖谢玄临危受命，渡淮拒敌，取得淝水之战全胜的战功，这是封康乐公的缘起。“强氐”云云，俱是实录。氐，古族名，又称西戎，文中以指苻秦。在淝水之战（383年）前四年左右，苻秦已陷落晋之樊、邓、鲁阳、南乡、魏兴等郡，“既噬五都”，当即指此。而交战前夕，晋廷面对强秦，确有亡国之虞，车骑将军桓冲即说过“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晋书·桓冲传》）的话，所以灵运说“亡祖”“功参盘鼎”并不为过。
“逮至臣身”迄“所当忝承”为第二段，此段实即触到了刘宋代晋事。“日月改晖”、“宋落代运”俱就王朝兴替而言；“输税唐化”及“天道下济”、“鸿均曲成”正是虚美之辞。“唐化”乃“唐尧之化”或“唐虞之化”的省文，《三国志·魏书·苏则传》录苏则劝谏之语曰：“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郡吏，愚臣以为不可。”《晋书·虞羲传》载羲上表之语曰：“陛下以圣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旷……”可知“唐虞（尧）之化”乃当时熟用之语，为行文齐整而简化作“唐化”，亦当为时人所知。“天道下济”指天助人事；“鸿均”指太平之世。两句指刘宋王朝秉承时运，初定天下。故而才有封官赐爵之事。“分虎”即“分符”，分一半符节给功臣作信物，即《史记·高祖本纪》所谓“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旧时符节多为虎形，故称“分虎”，以与“钮龟”成兽名之对。“钮龟”为封官，汉制“列侯即黄金龟纽”（汉卫宏《汉官旧仪·补遗》）。谢灵运《辞禄赋》中即有“散龟纽于城邑，反褐衣于丘窟”的文句。“茅土”是封侯的代称，帝王分封诸侯时，取社稷坛五色土中封地所在方向之一色土，以茅包之，称为“茅土”，给受封者在封国内立社用。“复显茅土”即再次行封之意。此正“谢封康乐侯表”之明证。若承袭康乐公爵位，断不会有“复显”之辞，更不会有从“分虎钮龟”至“班景元勋”的排比之句，这显然是写大规模、成系列的封赏情况。自言“尪弱”，一方面流露出谢灵运内心的虚弱，另一方面也暗含着对降爵的不满。不满情绪在第三段中有较为集中的表现。
“臣闻”云云至终篇为第三段。第三段的核心在“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两句。句中使用了汉高祖刘邦施恩于前朝功臣后裔等典事：“信陵”指“春秋四公子”之一的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高祖得天下后，安排人专门管理秦、楚、魏、齐、赵等亡绝后代的前朝君王陵墓，信陵君虽非君王，但高祖还是安排五户人家住在他的陵地。事见《史记·高祖本纪》：“（十二年）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望诸”指燕赵大将望诸君乐毅。高祖得天下后，封其孙于乐卿。《史记·乐毅列传》载：“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写汉高祖施恩前朝孑遗，正为宋武帝降前朝功臣名将后嗣封爵而发，讥刺之意，不言而喻，且灵运非常自然地将刘裕放到与刘邦相比对的位置。二人俱为刘姓，俱为开国之君，一有尊贤继绝之封，一有改弦易辙之诏，孰优孰劣，自不待言。所以表中“观史叹古，钦兹盛美”是真，“酬恩答厚，罔知所由”是假。一篇谢表，于称谢的表面文章下，是前朝贵胄的孤高和对新王朝的怨怒与不屑。“谢表”形同“战表”，表示了明白的不合作态度，从此也注定了谢灵运在刘宋政权下的悲剧命运。
在弄清《谢封康乐侯表》通篇文章之后，我们可以说《艺文类聚》收录的谢表文字不误。治六朝文学的沈玉成先生在涉及灵运袭封之事时，初从郝谱而误，后在作《谢灵运》评传时特加小注予以订正曰：
表中明言“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晖，荣落代运”，“皇恩远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其为易代以后所作，当无疑义。“尪弱”云云，是一般的谦词，非必实指年岁。拙作《中古文学丛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3辑）中提到谢灵运袭爵事，承郝说而误，谨此订正。
沈先生求真求实的勇气很令人感动，但在沈先生身后，“郝谱”之误仍为学界所承袭。
与谢表有连带关系的问题是袭封康乐公的时间。现将诸谱所定灵运之父谢殃卒年及灵运袭爵年岁列表如下（谢玄卒年为太元十三年(388)正月，《晋书》本传已载）
父瑍卒年
袭封康乐公年岁
叶谱十六岁
丁谱
太元十年(385)生旬日而谢安亡，父瑍寻亦亡
前郝谱 生旬日而父殒十五岁还都之后
后郝谱 （同上）
（同上）
杨谱
太元十三年父瑍袭封康乐公；元兴三年父卒
二十岁
顾谱
（生）旬日而父瑍卒十五岁
关于袭爵时间，“叶谱”定在“十六岁”；“丁谱”未涉及；二“郝谱”定在“十五岁还都之后”，沈玉成《谢灵运》亦同；“顾谱”定在“十五岁”。其根据皆来源于《宋书》本传的一段文字：“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沈玉成《谢灵运》文页末小注曰：
谢灵运袭爵的具体时间，史无明文，本传（引上录《宋书》文字）……琅邪王德文为大司马，事在义熙元年(405)，中间又隔了一段桓玄篡逆，前后两年，由此推知当在元兴元年(402)，谢灵运十八岁左右。
这是“十五岁以后说”中辨析最为详明的说法。然此说实际上把袭爵时间与“除员外散骑侍郎”的时间混为一谈。“以国公例”，说明灵运在除官以前已具有“国公”身份。也就是说：袭爵在前，除官在后，二者并不是处在同一时间段中。
要弄清灵运袭爵的具体时间，我们首先要对爵位继承的典章制度有所了解。
首先，爵位继承并无年龄限制。据《晋书·桓玄传》载，桓温幼子桓玄袭南郡公时年七岁；又据《宋书·武三王传》，庐陵王刘义真于景平二年(423)被杀，年十八岁。庐陵王无子，故“太祖以第五子绍字休胤为嗣”，时距义真之亡九年而刘绍年仅一岁。所以灵运袭封并不一定要等到十五岁之后。
其次，关于袭封的具体程序，笔者尚未在晋宋典籍中看到相关记载，但汉班固所撰《白虎通义》开卷十章所述即是一个“爵”字。其中“诸侯袭爵”条下有这样的文字：“《韩诗内传》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无自爵之义。”清陈立于此作疏证曰：“然则世子三年乃受爵者有二义：一则不忍当父位；二则无自爵之义也。”（《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白虎通义·爵》部还有这样两段文字：“爵人于朝者，示不私人以官，与众共之义也。封诸侯于庙者，示不自专也。”“童子当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国命之。明王者不与童子为礼也。”由上述材料可知，袭爵的程序是在老爵位拥有者去世后，继承人（世子）守孝期满即可受命袭爵，意在表明爵为天子所赐。仪式通常在朝中举行，而童子受命，是朝廷派大臣到其封国举行仪式。
目前诸谱已基本达成共识的是灵运父谢瑍卒于灵运出生后不久（注：“杨谱”以为灵运嗣爵于父，或以《晋书·谢玄传》明载：玄亡后“子瑍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然以谢瑍卒于元兴三年(426)，则灵运时年二十岁，其父年当四十岁上下。据“杨谱”所列灵运族人年状，鲲，四十三卒；尚，五十卒；据，三十三卒；安，六十六卒；万，四十三卒；石，六十三卒；玄，四十六卒；韶，三十三卒；思，四十七卒；瞻，三十五（三十七）卒；（晦，伏诛，年三十七）；弘微，四十二卒；惠连，三十七（二十七）卒（朓，下狱死，年三十六）。除死狱伏诛者外，谢氏家族可统计的平均寿命为四十四岁，若谢瑍卒年在四十岁左右，便已接近谢家的平均寿命，不应该说是“早亡”（《宋书·谢灵运传》）。又，灵运十五岁作“乌衣之游”时其父已卒，《宋书·谢瞻传》：“灵运父瑍，无才能，为秘书郎，早年而亡。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由此看来，谢瑍之亡，已是往事，若距亡期未远，谢瞻断不会出此言。此段材料，正谢瑍“早亡”之明证。唯《晋书》明载灵运嗣爵于父，此事尚需进一步加以考索。），而祖父康乐公谢玄卒于太元十三年正月，时灵运四岁，而谢玄一支又别无其他继承人，所以灵运是直接袭爵于祖父。按，《宋书·礼志二》载曹郎诸葛雅之议曰：“今长子早卒，无嗣，进立次息以为世子，取诸《左氏》，理义无违。”谢家属世子早卒，有嗣，当以嗣绍承。按照汉制，灵运袭爵时间是在“三年丧毕”的太元十六年，也就是灵运七岁的时候。
晋时是否遵守汉制？我们可以从桓玄袭爵的事例中找到佐证。桓温卒于公元373年，幼子桓玄生于公元369年，桓温卒时，桓玄恰好也是四岁。《晋书·桓玄传》载：“乃生玄，……温甚爱异之。临终以为嗣，袭南郡公。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冲，冲抚玄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泪覆面，众并异之。”由此可知，晋循汉制，服丧三年后袭爵。袭爵前，府中事物由家族中其他人代理。桓玄四岁丧父，七岁袭爵，正巧为灵运袭爵时间之参证。至此可以明断：谢灵运袭封康乐公时年七岁。而《艺文类聚》中所存谢表，显然不是七岁孩童的手笔。
二、“停军十五日”辨
“停军十五日”，乃谢灵运从弟荆州刺史谢晦与宋文帝所率讨伐大军对阵事，见《宋书·谢晦传》。关于宋文帝亲率六军西征谢晦，诸谱或详或略均有列述。“顾谱”在“元嘉三年（丙寅 公元426年），四十二岁”条下略述此事曰：
二月……文帝始发建康西征。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谢晦在安陆延头被擒，送京师伏诛。
又特于此年大事记后注明：“以上见《宋书·文帝纪》、《资治通鉴》卷一二○。”关于文帝征谢晦，“后郝谱”语焉最详：
宋书文帝纪“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尚书令、护军将军、左光禄大夫傅亮，有罪伏诛；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率六师西征。二月戊辰，到彦之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己卯，擒晦于延头，送京师伏诛。”（此段为撮述，实不当加引号）又谢晦传“晦死时年三十七”。
关于此事的记述，《宋书·文帝纪》与《宋书·谢晦传》有相龃龉处，虽与谢灵运无甚相干，但作为谢灵运年谱中不可忽略的事件，还是辨析明白为好。特别是《资治通鉴》卷一二○在“文帝元嘉三年二月”条下叙此事时将《文帝纪》与《谢晦传》的材料兼收并取，杂糅一处，使龃龉更加彰显，这便是“停军十五日”的真实性问题。《通鉴》记述如下：
庚申，上发建康。……谢晦自江陵东下，何承天留府不从。晦至江口，到彦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据巴陵，畏懦不敢进；会霖雨连日，参军刘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寻至，东军方强，惟宜速战。”登之恇怯，使小将陈祐作大囊，贮茅悬于帆樯，云可以焚舰，用火宜须晴，以缓战期。晦然之，停军十五日。乃使中兵参军孔延秀攻将军萧欣于彭城洲，破之。……戊辰，台军至忌置洲尾，列舰过江，晦军一时皆溃。
上文甲子纪日处文字取自《宋书·文帝纪》；庾登之畏懦求缓战期、“停军十五日”云云取自《宋书·谢晦传》。传载，虽然停军十五日后谢晦仍然取得了局部战斗的胜利，攻下了彭城洲，但在总体格局上却贻误了战机，至使朝廷大军开到后晦军不战而溃。
问题的关键在“庚申”、“戊辰”两天和“停军十五日”的关系上。查《中西回史日历》及《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元嘉三年二月庚申为2月11日，戊辰为2月19日，也就是说，从文帝发兵建康到谢晦兵溃，其间总共只有九天时间，何来“停军十五日”？《文帝纪》精于纪时而疏于纪事，《谢晦传》详于纪事疏于纪时，且二月“丙子（17日），帝自芜湖东还”，整个西征战役也不过只进行了十七天，所以当以《文帝纪》记述为准。至于《谢晦传》中的“十五日”，窃以为或是“五日”之误。这虽是谢灵运年谱中的旁枝末节，但于史传之龃龉粗疏，却不得不明而辨之。
三、“千秋亭饮酒”事辨
元嘉五年(428)谢灵运第二次归隐故乡后，曾与会稽郡守孟顗结怨，至有孟顗“其异志，发兵自防，露板上言”；谢灵运“驰出京都”，诣阙辨诬事（见《宋书·谢灵运传》）。
《宋书》谢传载致怨之由为二事：一、“太守孟顗事佛甚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此处有版本异同，下文详辨），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二、“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顗又固执。灵运谓顗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之，与顗遂构仇隙。”
《南史·谢灵运转》记谢孟仇隙时又增出“千秋亭饮酒”一事。传曰：“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顗深为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此事诸年谱并不取，亦未加辨析。笔者“以意逆志”，若不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便一定是因为此条材料在记述上与史实有出入。
首先，此条材料置于“复为御使中丞傅隆奏免官，是岁，元嘉五年也”之后，也就是说是灵运东归以后，即元嘉五年以后发生的事。然《宋书·隐逸传》、《南史·王镇之传》附弟弘之传记王弘之卒于元嘉四年：“弘之四年卒，时年六十三。”“弘之元嘉四年卒。”言之凿凿，不容不信。四年已卒之人，五年以后何以会在千秋亭饮酒？可断《南史》谢传为误记。
其次，孟顗出任会稽太守的时间必在元嘉三年谢方明卒于会稽太守任之后。《宋书·谢方明传》载：“永初三年，出为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又《宋书·郭世道传》：“郭世道，会稽永兴人也。……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知孟顗元嘉四年已在会稽太守任上，此时灵运尚在京城任秘书监，至灵运东归，弘之已亡，谢、王、孟三人断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一时间段中。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尽管《南史》记千秋亭饮酒事于史实有差误，但记王弘之事有误并不能说明记谢灵运事有误。且此事记录在谢灵运传中，作为事件的核心人物，传记作者必会付与最多的关注。所以我们不能以事件相关人物失实而认定核心人物的载记亦失实。以《宋书》、《南史》并见的“孟顗事佛”事为例，《宋书》所载灵运讥辞为“得道应须慧业文人”；《南史》则作“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文人”从下作“丈人”，《南史》版本显然优于《宋书》。“丈人”这一面对面的口语化称谓，不仅使行文更为条畅，亦见出灵运的讥诮声口。
那么《南史》的载记何以会较《宋书》增出千秋亭饮酒一事，我们有必要对《南史》的成书和记述风格有所了解。
《南史》与《北史》是初唐人李延寿所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官方批准流传。在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之外再编《南史》、《北史》，除顺应唐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外，作者在史料上也有所增删。在删减大量册文、诏命、奏议、文章后，传记的叙事部分更加醒豁，此外作者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作了不少补充。这一点，中华书局编辑部在校点本《南史》的出版说明中言之凿凿：“例如《南史》补了王琳、张彪等人的专传，在《循吏》、《文学》、《隐逸》、《恩倖》等类传中也补了若干人的整篇传记。……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的纪传中补充史实的地方也为数不少。有的原传文字无几，增补的部分超出数倍。如《南史》的《恩倖传》就是例子。”李延寿本人在《上南北史表》中自述撰史主旨及过程曰：“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宏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臣既夙怀抱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连缀改定，止资一手，故淹时序，迄今方就。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从中可知，李延寿所补的史料除“屡叨史局”所涉猎的正史外，还有“备得寻闻”的口头材料及“小说短书”等杂史札记，应当说《南·北史》在史料上可与“八书”相补充，我们不当偏废。而于“八书”所不载的新增史料，尤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南·北史》采用了家传体的记述方式，按世系而不是按时代先后编次列传，凡子孙皆附于父祖传下。这当然是受到南北朝时代门阀制度之社会现实的影响，但家传体的方式也反映了李延寿对士族统治和家族传承的关注。我们在谢灵运一族的传记中可以看到，裸身狂饮之举并不限于谢灵运一人。灵运子凤，凤子超宗，超宗子为才卿、几卿。这几卿便也有裸饮的骇俗之举。《南史·谢灵运传》附几卿传载：“又尝于阁省裸袒酣饮，及醉小遗，下沾令史，为南司所弹，几卿亦不介意。转左光录长史。”祖灵运于千秋亭裸身而饮，世孙几卿于阁省裸饮，较乃祖大有过之。《南史》两载谢氏家族裸饮事，当是刻意之笔，我们不应忽略。
我们还应注意到，《南史》所言是“王弘之诸人”。元嘉五年，虽王弘之先期谢世，但“诸人”中另一位隐士孔淳之还在。王、孔俱为灵运初隐始宁时所识。其在《与庐陵王义真笺》中曾将二人并提：“至若王弘之拂衣躬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孔淳之卒于元嘉七年，所以很可能参与灵运千秋亭饮酒活动，而当时的“小说短书”也很有将孔淳之误传为王弘之的可能。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千秋亭位置何在？
历史上留下遗迹的千秋亭有两处：一是河北内丘县（旧柏乡县，春秋时晋之鄗邑）。《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二是河南渑池县东。《太平寰宇记·渑池县》：“千秋亭在县东二十里，潘岳丧子处。”这两处千秋亭显然均与谢灵运无干。谢灵运裸饮大呼的千秋亭必在会稽郡内。然此千秋亭位置已不见于文字记载，查《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会稽郡附县”条载有这样一行文字：“千秋桥，县东南七里。”此千秋桥或即因千秋亭而得名，若此，千秋亭当距之不远，当然这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推测。
四、“随州从事”与“随”“州从事”
《宋书》本传记谢灵运临川兴兵事曰：“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
此事“叶谱”、“杨谱”系于元嘉九年(432)，他谱系于元嘉十年，即灵运被杀之年。关于“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一句，研究者多生误会。六种年谱除直接引述原文者外，两“郝谱”作“司徒遣随州从事郑望生”。虽然“前郝谱”称引自《南史》、“后郝谱”称引自《宋书》，但俱脱史书中的“使”字，便成了“司徒派遣随州从事”如何。叶笑雪《谢灵运传》即直接作“派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沈玉成《谢灵运》亦同。“顾谱”更蛇足为“司徒刘义康遣使随江州从事郑望生拘捕灵运”。
读书至此，不禁生疑：“江州从事”、“随州从事”，干临川何事？“江州从事”的由来，或因《建康实录·太祖文皇帝》“元嘉九年”内有“江州部从事收灵运，乃徙广州，敕于南海行刑”的载记（《南史》、《宋书》记灵运弃市之年为元嘉十年，独《建康实录》为九年，不知何据）；“随州从事”则是年谱作者读书不细的误会。因为刘宋时代并无“随州”之名。
随州即今湖北随县，刘宋时称“随阳郡”，齐梁时称“随郡”，入西魏版图后始称“随州”。所以《宋书》、《南史》谢传中所谓“随州”并非地名，“随州从事”也并非官职名称。中华书局校点本两书于“随州”之下并未打专名线。“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以白话译解则是：“司徒刘义康派遣使者跟随着州从事郑望生一道前往临川拘捕灵运”。“州从事”，实是在临川任职的部郡从事。
部郡从事，汉时全称为“部郡国从事史”，州吏名。两汉司隶校尉与部刺史属下均置此官，职在检察非法。《后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一人”条下曰：“从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从事，主察百官犯法者。功曹从事，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众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其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部郡国从事，每郡国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晋袭汉制，亦设部郡从事。《晋书·职官志》“司隶校尉”条下曰：“属官有功曹、都官从事、诸曹从事、部郡从事、主簿、录事……凡吏一百人，卒三十二人。”《宋书·百官志下》“刺史”条下曰：“部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汉制也。今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州，旧无定制也。”由汉代至刘宋的官制推知，郑望生必临川部郡从事无疑。因其职在“察举非法”，所以将谢灵运在临川的表现举报朝廷，致有司徒派使者随之返回临川，收捕灵运事。灵运所以“执录望生”，也正因为郑望生是事件的直接引发者和前来收捕他的主要负责者。我们只有弄清郑望生的身份，才能对灵运临川拒捕事有顺理成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