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景农小说的表现手法及其人物悲剧_台静农论文

台湾景农小说的表现手法及其人物悲剧_台静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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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是现代文学史上早期乡土派小说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反映皖西北乡镇极其闭塞落后的生活,描写了记忆中困苦麻木与无奈的民众的酸辛和凄楚,他以其朴实、单纯、凝炼而又带有忧伤和风格对乡土题材作了较深远的开拓。鲁迅对他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 〕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善于把独特的表现手法与其作品反映故乡小镇人民在野蛮的封建习俗中的不幸命运这一思想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小说独特的结构方式的设置、展示式的叙述方式的运用、特定的意象以及悲剧人物的塑造、地方风俗画的展现、诗意化的语言氛围的营造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使作品在悲剧的氛围中给读者以艺术的感染,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一、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常常通过一些特定的意象作为作品的隐性结构,同时使这些意象与情节二者一明一暗奇特地组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象征不仅是微观表现要素上的手法,它也可以成为作品整体的宏观表现方法,这时候,它就不单单存在于个别意象上的水平,而是整个作品的意象系列都具有了象征的意义。”〔2 〕台静农作品中的“烛焰”、“红灯”、“月光”等意象不仅在于它个别意义上的象征,而且,这些意象已成为贯穿作品整体的隐性结构,或者说它为作品的情感和哲理表达提供了线索。《烛焰》讲的是关于结婚“冲喜”的悲剧故事。翠姑因父母之命为了给未婚夫“冲喜”而匆忙出嫁。在拜堂时那支象征少爷命运的烛焰却突然熄灭了,深信宿命的姑母及其它人慌忙中吹灭了另一支烛焰,那是象征翠姑命运的。这一不祥预兆在翠姑父母的心里蒙上了阴影。终于在一个深夜他们得到了翠姑丈夫去世的消息。就这样翠姑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在香案上,左边的烛焰,竟黯然萎谢了,好像是被急风催迫的样子;至于右边的,却依然明闪地发光。”这里,左边的烛焰黯然萎谢暗寓了吴家少爷的生命将逝,右边烛焰明闪发光则暗寓了翠姑明丽蓬勃的生命之光,然而,当大家凄然面对这一景象时,“这右边的烛焰,愈颤动了,烛泪不停地流满了烛台”。这颤动的烛焰以及烛泪似乎在暗示翠姑在失去丈夫之后的凄艳人生,她面临的将是在美丽的孤寂中以泪水来熄灭生命中的自然灵性的生活。后来“姑母悄悄地走到神灵的跟前,将双烛熄灭了。”如果说吴家少爷的生命之光是自然熄灭的话,那末翠姑的希望之火则是被“冲喜”这一封建的野蛮习俗人为地扼杀了。文章的最后,“昏昏的灯光,笼罩了全室,好象有无数阴灵隐伏在这昏沉的阴影里。”这无数的阴灵仿佛就是不可征服的命运之神时时潜伏在这些苦难的心灵中,伺机报复那些可怜的人们,作者故乡小镇上这些灵魂被一些扼住鲜活生命的习俗浸蚀之后,其丰富的神经末梢已经麻木,人们除了感叹命运的无情捉弄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什么解释了。由此我们感到正是在“光”的意象所暗寓的人物命运的悲剧之中,使得故事情节向它应有的归宿发展的。

“一个意象若在作者笔下反复出现,它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分量,最后使我们明白它必有所指,即成为一种象征。〔3 〕如果说《烛焰》是在文本中“烛焰”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中来体现“烛焰”的象征意义的话,那末《红灯》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作品中“红灯”的意象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因母亲身无分文在无可奈何之中产生的灵感,从她在墙边发现儿子用剩的红纸,到寻找作灯骨的竹子直到最后红灯糊成,作者使读者与其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沉浸在这一份美丽的幻想上,只是读者多了一份作品中人物所没有的清醒与清醒后的悲哀。作者在完成“红灯”这一特殊意象中同时赋予了这一意象作为其隐性结构的承担者的角色,让人们感到作品流动着的内在节奏。台静农的另一篇小说《蚯蚓们》写了因贫困而卖妻的故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用“月光”的意象贯穿全文,富有层次感地写出了“人物”的苦闷、矛盾与无奈的心情,人物的这种伤怀悲凉的心情与反复出现的“月光”的意象交织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作品从辗转反侧的他“见月光依然明亮地照着房中的一切,妻在门口迎着月光坐着”。到“他看见月光之下的伊的影子,在那里颤动。”直到最后“清光照着这一对不幸的男女”,“明月渐渐西沉”。在“月光”意象的反复出现中道出了作品中人物在现实面前所表现的绝望、屈辱与悲哀的心情。台静农在作品中,把“烛焰”、“红灯”、“月光”等意象和小说情节奇特地组合在一起,使人物的命运悲剧在读者对这些意象的审美享受中自然领悟。

二、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大多以场景展示为其主要的叙述模式。现代叙述学理论认为,展示(showing)和讲述(telling)是文学叙述的两种基本方式。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详细地阐述了展示与讲述的真正含义。讲述是由叙述人直接出面进行叙述,展示则是一种“客观”的或“戏剧式”的叙述方式,即向读者直接展示所发生的事或故事的场面。用展示的方式更能使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及对作品中人物的审视倾向隐藏在故事中人物的身上。在《烛焰》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展示吴家少爷出殡(以群体式的远景展示为主)、翠姑婚事的商定(以对话及近距离展示为主)、婚礼中看烛焰(特写镜头式)这三个场景,把翠姑的悲剧命运与小镇民众群体意识的麻木客观地呈现给了读者。在《红灯》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母亲将其倾注无限希望与哀思的纸糊的红灯在鬼节那天投入河中为主要场景,形象地展示了一颗麻木而不幸的灵魂。在《新坟》中以隆盛茶馆中茶客的对话、老更夫昂三与老七在更楼的香油灯下的对话及作品后半部分南栅门外众人的对话为主要场景,展示了四太太悲剧的一生以及周围人物的冷漠无聊的境况。《天二哥》把天二哥和小柿子之间的一场争斗放在王三饭铺的门口,写出了在古老乡镇人们除了贫困痛苦外,更不幸的是其自身精神的麻木与愚昧,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反人道的冷酷与野蛮。在上述这些作品中作者是将这一系列场景置于中国二十年代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来展示的。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给了作者一种特殊的体验,关于死亡的体验。一幕幕场面展示的是生的痛苦,死的悲哀,活着的不幸与无奈。在这里作者选择死亡并不是有意要将其死亡主题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他只是关注着当下的社会现实,作者其实是将自己的忧郁与沉痛,焦虑与关切倾注在笔下林林总总的人物身上了。

三、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善于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首先他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在鲁迅的“画眼睛勾灵魂”的手法的启发下,台静农在作品中也善于抓住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中能体现人物整体风貌与性格的特征来刻画形象。如《新坟》中通过对四太太的“手拿着一个细竹竿,穿了一件旧蓝布褂,满身是泥土和鼻涕,头发如银丝般的蓬乱在头上;满脸都是绉纹,她大声叫喊着,嘴边流出白沫……。”这一富有特征性的形象刻画,把四太太惨遭不幸之后的疯子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小说开关茶客们在隆盛茶馆的一段对话及描写:“‘他妈的,没见过女人这样地出丑,女儿被大兵奸死了,儿子被大兵打死了,自己却疯了,也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汪老光愤愤地接了萧二混子的话,睁着他的朦胧醉眼,喷着酒气说。”通过汪老光说话和说话的口吻把汪老光等茶客无聊粗俗及人们对四太太不幸所表现的漠然传神地描摹出来了。《蚯蚓们》中通过对李小在郎翁家按手印卖妻时的那付局促木然的动作描写,把李小的屈辱悲凉与无奈的情绪细致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作者还善于将作品的的悲剧人物置于群体中来展示,而不是孤立地写人物。《烛焰》中,在吴家少爷出殡时,翠姑身着白衣伏在棺木中痛哭的镜头,作者是将她置于众多人物中来展示其孤独凄凉的形象的。《新坟》通过茶客们的对话写出了四太太的命运不幸,作为作品主要人物的四太太的形象就是在众人的言谈注视中完成的。《天二哥》中天二哥与小柿子的争斗是在众多看热闹的人们的幸灾乐祸的喝彩声中进行的。作品不仅写出了个别人物的不幸,同时也表现了群体的麻木冷漠。

四、台静农小说善于通过独特的意象揭示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所谓意象“是指这样一种形象,它有着物象(‘象’)的具体可感性,但又不是对物的忠实复现,而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超越了物的形象化显现,因此它具有某种朦胧的不确定性和形而上的抽象性。它主要不是对物的客观的再现,而是主观(‘意’)的创造性表现。”〔4 〕他的小说《烛焰》、《红灯》、《蚯蚓们》及其它一些小说中经常出现“光”的意象,“烛焰”、“红灯”、“月光”等作为“光”的意象,它本是希望、温情、美好的象征,在他的作品中这些意象却成为人生命运变幻无常,美好与幸福不可把握,稍瞬即逝的象征。理查兹在《文学批评原理》中说:“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台静农作品中的“光”的意象的作用也就是在人们由“光”这一独特的意象产生的凄美、恍惚的感觉与人物命运的自然联想上。而这种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并不是作者虚无的生命观的“形而上”的表现,而是寄寓了其深层的社会根源以及在社会习俗之下悲剧性格形成的心理原因。看了《烛焰》我们知道由于伴随着历史传统、社会情势及封建伦理道德而产生的古老残酷的野蛮习俗对作者故乡小镇民众“群体”的侵蚀、渗透,以至象“冲喜”这样的野蛮习俗成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被小镇的人们普遍认可,包括翠姑的父母以及翠姑自己。其父母认为,既然女儿已许配给人家了,那末无论生死都注定是人家的人了,因此,面对吉凶未卜的未来他们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而小镇的人们则把这一由野蛮习俗导致的悲剧,归结为“命定的悲剧”,充满宿命感。如文中多次提到有关翠姑“命苦”这样的议论。另外整个乡镇的人们在社会、自然习俗的积淀之下形成的封建伦理和以男人为中心的意识象一层无形的网包围着人们。在翠姑的婚姻大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她的父亲,而翠姑既然作为吴家少爷的未婚妻,她的未来生命也只能由吴家少爷来操纵了。即使遇到了这样的不测,人们也就把它归结为命定的悲剧了。这是整个乡镇人们约定俗成的伦理。“冲喜”这一愚昧的习俗只不过是那些愚昧的民众对生命自然法则(生老病死)所作的残酷而又无力的反抗罢了。可惜,自然法则无可抗拒,而本可避免的人为的悲剧却被他们推向高潮。翠姑成了“冲喜”这一点缀着冷酷的野蛮习俗的牺牲品。在《红灯》中凄苦的寡母因买不起纸钱和衣服,只能糊一只小红灯在鬼节那天放到河中超度死去的儿子的灵魂。这里“红灯”的意象同“烛焰”的意象不尽相同,“烛焰”其本身并非一件不幸之物,它只是在作品特定的环境中才成为其特殊的不幸命运的象征的。而“红灯”从作品中母亲费尽心血制作到放入河里漂泊,其特殊的含义已使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红灯”,它本身就包含着痛苦与希翼,不幸与祈祷等复杂的情感。在这一美丽的意象中,蕴含着的却是中国20年代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贫穷落后乡镇民众不幸的命运,以及在古老习俗之下其精神的沉睡与麻木。请看作品中写母亲糊好红灯时的复杂感受:“黄昏时,她将这灯糊好了,在她看来这是美丽的小小的红灯。她欢欣的痛楚的心好像惊异她竟能完成了这种至大的工作。”红灯给她带来的是“欢欣的痛楚的感觉”,寄托了母亲的全部希望。她看见得银(她儿子)“穿了大褂,很美丽,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可惜这一希望只不过是幻觉,就象红灯虽然鲜艳却是纸做的,迟早会被河水无情地卷走。而作品中的母亲沉溺其中,陶醉在这一美丽的虚幻中的情景更让人感到她的不幸与其麻木的悲哀。在文本忧伤朴实描述中寄寓了作者对在封建习俗中麻木地生存的故乡人民命运的深切的悲哀、关怀与反思。这也是中国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的一批乡土作家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的体现。而作者在小说中所运用的独特的意象,不仅使其在艺术形式上超越了其它作家,成为其自身独具魅力的艺术特色,而且这一独特的意象加深了作品主题的内涵,使作品在表现社会悲剧的同时又超越社会悲剧,开拓了其在人性价值上的悲剧意义。(如《红灯》的主题又可从失落的母爱的角度来解释。)

五、台静农的乡土小说展示了浸润着野蛮印记着时代变迁的浓郁的风俗画面。台静农与20年代的许多乡土作家一样,博采风俗,把小说的悲剧主题放在乡土风俗的画面之中。这些风俗除一些由历史传统习惯演变而来的之外,一些特殊的风俗更与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红灯》中的“鬼节”是生者怀着无奈与慰籍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传统文化的话,那末《烛焰》中的“冲喜”则是濒临死亡之人对生者权利的活生生的剥夺。而《蚯蚓们》中李小卖妻的习俗更与社会的风尚密切相关。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伦理中,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的生存权利可以任意交与男子处置,作品中的她对自己被卖表现的是一付木然的姿态。她只是坐在月光下作无声的饮泣。《新坟》中四太太一家的社会悲剧则被愚昧的民众视为是祖先的坟地风水不好所致。在作品中作者不以采撷奇风异俗为目的,而是切实而沉痛地揭示了传统习俗对人性的摧残。作者笔下的风俗画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充满悲哀与绝望的,从中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关注现实的精神。他的“热泪和热血混和着故乡的泥土气息,表现了颤抖在心灵深处的悲哀”。〔5 〕

六、台静农作品中独特的意象为全文营造了诗意化的氛围,使作品弥漫着抒情与感伤的气息,加深了作品的悲剧色彩。台静农常常选择有关“死亡”的题材,如《烛焰》、《红灯》等,这种“死亡”的氛围,与作者所选用的那些独特的意象融为一体,更使作品具有一种凄丽又绝望的意味。然而作者在把人间美好的东西毁给别人看的悲剧表现中,并不是莎士比亚式的大起大落,而是用冲淡的手法让其悲剧在“静静”中产生的。本文所说的这些意象就是在这“静静”之中把作品的悲剧感渲染出来的。第一:这种“静”表现在作品的结构安排上。在《烛焰》中翠姑出嫁前有段很平淡的叙述,讲的是媒人来说吴家少爷病了,让翠姑嫁过去冲喜,她父母在犹豫之中“含糊”地答应了婚事。这种漫不经心的平淡的叙述与平静的对话,似乎寄寓了作者深层的用意,他想以这种“静”与“淡”来反衬悲之深。让人感到悲剧就是在这样的静静中产生的。正如神秘主义的重要代表梅特林克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中说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因素,它比伟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悲剧因素真实得多,深刻得多,也更能引起我们内在真实自我的共鸣。”作者正是用“那种欲言又止,怯声却气的声音”(梅特林克语)展示翠姑父母对“冲喜”这一事件从犹豫到决定的心理过程的。在作者的其它作品中情节的进展也并非大起大落,总是表现出与作品的意象和谐相处的审美意境,显得从容不迫。第二:这种“静”与“淡”包含在作品意象选择的本身。《烛焰》中“烛焰”的意象,《红灯》中“红灯”的意象,《蚯蚓们》中“月光”的意象等其本身的个性都是柔美的,朦胧而富有诗意的,同时又是可视而非言语的,仿佛它们在默默诉说着一些人间的悲苦,带着忍耐与悟性审视着这个冷冷的悲凉的世界。台静农作品中这些“光”的意象正是在这种“静”之中陪伴着悲剧的渐渐深入的,而且一路营造着悲剧的氛围,使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请看《红灯》中的一段叙述:“这小红灯早顺着水势,漂到大众的前面了,它好象负了崇高的神秘力量笼罩了大众,他们顿时都静默,壮严,对着这小红灯。直待大灯来到的时候,小红灯已孤独地渐渐地远了”。作者在文中通过“红灯”这一意象把此情此景“红灯”所给于人们的那种神秘、凄凉、悲苦、希望等复杂的感情表现出来了。此外在台静农的其它作品中也不时地选用“光”的意象。如:《井》中写到房中昏黄灯光下,母亲在呜呜声中纺车,父亲在咕喽咕喽的吸烟声中沉默。小说《拜堂》中写汪二和汪二嫂半夜拜堂成亲的喜剧,但写到汪二嫂在拜堂时念及亡夫不禁又引出了凄凉的“光”的意象:“全室中的情调顿成了阴森惨淡。双烛的光辉竟暗了下去,大家都张皇失措了。”在这种意象中喜剧一转念成了悲剧,使情景中的人物蒙上一层凄凉哀伤的色彩。

曾有人说台静农是“一个徘徊于坟墓荒墟而带着感伤的作者”。这话不无道理,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现实的台静农面对处在“坟墓荒墟”之中的故乡人民怎能不忧伤?他的作品的感伤意味不仅是由于他独特的表现手法使然,更是由于他笔下的人物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悲剧命运所致。其作品独特的表现手法与思想内涵的融为一体,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

注释:

〔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2〕〔3〕〔4〕王纪人等《文艺学教程》114、115、106页

〔5〕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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