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方法运用与研究的基本态势
师 喆
〔摘要〕 方法作为研究的工具与手段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与价值，中国政治学发展几十年来，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力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得益于科学方法的运用与研究。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与系统研究；在引入、创新的基础上，服务于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关键词〕 政治学；方法运用与研究；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再表明，科学方法的运用与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相伴相生、相得益彰。毫无疑问，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是政治学科学化、规范化的有力保障，也是连接政治学理论与具体政治实践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从整体而言，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围绕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主题，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开拓进取，目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依托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强力推动，同时也取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①因而，全景式地透视、探析政治学方法的科学化发展历程，有利于全方位地展现政治学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轨迹和图景。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就主流而言，在政治学方法运用与研究方面，显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恩格斯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②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导下，注重以历史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等研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对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内容的创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解释政治现象，揭示政治运行规律，指导现实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促进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有力的工具。
为检验长大纵坡试验段沥青路面铺筑质量，本文根据《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E60—2008），分别采用渗水系数仪、3m直尺和钻芯取样的方法，对施工完成后长大纵坡试验段的渗水系数、平整度以及压实度指标进行检测。另一方面，由于长大纵坡沥青路面极易出现车辙病害，因此，本文还对施工完成3年后试验段行车道上的车辙深度进行检测，施工完成时路面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施工完成3年后试验段车辙深度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主流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并且适应中国政治学多层次、多方位和多途径研究的需要，有力地助力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实现了对社会政治现象多角度、多层面和多途径的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其在实践中的检验和发展，真正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曾强调指出：“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③中国政治学研究者们从人类发展的大势与中国国情出发思考政治问题，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力戒脱离实际的概念演绎和书斋式的文字游戏，避免研究成果空洞无物，同时杜绝非此即彼、顾此失彼的简单价值判断，以及缺乏深层次的学理分析和必要的思辨与喊口号式的做法，并不断提高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并且，聚焦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推动了政治学的繁荣与发展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出版的学术著作、论文、咨询报告等均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无论是政治体系分析的理论建构，还是利益分析法展开的学科体系，以及权力分析等，包括政治学基本理论的阐释、论述过程，特别是对策性的研究无不如此。④在对具体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自觉做到联系地、全面地、历史地、发展地观察分析政治现象。
政治学说到底是一门研究政治现象的学问。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相关性，决定了对政治的研究也应当充分考虑这一特点。也就是说，尽管政治现象是相对独立的领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与社会其他领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往往交织在一起，且经常互相转化，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联系起来，势必难以对政治的本质予以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实现了政治学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既表现在它始终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它以其科学性揭示了政治的本质和运行规律。其中，值得强调的是，将政治置于整个社会系统，未曾抽象和独立地研究社会中政治现象，尤其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等联系起来思考。因为，各种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运动、政治冲突、政治派别、政治形式、政治行为、政治革命等异常复杂，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政治本质的认识有赖于对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认识。政治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要求和客观过程，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利害冲突，因此没有纯粹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一般表现为政治活动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强调经济决定政治和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区别于其他政治学的地方。在阶级社会，任何阶级、阶层、集团、政党或个人的经济利益都是通过他们的政治活动来争取、实现和维护的，即经济利益是通过政治活动而集中体现出来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解释政治奥妙的钥匙在政治经济学，即以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为切入点，观察、思考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以此说明不同内容与形式的政治的属性与实质。政治的阶级性正是在此基础上予以说明的。正是从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领域的互动过程中，以及推动人类政治生活、政治现象的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寻找人类政治发展的动因所在。中国政治学坚持将研究政治现象与研究其他社会现象结合起来，使得研究成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⑤仅从《政治学研究》杂志近三十余年发表的文献来看，其中研究主题与经济相关的有640篇，占全部文献的27.6%；研究主题与利益相关的有259篇；研究主题与阶级相关的有254篇。从近十年已发表文献涉及的学科分布看，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而是涉及经济理论、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农业经济、社会学、统计学、法学等诸多研究视角。坚持政治和经济辩证关系的方法论，不仅使中国政治学始终能够拨开政治现象的迷雾，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而且确立了中国政治学开放包容的品格，为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开放式的空间。新政治经济学、城市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在政治和经济辩证关系的方法论引导下不断发展。
众所周知，政治是内在结构极其复杂的多元复合存在，决定政治形态的因素以及变量变幻莫测，这就决定了在观察思考政治的过程中，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应当是必须的，否则就会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片面性，呈现绝对化。
政治学作为研究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政治现象的科学，理应研究历史上的和现实社会的诸种社会现象中，对社会发展、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和起重要作用的，以政治领导与政治统治、政治权力的执掌、运用和行使为核心的，围绕治国理政而发生的诸种社会政治现象及其规律。具体而言，政治学关注的主要之点，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政治体系、政治关系、政治活动、政治形式、政治设施和方法。因此，政治学就不能不主要研究有关国家的理论、制度、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行为主体和政治关系。当然，既要总结历史上的政治过程、经验和规律，更要注重现实政治生活信息的反馈，尤其注意总结各个阶级夺取、建立、巩固政权，参与、运用、控制政权，为本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服务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示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兴亡盛衰的规律，评估各阶级治国之道、治国理政的理论、战略策略、政策、方法的是非功过和得失。但这绝对不是其全部，涉及全局性、根本性的利益问题的协调、整合等均是政治学所应关注的。除此之外，政治的中观领域、微观领域，特别是历史积淀而来的，外界刺激产生的认知、情感、态度等隐性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心理及活动过程作为政治活动、政治行为的内驱力必不可少。
当然并非每项研究、每一篇论文均要面面俱到，刻意追求其全面性，如果那样也势必蜻蜓点水，缺乏深度。问题是应当具有全面系统的思维方法，学会全面地观察、思考历史与现实中存在这些问题的必然性及其多方面的作用。科学地达到客观实际的理论呈现。尤其是在说明是什么、为什么的同时，从多层面、多角度予以分析、研究，充分注意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样态以及制约、影响如此现状的各种因素。眼下的中国政治学有价值的研究均具有这样的特点。⑥以对政治学核心问题之一的“民主”研究为例，中国政治学者的思考并没有被限制在具有霸权地位的“自由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努力通过全面的思维，摆脱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将选举等同于投票的思想禁锢，从历史、经济、社会、人性、文化、认知、程序、实质等角度分析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体系。从《政治学研究》和《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近二十年已发表的关于民主问题研究的文章可以清楚地发现中美研究取向的不同。从美国的民主研究看，其关键词是选举、选民、代表、立法、州、竞争、候选人、精英、竞选等，本质上都是对自由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重复和再现，这些研究的主题始终没有超越“某些人通过竞取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⑦而中国对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则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等理论，涉及内容包括民主与手段、形式与内容、中国和西方、选举与参与、城市与乡村、国家与基层、经济与社会、竞争和参与、程序与实质、历史与当代、网络与现实、国际与国内，涉及的人物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涉及的国家也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苏联)、越南等。正是这种全面思考的方法论使得中国的民主研究生机勃勃，其价值取向是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一命题告诉我们，政治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恒存在下去，它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谈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政治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客观具体的现象，其形成、运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也不是主观意志可以任意支配的，它受社会物质的运动过程制约，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任何一个观点、结论、原理，都是针对一定的问题并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产生的，离开了它所产生的背景，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就很难理解或很难深刻理解。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将其置于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加以研究，才能予以科学地解释和说明，也才能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断地予以丰富和发展。
正因为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因而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同时在同经济社会的互动中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自身也不断地发展。因而，认识政治现象与政治过程，分析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考察政治发展，都需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生态。
代表性作品主要有：王绍光:《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杨海蛟、李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理论探讨》2011年第5期；高建、高春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30年》，《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陈岳、孙龙、田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近30年来学术翻译的发展与评析》，《政治学研究》2013第2期等等。王浦劬在《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回顾与规划，2006-2015》一书中对“十一五”期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丛书》从选举制度、行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民主建设历程等方面全方位地回顾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对西方的观点和理论的译介始终坚持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辩证、客观、准确地帮助人们认识西方，努力避免盲目崇拜，去伪存真，吸取其中有益成分。⑧同样，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制度史等专著和教材的编写方面，学者们也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弘扬超越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融合西方进步文化，建设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⑨此外，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对政治学中的重大理论进行追本溯源，剖析本质，发现其中隐含的错误倾向和问题。对于以西方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学者们集中通过一系列文章，从“普世价值”的思想来源、背后动机、错误取向以及现实危害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批判⑩，提出“在阶级社会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作为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观念，无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从来不具有普世性的内涵。”
在诸如此类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方法成为中国学者“去伪存真”的重要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政治学者始终注意对政治学发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夯实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基础，尤其是避免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政治学者始终坚持此优良传统，在诸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政治学恢复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并且更加细致和系统。
二、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研究
科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性和应用程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与依据。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为核心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借鉴意义，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运用的过程。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给所有的学科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交叉学科的大量涌现使各学科研究方法都未止步于原有的格局，研究方法之间日益交流、整合和创新。并在积极借鉴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研究方法的交叉、整合和创新，适应研究解决中国复杂的、现实的重大政治学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而提升了政治学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就当下中国政治学在方法的运用与研究而言，试图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在以基本理论和基本价值为问题导向，以国家政权、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等为研究对象，运用规范的、定性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同时，以多样化的具体政治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以政治态度、政治行为、政治参与等具体事物为研究对象，侧重运用实证的、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在注重逻辑推理，将主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同侧重于“事实”分析，强调可验证性，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结合起来。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价值判断”与“实证导向”的路径分野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也曾长期处于相互批判和对抗的矛盾状态。但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学研究不可能祛除价值
，当然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具有说服力、解释力，需要借鉴经验研究的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二者在本质上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抛弃单向思维，承认两种研究方法各有自己的研究逻辑，以问题为导向去选择研究方法，并且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和谐共处、取长补短，进而形成了“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
客观上表现为在继续坚持规范研究的经典诠释、价值思辨、制度阐释的同时，加强了实证研究或统计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与此同时，更加注重统计分析方法及案例研究，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更为具体地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立足于研究者自身的价值理念，依靠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和概括等思辨和严格的逻辑论证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主观思维加工来完成对政治现象的质的价值判断，“通常处于理论推进的前沿。”
定量分析是基于经验主义和归纳主义，依靠统计调查和数据分析，根据政治现象的统计指标和数据从个别现象推导出普遍规律，具有精确性、客观性、通则性的特征。
两种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其分歧并不像有些人感觉那样水火不容，实际上定性研究也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增强逻辑推理的说服力，而定量研究中也很难完完全全地将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排除在外。
此外，在对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等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重对政治过程、政府过程的研究。实验研究、博弈论等其他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不断得到应用，实验研究者更自信地称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相关关系”，而且也是“因果关系”。目前实验方法日渐成为政治学者观察政治现象、了解政治逻辑的重要利器。
重点强调实验在探究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上的独到价值，进而给出发展实验政治学范式、议题与方法的中国路径。
通过进行现场实验的方法，改造“政策试验”
；试图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和数理模型，“推动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
研究者提出构建畅顺的交流机制、提升政府间信任与合作、在全球博弈中获益的新思路
；在政府间纵向博弈的基础上，加入横向博弈的维度，提出“十字形博弈”框架，并提出“府际信任”是构建良好政府治理的重要前提。
此外，还有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标尺竞争”
和“政治锦标赛”
的模型。
就整体而言，在政治学方法的运用与研究方面，基本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为核心
，以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局面，基本做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的结合。
并且，始终“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努力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力争借助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案例分析、模型分析等具体手段透析政治现象，从而彻底将政治学研究方法从“理论重要性”上升为“实践必要性”，防止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空洞无物。
“在实行的过程中，按照一步步执行，不仅能够对风险管理相关内容进行实施和执行，同时对降低风险发生率有重大作用和价值。”沈崇德坦称，这就是医院创新性地在医院后勤安全管理中引入“澳新风险管理标准”的最初考量。
三、大量引入与本土化创新相结合
客观而言，学习国外政治学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和运用的重要路径。因而，整个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与研究基本上经历了学习借鉴，继而甄别批判，最终实现自主运用的过程。时至今日，对国外政治学方法的引入工作虽然远未结束，不断有新的或者改良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进入中国政治学者的视域，这些方法能够有效快速地促进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如围绕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反对腐败等诸多问题，引入制度分析法、行为分析法、心理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调查分析法、模拟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政治系统分析法等新方法。然而，在具体学习借鉴的同时，“方法意识”的先行常常造成研究方法的简单模仿，存在生搬硬套的弊端，对方法运用的概念框架、使用问题领域以及基本理论假设等缺乏较为科学的把握。因此，随着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不断创新完善，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们愈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基本方法的主导地位，坚持以问题设定为导向，着眼于现实政治情况分析，而不是单纯地、片面地追求某种方法
，进而在审慎甄别具体方法的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对各种方法经过分析、扬弃后予以使用，同时更加强调方法选择的合理性、规范性、准确性，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方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创新从欠缺、忽视到逐渐得到强化和重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认知和运用都还处于起始阶段，无论是和欧美政治学界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发达相比，还是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要求相比，都还存在很大距离、很多问题。”
特别是在我国政治学研究恢复重建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亟须在一些重大的基础理论、核心概念、代表性学说与范式等方面加快“补课”
，而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度不够，有关方法论的研究相对薄弱。近年来，政治学研究者们愈发重视方法创新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创新与深化作用，逐步形成了以方法意识为前提条件的研究规范。所谓方法意识，简言之，就是政治学研究中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的意识，其体现在研究方法是否成为本学科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自觉。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方法意识”在政治学研究中基本得以确立，自觉性意识开始显现，对方法的迫切需求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学科的适用方法
，借助“政治学研究方法”师资班、专题研修班等形式，并且在大量“自觉的方法选择与运用”的研究成果的直接推动下，政治学研究方法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中十分活跃的专门研究方向。学者们试图扭转我国政治学研究恢复重建之初对研究方法关注不足、研究不深、运用匮乏的局面
，形成了“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的共识。时至今日，政治学研究方法业已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大量研究成果不但具有高度的方法识别度，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方法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与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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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代表性著作和论文主要有：王浦劬：《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回顾与规划》，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瞭望周刊》1994年第20期；王沪宁：《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几对关系》，《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林毅：《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创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当代内涵》，《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郑慧：《试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中国政治学30年发展的反思》，《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等。
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在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模型建构、数据处理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本土化成果。其中，有的学者率先深入农村实践并进行了田野调查，开创了国内农村政治学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先河。
案例研究则是另一种实证研究，其中既包括个案研究方法也包括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该方法重点应用于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比如社区治理的管理组织和治理结构、城中村改造、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智慧城市的搭建、 城市污染治理的协调、 重大公共危机应对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除了定性研究，大数据、模型建构等定量研究也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新的动向。互联网通信、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直接造成了现代社会中数据和信息的大爆炸。通过对这些巨大体量的信息数据加以收集分析，从而进行政治学相关的研究。
模型建构是政治学研究者们另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包含公众参与、区域治理、政府绩效、政治认知、政治认同等几乎所有政治学研究主题，相关著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不仅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可靠的研究方法，强化了政治学科的科学属性，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长足进步、全面发展与综合性创新。
四、 政治学方法的研究、 运用服务于政治问题的研究
余莎、游宇：《不操纵无因果:实验政治学几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再如，定量研究方法中的数据调查与收集。定量研究的方法离不开丰富而高质量数据的支撑。没有科学和规范的数据收集过程、广泛的数据来源、多元的数据类型，再高超的定量分析技术也没有任何施展的空间。总体而言，学者们在定量分析方面的弱势不在于数学或者统计基础，而在于资料来源和资料质量方面的限制。本土化、多样化的数据来源成为中国政治学定量研究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随着国家相关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以及研究机构对于数据收集工作的日益重视。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调查与数据中心，并进行了多项政治学相关的调查，中国公民的人大代表选举参与问卷调查、中国社区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调查等；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也定期对政治参与、政治认知等问题进行调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与境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NSDA)等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的数据来源。此外，在国家社科基金以及相关资金的支持下，关于农民问题、居民问题、腐败问题、政府治理等专题性调查也大量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原创数据。而对现实数据的收集，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多种政治学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过程中，仍需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规范化是解决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存在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规范化首先是指将进一步明确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结构，理顺研究方法的层次定位，澄清基本概念。改变政治学方法研究中各持己见的局面，严格遵守具体研究方法的本质要求、基本原则、操作程序和技术规则。在深入理解和把握每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前提、具体内容、适用领域、固有优势和弊端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恰当地选取相关研究方法，准确无误地在实际研究中运用所选方法，并取得其他方法无法取代的效果。避免研究方法选用上的随心所欲、生搬硬套、画虎类犬，使各种研究方法能够真正服务于政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推进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经过反复的严格论证，力戒主观臆造，力争研究内容与所选研究方法之间紧密的内在契合性。保证研究方法的选用恰当地推进具体政治问题的研究。一般而言，规范研究、定性研究和静态研究等方法适用于政治学元理论和政治哲学等领域，而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和动态研究等方法则更适用于对政治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此外，应当倡导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得到积极体现和恰当采用，定量研究、统计分析、数理模型和实验分析等方法借助于自然科学发展成果，从而使技术层面的研究方法创新成为推进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突破口。肯定地讲，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为检验研究成果水准和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将越来越受到重视，进而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①杨海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④ 代表性著作和论文主要有：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吴大英、杨海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李良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孙正聿：《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资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王邦佐、邵春霞：《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30年》，《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等等。
旅游演艺是指在旅游景区以及旅游地其他演出场所内进行的表演、演出活动，主要涉及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或民俗风情，且主要欣赏者为游客[3]。
第一次进北大校园，我也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感觉一切都是新鲜迷人的。北大之大，景色之奇，建筑之美，都超乎我的想象。
3)新方案可采用凝结水或工业冷却水作为冷源，利用除尘器前或脱硫塔前的高温烟气作为热源。富余的高温烟气余热可以用于加热冷风或凝结水，饱和烟气余热可用于加热凝结水，增加排挤汽机抽汽所做的热功，提高机组效率，获得更好的节能效益。
⑥ 代表性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杨光斌：《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张贤明：《论政治责任》，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年；周平：《民族政治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任剑涛：《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唐贤兴：《中国治理困境下政策工具的选择——对“运动式”执法的一种解释》，《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等等。
⑦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7页。
⑧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徐大同先生在编写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过程中明确指出：“百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才能指引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繁荣、富强、文明之路”。
⑨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⑩ 参见冯虞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马德普：《价值问题的复杂性与“普世价值”概念的误导性》，《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周新城：《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及“普世价值”鼓吹者们的政治目的》，《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5期。
汪亭友：《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吗》，《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
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们还对服务供应链以及供应链在服务业中应用的战略(strategy)、质量(qua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契约(contract)、创新(innovation)、优化(optimization)、选择(selection)以及服务(service)管理与基于价格(price)利益分割等问题给予了较高的关注。新时期，消费者需求已经从传统的商品质量需求转向全供应链服务质量的需求，加之产品服务化和服务制造业相结合的市场发展趋势，构建运作高效、质量稳定的服务供应链逐渐成了众多服务主导型企业发展的战略抉择。
王惠岩先生在政治学发展的重大时间节点总会通过总结和展望的方式对政治学发展的历程、成就、不足以及前进方向进行系统阐述。参见王惠岩、王书君：《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王惠岩：《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王惠岩：《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拓荒之路》，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王惠岩：《回顾与展望：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等。
中国政治学不仅在中外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方面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就是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始终关注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性，力戒不顾历史传统、社会条件不同的简单攀比或照抄照搬，随着一些科学方法的引入，构成了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力戒不顾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客观环境、既有生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多年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反腐倡廉建设、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以及所有政治行为、政治过程的选择等均充分考虑历史必然性、现实可能性，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高度结合起来，从国情出发，在历史提供的可能性基础上有秩序地、有领导地循序渐进推进。并运用发展的眼光，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具有可行性，尽量避免脱离实际的浪漫主义。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学者们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历史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规范研究的方法虽然一度成为主流，但由于“缺乏理论预设、问题意识不明确、文献引用不准确、文献评论不规范、研究方法重思辨研究”，导致规范研究的论述空洞无物， 受到诟病。与之相反，经验研究恰恰能够从事实出发，以实证的精神和方法解决规范研究中出现的不足。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先后兴起，经验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愈发重要，甚至曾取代了规范研究的主导地位。可是，理论预设缺失、资料获取渠道及分析方法单调、资料可信度差、追踪调查难等问题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渐突显，削弱了经验研究的可信度和解释力。正因如此，由于先天对立的优势与缺陷，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两种方法长期处于相互批判和对抗矛盾的状态。
1.4 样品预处理 准确称取(1.00±0.05) g样品于25 mL离心管中，加入4.5 mL甲醇，涡旋混匀后，超声5 min，离心5 min，取重复提取1次，合并上清液用甲醇定容至10 mL。取1 mL中提取液，加入125 μL 2.5 mol/L氢氧化钠溶液，于76 ℃温育40 min。冷却后，加入125 μL 2.5 mol/L盐酸。水解液用3 mL水稀释，过Strata-X柱(Strata-X柱活化：1 mL 甲醇，1 mL 30% 甲醇)，再用1 mL 20%甲醇淋洗，用1 mL 0.3% 氨水甲醇洗脱，收集洗脱液。用0.22 μm的有机滤膜过滤，供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
从主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理论的论证看，都离不开人的介入，离不开人的立场、情感和态度，价值判断必不可少。
Yang：It’s impossible.Master，you can’t do it.She is my daughter.I cannot sell her.
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体现为政治学的实证研究者始终承认有些研究领域和重大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包办的，因此聊了规范研究进入的空间。同时也体现为规范研究者对于实证研究精确性和可靠性的承诺。这种承诺与他们各自在哲学层面上的沟通、在社会科学哲学层面上的连接、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对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人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从来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实证方法或绝对单一的规范方法。” 参见任剑涛：《试论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
工程勘察对勘察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然而，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因为部分测量技术人员在实践经验与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导致实际数据达不到要求。而且，为节省资金，一些公司会雇用一些不符合检验员标准的人参加检测工作，影响勘察质量。由于缺乏责任感，调查不够仔细，也会导致较大的误差，无法满足设计标准。这些因素不仅浪费资源，影响企业信用，而且延误施工进度。
王德育：《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2.1.6 稳定性试验 取KC粉末0.30 g，精密称定，按照“2.1.3”项下方法制备试品溶液，室温放置，分别于0、4、8、12、16、20、24 h按照“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记录峰面积，金丝桃苷、朝藿定B、朝藿定A、朝藿定C、淫羊藿苷、木犀草素、槲皮素、川陈皮素、山柰酚、宝藿苷I峰面积的RSD值分别为0.15%、0.58%、0.32%、1.11%、0.98%、1.58%、0.55%、0.68%、1.03%、0.25%，表明供试品溶液在室温下24 h内稳定。
毫无疑问，对于政治学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因而重视政治学方法的工具理性，应当将方法的运用置于首要地位。以案例研究方法为例，包括个案研究方法，也包括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从研究技术上看，很多教材都区分并强调直接参与性观察的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认为案例研究的方式更加灵活，其获取材料的途径既可以是直接的调查，也可以是间接的收集。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田野调查作为案例研究的一种特殊方式，不做具体区分。案例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之一，其应用极其广泛，但始终围绕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仅就研究对象而言，当前中国案例研究呈现出坚守农村自治与治理的优势阵地、城市及其他问题案例研究逐步成为热点、案例研究对象的数量逐步扩展的特点。从中国的实践看，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每一次演进都与案例研究的支撑密不可分。因而，案例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和推动作用日趋凸显。协商民主理论的拓展与案例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相对于对其他西方理论规范的探讨，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实践紧密相连。浙江温岭首先成为中国学术界竞相研究的热点
，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
何包钢、费斯金等学者基于温岭案例研究所形成的英文成果更是成为全球学术界认知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文献。
案例研究成为中国学者验证理论、修正理论以及完善理论的重要工具。
孟天广：《从因果效应到因果机制:实验政治学的中国路径》，《探索》2017年第5期。
王金水、胡华杰：《现场实验研究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的应用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严俊：《博弈分析政治学研究探要》，《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4期。
在水资源综合管理技术方面，地下水管理系统软件及监测设备为山西省地下水动态监测及其变化发展趋势预测提供了技术支撑，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了太湖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信息管理水平，基于3S的民勤绿洲水资源管理技术成果获2012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三等奖。我国地表、地下水资源的信息化管理能力与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岳宏博：《全球战略思想下的府际间利益关系协调研究——基于博弈论的视角》，《经营管理者》2008年第11期。
刘祖云：《政府间关系:合作博弈与府际治理》，《学海》2007年第1期。
张晏、夏纪军、张文瑾.：《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与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差异》，《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称量100g钼精矿，分别加入助溶剂9g Co-NC，8g复合氟化物，200mL 30%HCl，反应温度 75℃，充分搅拌反应，分别考察 1、1.5、2、2.5、3、3.5h 反应时间对铁和硅的含量影响，结果见表2。
罗伯特·古丁等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下册，薛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066页。
参见董德刚：《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概要》，《学术研究》2008年第10期。董德刚指出，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阶级分析、经济分析以及历史分析的新发展，坚持“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我们不应该机械地理解或者划定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类型，而要有意识地结合政治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对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与应用。
参见杨光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问题》，《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7期。“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议程，而研究议程又取决于语境，反过来说就是‘语境—议程—方法’，这个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所谓研究方法的数字化与研究议程的微观化问题，因为‘规范化’问题上，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对微观问题的定量分析视为‘规范’研究，否则就不规范，甚至就不该研究。”
王浦劬：《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回顾与规划(2006-201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0-411页。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30日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在谈到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时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
参见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应当注意学习和采用各种研究方法，如数量统计、 计算机模拟、 数字模型、 个案研究、 实地调查等，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如心理学、 生理学、 生物学、 物理学、 数学、 社会学、 历史学、 哲学等加强学科的交叉渗透” 。
参见杨海蛟，亓光：《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政治学方法论研究:阐释与创新》，《求索》2011年第2期。对于学科的界定而言，一般存在对象说、 方法说和对象—方法综合说等三种主要判断标准。“方法说不但是一种主要标准，而且是弥补对象说的易僵化性的矫正标准，其对学科塑成和学科成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在我国政治学恢复之初，关于“何为政治、 政治学”的讨论基本停滞于对象说，因此关于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十分不足。
如著名的“华师现象”：1998年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教授带领师生进行村治实验。1990年代后期徐勇教授带领村民自治、基层治理的研究团队取得了重大成果。参见徐勇：《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2018年“一个人的40年”专栏，文中进一步阐释了实证研究方法在政治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李东泉：《中国社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5期；毛寿龙、陈建国：《社区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由“美丽园事件”探讨自主治理的可持续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3期；赵秀玲主编：《走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成都为个案分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张晨、金太军、吴新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省内政府间协调的制度分析——以2008年阳宗海砷污染事件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9期；汪大海、郑延瑾：《行政问责的触发机理——基于20例公共突发事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等等。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孟天广：《政治科学视角下的大数据方法与因果推论》，《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孟天广、张小劲：《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理论框架与模式创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此外，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与境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NSDA)等多种开源数据库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的数据来源。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吴进进、何包钢：《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基于36个城市的定量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姜扬、范欣、赵新宇：《政府治理与公众幸福》，《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任海燕、傅红春：《有序概率模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研究》，《求索》2012年第2期；陶志梅、祁春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邻避问题公众态度影响因素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8年第5期等等。
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陈朋：《民主恳谈：生长在中国改革土壤中的协商民主实践——基于浙江温岭民主实践的案例分析》，《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0期。
乔纳森·安戈、陈佩华等：《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案例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5期。
Fishkin, James S., et 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n Unlikely Place：Deliberative Polling in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no.2(April 2010),pp.435-448. Baogang He and Mark E. Warren.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9,no.2(2011),pp.269-289. Leib, Ethan J. and Baogang He,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9) 04- 0009- 09
〔作者简介〕 师喆，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117。
(责任编辑：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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