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影响因素分析——关于21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图书馆学论文,体系论文,因素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7)02-0001-08
1 引言
研究方法是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思维形式和研究手段，是构成一门学科的重要的科学要素。不形成一整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就不可能建设一门成熟系统的学科。[1]在图书馆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知识结构的专家学者，分别根据自己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性质以及图书馆与具有一定历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环境的关系的理解，相继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或方法论体系。这些方法，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图书馆学的发展悄然演变为往昔的记忆，成为图书馆学发展过程的历史标记；有的对当今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时闪现出人类的智慧之光；而更多的则是尚未形成体系的零散思想和孤立的方法。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和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时代标志。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必然是一门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具有内在的和直接联系的学科。以信息和知识资源为社会发展基础的信息—知识时代，必然是图书馆学这门与人类知识具有内在联系和直接联系的学科全面走向成熟的时代。因此，在人类社会不断从物质型文明走向信息型文明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前人的学术思想，整合不同的研究方法，探索与构建具有信息时代特征，适应信息和知识社会发展需要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是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不能回避的历史任务。
2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思考
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的方法论体系，首先需要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体系的各种影响因素作一全面分析。本文拟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时代背景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图书馆学学者自身的内在结构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这一讨论和分析。
2.1 图书馆学研究客体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人们进行科学认识的客体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说，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形成之初首先就要加以明确解决的问题。然而，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一门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认识又往往是一个伴随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深化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这门学科自立于学术之林的客观基础，也是这门学科与其它各门学科相区别的根本依据，与此同时也是这门学科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决定因素。关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对应关系，李明杰先生在其题为《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考》的论文中进行了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如，与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相对应的是哲学方法，与“过程说”相对应的是历史方法，与“事业说”相对应的是社会调查法，与“知识交流说”相对应的是信息方法……[2]。
以上这种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相互对应现象，反映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相互关系，即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
这就是说，探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前提是确定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然而，长期以来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图书馆学理论界尽管不断提出具有一定科学基础和学术创见的理论和观点，有些观点甚至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图书馆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但始终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
图书馆学以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为其研究对象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本文认为，目前这一统一的认识似乎仅仅停留在将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层面。一旦对这一基本对象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认识，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便纷至沓来，立刻又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根据程鹏先生在其论文《21世纪的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应用型综合科学》中所作的统计，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先后产生了十三种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学说，直至今天这种探讨与争鸣仍在时断时续。[3]
于是，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在图书馆学发展史上不同方法论体系的产生和运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当今21世纪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就必须在深入研究和确定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进行。换言之，在探讨如何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之前，必须首先明确并彻底解决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2.2 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图书馆的本质对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又直接影响着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采用。
笔者在关于图书馆的本质的研究中曾指出图书馆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记录、承载于一定物质载体和社会载体并传输于相应传通媒介的人类知识的集合。即图书馆的本质是其知识本质、技术本质与社会本质三者的统一。这三合一的统一体由作为精神层的知识本质、物质层的技术本质和社会层的社会本质三个层次结构而成。就是说，图书馆作为人类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其精神内容，而且有其物质存在手段和物质存在形式，同时还有其社会存在手段和社会存在形式。即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在精神、物质、社会这三者关系中，图书馆精神层面的知识本质是图书馆本质即其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基础与核心要素，是图书馆本质的核心层；图书馆物质层面的技术本质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赖以物质性存在的技术手段，是人类知识的物质外壳，是人类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中间层；而图书馆社会层面的社会本质则是图书馆的知识本质与技术本质的统一体赖以社会性存在的社会手段，是以信息技术为表现手段的人类知识的社会外壳，是人类精神、信息技术与具有相应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现实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这一形式是图书馆本质的外层。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于图书馆本质的整体。”[4]即图书馆是一个由精神、物质和社会三个层面所构建的复杂系统。
从精神的角度认识和考察图书馆，主要应从图书馆的知识本质入手。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是：与具有一定历史文明特征的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相联系的人类知识的集合。这一知识集合表现为人类知识的历史文明形态。[5]
图书馆集中了历代最高层次的文明成果和人类智慧成果，由此构成了人类文明和人类智慧的社会表达形态，构成了当代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以科学知识和技术资源为核心的知识、智慧资源基础，构成了科学与人文历史水平的时代标志和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保存、开发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和智慧成果，推动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进取精神，始终是图书馆精神的本质，这一本质，古今中外的图书馆概莫能外。这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各具特色的精神形态的共同本质和共性方面，是图书馆的根本精神。在这里，通过以保存和开发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和智慧成果为手段，以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所体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实际上就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精神在图书馆领域的精神结晶。而在科学和人文两方面求知不止探索不休的进取精神，就是将图书馆本质这一个三层次结构系统牢牢联结在一起的动态的和能动的纽带。由此可见，从人类文明和图书馆的关系角度而言，人类的进取精神构成了图书馆和图书馆本质的精神前提，并由此决定了图书馆的基本价值取向。[6]
就是说，从精神层把握图书馆，就是在对图书馆本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把握人类社会以图书馆为基础和手段为实现自身价值而不断进取和不懈追求的精神状态。这种对客观真理（真）、理想社会（善）、人类内在和外在生存状态、生存形式和生存环境的完美（美）以及精神自由这些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的追求是图书馆精神的内在追求，而求知、探索和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图书馆精神的外在精神状态。这一内在价值的追求和外在精神状态的统一是人类图书馆实践的根本精神，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在其整个历史文明发展的完整历程中的基本精神和最根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图书馆与人类文明在人类精神和价值取向上的一脉相承，鲜明地反映了“图书馆与人类文明相一致，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相始终的基本规律和本质性特征。”[7]
图书馆，特别是最具图书馆社会学意义的公共图书馆的这一“与人类文明相一致，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相始终的基本品质”，这一与“人类社会在其整个历史文明发展的完整历程中的基本精神和最根本的人文价值取向”相一致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图书馆精神的内在基础。而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则构成了图书馆精神的工业文明以来的近现代内容。显然，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历史巨变时代，还将赋予图书馆精神以新的历史内容。公共图书馆精神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生成了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8]
从物质的角度认识和考察图书馆，图书馆是借助信息技术这一物质手段，将人类精神追求所实现和尚未实现的一切都以信息资源的形式记录在相应的物质载体之上，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传播开来和延续下去。人类精神追求所实现的一切是指在对科学真理（真）、社会和谐（善）、完美境界 （美）和人类自由（自由）的价值追求中人类所业已取得的历史成就。而人类精神追求所尚未实现的一切是指对当今世界而言，尚处于理想和愿望状态的人类社会的价值目标。无论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实现的精神成果，还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目标，如果没有信息技术这一物质手段，既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形成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人类的文化遗存和人类的文明积累，这样也就不会形成人类社会的信息资源，更不会有现实社会中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信息技术是将人类的精神和价值追求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手段。
正因如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信息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飞跃，无不引发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性剧变与进步。而图书馆作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主要的社会应用领域，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断促进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互动与同步发展的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飞跃所引发的历史效应绝非图书馆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人类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迅速发展与历史深化。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给传统图书馆带来根本性冲击的今天，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意义重大。[9]
也正因如此，笔者曾多次在相关论文中指出图书馆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与信息技术具有天然的和本质的内在联系。[10][11][12][13]信息技术构成了图书馆形成、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要素之一。
从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认识和考察图书馆，图书馆的社会本质是图书馆本质的表层要素。图书馆的知识资源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社会载体，即一定的知识资源存储与传通机构和确保这一社会机构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机制。作为一定的社会载体，图书馆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必须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管理环境相协调。这不仅是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之所在，更是图书馆的社会生存和发展活力之所在。图书馆必须也只有在适应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基础上，通过自身功能的有效发挥，其社会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社会环境是图书馆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社会环境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图书馆的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当一个社会沿着人类文明的轨迹正常发展的时候，信息技术和人类文明成果无不首先集中到图书馆，社会成员可以借助当时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从图书馆获取最准确的知识和最深刻的人类智慧，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而当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曲折的时候，图书馆的发展往往停滞甚至遭受种种人为的社会灾难。图书馆的命运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命运和发展始终是同步的。这样，从图书馆发展的顺利与否就可以判断出整个社会的发展态势。可以说，图书馆是审视近现代乃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十分重要的客观指标之一。这正是图书馆社会本质的体现。图书馆的社会本质与图书馆的社会基础相联系，是图书馆社会存在的决定因素。[14]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社会载体、知识传通的社会媒介和知识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与其社会环境（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对人类知识资源进行整序、存储、传通和开发利用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明条件下所形成的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构成了图书馆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沿革。
图书馆的知识本质、技术本质和社会本质反映在社会表象上，相应表现为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社会知识形态、社会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图书馆的这三种不同社会形态的结合与统一构成了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图书馆完整的社会形态。即图书馆的社会形态是其具有一定历史时代特征、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现实特征的知识形态、信息技术形态和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统一。在人类文化史上，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各国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呈现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形态。
图书馆与人类知识的互动、与人类社会技术的互动、与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的互动，这三个方面的互动构成了图书馆与其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的互动。图书馆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是人类的图书馆实践活动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与人类社会互动的结果。这是人类社会图书馆运动的基本原理。对这一原理的准确把握，是把握图书馆发展规律的理论前提。与人类文明相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相协调，与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是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规律。[15]
这样，图书馆是一个具有人类精神、物质和社会三个层次和三方面内容的统一整体。图书馆的这种复合型的本质决定其必然具有相应的复合的和多重的性质：既具有反映人文精神的性质，也有反映自然的、物质的性质和基于对自然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同时还有反映图书馆作为人类社会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社会属性。图书馆的这种复合型的本质和多重的属性，深刻影响并决定着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密切相关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
在世界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个时期人类社会的人类文明和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水平不同，与此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不同，特别是与图书馆业务运作直接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历史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社会组织形态与其发挥社会职能的业务运作模式也有所不同。“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16]基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社会组织形态与其业务运作模式这些社会现象，反映这一社会存在的人类认识的图书馆学，必然形成与这一认识相应的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历代图书馆学家先后所提出的各自不同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或方法论体系，除了直接受制于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其对图书馆的性质和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把握和理解。
这样，如果把图书馆学定位为一门人文学科，就必然关注人类的精神现象和人文价值追求。于是，精神和心理的分析与思辨、人类情感的分析和体验、人文价值的价值理性判断必然构成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如果把图书馆学定位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就必然采用社会科学对特定社会现象的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方法，如历史法、社会调查法、统计分析法、比较法等。如果把图书馆学理解为一门管理科学学科，那么，系统法、反馈法、结构方法、信息方法等就必然构成了图书馆学的几种主要研究方法。如果把图书馆学理解为一门技术性学科，甚至仅仅是一门专门技术，那么，数学方法和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数学模型法、数理统计法、数学分析法、数理逻辑法等就必然构成图书馆学的主要方法。如果把图书馆学定位为一门综合性学科，那么，就需要将上述各种相关的研究方法整合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显然，在这一方法论体系中，还必须加上综合方法和与综合方法密切相关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这样，开展21世纪图书馆学的方法论体系研究不但需首先明确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而且要在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的基础上进行。
2.3 时代背景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和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我们知道，“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17]图书馆和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都是充满生机和活力，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有机系统。
所谓发展就是特定事物，其表现形态或表达形式以及这一形态或形式所包含的相应内容沿着时间这一向量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扩展与延伸。作为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图书馆，影响其发展的时间向量具体表现为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序相一致的时代特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历史文明积累不同，科学技术历史水平不同，文明积累与科学技术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水平也不同，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以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融合统一为内涵的人的文明素质也不同。以上种种不同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对图书馆的社会需要程度和需要方式必然具有一定的差异。这些方方面面的时代差异，构成了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正是这些社会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技术手段、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业务运作模式和事业发展的历史水平。
时代背景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不同时代人类对图书馆的历史关注点的不同而形成的对图书馆的认识角度的不同。关注点和认识角度的不同决定了人们对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的把握和认识。由于不同时代人类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同，决定了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必然不同。时代背景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积累的历史水平不同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和科学思维方式及科学思维的历史水平的不同。下面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至于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把握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具体联系上文已经作了阐述，在此就不再重复。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类对图书馆具有不同的历史关注点。农业文明时代对文献收藏和文明积累职能的历史关注，决定了图书馆在农业文明中神圣的精神地位。这一地位所反映的是一种人类文明和人类精神的价值象征。在理论上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我们中国人的父辈、祖辈对书写或印有只言片语的文字的断书残笺的敬畏之心。即使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也言必“敬惜字纸”，可以想见，藏书万卷的图书馆在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具有怎样崇高和神圣的地位。“人类文明的记忆”、“知识的宝库”、“精神的圣殿”，古今中外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不约而同地用这些最为神圣、最令人感到庄严肃穆的词语来描绘图书馆，这是源自农业文明的图书馆作为人类文明和人类精神象征的崇高地位的真实写照。工业文明时代的图书馆关注的是人们在获取科学知识资源方面的社会民主、社会公平和为实现这一民主、公平和社会正义而赋予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和社会教育职能；而信息和知识文明时代的图书馆对基于信息自由获取与自由传播的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公平的关注则是历史的必然。近年来网络令人目眩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有力地印证了在人类社会内部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对基于社会平等的信息公平和信息自由获取与自由传播的渴望。这一渴望就是推动信息技术和信息文明迅速发展不断进步的原动力。近年来联合国对信息共享和信息鸿沟的严重关切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国际社会对图书馆社会职能的时代要求。
这样，随着人类社会对图书馆实践历史关注点的转移和变迁，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决定人类对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仅仅把图书馆定位为对文献和信息资源进行收藏、保管和利用的技术手段，必然决定了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学科的学科属性；如果把图书馆定位为人类文明的记忆、人文精神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象征，必然决定了图书馆学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而如果把图书馆定位为基于人类文明的积累和人类知识的存储、整序和传播利用的，不但具有人文精神属性，而且具有物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三重本质融为一体的复合式社会实体，必然决定了图书馆学的综合性应用性交叉学科的学科属性……这样，人们对图书馆学学科属性的认定，不可避免地将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选定具有直接的影响。
时代背景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积累的历史水平不同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和科学思维方式及科学思维的历史水平的不同。
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文明时期，分科治学的学术思维始终占据科学思维的主导地位。伴随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人类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价值反思的同时，对这种分科治学的科学思维方式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0世纪中叶出现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就是对分科治学思维方式反思的科学成果。这些以整体思维为基本特征的新兴学科打破了传统的分科治学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学科壁垒，为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思想的解放、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现象的解释和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武器。与这些新兴学科相伴而生的就是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论方法等科学研究新方法的形成。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演变与发展的历史沿革表明，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和科学背景下，这些基于整体思维这一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的新型科学研究方法对当代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信息技术形态。当代人类社会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人类的客观知识能够以空前活跃与便捷的方式生成、存取与交流的虚拟空间。这一虚拟的知识空间，结束了人类客观知识只能固化在物质实体之上的历史，启动了人类客观知识虚拟化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和图书馆的知识存取形态——由单一的物质实体形态转变为实体形态与虚拟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消长的互动形态。图书馆信息技术形态与知识资源存取形态的质变，必然引发其业务运行方式和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和发达国家所十分重视并竞相实施的数字图书馆计划，已经启动了这一变革的历史进程。这样，“21世纪图书馆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其社会组织管理形态的变革趋向不仅仅是理论图书馆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世界图书馆界所十分关心和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18]显然当代图书馆这种现代信息技术、信息与知识载体形态、图书馆业务运作方式和图书馆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形态这几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与互动的复杂局面，必然对以图书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
以上述社会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为内容的各种复杂的时代因素所构建的不同时代的具体社会环境对图书馆的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以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作为人类关于图书馆现象的社会认知系统必然也深深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正因如此，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 H.Shera,1903-1982)十分强调图书馆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展，必须反映社会所追求的社会目标。他说：（图书馆）“由于某种原因，当它们不能完成既定任务和自己的使命时，社会就有可能、也一定会将它们抛弃。像图书馆这样的社会部门，最大的敌人就是僵化，不能满足各种需要。”[19]
鉴于图书馆与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这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研究方法，不但是人类文明史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科学产物和科学成果，同时也构成了这些时代印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21世纪图书馆学的方法论体系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到21世纪的社会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诸方面因素所构成的时代背景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2.4 图书馆学研究主体（图书馆学学者自身的内在结构）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认知主体性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研究活动，尤其是那些严肃的学术研究活动，都只能是一种最具有学者个性色彩的个体性创造行为。只有那些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认知主体性高度一致的个体性创造性思维和与之相应的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才有可能形成独到的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成果。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康德这些西方古典哲学家思想家如此，中国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也如此；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定律和浮力定律如此，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建立的落体定律也是如此；17至18世纪间的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18世纪英国学者亚当·斯密通过《国富论》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9世纪达尔文通过《物种起源》这一学术巨著所创立的进化论、赫胥黎对进化论的深化与拓展、①马克思的《资本论》，直至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另外列夫·托尔斯泰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曹雪芹的《红楼梦》、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罗丹的雕塑《思想者》以及齐白石的中国国画莫不如此。就是说，古今中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也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文学艺术领域，人类的一切创造性劳动概莫能外，都必须直接建立在个体思维的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之上。尽管当代科学研究十分强调分工与合作，但这种分工与合作仅仅局限在应用领域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在最具有前沿性的基础研究领域，仍然只能立足于个体的创造性劳动。即便是当代应用领域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合作研究也必须首先建立在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否则，这一合作就形同无源之水，无从进行。那些在缺乏个体性创造劳动的情况下照样能够进行的“合作研究”，绝不可能是真正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科学劳动。就是说，任何形式的学术研究与创新都不能违背学术创新只能立足于个体的创造性劳动这一科学研究和创造的基本规律。
研究方法是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思维形式和研究手段，而特定研究者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知识结构、情感体验、意志力结构和个体经验结构等则构成了这一个体具有自身个体性特征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在一定角度上又称为个体的整体素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是研究者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内在基础。
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基因、人生经验、情感体验，并在这一独特的遗传基因、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具有个性色彩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维习惯、认知结构和意志力结构，这样，每个个体的内在素质结构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
研究者个人在开展学术研究时，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与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知识结构和个体经验相一致的研究方法。这样，在图书馆学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研究方法，无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曾怎样受到来自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或时代背景的影响，最后所有这些影响都要为具体研究者所接受，内化为图书馆学学者个体思维结构、经验结构和知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形成特定研究者的科学思维模式和相应的研究方法。
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豪克·谢拉(Jesse H.Shera,1903- 1982)具有极为丰富的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实践经验和人生阅历。他不仅做过图书馆的编目员、助理研究员，做过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图书馆学院的教员、院长，还一度在国会图书馆任职，还有担任美国战略服务署中央情报部分析研究科副主任的经历。与此同时，还组织过在世界各国商界、工业界、政界、科学界和图书馆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会议、担任过《美国文献学会会刊》编辑、大学出版社主编、《威尔逊图书馆公报》专栏撰稿人。他的这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图书情报工作实践经验，使他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和文化、图书馆史、目录学、机器检索、图书情报专业教育等众多领域。特别为本文所关注的是，他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和哲学方法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识论这一新的学科，并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基础。②
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Ranganathan,Shiyali Ramamrita,1892-1972)早年攻读并教授数学。1924年担任马德拉斯大学图书馆馆长，从此从事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学研究近50年。一生共出版了62部专著、1500多篇文章，其中十一部专著多次再版。他的《冒号分类法》、《图书分类导论》和《图书馆学五定律》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图书馆学学术成就。阮冈纳赞在印度被视为图书馆学之父，他的学术思想在世界图书馆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于他早年从事多年数学和物理学教学工作，又是印度数学协会成员，有很深的数学造诣，因此，“在后来的图书馆学生涯中，他不仅带着数学家特有的敏锐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在图书馆学领域内不停地探索，而且直接运用自己的数学才华研究图书分类中标记符号的容纳性问题。”[20]他创制的“八分法”和“分面组配法”不但与他的数学素养密不可分，实际上就是他运用数学方法所获得的文献分类学研究成果。[21][22]他之所以能够用十分简明的文字将图书馆的业务宗旨归纳为五条定律，形成具有世界性广泛影响的学术思想，这与他基于数理逻辑的严密的数学思维和数学方法的创造性地运用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人的内在素质结构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在理论上可以说有多少图书馆学研究者就会有多少种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在若干不同学者进行同一项研究工作的情况下，即使要求这些研究者使用同一种研究方法，但由于各自内在的思维结构、经验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在研究活动的具体过程中，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在对这同一种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把握上具体表现出各自的个体性差异。显然，这种差异必然形成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之间进行学术思想交流和理解的障碍。我们建立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在研究方法上的个体性差异，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一个共同的能够实现学术思想交流和沟通的理论平台。
因此，开展21世纪图书馆学的方法论体系研究就必须在明确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全面探讨21世纪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因素的同时，深入研究和探讨图书馆学学者自身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这一影响既包括图书馆学学者个体素质结构的影响，也包括以这些个体素质结构为基础所构建的一定社会范围的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的整体素质结构对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建设的现实影响。
2.5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各种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
如果对上述四方面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影响因素作一整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基本认识：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源自图书馆学研究客体的一种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并对研究主体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形成一定影响的外在的和客观的影响因素。由于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具有直接的认识与被认识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这种外在影响因素又是一种直接影响因素。显然，这种直接影响因素同时也是一种具体影响因素和微观因素；图书馆学是人类自身对图书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所形成的一种主观性的社会认识和科学认知体系。因此，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是源自图书馆学自身的一种内在的和主观的影响因素；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则是源自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环境的外在影响因素和宏观影响因素，也是一种间接影响因素。由于社会环境是人与人之间复杂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环境因素是一种主客观相互统一的十分特殊的因素；而在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作为认知和研究主体的图书馆学学者自身的内在结构则是影响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根本因素。当然，这一根本因素是一种主观因素。上述源自不同方面的一切影响因素无一例外地，只有通过这一根本因素才有可能最后转化为具有实际影响力的现实因素。
3 结语
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主体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在上述各种因素影响和制约之下，相互作用和互动的结果。这一研究主体在理论上既是指21世纪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也是指构成这一共同体的每一个个体。而在图书馆学研究实践中，直接形成这一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和互动过程的则是每一个具有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学术创新个体。这样，每一个学术创新个体与图书馆学学术共同体学术思想的互动与整合过程，学术创新个体和学术共同体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便构成了构建2l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建设过程。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影响因素的分析与思考是建立21世纪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的第一步。只有在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影响因素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既能够适应21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实践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理论需要，又能够促进人类社会信息文明建设和21世纪人类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
收稿日期：2007-02-12；
注释：
①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通过《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等著作在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做出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拓展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人类的起源问题。清末翻译家严复将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部分内容译为中文，命名为《天演论》。
②参阅：肖自力.图书馆学引论中文版序言[A].［美］杰西·H·谢拉著，张沙丽译.图书馆学引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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