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诗歌：女性现代性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诗歌论文,文本论文,女性论文,郑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试图对现代汉诗的“现代性”作一性别辨析，我注意到已作为现代汉诗组成不可或缺部分的女性诗歌，事实上本身正是写作女性对其所处“现代”（时代）不断辨析的结果；而郑敏长达五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则更典型地凸现出这种辨析之于女性诗歌文本变演的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讲，郑敏诗歌原创力源自爱欲冲动，她的《晚会》、《音乐》、《云彩》、《怅帐》等早期爱情诗，标志着冰心、林徽因而后的第三代“现代”女诗人，已经把“五四”妇女解放成果转换为诗歌语言。在冰心一代，“爱情”尚是女性诗歌中的禁果，林徽因则对此充满了内心的矛盾与渴求，只有到了郑敏这里，直捷而勇敢地追求“两厢默契”的爱（注：郑敏 《永久的爱》诗句，载《诗集1942—1947》，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出版。）才成为话语事实。诗人对于“现代”爱情时间敏感捕捉，使诗歌结构呈现一种内在矛盾的经验。正是从对“爱情”的追求到发现“爱情”的质——时间的构成，郑敏诗歌超离了“爱情”而进入构造“爱情”的“现代性”（时间经验及价值）的辨析。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所获得的“现代性”恰恰便是这样一种内在矛盾的经验，不同于那种“线性时间”敞开的现代性（注：贺晓麦《中国早期现代诗歌中的现代性》，载《诗探索》（19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不是与此对应的审美现代性“对大写艺术原则坚持”（注：贺晓麦《中国早期现代诗歌中的现代性》，载《诗探索》（19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仅仅在一个相对的历史空间“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既不能获得“线性时间”的归属也不能原地“独守”，而是一部“女性现代性”复杂图景。作为女性话语主体就此作出的言说，其呈现女性经验独特尺度的测量，便既是女性现代境遇的凸现又是“现代性”的另一种视野。在这种视野中，性别／时代／自我成为互为透视的因素甚至互为评判的标准，因此我们看到，相距数十年后，郑繁在《渴望：一只雄狮》中再次写到“两种时间”的差异并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视作自我与性别的关系（约会），尽管“时代在吼叫”，渴望的“狮子”前往赴约会，但“两相默契”的时间显然不存在。郑敏诗歌文本“块体”状貌所呈现的，既是郑敏个人、更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自我”生成、蜕变经验的话语形式。
一、时代“秘密”的喜悦，“生”的严肃主题
四十年代的动荡和战争，把生和死推送到同一战壕，将世界文化大冲突展示于一个平面，前所未有地制造出历史的非秩序状态，迫使民族和个人普遍产生何去何从的感时忧国焦虑，另方面却打开了“女性”生存的空隙——如果说身处上海的张爱玲借战争获得了一个揭示女性自身内在悲剧的机会，当时在西南联大攻读哲学并受业于现代派诗人冯至的郑敏，则获取了一个审视女性主体成长的际遇。敏感的诗人无疑迅速发现了这一《秘密》：“天空好像一条解冻的冰河……／当灰云崩裂奔飞，／灰云好像暴风的海上的帆，／风里鸟群自滚着云堆的天上跌没，／在这扇窗前猛地却献出一角蓝天”
“献出”（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一词真实地记录了女性对于“属己”的时代异常惊喜的反应。《诗集1942—1947》以鲜明的时间刻度，铭镌着诗人与时代亲密无间的关系，“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想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注：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 载《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9 月第1版。）这正是女性主体抖落一切压抑与自我束缚的自由凸现姿态。从社会学角度，四十年代已然发生着女性角色位移，传统的“贤妻良母孝妇”正开始向多种职业或半职业女性身分过渡；在认识论角度，这种过渡开始改变女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一步地，以写作女性为主体的知识女性阶层的形成，孕育出了女性认知方式的真正代言人——不论自觉与否，诗人和诗歌无法遮饰地演出了激动而庄严的“自我”出场仪式。在表达诗人“自我”追问和存在之思的《寂寞》里，诗人写道：“我突然跌回世界／……我的眼睛／……看见一切在它们／最秘密的情形里／我的耳朵／……听见黄昏时一切／东西在申说着”
与时代的“献出”相对应，我“跌回世界”，女性主体面对世界与自身“看见一切”，“听见一切”，生长的过程正是生命个体无比清晰的“存在”体验，是个体生命的世界位置无比清晰的呈现，在此“寂寞”乃是一种自足的状态，诗人因此辨析其“存在”的价值：“我想起有人自火的痛苦里／求得虔诚的最后的安息，／我也将在‘寂寞’的咬啮里／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诗人把“最严肃的意义”的哲学思考置于对时代境遇的理性认识之上，正是这种理性认识丰富和深化着女性主体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把握，也把女性“自我”的历史上场与“时代”关系揭示昭然。著名的《荷花》写出生存的几种形态，诗人问道：“但，什么才是那真正的主题／在这场痛苦的演奏里？这弯着的／一枝荷梗，把花朵深深垂向／你们的根里，不是说风的摧打／雨的痕迹，却因为它从创造者的／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对于时代“创造者”赋予“更多的生”“这严肃的负担”的认领，也即为“女性自我”生长认取了“时代”方向，投身“属己”的时代正是郑敏早期诗歌充满激情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自爱欲而始的诗歌创作，由于郑敏言说主体女性“自我”对于时代的自觉投入，获取了真正“现代”的生长性。郑敏让她的《少女》们走向“一片爱的天地”，以便获得超越“爱情”的《幻想》，“自时间的消逝和剥落里，／取得最终的灿烂和成熟”，并相信“从所有的‘过去’里／才蜕化出最高的超越”。她的哲人式的思考进一步介入民族存亡的主题，在《树》的生长中发现民族沉稳而坚定的生信心：“你听不见那封锁在血里声音吗？／当春天来到时／它的每一只强壮的手臂里／埋藏着千百个啼扰的婴儿。”在《旱》的痛苦中倾听到人民的饥渴：“在人类心里有一种／母亲的痛苦和恐怖／当她听见大地无声的啼哭”，以女性的经验去展开想象、结构一种普遍的人民和民族的经验，既凸现了沉埋已久的女性经验，又使普遍的经验获得一种具体深度。郑敏正是这样前所未有地丰富着冰心、林徽因以来的女性诗歌创作。
郑敏“最浑厚，也最丰富”（注：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载《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9月第1版。）的地方是在写作中找到了“女性”与“时代”建立言说关系的“自我”背景——即由女性生命和生活实践所决定的女性的观物方式。一方面“现代”生活使郑敏获得反观自身女性传统的条件，另方面对“现代性”的辨析、对自我的追问，使郑敏自觉不自觉地面对传统并呼唤着传统的依据。在郑敏的女性观物方式中，便既包含着觉醒的女性主体对于生命循环原理的运用，更含孕着女性自我对于性别文化的重新体认。郑敏的女性意识中充满着丰沛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生存智慧。《村落的早春》描写季节轮回、生命循环所特有的蓬勃生机：“现在，女人在洗衣裳，儿童游戏／犬在跑，轻烟跳上天空／更像解冻的河流那久久闭锁着的欢欣／开始缓缓的流了，当他们看见／树梢上，每一个夜晚多添几面／绿色的希望的旗帜。”全知的叙述、抒情者（女性自我）将人与自然视为同等生命存在，他们互为感应地存活于大地、寄希望于生命本身。母性思维对于事物生命同样理解与尊重的特征，带来了诗歌哲理境界。《金黄的稻束》因雕塑般的意象和庄严静穆的品格而著称，这首诗传达的正是诗人对“女性”与“时代”言说关系的理解，其对女性观物方式特别是价值判断的肯定，提升了女性／母亲的形象：“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的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是／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哪儿／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诗中观物主体“我”，是现代的、在郑敏写作中不断生成与确认的“女性自我”，对象物“稻束／母亲”经由“我想起”、“看见”、判断，获得其“思想”价值。诗的展开过程，正是一个“女性现代性”经验过程，因为“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既是“女”与“母”的承续关系，更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文化关系，即是说，“母”因“女”而获取了一种“现代”、“思想”的价值，“母亲”的经验依赖于“我”的发现又促成“我”的生成。诗歌的魅力即来自两种经验的互为映照。“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是这首诗很关键的句子，因为它表现着女性的“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的自我立场确立策略，（注：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它形成这首诗叙述的高潮、也是议论抒情的核心基石，它用“没有”和“比”的否定性结论，确立了“我”的思想向度和结果，也判断出“母亲”的伟大唯一，从而凸显出“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的雕像——正是在女性的“现代”价值判断中，“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其线性的过程让位于生命永恒的时间。
判断无疑是郑敏女性观物方式惯用的策略，她擅用“是”、“不是”、“因为”或“只”等表示比较的、有结果的思想情感，而内在的指向通往女性价值系统，该价值系统的本质如郑敏所理解，“生命原来是一条滚滚的河流”（《寂寞》）以生命为尺度，便剥开了一切文化虚饰，从而真正寻得现代的“女性的自我”，她无处不在，是现实的见证和“哲人”：“这使我记起一只永恒的手／它没有遗落，没有间歇／的绘着人物，原野／森林、阳光和风雪”（《小漆匠》）
在战争摧毁着一切价值，制造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注：郑敏《静夜》诗句。）的时候，女性价值的“生”的召唤，无疑是满目疮痍大地一面“绿色希望的旗帜”，四十年代郑敏的歌唱“不是时代的历史的声音”（注：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载《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9月第1版。）却是女性唱给“属己”的时代的心声。
二、唱出“心中的声音”，“生命自我”的确认
在《金黄的稻束》中，郑敏反复使用“静默”一词，以揭示母亲／女性生存状态对静默或沉默处境的适应，原是女性的传统所形成。在这个传统中，时间被当成生命事件而不是历史事件。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所收也斯的序言，记载了这样一段话：“郑敏有一次说：文革时那种颠倒的世界和颠倒的人事里，她唯有靠聆听音乐，保全一个内在完整不受外界沾染的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注：《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香港突破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 可见以生命存身、以生命为价值的女性保存意识，是怎样帮助郑敏坚守了心灵的平衡与完整。三十年的沉默未曾消损诗人生命与创造的热情，现在读到诗人在沉默时代所写下的诸多诗篇，均具深邃洞察力和批判意识：“垂幕放下，剧场已空／只余下混乱的回声／是怨魂们的嚎叫／和角色们的台词／疯狂了乐队／在万古的宇宙间行进／不会消逝的演奏，迫使／我们一遍遍地聆听／不知如何才能将剧情扭转／打断角色的演说／”（你是幸运儿，荷花》）
诗歌用“剧场”、“角色”和“演奏”来概括一场历史变动，又确乎拥有一种性别才有的洞透，郑敏诗中的“自我”明显具有女性认知方式所持的自足和坚定，诗人始终清醒的智慧，来自“女性自我”生命的认知立场。确实，在荒谬的岁月，诗人对于生命的热爱倍加真挚：“只有花还在开／吐血的令箭荷花／开在六月无声的／沉沉的，闷热的／看不透的夜的黑暗里”《流血的令箭荷花》
如果说早期《荷花》对“生”的严肃负担的认取来自对“属己”时代的投身，这里“吐血的令箭荷花”却在“异己”的时代里坚守着“生”本身的高贵。以生命抵拒和对抗残酷历史事件，女性价值的烛照还历史以不可掩饰的面目：“啊！上天赐给的生命／竟成一场狞笑的误会／即使有人的良心抽搐／谁又能将风雨摧落的苹果／重接上枝头，还给我们／那青春的嫩颊，还给母亲们／那曾在腹中蠕动的胎儿？”（《每当我走过这条小径》）诗人用纯粹母亲的心情，面对被摧折了的青春生命，喊出了那个时代最真切的人性之声。《心中的声音》是一曲是纯粹生命的原始韵律，“浓郁又洁白，从远古时代／转化成白鹤……它为什么活得这么长，这么美／这么洁白，它藐视死亡。”藐视死亡不仅因坚信生命存续的本质，且将生命／诗歌视为二而一的存在。在沉默的岁月郑敏再度体会了女性言说潜能且将之转换为诗歌语言，保留着那个时代独特的、生命的见证。
应该说沉默使郑敏返身女性传统，也使郑敏的“女性自我”更为深刻丰富。当一个允许歌唱的时代到来，诗人没有像早期发现“秘密”那样惊喜，而是沉淀着沉默者痛定思痛的忧伤。诗人似乎不太适应面向时代。《寻觅集》（注：《寻觅集》1986年出版，并获中国作协第三届新诗集大奖。）所记录的，是诗人在“女性自我”与“时代”关系场间寻觅徘徊的足迹。1984年的《戴项链的女人》是郑敏写作史上重要一章。诗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再现出诗人对“女性自我”与“时代”关系复杂纠结的体验，性别／时代／自我三者并置、互显互隐构成内在张力场，“女性”存身于场中而不是场外的“浮出”状态恰恰即是“女性现代性”本质：“深隽的一双黑眸子／醒悟了的意识又被／世纪初西方的迷惘催眠／怔怔地半垂着的视线／然而眼睑却没有松驰／时间的脱节引起了肌理的失调。”
在郑敏看来，究竟什么是时代对于女性来说成了一个问题。她是被“创造”“又被催眠”，是“时间的脱节”而不是“线性”（线性现代性）制造了她的“时间经验”：一边留恋着“不知疲倦的舞伴”、“大理石花和月季”，另一边面临着“夏天终于是被摔弃的火箭”；既得接受“珠子、希望、眼泪、多情的凝视／都从这胸前滴下”的无情事实，又拥有“大理花仍在／燃烧、火红的头发”这一生命根本。复杂相悖的“时间经验”作用于生命过程，或者说生命过程对于复杂相悖的“时间经验”辨析的结果，体现出一种女性的生存彻悟：“从粉红色的婴儿走向／长着鹰爪样关节的风湿老年／她正瞧着一扇半开的时间的门／从那里通向／晚霞消逝后冷静的晚空。”在此女性的生命时间体现出某种强大消化力，已能辩证对待“历史”、“时代”所敞开的“一扇半开的时间的门”，成就了性别／时代／自我之间确立的“冷静”，“女性自我”与“时代”对话关系因此形成。形象而又是形而上的、一位于“时间项链”中呈现“生命之花”的现代女性，经由郑敏雕刻般的语言呼之欲出。
建立于性别／时代／自我多项立体关系场中的“女性自我”不同于男／女二元对立项间的“女性自我”。与后者更注重性别对立、身体差异不同，前者以女性生命时间、价值判断等性别文化（传统）为再现核心，更具有较普遍的“类”的意义。但郑敏那些表现“女性自我”的诗歌，注重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主要是时代／现代时间经验而不是性体验）来提取女性的生命力量与美，除体现出建立于经验之上的女性生命哲学对于“自我”质量的保证外，往往有更为个性的生命自我体认：“我走近你／你又逃向远处／却摆动那蓬松的发卷／回头向我招唤／海底的吸力牵引着你／你想让我在催眠中／走入你不可知的深处”（和海的幽会》）
女性生命欲望被视作大自然生命律动，其存在的天然和复杂正如大海，诗人的瞬间领悟抵达了生命本真——这既是诗人个体的、女性的生命领受，也是“女性自我”美的话语形式。心中的声音也就是生命的声音，“女性自我”勇于面对“时代”，传达出“这时代”的现代性，郑敏的现代诗创作从女性现代性角度，探向现代人生命深处，提示了现代诗写作的深广可能。
三、生命的自我和生命哲学
建立起与“时代”（现代）对话关系的“女性自我”的冷静的女诗人，几乎一直走在时代诗歌先锋的前列（注：蓝棣之《九叶派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2 月北京第1版。），1985 年以后的郑敏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寻直接汇入世界诗歌现代后现代潮流之中。（注：蓝棣之《郑敏：从现代到后现代》， 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5月。）无疑，中国社会转型、中心旁落使“女性”再度获取了一片历史开阔地，而世界二极格局的打破则进一步拓破了女性诗歌写作的种种无形束缚。八九十年代以来，郑敏写作中，女性价值判断闪烁在字里行间，诗歌形式也因为写作主体的充分自由而变得丰富多彩。正如著名的《成熟的寂寞》所写：“成熟的寂寞喜爱变异的世界／我带着成熟的寂寞／走向人群，在喧嚣的存在中／听着她轻轻的呼吸／那不存在的使你充满想象和信心。”
这想象和信心是来自“不存在的”提供给诗人的自由的视角。诗人大胆将陌生视界引向读者，也因此带来了诗歌中众多陌生词汇，和早期《寂寞》中渴求“严肃的意义”定位截然不同，《成熟的寂寞》认为“你合上眼睛，门就自己开了”，无处不看见的“意义”使诗人觉得自己像一个阅尽世界的“托钵僧”，已经无需索求意义的所在。中心的驳离和格局分裂使“时代”一时丧失了“现代”的合乎逻辑的历史坐标尺度。（这时代被称为所谓后现代）女性的原处于静默边缘的价值系统得以浮升。女性的价值观中生命就是意义——每一种生命存在的形态，无论大小，都因其得之不易和必要战胜种种艰难苦痛，自有其自足的存在意义。郑敏在《破壳》中精心刻画了一只小鸡诞生的过程，以触目惊心的语言凸现生命自我渴求、膨胀、诞生和来到一个异己的世界求“生”的“现代”感受。诗歌中对小鸡设身处地的想象，来自女性对生命特有体验：小生命诞生的艰难和面对世界的不易，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女性生命价值的“绝对权威”。对生命即意义的存在探索，在郑敏诗中，也即是对生命即意义的女性中心认识的展开。读来颇具哲理意味的那些短诗，如《关于床的沉思》、《古尸》、《秋天在发狂之前》，无不让人因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而惊喜，如果说美即是对陌生的征服，郑敏诗歌所提供的一种全新的美，即是由于对生命奥义这陌生领域不断探入的结果。它们表面上呈现为诗人题材的独特，实质上是女性思维对于生命与世界关系的深度把握——这种把握抽象和提升的结果使郑敏写出了一些“纯粹哲学”的诗，如《圆的窒息》：“小虫子冲出苹果的圆／胎儿冲出母腹的圆／象征着完美的圆／象征着封闭和窒息／每一条自圆心出发的力量／咬破、冲破、剪破、突破／无数层懒堕的围墙／与相切的墙外力量结合。”
这种建立于生命意志基础之上的思维辩证法，似乎可以看作女性对于世界既成格局、既成思想的突破。更多的时候，诗人不仅独立地思考着世界，而是深深地结合着人生经验，构造着诗歌情智结合的形式，如：“是黝黑的古树／还是猩红的头发／更令人深思？”（《秋天水潭边的遐想》）这类诗歌的展开，本身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开展，一种美的获取。更进一步的努力，诗人就跨进了虚无——生命所从来之所和归去之所，其秘密的探寻和意义的求索，是一切诗歌和哲学终极的努力所在。郑敏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同于一般所谓超越虚无而是对生命能量（源）别有一种开掘：“在昼夜交替的微光中／心象自我涌现／在画布上／坚实而又虚幻／我捕捉到的／不是光滑的鱼身／是变幻不定的心态／“但，听，风的声音／不停的信息／在沉寂中形成／它来自夭折的年轻人／涌向你……”（《心象·引子》）此诗的后一段引自里尔克《杜依诺思哀歌》，如果说里尔克的诗是对死亡、生命虚无的追问，郑敏系列《心象》则包括对生命、生命虚无的探险，这显然包含着女性与自己身体超离的特有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有时直接成为诗人的生命态度、诗歌思维，如“我的体内／生命的源泉上涌／只有一只夜鸟／划破沉寂／它的尖叫声／触摸到／无力、低垂的叶子／描绘下夜的踪迹”（《“我们站在”》）生命原生态和异态互相汇通并存，使以身体相为界的“自我”的复杂裸露无遗。“目光冷酷而灼热／手指无情而温柔／两个“自我”的相遇／可能成为命运或历史”（《理想的完美不曾存在》）以身体为界的“自我”的复杂，决定了人类行为方式的复杂和偶然。郑敏诗歌中的“女性自我”不仅呈现其多面棱体，且对“历史”、“时代”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评介。“请不要关闭你的门／在真实的世界之外／还有那影子的世界”（《小精灵》）。“虚无”是生命的本原和归宿，但生命的过程恰又是“虚无”之能量的的辐射：“当我蜷曲在母亲体内／它已经是一粒种子／埋在我的身体里／也许有一天／它们会把我带走”（《跪着，在树下》）。对生命的哲学思考转换为生命哲学的诗歌形式，郑敏《心象》几乎每一种形式，每一种形式均体现着诗人对于生命虚无的有形把握，因为在女性生命体验与实践中，有形和无形正是互为转换——可见的生命律动、不可见的生命超越，使“女性自我”形态自成一种互为应证和转换的辩证：“她看不见／那生命最强烈的集中／摸不到／那体积最深密聚合／……她苦苦地／追寻、想象、等待／……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在它的体内”（《看不见的鲸鱼》）郑敏是迄今为止中国女诗人中对女性生命形而上／形而下问题孜孜探求最为深入的一位。与其说哲学启迪了哲学，不如说诗人为女性话语自由寻求着一条既荆棘丛生又相对安全的道路。因为正是在哲学的高度，郑敏诗歌回避了两性的（性政治）对抗而达成对人类共同存在的思悟。人们在郑敏诗中读不到紧张对峙的情感喷发，却会发现女性时间对于（男性）线性（历史）饶有意味的“征服”：
这扇门不存在于人世
只存在于有些人的命运中
那要走进来的
被那要走出去的
挡住了。
十年可以留不下一丝痕迹
一眼却可能意味着永恒
“门”和“一眼”的空间复合体验，取代了“十年”（历史可载的）时间故事，一切的时间故事，难道不都因在生命留下刻痕才不朽？也许郑敏《心象》组诗的写作动因源于反思“十年动乱”，但诗歌所获取的却是女性话语的胜利。对于生命虚无或有形无形“自我”的审视，或是对聚合又分解的“历史”的沉思，既超越又沉淀到人类日常循循不息之中。著名的《渴望，一只雄狮》中，诗人将压抑体验、女性与时代交流渴望转换为超现实意象雄狮，既写出女性利比多的强大与美，又将利比多的实现日常化为“去赴一个约会”，整首诗以出人意料的想象，传达出女性话语神秘莫测的威力。
九十年代初，郑敏为纪念诗人唐祈而写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19首），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系统地沉思了生命与死亡、历史与死亡、永恒与死亡及整体与个体之关系，打开了汉语诗歌某些从未闯入的禁区和角落，并在女性话语的创制上达到一个全新高度，被认为“是继冯至《十四行集》以后又一部值得高度重视的十四行组诗”（注：《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香港突破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 对应诗人成熟的思想情感是严谨的格律形式。全诗在承认生命的脆弱、渺小和被动前提下展开思想，对个体生命的孤独、坚忍和痛楚，充满了复杂的母性的悲悯情怀，对现实生活的冷酷和民族文化中个体价值缺损的悲愤，呈现于字里行间，当诗人把一种生命形态置于另一种生命形态的比照中，生命哲学以它辩证的认识，将死亡看作生命的另一形态而超越死亡。这首诗的想象几乎都在形而上飞行，想象力能量依靠思想和情感双重输送，汉语语言在一种极致的状态下获得解放：
它的浪花是生命纷纷的落叶
在你消失的生命身后只有海潮
你在蓝色的拥抱中向虚无奔跑
——《诗人与死第八首》
你已经带走所有肉体的脆弱
盛开的火焰将用舞蹈把你吸吮
一切美丽的瓷器
因此留下那不谢的奇异花朵
——《诗人与死第九首》
诗人，你的最后沉寂
像无声的极光
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
——《诗人与死第十九首》
此处的语言只是纯粹的语言，呈现生命的状态而不携带任何功利；此处的诗歌只是纯粹的诗歌，把生命唱成歌，留成一阙旋律，获取另种形态的自由。如果说郑敏诗歌已经在汉语诗歌的语言平面上竖起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正是女性观物方式的长期积累和生命哲学的自觉兑现。或许不能不引起诗学界注意的是，郑敏正是以她自己漫长的诗歌实践展开中国的妇女诗学，而目前，郑敏仍在宝刀不老地进行着汉语诗歌的语言实验，这种实验的文化背景当然已是世界性的——其核心是不变的女性生命哲学。（注：《诗刊》，1997年3月号，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