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轨时期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城乡论文,体制论文,差距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8)06-0017-06
国情决定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体制转轨时期,在这一时期,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本文对这一时期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表现及原因做一些分析。
一、体制转轨时期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表现
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的1979-198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波动较小,且差距呈缩小趋势,按收入比率计算,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6:1,1985年降到1.85:1。但自1985年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却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比是逐年扩大。1998年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比为2.52:1,到2007年扩大到3.32:1,而且基本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有人研究认为,如果将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收入和隐性收入等算进去,将农民的自给性实物收入扣除,则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在6:1左右,即6个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的纯收入。由此可见,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比名义上的收入差距还要大得多;如果从不同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比较,可能还要严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已大大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1.5:1-2:1的城乡差距水平,据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对36个国家的调查,当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而中国列在其中,但从1995年后这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
如果按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绝对额来计算,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和直接: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是210元,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两者差距高达9646元。从收入增长率来计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居民在收入基数大大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基数的基础上,年均收入增长率也大大高于农民,如从1997-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到4%,而同期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增长率则为8%左右。
如果从城乡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去比较,则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状况更令人忧虑。据有关专家估算,城市20%的最高收入人群和农村20%的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4.5:1,到近几年已扩大到12.66:1①。
2.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差距在扩大
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05元,农民人均消费支出138元,两者差距276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额的变化来看,其差距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1989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额绝对值是676元,相当于1979年的2.53倍;到1997年扩大到2569元,到2005年又扩大到5388元,相当于1979年的20.2倍;如果按人均消费现金支出,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仅为2134.58元,城乡居民现金消费支出差额即为5809元,2006年这一差额扩大为5868元。
恩格尔系数是判断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恩格尔系数在城乡居民之间的变化也反映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质量差距的变化。从1989年到2005年,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0.545下降到0.367,下降了17.8个百分点,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0.548下降到0.455,下降不到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差距由1989年的0.3扩大到2005年的8.8,扩大了20多倍,近5年来,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差距一直保持在8-9个百分点。
3.城乡公共产品的供应差距呈扩大趋势
城乡发展差距还严重地表现在公共产品供应上。
(1)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差距扩大。从1990年到2006年城市自来水普及率从48%提高到86.7%,燃气普及率由19.1%提高到79.1%,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从3.1平方米增加到11平方米。相反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却很低。道路等基础设施状况令人忧虑,大部分农村道路未硬化,大多数村庄无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设施,半数以上农村人口没有饮用自来水,体育文化设施及现代供气、供热设施严重短缺。全国65万个行政村中,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农村公路中沙石路占70%。有近1/3的农民因为长期得不到安全饮用水,身体健康受到不良影响。有9000多万农民经常受季节性干旱影响,供水困难。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电力设施还比较落后,全国仍有2000万农村人口用不上电,相当一部分农村仍未实现城乡同网同价。
(2)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公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30%,农村居民收入不到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享受的国家义务教育经费仅为城镇居民的60%。有关部门研究表明,城市的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②。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农民上学难问题突出,农村中小学现有危房面积3670万平方米,危房率达6.6%,占全国中小学危房面积的81%。
(3)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距大。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基本医疗服务城乡差距过大,农民看病难。2002年农村每千人拥有病床床位0.79张,仅为城市的32.9%。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卫生院危房率为33%。占全国总人口近70%的农村居民拥有病床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分别仅占全国23.4%和23.3%,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卫生医疗方面的投入不到医疗卫生总投入的20%。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城市从1990年的138.7万张增加到2006年的243.8万张,而农村则由1990年的123.7万张下降到2006年的107.4万张。卫生公共资源进一步集中到城市,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4)城乡社会保障供给差距大。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仅有3%,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比例仅为22:1,城乡居民社会保障费的比例为24:1(2005年数据),在贫困人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市享受低保户的人口基本达到100%,而农村享受低保户的比例较低,不到30%。
4.城乡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差距扩大
(1)城乡商品市场发展差距大。城乡商品市场发展中的差距突出,一是表现在商品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如2006年全国物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12169亿元,比2005年增长23.4%,但几乎全部投在城市,而投资于农村产品物流设施则不到10%。二是城乡商品市场流通业态的差距,近几年来城市商品市场中,现代化的流通业态,如连锁店、超市、仓储市场、购物中心、步行街、品牌店、折扣店以及电子商务等发展较快,且比重迅速上升;相反农村商品市场组织化程度低,主要是夫妻店、地摊等传统业态。三是城乡商品经营结构的差距,城市市场商品经营结构已进入10万元级台阶,即城市居民购买汽车、金银珠宝、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如城市居民小轿车的购买量近年来年均增速在50%以上,而农村市场商品经营结构则更新较慢。四是在商品市场的环境与秩序方面的差距扩大,如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泛滥严重,损害农民的权益,而农村市场管理又明显落后于城市。
(2)城乡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方面的差距,突出表现为:
第一,城乡土地市场的发展差距。一方面城市土地市场,特别是一、二级土地市场随着城市建设投入加大及城市房地产业的繁荣而不断完善,土地市场的标的拍卖、流动以及转让和深度开发,越来越兴旺;而农村土地市场发育严重滞后,特别是农民住宅的非商品化以及农民在土地使用权市场上主体地位的缺失。
第二,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差距。城市劳动力市场发展迅速,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二是大量高文化素质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基本形成城市偏好,包括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全部集中在城市;三是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组织体系健全,各种职业市场、人才市场在大、中城市已普遍建立并顺利运转。相反,农村劳动力市场不但发育滞后而且存在严重的供求失调,大量低水平简单劳动力过剩,急需的农业产业化科技职业人才严重短缺,劳动力市场组织混乱,经营粗放等。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农村中凡有一定文化知识及劳动能力身强体健的青壮年男女劳动力均进入了城市打工,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多是老、弱、病、残的“留守部队”,有人戏称是“3860”部队。
第三,城乡金融市场发展差距更为明显。城市是现代金融中心,各种商业银行的经营网点密布,资金存贷方便,股票交易踊跃,资金拆借、汇总、转账、结算等十分方便,商业保险业务也很活跃。农村金融市场金融主体少,网点少,仅有农业银行机构及网点和信用社;而且农村金融市场存贷失衡,大量农村存款流向城市,农民融资十分困难,2005年农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不到10%,农村地区人均贷款余额仅相当于城市居民人均贷款余额的10%,据估计农户所获贷款总数大体只占存款的1/4,股票市场融资也很少用于农业,一些号称农业板块的上市公司其上市融资募集的资金多用于非农投入;同时农村的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单调,而城市金融产品创新很快,业务品种十分丰富。
第四,城乡科技市场发展差距扩大。城市化与工业化推动了城市科技市场的发展,科技发明专利的申报与转让交易,科技成果的市场化科技咨询服务,特许经营权交易等活动十分频繁。相反,农业的技术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大大低于城市工业及其他产品,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农村科技成果的转让、科技咨询服务等发展缓慢,相当多的农业科技人员离乡返城,农村科技市场发展也十分滞后。
此外,城乡信息市场也存在较大差距,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问题也很严重。
二、体制转轨时期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
1.传统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经济的经济结构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形成于1958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这个重要的行政性法规文件中,明确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规定“农业户籍”的居民要想迁入城市,首先必须获得城市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个重要文件在全国各地实施后就形成了极为严格限制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通过这种严格的户籍制度,国家把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户籍变动直接纳入政府计划的控制之下,这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这样以新颁布的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割体制。其后在这个制度下又派生出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和福利保障制度等。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定,只有具有城市合法户口的居民才享有在城市参加招工、招于的权利,才能获得国家统一分配、低价供应的基本生活资料,才具有享受各种医疗保健福利等待遇的权利。城乡户籍制度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城镇居民和农民,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待遇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集团。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形成了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能进城打工,也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
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隔离开来发展,形成了城乡分割的经济制度,导致了决策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农村歧视和产业政策的“重城轻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抑制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将广大农民限制在农村,强化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改革开放后,虽扩大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传统的二元结构仍在顽强作用。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旧体制的存在并继续作用使城乡发展差距在继续,市场作用反而扩大了这种差距。
2.传统剪刀差以及新的剪刀差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积累是高强度的积累模式,其特点是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并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的。
“剪刀差”指的是工农业产品在交换过程中工业品的价格高于价值,而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的不等价交换。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城市从农民手中“积累”走至少12580亿元人民币。高强度的积累模式,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建设,据测算,1952年到1997年46年间,总共有32467亿元资金、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工业部门成本意识极差,效益长期低下。另一方面,在过高的积累率下,居民自主消费不足,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萎缩,这就在经济上固化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状态。
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后,一方面传统剪刀差并未消亡,还在顽强表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体制与市场机制两者的共同作用,又催生出新的剪刀差。因此,在中国特定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剪刀差和城乡市场不对称产生的新的剪刀差,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种剪刀差来源于传统的剪刀差,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依然偏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推动型,石油、化工、煤、能源、电力的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优惠政策的取消,还有流通环节的不规范都导致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据统计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都比2003年同期有了很大幅度的上涨。无论是以国有或合作商业零售价变化来看,还是以其他销售渠道零售价变化来看,幅度最小的变化都超过了17%,最高的价格上涨超过30%。而农产品的价格受到需求弹性和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增长并不显著。
第二种剪刀差形态是地价剪刀差,来源于农业土地与商业土地的巨大价格差。即对农民土地的廉征贵卖。最近10多年间,城市大兴土木、经济开发区热引发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圈地运动”,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拿走了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现有各级各类开发区6015个,其中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的只有1818个,占30.2%,其余4197个均为省级以下开发区。1997年至今,开发区占地从1.2万平方公里扩张到3.6万平方公里,已超过现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总和。
地价“剪刀差”起始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它体现为政府以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经过适当的前期投入,再以较高的价格进行出让的行为。一方面是低价投入,另一方面是高价出售,两者价格走势形成鲜明对比,好似剪刀,地价“剪刀差”由此得名。
政府取得土地后,经过必要的前期投入,如“三通一平”等之后,最后再以较高价格出让给开发商。不难发现,政府在征地中获得的地价剪刀差,其面积随着城市位置不同以及政府工作力度不同而不同,政府获得的地价剪刀差绝大多数都是在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加快开发区建设、促进城市化进程,但这往往是以失地农民遭受巨大物质损失作为前提的。因此地价剪刀差也就不断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据有关专家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共征用农民土地1亿亩左右,平均每亩补偿成本约5000元左右,而作为生产用地、商业用地、城市用地开发后价格大概在每亩10万元左右,共计10万亿元。也就是通过地价剪刀差,将农民9.5万亿元的收入转移到各级政府、开发商和城市居民手中。
第三种剪刀差是在农民工工薪与消费支出之间产生的。传统剪刀差主要计算的是农产品价格与主要工业品价格的差距。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面对的不仅是主要工业品价格的放开,更要面对许多服务收费价格的“大山”,如医疗、交通收费、教育通讯收费,农民打工的收入大都消费在“春运期间”的铁路交通(高票价)、电信部门的高收费、教育医疗的收费上面。这种新的剪刀差比传统剪刀差更加可怕。农民工的工资近1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年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不仅如此,农民工薪水经常遭到变相扣除甚至是恶意拖欠。同时,农民工却不得不接受城市日益高涨的生活费用,从高昂的房价到日益增长的消费物价,农民工的收入没有转化为农村消费,而又以各种消费形式回流到城市当中。
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城市CPI增长迅速,虽然从1999-2001年有过短暂下降,但整体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以1995年价格计算,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指数达到117.11,为近10年最高点。另外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除了这些显性的消费外还不得不在子女教育、户籍方面支付许多额外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剪刀差。
3.投融资体制重城轻乡及对农村农业剩余的汲取
近10年来,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我国现有的投融资体制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城市对农村资金的吸纳更为明显;使农村“贫血”问题突出,即金融系统将农村存款的一部分转贷到城市和工业。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近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据有关人员统计,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每年以吸储方式从农村流到城市的资金达3000亿元左右,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农村存贷年均差额从“八五”时期的1071亿元增加到“九五”时期的2566亿元。1980-2004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14000多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8000亿元。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支付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实际实行的城市优先的投融资体制,进一步加剧城乡金融资源分布的差距。改革前国家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把尽可能多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工业,使城市获得了全社会80%以上的投资,因为追求城市工业发展是当时国家的目标。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投入向城市倾斜的情况仍然得以维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金融部门在社会资金供给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国有金融部门,或受政府部门压力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仍将资金主要贷给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从90年代开始运行的股市也将社会资金集中于城市。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个渠道的资金都投向城市,包括每年利用外资的绝大多数也集中于城市。所有这些造成了社会资金总体上向城市倾斜的格局。近年来,占总人口40%左右的城市,一直占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约70%以上,人均额为农村的10倍左右。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其绝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并不高,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的比重由9.3%下降到7.0%,如果扣除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水利投资,则只有2.7%;1996-2004年,财政支农资金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6.7%,低于发展中国家5个百分点,更低于发达国家23-43个百分点。2003年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而用于农业投资仅占2.1%。投、融资体制向城市的严重倾斜,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和城乡关系的总体失调。
4.城乡对外开放的差距及利用外资的城乡差距
在研究新时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问题时,必须有国际视野,必须考虑新的变量因素。应当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源动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引入外资的环境和机会进一步改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产业市场的外资企业,包括独资、合资、合营参股的越来越多,中国年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也相继跨进了400亿、500亿、6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直接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外资的直接进入,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扩大了中国贸易增长的动力。
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又扩大了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差距。这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差异性及区域差异性决定的。随着中国产业领域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过渡期基本结束,外商的投资领域主要趋势是:
(1)制造业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以2003年、2004年为例,2003年外商投资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69.36亿美元,2004年上升为430.17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69.72%和70.95%。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电子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制品设备、专用设备、电子器件设备等制造业。
(2)服务贸易领域(第三产业)也是利用外资的重点之一。2004年全国服务贸易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852家,实际利用外资122.2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0.18%。外商投资于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建筑业、零售业、餐饮业、旅游业、物流业等领域,特别是近两年外商投资于城市房地产业的明显增多。
(3)农业领域应用外资比重很小。从改革开放伊始,农业领域就是外资进入的薄弱环节,因为初始“珠三角”地区利用外资的“三来一补”是发展加工贸易为主;到中国加入WTO后,工业制造业领域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农业领域因投资回报率低、投资环境差,不被外商看好。以2004年为例,整个农业领域(含农、林、牧、副、渔各业)实际利用外资11.14亿美元,仅占同期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1.8%;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694.7亿美元,而我国农、林、牧、渔业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只有6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6.5%,仅占全部外资利用额的0.8%;200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747.1亿美元,而我国农、林、牧、渔业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只有9.2亿美元,仅占全部外资利用额的1.2%,而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等增长幅度超过40%以上。
外商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商贸服务业等便带来了明显的城乡差异,因为上述利用外资多的产业在空间上主要集中于城市,这样也因外资这一变量的作用,中国城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素差异、动力差异、环境差异、效果差异也进一步扩大。
5.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对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起了加速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曾经缓解了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差距。这是由于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最根本的就是恢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让农民真正拥有生产种植权、产品销售权、收益处置权,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时农产品在总体上还处于卖方市场阶段,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因而改革伊始阶段,农民迅速走向市场,市场机制对缓解城乡居民的差距起了促进作用。
市场经济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经济机制,它从本质上扶强不扶弱,它从不给弱者雪中送炭,却总是给强者锦上添花,因而会加剧强弱两者之间在经济发展与分配收入差距上的“马太效应”,处于二元经济中的现代城市是明显的强者,而以落后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农村便是真正的弱者。农村的弱者地位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会更明显。1985年以后,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加快,企业、劳动、分配、住房、银行、信贷、财税等各项体制改革均向城市倾斜;同时,1985年以后中央进一步实施了鼓励和优惠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东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明显提速。基于上述原因,这一时期国家投入的各种发展资源与要素更多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投资的高回报率、高效率使之从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同时由于国内农产品供求局势的变化,农村各项改革迟缓与停滞;加之进口替代的农产品增多,农产品提价空间大大缩小,市场经济便进一步放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也是特定条件下城乡经济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蒋华东著:《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景元魁、王颉主编:《统筹城乡发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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