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新时期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在编辑本期过程中，惊闻陈云同志逝世噩耗。陈云同志作为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关心中共党史研究，他的逝世对中共党史研究也是巨大损失。为了表达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哀思，特发此文以志纪念。
早在建国初期，陈云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中的重要成员。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他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仅就这一时期，他在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中青年干部队伍的造就和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作一初步探究。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陈云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1.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天安门事件平反及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党内党外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呼声日渐强烈。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将触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从而使这两个问题一时成为禁区，使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向来以稳健著称的陈云代表党心民心，揭开了全党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于会议起始，中央的主要领导便向各小组招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涉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陈云不顾压力，从党的利益出发，向小组讨论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与此同时，王震在小组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时负责会议简报的同志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要求陈云按他们的意见对书面发言进行删改，被陈云严正拒绝。结果，这个发言未能在简报上刊出。但由于陈云、王震的发言，触及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件大事，因此在会议上不胫而走。会后，许多老同志纷纷要求中央正确解决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面对党内外的压力，在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工作，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重大突破，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恢复和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这里，陈云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然而，与“两个凡是”方针的斗争没因此而结束。8月中旬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政治报告中，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因而，这次会议未能完成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为了继续突破“两个凡是”，摆脱人们思想上的各种束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强调和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这篇文章通过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以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素材，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陈云的文章以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的有关谈话和文章，为翌年在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起了先导作用。
2.推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促成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历史性的转折。
1978年底，中国历史的航船已行进到这样一个关口：一方面，在揭批“四人帮”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党心、民心都迫切要求彻底纠正已经延续了20多年的“左”倾错误，把拨乱反正由局部扩展到全面；另一方面，对“两个凡是”方针的批判，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各条战线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开展，为党实现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客观的可能。
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依然不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他虽然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接受了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建议，但又把三个经济工作方面的议题，规定为会议的正式议题，试图回避“左”倾错误的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表明：在不彻底清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的前提下，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按照这一计划行事，那么，已经徘徊了两年的中国历史航船将会继续在迷误中徘徊。
在这一关键时刻，陈云又一次挺身而出。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以《坚持有错必纠》为题发言，他提出了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的6条意见。陈云的发言，冲破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会议原定的框框，使原要单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进行全局性拨乱反正的会议。11月13日，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的同志们在发言中都表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所提问题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希望中央能给予解决。这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1月25日，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定性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被冤枉的一些重要领导同志的平反决定。这些决定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
陈云在提出政治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同时，也提出了经济上要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的问题。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就经济工作问题提出五点意见：1.要重视八亿农民这个大头，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2.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3.要给各省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4.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5.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其中1、2、4点实际上涉及了进行经济调整的问题；3、5两点实际上涉及了改革和开放的问题。这些意见对于促使全党思索党的一些重大方针的转变，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由于陈云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努力，使与会者放下了思想包袱，畅所欲言。会上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见过的生动、活泼、民主、团结的热烈讨论气氛。与会同志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对当时面临的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愈来愈明确，促成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
3.抵制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献计献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彻底地和系统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问题，全面地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这就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作深刻的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要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出客观的正确评价。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国内存在“左”右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倾向；一种是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右的思潮。事实表明，如果不能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就会发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党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显然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盛衰兴亡的全局性问题。
陈云以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79年3月陈云在同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讲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专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说：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平心静气，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的问题。在此之后，以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契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中央集体，果断地将用党的决议形式，对建国以来诸如“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需作出正式结论的问题，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从11月起，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邓小平为决议的起草提出三条明确的指导思想①，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陈云积极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他说：《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达到这个目的，陈云建议《决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的历史段落。同时，陈云还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1981年3月24日，陈云向前来探望他的邓小平重复了上述意见。邓小平十分重视陈云的意见，并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次对陈云的意见表示赞同②。
二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如何为实现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便成为具有头等意义的任务。陈云在延安时期任中央组织部长达7年之久，对党的干部政策曾有过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加之建国后，长期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使他对培养和造就党的干部队伍，具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新的时期他凭借自己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对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对培养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意见。
1.力主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以此作为中央领导集体交接班的一种好形式。
经过十年浩劫，党和国家百废待兴，中央领导的工作异常繁重，但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而且“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也启示人们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以制约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因而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这一主张立即得到陈云的复议。他认为重新设立书记处，“可以使中央党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可以减轻年迈同志的工作；也可以避免中央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陈云的意见受到中央的重视。翌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陈云在会上就书记处成立的意义、工作范围、工作方法等问题作了扼要的发言。
重建中央书记处，在加强和完善中央领导体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又是适应新时期的工作需要，并为中央集体交接班作了准备。
2.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建议，为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奠定组织基础。
能否培养出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是一个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内乱”得到大治之后，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呼吁，要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到全党议事日程上来。1980年2月24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提出，要把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作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选择党性强，有干劲、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在此期间，邓小平、叶剑英对提拔干部的标准等问题也作了阐述。在这个基础上，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是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方针。
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落实就成了关键问题。为此，陈云作了大量指导工作。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休息期间，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并将此文分送胡耀邦和邓小平，后在6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在党内产生了很大影响。7月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作了题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陈云在这两篇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第一，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第二，绝不能提拔“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两点意见，陈云在以后的若干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论述中，曾反复强调，可以说是他新时期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意见。陈云还在这两篇讲话中对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他特别强调了干部的实践锻炼。为了搞好中青年干部的选拔，陈云还建议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在提拔干部的过程中，要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台阶论”，使被提干部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
陈云上述意见，对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1年8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对大批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筹建青年干部局等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随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客观形势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形势的需要，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十二大、十二届三中全会、1985年党代会上，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又提出一些新的重要意见：第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论述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中青年干部队伍的重要性。认为如果不能保持干部队伍的梯形结构，改变青黄不接的局面，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第二，特别强调选拔干部的政治思想标准。德才相比，要更注重于德。由此，陈云继1981年7月提出不能提拔的“三种人”之后，又于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发言中提出了不能提拔的“两种人”，即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第三，提出要大力加强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工作。1983年2月，陈云致信中央党校负责同志，希望全国第二次党校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把培训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党政领导骨干作为党校的迫切任务。
3.指导全党妥善做好老干部离退休工作
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和老干部的离退休，是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紧密相联的两个问题。陈云在反复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也一再告诫全党要做好老干部离退休工作，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参预对老干部离退休政策的研究。
邓小平表示赞同陈云提出的“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意见，同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因而，陈云又于1981年6月8日，和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的六七个同志，开了座谈会，并写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在《纪要》中，陈云明确指出：干部必须实行离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它关系到几十万应该离退休的干部，而且也关系每个干部将来必须面对的现实。因而“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必须做好的大事”。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陈云在上述《纪要》中所阐述的政策精神，在这两个关于离退休制度的文件中都得到了体现。在这前后，陈云在党的一些会议的发言中曾多次强调要重视老干部离退休工作，不仅要安排好他们离退休后的生活，还要发挥好他们晚年的作用。这为我们的干部队伍较为顺利地逐步实现新老交替起了重要作用。
三
十年内乱，党的作风遭到严重破坏，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下，党风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以至使端正党风，惩治腐败成为整个社会关心和呼吁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陈云的极大关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全党推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以后又连任一届。在此期间，陈云始终把端正党风作为中纪委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在中纪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会的讲话中，他明确地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作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确定下来，他的讲话确定了党风建设在整个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位置。
在这之后，陈云不断在党内的讲话和批示中，从党的性质的保持、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及国家政权的建设和巩固、社会风气的好坏等方面，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他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很快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党风建设重要性的至理名言。
对于如何加强党风建设陈云作了许多思考：
1.要把严肃党纪和加强党员思想教育结合并用于党风建设之中。
对于党风严重的腐败现象，陈云始终要求中纪委“全力以赴”，“抓到底”。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原则和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对触犯党纪国法的党员，进行严肃地惩处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党的作风建设绝不仅仅是解决几个违纪分子的问题，而是要提高广大党员的素质。只有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才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因此，陈云认为，从严治党，除了对少数党员严肃党纪外，还必须着眼于对绝大多数党员的思想教育。
2.扶持党内正气，以正党风。
以正压邪，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良好道德风尚形成的重要方法。在陈云党风建设的思想中，这一方法的体现是很显著的。陈云常常是在批评一种错误思想作风倾向时，同时提出应大力发扬的另一种党的好的作风，以引导党风向好的方向发展。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批评党内存在的不民主、一言堂的倾向，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和作风。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陈云曾提出，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陈云大加赞扬。后来，在党的会议上，曾又出现过个别压制不同意见的现象，对此，陈云提出了严肃批评。他鼓励党内的同志按照组织程序和原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才能使党立于不败之地和兴旺发达。
第二，批评党内存在的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的倾向；提倡恢复和发扬党的坚持原则，分清是非的精神。陈云认为，党风、社会风气中，是非不分，有些同志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在1982年9月13日的中纪委讲话中，提醒各级纪检部门在选拔干部时，要选择那些有坚强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
第三，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的革命意志衰退，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等腐败现象，教育全党要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侵入党的队伍。陈云尖锐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共产党员具有远见卓识的表现，是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因此，他强调在党内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要使全党每个同志明白，“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③。
3.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作端正党风的表率。
端正党风是全党共同的任务。但由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地位，其言行影响更大，所以更应严格要求自己。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有资格规范和约束别人，实施有效的领导。所以，陈云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端正党风的工作中要身体力行，作出榜样。1986年1月，针对个别高级干部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小轿车的事情，陈云严肃地指出：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作表率。我建议，作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
陈云上述关于端正党风问题的具体意见，对于指导全党搞好党风建设，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及商品经济发展的考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
②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页，第304页，第306页。
③《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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