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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政策，多年来一直是极具争议性的国际经济话题。2005年汇改之前，美、日、欧联合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大多数东亚国家却对中国保持同情与支持的立场。但现在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国际环境今非昔比。
外围压力大增
3月初，美国国会130名众议员集体联名，要求美国财政部在4月中发布的关于各国汇率报告中明确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在参议院，经过修改后的舒默法案程序重新启动，如果人民币再不大幅升值，该法案要求奥巴马政府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惩罚性高额关税。
好在欧盟已经明确表态，不会追随美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欧盟不施压，并不表明欧洲的政客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看法。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亚洲国家，对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的做法也颇有微词。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亚洲大部分货币相对于美元明显升值。但因为人民币没有升，它们的出口竞争力以及经济复苏就可能受到影响。而如果他们不让货币升值，则又可能吸引大量的“热钱”流入，干扰稳定的宏观经济。
与美国政客频繁的动作相呼应，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人民币汇率政策。这些言论，所反映的却是国际社会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
从国际经济政策惯例看，中国的汇率政策并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起码IMF从来就没有禁止过固定汇率制。上个世纪40年代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就是固定汇率制：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则盯住美元。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IMF才开始鼓励各国实施灵活的汇率制度。但固定汇率制仍然非常普遍，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重新将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区间，也就是所谓的“软盯住”的做法，并没有违反国际货币体系的任何规则。至于说操纵汇率、故意压低人民币估值，也缺乏法理依据。事实上，从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大趋势还是稳步上升的。
仅仅在几个月之前，中国还是全球经济的英雄。2008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坠。中国政府采取了超常规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极短的时间内扭转了经济下滑的势头，不仅第一个成功地走出了增长衰退，同时给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大的信心支持。
现在美国政客将人民币汇率渲染成一个如此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恐怕主要还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因素尚在其次。
美国经济尽管已经开始复苏，但其根基尚不稳固。而且两位数的失业率可能成为政治局面的重大变数，美国恰又面临中期选举。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为许多政客造势的首选对象，其实大部分美国政客都明白，人民币升值既不可能给美国带回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也无法解决美国经常项目的严重失衡。
延宕汇改良机
但我们的汇率政策也确实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一个常见的观点是，汇率政策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其他国家无权干涉。这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对，但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决策者还抱持小国经济心态，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大国这一事实。
经济学对大国和小国区分的依据并非疆土面积或人口数量，而是一国对国际市场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政策或许无人注意，但中国的政策就是全球性事件。
比如人民币对美元实行“软盯住”的做法，看起来应该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影响了美元汇率的调整。美国在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已经伤了元气，而且经常项目逆差依然庞大，因此美元贬值是必然的，也是美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区别就在于马来西亚是小国经济，而中国已经是大国经济。
我们可能不愿意看到美元贬值，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中央银行已经持有1万多亿美元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我们的外汇储备缩水。同时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实现出口翻番的目标，给人“以邻为壑”政策的印象。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在美元必须贬值这一点上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尽管这个过程不会是简单线性的。但美元被世界上最强劲货币之一的人民币盯住以后，其汇率调整便变得非常困难。
客观地说，中国在2008年年中让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经济前景十分暗淡，几乎所有亚洲货币都在大幅贬值，“软盯住”的做法起码在短期内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性。
但到了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重新开始进入加速通道，出口缓步复苏，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民工荒”，通货膨胀也在年底前由负转正。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开始走出衰退，资本市场强势反弹。但经济困难并没有完全消失，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个普遍的共识是：2010年很可能成为“贸易保护年”。当时应该是人民币退出“软盯住”汇率机制的最佳时机。有识之士应该能够明白，如果人民币汇率制度不改革，2010年就一定会成为国际矛盾的一个焦点。
可惜我们没有抓住那个良机，被“出口”和“就业”等指标所局限，没有看到汇率所处的宏观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格局。这一现象的背后，所反映的恰恰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担忧的非专业化货币政策决策。其实一个社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非常正常。而且利益集团游说宏观经济决策，也无可非议。但宏观决策者必须持有专业、全局的眼光。
错失良机的后果是，我们被推进了目前所处的僵局之中：无论做何种选择，都会有负面的影响。不改，就可能真的爆发贸易战；改，也可能鼓励美国政客进一步提高筹码。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对中美两国政府合作解开人民币汇率僵局仍然抱持希望。避免严重的贸易战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但要做到这一点，未来一个多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中国改革汇率制度，必须考虑国际经济因素。但归根到底，汇率制度增加弹性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我们在2005年汇改以前已经达成共识。
建立市场机制
不过归根到底，汇率水平由市场决定，这既是我们长期改革的目标，也是中国自身经济利益所在。固定汇率制尽管有一定的好处，但其弊端尤其是对经济结构的扭曲已经是有目共睹。我非常反感克鲁格曼关于人民币对国际经济影响的不负责任的猜测，但他关于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分析，还是十分准确的。
币值低估，资源配置偏好贸易部门、歧视非贸易部门，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放大了贸易顺差。同时诱发大量外资流入，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外汇储备，增加流动性，最后导致高通胀风险。
人民币到底有没有被低估？答案其实很清楚。经济学家们估计均衡汇率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购买力平价法、经济结构法和基本面分析法。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时期，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不相同。但无论是看经常项目严重失衡还是看生产率高速增长，我们都可以得到非常清晰的结论：人民币币值或多或少地被低估了。有人提出也许未来有贬值的压力，因此反对现在升值，这哪里是市场经济的思路？
我相信中国即将重启汇改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但汇率政策究竟如何改？还有争议。具体的方案很多，但基本的选择就是三个：(1)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不变，但允许较高的通胀从而实现实际汇率升值；(2)一次性升值到位，消除未来的升值预期；(3)正式回归过去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逐步增加汇率的波动空间。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实现完全自由的浮动。但短期内实现完全自由浮动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们目前不考虑这可能性。
从理论上来看，名义汇率升值与通货膨胀对实际汇率的结果是一样的，因此如果要保持名义汇率稳定，可以考虑容忍相对较高的通胀水平。
但问题是，通货膨胀一旦开始上升，要将其控制在比较高、但还能管得住的范围之内，难度非常大。更何况通胀的政治含义要比升值严重许多。同时，价格上升一般严重滞后，因此完全靠价格调整实现实际汇率均衡，其实并不容易，否则就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实际汇率偏离均衡水平的情况。
第二种选择是一次性升值，调整到均衡水平，这样就可以消除国际政客与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减少“热钱”流动。但这一方法的最大问题是谁也无法确定到底升值多少才能接近均衡水平。美国国会提出25%到40%，如果一夜间实现这么大幅度的升值，可能严重打击国内出口企业的竞争力，甚至击垮国内经济。况且升值以后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新的升值预期。而如果升值过度，就又可能出现大幅回调。不论是哪种情形，最终都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程度的震荡。
最后一种选择是扩大汇率的灵活性，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政府准备条件来决定货币升值速度。有人担心缓步升值反而进一步鼓励更多的投机性资本流入，不但进一步推动货币升值，也可能影响经济稳定。
但“热钱”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的，与其躲避，还不如主动改革，积极应对，让银行、企业与市场学会应对资本流动的后果。不过我支持这个方案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它的重点在于建立市场机制而非升值幅度。毕竟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最终要走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这其中就包括市场决定的汇率机制。升还是不升或者升多少，应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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