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晚清学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部论文,晚清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张之洞研究的众多著述中，其管理学部的情况较少被涉及，主要原因当是他的文集、年谱甚少收录有关资料。其实，张之洞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将相当多的精力与心血倾注于学部事务，这恰恰也是他从疆吏进入权力中枢，对国家决策发挥作用与影响最直接的时期。缺少这一重要部分，对其一生的把握便不够完整，尤其难以认识张之洞晚年思想的延续与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透过张之洞与学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发现背后隐藏着清末兴学过程中湖北与直隶、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门户立异。人脉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学部，在张之洞管部之前，更多地运用直隶兴学经验，而对张之洞按照湖北模式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并未照本宣科地贯彻执行。这不仅是理解张之洞与学部矛盾的关键，同时也为认识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复杂性提供了例证，表明应从制度条文与实际运作的差异来把握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
管部大臣
1907年9月30日清廷谕令入值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 是学部短暂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张之洞政治生涯形式上的巅峰。
南北两大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同入军机，是“丁未政潮”余波之下晚清政坛的重大调整，成为传媒注意的焦点和朝野议论的中心，时论对此颇多揣测。其实，所谓调虎离山，主要矛头应指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至于张之洞，权力制衡之外，共辅朝政以挽危局说似乎更符合实情（注：《申报》1907年9月6日《论袁张同入军机事》：“环顾廷臣疆吏，由稍实政事思想而才识之足以稍备缓急者无出袁、张。况当是时，革命之风潮正亟，而满汉之意见未融；官制之更张如麻，而立宪之基础未定；外交则在在棘手，而折冲樽俎者尚乏其人。故自有此谕，而满汉之意见借以消除；自有此谕，而立宪之基础可望成立；自有此谕，而外交庶不至专事赠礼，而亦可收末路之挽回”。）。一些传闻也佐证了这种揣测：据说“张中堂近屡有电至京，于改革官制、设立内阁暨维持粤汉铁路、对付留学生问题并消除满汉界限办法，皆别有政见”（注：《张中堂最近政见之传闻》，《盛京时报》1907年8月20日。）。因此， 当廷臣反复讨论袁世凯请立内阁折议而未决时，两宫不无怨辞：“你们毫无主意，张之洞虑事周详，可电召来京，裨各事有所商斟”（注：《电召鄂督之原委》，《盛京时报》1907年8月23日。）。后来张之洞入京觐见， 太后面谕：“奕劻已老，载沣尚幼，汝系朝廷旧臣，国家政务历练颇深，日后国政，仗汝办理”（注：《召见张中堂述闻》，《时报》1907年10月7日。）。内讧政潮暴露了官场黑暗，使清廷元气大伤，令本来阻力颇大、困难重重的新政、宪政改革更加举步维艰。清廷对张、袁既有顾忌，又不能不有所借重，相互牵制之下，若能共辅朝政以济时艰，虽无力回天，尚可支撑残局。
张之洞本人对入京不无犹豫，曾“两辞军机，均奉温旨慰勉，而又七奉电旨敦促来京，乃犹逗留鄂中，徘徊不发”，以致言官奏参疆臣抗旨，恐蹈尾大不掉之覆辙（注：《京事小言》，《申报》1907年9 月10日。）。
学部方面，张之洞入京引起不小的骚动，首先是尚书荣庆不安于位。荣庆仕途发迹，缘于任山东学政时结识袁世凯，并由后者引荐，和权倾一时的荣禄拉上关系，就任学部尚书后，还与袁过从甚密。他虽在管学大臣任上因修订学制与张之洞共过事，实际不过附庸。而袁、张之间明争暗斗，天下周知。袁世凯不久出任外务部尚书，而张之洞屡请回鄂，当局彷徨，并未授予实职。此时荣庆因学部的改革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如坐针毡，关于张之洞去向的种种传言，更使其忐忑不安。因为无论就资历抑或分量而言，张之洞都远在荣庆之上，张是否督管学部，关键不在朝廷的态度，而取决于本人的进退。深谙官场之道的荣庆以退为进，而传媒充当了官僚表演的道具：“荣尚书以学部管理全国教育，为立国根本，年来办理时虞竭蹶，近因张相国到京，极力辞退，引张自代。政府一再慰留。闻荣尚书决意引退，已经庆、袁面奏两宫，大约张相国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不日即可发表矣。”（注：《学部尚书有更动消息》，《盛京时报》1907年9月19日。）10日之后， 着张之洞管理学部的上谕正式颁布。
张之洞管学部，并位列蒙古尚书荣庆之上，事出有因。庚子之后，清廷将锐意兴学视做挽救危亡的灵丹妙药，新式教育成为新政与宪政的重要内容。但学潮汹涌，异动迭见，学务推行迟缓，使当道忧心如焚。以人事论，张之洞入京前两月，有言官奏请整顿学务，将种种流弊归咎于学部的人事安排，矛头直指荣庆：“公忠纯正，惟性谦抑不自裁断”（注：《周爰诹阻挠兴学第二片》，《总商会报》（广州）1907年9 月26日。）。与荣庆相比，张之洞的经验政绩都胜出一筹，“故以南皮兼管学部，冀得纠正学术”（注：《张相国兼得管学之原因》，《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2日。）。以教育论，此时学务发展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与完善的要求。张之洞进京前，林绍年“面奏现行学务章程诸多不合，在张之洞原定时学务尚简，今者情形不同，应俟张之洞抵京，再令其会同学部详细改订之”，已“蒙允准”（注：《林中丞请改订学务》，《盛京时报》1907年8月30日。）。以权术论，则是有利于平衡牵制。 设大学士、亲王管理六部事务是清制一项不成文、却不鲜见的成例。1906年官制改革期间，就有“外务、财政、陆军、学部均设管部大臣，以事关重要”（注：《京师要闻》，《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4日。）的传闻。后虽一度停派管部大臣，而且尚书不分满汉，只设一人，但经历丁未政潮，清廷变动人事，袁世凯执掌外务部，张之洞若掌管学部，既可加强学务，又有助于相互制衡。以张之洞本人的意愿，其政治生涯扮演过多种角色，兴学无疑是他热衷而富有成效的一类。年近耄耋仍晋京奉命虽属无奈，若能做一些朝廷棘手而自己又驾轻就熟之事，也是一种成就与慰藉。
老于世故的荣庆对张之洞管部的心情颇为复杂。依照清朝惯例，满汉复职的衙门中，“凡指麾一切者，谓之当家。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若管部为满大学士，或汉人而兼军机，则实权在管部；若汉大学士管部，尚书则满人而兼军机，则管部绝不过问”（注：徐珂编撰《清稗类钞》3册，中华书局，1984年，1313页。）。 荣庆虽为军机，但张非普通汉臣，后者到任，自己的当家权势便会失去，流于附属和服从。上谕颁布之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闻香涛丈管本部，主持有人，学务之幸”，可谓言不由衷。事隔半年，便流露出内心的不满：“本部值日，严（修）、宝（熙）、乔（树枏）旋到。冰老来作主并款司员，喜怒无常，敷衍终朝”（注：谢兴尧整理校注《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119、134页。）。共事两年中，荣庆的小心翼翼从以下事实可见一斑：一是张之洞曾为各学堂选择学生制服款式，样服送抵学部时，因型色怪异，严修试穿引起司员的哄堂大笑，众皆“认为大似喇嘛，司员咸谓当议驳不行。荣尚书以为张中堂之所定也，未便驳斥，不日将颁发为天下式”。二是张抵任前，“部中补缺二十余员已定稿矣，嗣因中堂到任未久，停搁未办……荣尚书因令此次补缺各员先往谒见，一俟接见事毕，即请中堂画稿，定期入奏”（注：《京师近信》，《时报》1907年9月27日、10月16日。）。
然而，百密不免一疏。一次，因留学日本五班进士已届毕业之期，驻日使臣李家驹电知学部请予考试，“不料此电到时适为荣华卿尚书先行阅看，迟至一、二日始交管学大臣张中堂处，张以为轻己，甚为愤怒，致彼此各有意见，外间遂传有五班毕业进士停止考试之说。又闻张、荣有此小冲突后，慈宫亦有‘天天考试留学生是赶（干）什么的’之谕，说者谓必有张言先入者。”（注：《张荣两中堂对于学务之意见》，《申报》1908年6月10日。）人事安排更是如此， 学部总务司司员兼参事厅行走陈衍久为张之洞所赏识，因奉调到部时间略有延误，后议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时又持论不同，得咎于荣庆，一直以参事候补未能升擢。张之洞闻知大怒，令总务司郎中杨熊祥限期三日，将陈补缺。不久，荣庆以学部名义宴请张之洞，张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陈衍从普通司员所坐的下席请至堂官之上席，令荣庆十分难堪（注：陈声暨编、王真续编《侯官陈石遗年谱》，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1971年，184 —194页。）。由此可见，张之洞管部两年间荣庆只能陪衬， 这种局面自然使其怀念往日的威风，而偏向袁世凯北洋系。张之洞刚到学部时，对荣庆说：“若得梁鼎芬来部，则予可无忧矣”，荣“竟不答”（注：《学部将有变动》，《大公报》1907年9月26日。）。不久， 张又将梁列入学部咨议官名单，学部上下闻讯，大相反对（注：《梁廉访进退维谷》，《大公报》1907年8月7日。）。1908年5月，张之洞奏荐人才， 对乔树枏倍加赞赏，誉为“规划精详，遇事能见其大”（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等奏荐举人才折》，《大公报》1908年5月1日。）。但乔在学部的人际关系非常紧张，以致张之洞故后，不得不设法调离。
学部司员对于张之洞来部反应颇为激烈。荣庆任职学部，同僚中影响最大者当推严修。戊戌失足后，严修在天津致力于发展新式教育，尤其在兴办官立小学、工艺及半日学堂方面成绩斐然，颇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器重，力邀其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袁世凯曾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注：陈宝泉：《严范孙先生事略》，引自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7页。），可见其对严修的信赖与倚重。1905年学部成立，袁世凯奏保严修为侍郎。荣庆职掌学部期间，与袁世凯保持密切交往，也引严修为心腹，学部初期的规划章程多出自严修之手。1916年荣庆故去，严修所撰挽联称：“同年踪迹近多疏，惟我两人特亲密”（注：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350页。），可谓两人半生交谊的总结。学部共事时， 严修利用有力地位，不仅影响决策过程，将直隶经验带入中央，而且左右人事安排，所培植的人脉甚至超过一度主导学务大政的张之洞。尽管严修本人与张之洞并无芥蒂，开始还有所期望，但在学部内部，他与张之洞一系的罗振玉等人矛盾明显，磨擦不断。当军机处电话通告学部张之洞管部消息时，“尚侍丞参相顾失色，各司员无不恐慌”（注：《学部省党之恐慌》，《总商会报》1907年10月12日；《学部司员之恐慌》，《盛京时报》1907年 9月28日。），担心人事变动及其以章程条文束缚学务推行。
果然，张之洞上任伊始，就极力提高办事效率和改善司员素质。他首先接管人事任免权，对学部各司厅局“自员外郎以下一律考试，严行甄别， 以便分别黜陟”（注：《张中堂将考学部司员》， 《大公报》1907年10月3日。）；公开表示对学部现有司员的素质不满， 直接从各地抽调干才进入学部；整顿各省学务，一面派员密赴各省调查学务，一面亲自甄别各省提学使（注：《学部将有变动》，《学部奏调干员》，《张中堂整顿学务之政策》，《大公报》1907年9月26日、2月16日、10月5日。）。此外，他对各种公文案牍尤为慎重， “凡本部关于学务各折稿先由各堂阅看，然后呈诸相国，必又再四斟酌，分别改正，始令缮折入奏”。对编书局所纂各种小学教科书，张之洞也坚持“须呈由本堂亲自检阅再行刊布”（注：《张相国慎重奏案》，《张相国检定小学教科书》，《大公报》1908年5月10、8日。）。一般科员对此颇不以为然。
直隶模式与湖北模式
张之洞管学部，不仅人脉要面对袁世凯的北洋系，方针政策也须对暗中依循直隶经验的学部既有做法有所调整，以期贯彻其亲手制定的癸卯学制。自李鸿章、刘坤一死后，袁、张南北并立，尽管两人并未公开较劲，朝野上下却时时加以比较。二人于各自的辖区全面倡行新政，同为全国楷模，但又各有侧重，袁世凯长于军政，张之洞优于文教。同时两人还力图扬长补短。1906年练兵处巡阅时，湖北新军进步神速，与北洋军各胜擅场，舆论惊为奇迹。袁世凯则在教育领域不甘示弱，直隶兴学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压倒湖北。更为重要的是，直隶的人脉关系在学部中上层占有优势，因而在统筹全国学务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沿袭和发展直隶的成功经验，对于张之洞依据湖北模式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进行调整，如在地方学务机构中增设学务公所、劝学所、宣讲所，制定女学章程并大力推广女学，举办速成师范和半日学堂，增加学堂布点以便学生就学等，均由直隶经验而来，与湖北的做法乃至《奏定学堂章程》明显有别。张入京之初，传媒对学部司员恐慌异常的现象进行评析，认为“《奏定学堂章程》为南皮手定之本，其时张、荣、孙三学务大臣均力为赞赏，乃学部成立后反不能实力施行，部员聚讼，妄作聪明，朝令夕改，以致外省各为风气，弁髦定章，更何望寰海尊王以驯至风同道一。此为南皮所极不满意者，常讥部员流品太杂，多非谙习学务之人，一旦掌部，恐其大加淘汰。”（注：《学部司员之恐慌》，《盛京时报》1907年9月28日。）果然，张之洞下车伊始， 即对荣庆不避嫌疑地公开贬直隶而扬湖北，表示“深不满意于直省之各高等学堂，谓程度既不足，而徒务虚名，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湖北学堂无虑数千，而高等学堂仅存其一，名实不符之事吾不为也。”（注：《张相国之论学务》，《大公报》1907年10月22日。）实则前此学部办事以循序渐进、黜华崇实为主旨，“故每年部务及直辖学堂经费，岁不过五十万两。及南皮张文襄公管理学部之后，务为恢宏，各分科大学，同时并举，部中又增设机关甚多，而经费乃增至数倍。”荣庆“莫能阻，乞休不获请”（注：王季烈：《蒙古鄂卓尔文恪公家传》， 《辛亥人物碑传集》，686—687页。张之洞管部后学部费用虽有显著增加，但前此每年远不止50万两。）。
尽管张之洞对学部隐伏的直隶人脉与做法耿耿于怀，但丁未政潮后舆论担忧张、袁入京会引发新一轮冲突，张不能不有所顾忌。而且他走马上任之时，正值朝野对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诸多指责，请复科举之声时有所闻之际（注：《议复中书黄运藩请复科举折》，《学部官报》35期，1907年10月；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5），中华书局， 1958年，总5633—5637、5641、5657、5666—5668、5756页。）。学界既为新政宪政关注的热点和社会各界目光的聚焦，也是革命与风潮的“易燃地带”，当权者为之忧心忡忡。此外，学部成立一年多来，虽然基本完成了与近代学制配套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置，并在师范教育、留学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普及教育及实业教育还未及推广。上述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压力，使张之洞的办事宗旨及谋略规划既要照顾既成事实，又须以湖北经验修正直隶模式。管部两年中，他以整顿学务、普及教育、保存国粹、加强控制为基本宗旨，所有决策与措施均围绕上述重点展开。
新旧教育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普及的范围和程度，清廷更强调以此为宪政基础。张之洞入值军机不久，将普及教育列为中国最要之政，表示决心“办有成效方为满意”（注：《张中堂之壮志》，《大公报》1908年3月10日。）。普及教育需要筹措大量经费和培养大批师资， 他先是提议由地方税项下分别提用所需款项，继而“责成各省提学使劝令各绅将空废庙宇设法改建”学堂。接着，为了稳定师资，又提出将“所有各省学堂监督、教员应一并改为实官，以资激励”（注：《张中堂整顿学务之计划》，《申报》1907年12月17日。），并对任职15年素无失误的退休教习分别给予原薪俸的一半或授为学官的奖励（注：《会议整顿学务办法》，《大公报》1908年5月17日。）。 同时严格教材审定。他从湖北速调学务议长吴兆泰来京筹划普及教育课本，并明令学部审定科司员：教科书“非我审定不算数”（注：《调员参预学务》，《大公报》1907年10月13日；《岭东日报》1909年2月20日。）。 在他主持下，学部编发了《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改良私塾以辅助小学推广之不及，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规章，使小学教育有了显著发展（注：《学部通行京外凡各私塾应按照本部奏定变通初等小学简易科课程办理文》，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卷2， 宣统元年春刊本；《张中堂整顿学务之计划》，《申报》1907年12月17日；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25—26页，《光绪三十四年分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8—9页。）。此外，张之洞还注意发展边远地区与华侨教育（注：《张中堂面奏广设华侨学堂》，《大公报》1907年10月17日。）。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预备立宪之初对实行强迫教育虽表示附和，其实始终有所保留，与直隶模式大唱反调。直隶兴学注重规模与速度，积极要求推行强制性的普及教育措施。1902年10月12日，在日本考察教育的直隶士林领袖吴汝纶函告张百熙：普及教育须一定的强迫措施，“乃是普国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注：吴闿生编《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4）， 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7辑之366种，2251页。）受直隶的影响， 学部曾多次讨论与拟定强迫教育措施，考虑效法西方，将适龄儿童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写进法律条文。1907年，学部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准备由直隶开始施行（注：《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中国日报》1907年4月3日。）。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他管部的两年间，一改既往兴学求速求高的做法，“但期核实，不务虚名”（注：《学部通咨各省变通学制实施办法文》，《学部官报》93期，1909年7月。）， 学部已有成案的强迫教育之法屡议不行，实际上束之高阁。直到临终，张之洞还叮咛荣庆：“惟现今各乡镇民智尚多固塞，若遽行强迫，恐有意外之虞，且筹款一端，亦苦毫无把握，万不可操切图功，转滋贻误”（注：《实行强迫教育之从缓》，《大公报》1909年9月20日。）。1909 年秋至1911年华南、华东各省兴起的乡民毁学风潮，证实张之洞所虑并非杞人忧天（注：参见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第二部第四章《清末毁学暴动》。）。
实业教育是近代教育将知识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亦是教育救国的希望所在。学部成立之初，曾通令各省举办实业学堂，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及要求，成效甚微。加强实业教育，直、鄂并无分歧，张之洞与学部也最易协调。他主管学部后，根据国情特点及社会需求悉心规划，对发展实业教育予以明确引导及优惠：1.提出具体的规模与数量指标并明定期限：两年内每府设中等实业学堂一所，每州县设初等实业学堂一所（注：《学部议复闽督松寿奏筹备实业学堂折》，《学部官报》50期，1908年4月。）；2.规定官费留学生一律学习各实业专科， 自费留学生选修农工格致三科者“遇有官费缺出，准期挨补”（注：《学部议复御史俾寿奏请选派子弟分送各国学习工艺折》，《学部奏咨辑要》卷2 ；《学部奏准自费游学生考入官立高等以上实业学堂补给官费办法折》，《学部官报》77期，1909年2月。）；3.增订初等实业学堂毕业奖励章程，提高实业学堂毕业生的待遇和社会地位；4.限制中等实业毕业生改就官职，以免人才流失；5.通盘整顿实业教育，从学科设置与布局、主管部门职责、师资培养、教材编辑、实习要求等方面完善规划（注：《学部奏增订初等工业学堂课程及初等实业学堂奖励章程折》，《学部奏咨辑要》卷2； 《学部奏高等实业预科改照中等实业功课教授并限制中等实业毕业改就官职片》，《大清法规大全》续编，吏政部，卷11，政学社印行；《学部通饬整顿筹画实业教育札文》，《大清教育新法令》续编，7编，政学社石印。）。1908年以后中国实业教育的较快发展， 与张之洞主持下学部的大力推进是分不开的。
保存国粹
张之洞管部不久，有人奏陈“消弭党祸策”，将革命风潮归咎于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要求朝廷饬令学部以尊孔为宗旨，约束学生的思想行为，以消弭革命危机（注：《八股能消弭党祸之条陈》，《总商会报》1907年10月31日。）。对学务责难最为激烈的是，翰林院侍读周爰诹以新学流弊致有乱党之祸为由要求撤回留学生并停罢女学，此折虽经学部与内阁政务处会议而作罢论，但不久清廷便颁布了整顿学风的上谕（注：《光绪朝东华录》（5），总5756—5759、5806—5807页。）。 此事所激起的守旧风潮给全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投下阴影，首当其冲的学部主管自然压力更大。在此形势下，试图以“精神之所寄”来巩固“规制之所存”的张之洞，主导倾向并非趋新，而是守成。他毕生奉“中体西用”为宗旨，不同时期对“用”的变通取舍，取决于如何有利于“体”的需要，这是理解他徘徊于“激进”与“缓行”之间的关键。1901年至1909年，张之洞对新旧学态度的变化及其相应措施，正是典型例证。
学部成立前，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张之洞一直是倡导改造传统教育、肯定和推广新式教育的前驱与重镇。1901年3月7日，他告诉前来“询自强宗旨”的张百熙应“效西法”，并且进一步申述：“皮毛亦可救亡，不可轻也”（注：《郑孝胥日记》2册，中华书局，1993年，786页。）。他不仅先后在广东、湖北等地积极倡行新学，而且通过呼吁变通乃至废止科举，主持修订学堂章程，影响全国教育的大政方针。但在科举停废、学堂方兴之际，张之洞却开始对广设新式学堂后旧学面临的生存危机充满忧虑，1906年他电示荣庆：“私衷忧惧非止一日、非止一端，危险已到七、八分，补救已甚不易”（注：《致京学部荣尚书》，《张文襄公全集》卷195，电牍74，443页。）。1907年7月9日，张之洞上《创立存古学堂折》，以保存国粹、造就中文中学师资、维护国本消弭乱源为由，正式请求试办鼓吹已久的湖北存古学堂。他痛感“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对“各项学堂于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深感悲哀，惊呼：“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因而“请旨敕下兴办，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以延正学而固邦基”（注：《创立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68，奏议68，26—32页。）。罗振玉曾询及张之洞，国学浩博，存古学堂的学制年限太短，又有科学课程，“恐成效难期”。张之洞回答：所言极是，然“不加科学，恐遭部驳。成效虽微，究胜并此无之”（注：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之洞趋新的一面逐渐淡化，卫道的色彩日益加深。
力图平衡中学在西学冲击下失势，以加固“中体”的根基，维护纲常秩序，是张之洞创办湖北存古学堂并希望向各省推广的根本目的。朝廷自然理解这番苦心，很快批准了其拟定的存古学堂方案章程，饬令各省仿行。在张的倡导与主持下，湖北存古学堂于1907年8月正式开学， 各地闻风而起，江苏、山西、安徽、福建、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省纷纷仿建。
尽管有张之洞的主导支持，但湖北存古学堂的师资、管理不尽人意（注：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卷6，天华印书馆，1939年，9页。张先后邀请通儒宿学孙诒让、缪荃孙、曹叔彦、赵启霖等人出任总教之职，但皆未就。“七月间开学时奏留杨惺吾为总教，而虚席尤多”。其后“腐败情形日甚一日，经史词章各科教员，或并不到，或到学而不上堂授课”，“一起任意，漫无规则，已成习惯”（《学务报告》，《学部官报》158期，1911年8月），开办时的热闹、隆重与此后的惨淡经营反差明显。其他各省情形相似，劳民伤财而无实效。1911年，湖北咨议局以存古学堂开办数年“毫无成效，徒耗巨资”为由，决意停办（注：《鄂省停办存古学堂》，《时报》1911年5月5日。）。鉴于各地兴办存古学堂出现的种种问题，学部于1911年4月3日提出《奏修存古学堂章程折》，要各省根据自身条件决定是否办理，“财力实在艰窘者，暂准缓设或与邻省合并办理”，并适量增加普通学科的课程课时（注：《学部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折》，《政治官报》1249号，1911年5月。）。 教育评论家庄俞撰文抨击张之洞利用权势倡行存古学堂对学界造成不良影响，指出学部“暂准缓设”的背后有不得已之苦衷（注：《论各省可不设存古学堂》，《教育杂志》3年5期，1911年6月。）。
除倡办存古学堂外，张之洞还利用管部之便，多方维护失势的旧学。他提议在京师设立通儒院、古学院，将国子监附近原已择定建筑满蒙文学堂的地址改建尊孔学堂（注：《议设尊孔学堂后闻》，《盛京时报》1908年1月11日。），又与亲信梁鼎芬一起策划兴建曲阜尊孔学堂。 此外，他对提倡保存旧学的建议极为重视，而对新名词、尤其是外来语特别反感，他一面饬令学部司官：“凡有关于保存旧学之折奏条陈，必须详加讨论，以定准驳，不可轻率从事，致使轻重失当”（注：《张中堂之重旧学》，《大公报》1908年11月6日。）， 一面通知学部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注：《张中堂禁用新名词》，《盛京时报》1908年2月1日。）。在筹办分科大学过程中，学部堂宪会议讨论先期开办的学科中原无经科，在其力主之下，将经科列入首办科类（注：《议开经科大学》，《盛京时报》1908年5月29日。）。张之洞甚至发起恢复博学鸿词科， 只因“枢府学部诸公均不甚赞成”（注：《博学鸿词行将罢议》，《大公报》1909年10 月11日。），才作罢论。
逆流而兴的存古之风，几乎成为近代教育史上的复古运动，它虽在保存固有文化方面有一定作用，并对后来的文化守成主张影响深远，但主要目的在于稳固危机四伏的清朝统治，且对新学的推行产生了消极作用。“张相国未管学部之前，部中已有重订小学堂章程之稿，废读经讲经，初等更纳历史、地理、格致三科于国文中。张相国不以为然，迄今未发布”（注：《变通学堂章程之原因》， 《教育杂志》1 年7 期， 1909年8月。）。当各省存古学堂蜂拥而起， 人们担忧“士子好古情殷阻碍新学”之时，学部有人建议严定限制章程，拟成草案“呈请相国亲自核阅”（注：《张相国与存古学堂》，《议限制设立存古学堂》，《大公报》1909年7月6日、1910年1月22日。），却无回音。 复古之风使得坊间新旧书籍的销售也出现逆转，1909年有人向各地老书肆店主调查旧书的销售情况，“彼等尝言曰：自有学堂，论语、孟子诸书销路大减，至停罢科举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又闻诸新书肆中人云，各种教科书之销路，以丙午之春（即停科举之翌年）为最佳，自是至今，江河日下，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注：《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申报》1909年5月24日。）。
张的矫枉过正在清廷内部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有言官参其“保存国粹之心不无偏执，方今学部有提倡游学之责，固不宜过于趋新，亦未便甘心守旧，该大臣管理学部似属不甚相宜”（注：《管学大臣被参》，《申报》1908年11月5日。）。 也有人认为：“当庚子之后新学振兴，时髦少年舍华逐洋，斯文几有将丧之虑。幸赖张故相管理学务，力挽颓风，处处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国学因以复彰”（注：《某相国请保存张相学制》，《大公报》1909年10月14日。）。
张之洞管部之前，学部对设立存古学堂基本持否定态度。1906年，湘抚申请设置四所存古学堂，学部认为现行学堂章程和课程“仍寓保存国粹之意……自无原奏中学日微、中师渐绝之虑”，仅同意设一所，且规定须“兼以地理、数学、商学、政法”等课程（注：《学部奏湘省学堂不合定章拟令改正折》，《东方杂志》3年6期，1906年7月。）。 张病逝不久，学部有人又想改变成案，严修与荣庆甚至为此产生分歧，清廷也有所察觉，申令不准更动（注：《张相薨逝之影响于学务》，《申报》1909年10月14日；《某相请保存张相学制》，《大公报》1909年10月14日。）。
张之洞提倡存古与学部矛盾，背后也有直隶人脉的关系。早在1902年，吴汝纶论及学堂课程设置时就提出：“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注：《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4）， 2254页。）这与极端重视经学的张之洞明显有别。吴为晚清桐城古文大家，长期执掌保定莲池书院，为直隶文宗，但又接纳和重视新式教育，由张百熙礼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受其影响，教育界直隶一脉多宗桐城古文，严修本人也曾得到吴汝纶的青睐。在直隶人脉的作用下，壬寅学制中本来较少读经内容，后来张之洞主持修订，力主增加，还遭到有关人员的反对。直隶不仅始终未提倡或附议存古，甚至在存古之风甚嚣尘上之际，也坚持不办存古学堂。学部时期，严修与罗振玉曾为国学选址的用途公开冲突，严修主张兴建师范学堂，罗则坚持开办国学。教育界的直隶人脉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来钱玄同大骂“桐城谬种”，便是针对桐城派在教育界余威犹存的时势，为太炎门生代兴鼓噪，而非盖棺论定地泛指其历史地位。
奖励出身
张之洞管部之初，社会各界对新式学堂推广后的责难与非议较为集中，这也许是其不得不改变初衷，强调守成的客观原因。因此，他甫经上任，即把加强对学生的控制作为管理学部的重要内容。对留学生，他首先推荐亲信张煜全充任驻日本留学副监督（注：《商派日本留学副监督》，《大公报》1907年12月23日。该职历任各员多不敢到任即请辞，长期空缺。），继而对留日官费生潜行回国、中途退学者追缴学费，不久又专折奏请严定留学生章程，限定赴西洋留学生的资格，已毕业者一律派充乡官；严格审查各省派遣的留学生资格，并要地方官出具印结担保，得到清廷的赏识（注：《不准留学生无故退学》，《张相国奏请严订留学生章程》，《通咨慎派留学生》，《大公报》1908年1月20、 23日，1907年9月25日。）。对国内学生， 张之洞责成督学局刊印学生功过表颁发各学堂，将学生平日品行表现按学期填写并上报督学局备案，严定罢学处罚条例。最为关键的则是要求学部重新修订学堂管理规则和禁律，严禁学生干政（注：《颁给学堂功过表》、《订定学堂请假章程》，《大公报》1907年8月30日；《颁发学堂禁律》， 《盛京时报》1908年1月26日。）。
统治术不外剿抚兼施。张之洞管部期间，继续奖励学堂出身以为笼络，也是最为有效而影响至为深远的重要措施。
奖励学堂出身，最早由张之洞和刘坤一在1901年7月12 日的《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中正式提出。半年后，政务处、礼部以其建议为基础，在《遵旨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折》中提出具体方案。其基本精神，一是承认学堂学生入仕与科举士人资格相等，给予相应的出身以示鼓励；二是选拔程序与科举接近，机会则优于科举出身（注：沈桐生等辑《光绪政要》卷27，崇义堂，1909年。此折明确提出学堂与科举并行，对学堂学生给予奖励出身并逐渐使学堂教育取代科举。）。该章程经清廷批准颁行。这样，与新旧教育交替过渡的情形相匹配，科举士子与学堂学生获取功名的标准途径虽有不同，名称却一致。1904年1月， 由张之洞参与主持制定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毕业奖励的实施细则，除给予科举功名外，还授予相应实官，在各衙门尽先补用。其主旨在于通过连接科举功名与学堂出身来解决新旧教育过渡的一系列问题，为新式学堂的推广普及开辟通道，促使政府机构及官僚队伍顺利完成新陈代谢，并为科举出身者安排出路，从而缓解矛盾，减少变革带来的震荡。张之洞自有其独特见解，他说：“科举不废，不能出人才，科举虽废，亦未见准出人才。观于学堂，可知我亦不必徒遭人言啧啧矣。”（注：《大公报》1903年8月21日。）
然而，科举与学堂毕竟两歧。学部成立前，御史陈曾佑于1905 年9月呈递《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针对《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学堂与仕进混合”、“所学非所用”的弊病，提出学生毕业只发文凭，不授实官（注：《奏请变通学堂毕业奖励出身事宜折》，《光绪政要》卷31。）。此折交由政务处和管学大臣详议，未见结果。学部成立不久，变通修改《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提上议事日程。时任学部总务司主事的张元济于1906年奉堂官之命起草，基本思路是将科举功名与学堂出身区分开来（注：《请勿将变通奖励学生章程与变通奖励混而为一》，《草拟各学堂毕业生待遇章程》，商务印书馆编《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137—138页。）。学部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或代表了直隶的立场，据1906年8月7日《时报》“电报”栏载：“直督袁世凯移谘学部略谓：据提学使卢靖禀称：官制将改，所有旧日科举之举人进士名目，不足以资奖励，宜仿日本设理法农工商医矿等学士博士衔名，庶进取宽而收效广等语。祈贵部主持”。传媒也多次报道学部议裁学堂奖励的消息（注：《议裁学堂奖励办法》，《大公报》1907年8月18日；《变通学堂奖励办法》，《学生奖励缓裁》， 《盛京时报》1907年8月28日、9月29日；《变通学堂奖励新章将次出奏》，《申报》1907年8月28日。）。尽管内部意见分歧，“各堂宪颇具毅力， 势在必行， 司官莫有敢反抗者”（注：《学生无实官希望》， 《总商会报》1907年7月20日。）。恰在此时， 学堂奖励出身的始作俑者张之洞入京并职掌学部的消息传来，“部员异常恐慌，自形纷扰，裁奖励者亦更初议，但曰缓裁”（注：《学生奖励缓裁》，《盛京时报》1907年9 月29日。），变通之事又告流产。
张之洞管部期间，尽管社会舆论批判学堂奖励之声不绝于耳，但学部对此噤若寒蝉，反而于1908年8 月拟定《各学堂请奖学生执照章程》，再次肯定奖励学堂出身的合法性，并收取执照费作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兴学的经费（注：《政治官报》307号，1908年9月。）。该措施使几度议裁的学堂奖励重循旧轨，并成为一条颇为实惠的生财之道。
张之洞的缓进渐变方案，固然有因势利导的考虑，主要目的还在继续禁锢学生于科举牢笼，为清王朝培养济世之才，无怪乎有人称之为变相科举。奖励学堂出身不仅鼓励学生追逐利禄，客观上还造成官场秩序的混乱，成为统治集团新的隐患。张之洞病重期间，政务处曾议及停止奖励学堂出身，“佥谓各省学堂日多，数年后势须尽人而官，何以安插？拟俟三年后即将学堂奖励停止，毕业时仅给出身”，与会“各大臣均赞成，因张相国在请假期内未与议，故未能决议”（注：《筹议学堂奖励改章》，《盛京时报》1909年9月11日； 《度支部主事邓孝可为时局危迫泣恳都察院代奏呈》，《申报》1910年9月17日。）。 此事再度因张之洞而遭搁置。
张之洞死后仅两个多月，大学士李家驹又奏请将学堂奖励大加变通，并得到摄政王的支持（注：《李学士奏请变通学堂奖励》，《申报》1909年11月30日。）。不久，资政院收到各省咨议局陈请停止学堂奖励、明定学位的议案，均批评“学堂奖励是国家悬官职以诱学生”，不但不能收兴学之效，“而官吏之拥挤日甚一日，将钻营奔竞，其流弊不可胜言”（注：《资政院废止学堂奖励之意见》，《申报》1911年1 月16日。）。至此，废除学堂奖励出身已是人心所向，而首倡者张之洞及主要支持者均已作古，舆论的一边倒更使之成为大势所趋。在学部筹办的中央教育会上，各省代表将奖励学生实官称做科举余毒，一致决议废除。1911年9月9日，《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被批准实施（注：《内阁官报》20号，1911年9月。）， 正式废除学堂毕业生的实官奖励及游学毕业生的廷试，考虑到毕业生所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名义对于刺激入学有一定作用，故仍予保留。此时距清朝的末日已屈指可数了。
奖励学堂出身从动议、实施到消亡，始终与张之洞息息相关。此举对于鼓励接受新式学堂，缓和新旧冲突，曾经发挥过历史作用，不能简单以科举余毒斥之，但同时也滋长了学生追逐名利的恶习，导致官僚队伍更加臃肿。如果说兴学之初张之洞倡议奖励学堂出身不无积极意义，那么在科举停罢后他固执地阻挠斩断这条科举制尾巴，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
余威犹在
张之洞病重至“艰于步履”不能入值军机之时，仍念念不忘学部事务，故其府中“案牍累累，不减常日”，因力疾从公，“颇觉困顿”（注：《张中堂力疾从公》，《盛京时报》1909年9月28日。）， 终于撒手人寰。
张之洞死后，朝廷与学部对于学务方针发生较大分歧，学部官员多倾向于更改张的既定政策。传媒将有关情形披露出来，并大肆渲染：荣庆“以本部执掌全国学务关系最重，自本年春夏以来，各侍御及京外大小官员奏参学务腐败及条陈学务事宜者指不胜屈，文襄均置之高阁，未免成见固执。拟饬司员将所有条陈学务奏折检齐呈堂阅看，果有可采，着堂司各官公同商酌办理，以期有裨学务”（注：《张文襄死后之学务》，《大公报》1909年11月3日。）。“闻学部荣尚书建议， 以现在经科大学将次成立，所有张文襄前曾议设通儒院一事可否暂缓举行。闻各堂宪颇韪其议”（注：《通儒院议从缓设》，《大公报》1909 年10 月30日。）。主持学部日常事务的严修也拟将“一切学部事宜”“大为更动”（注：《张相薨逝之影响于学务》，《申报》1909年10月14日。）。在京的日本教习为此登门向荣庆打听“将来学务有无更变之宗旨”（注：《张故相之影响于学务》，《大公报》1909年10月11日。）。枢府则先发制人，阻止学部可能出现的变动。某相国请摄政王饬下学部：“凡张故相所订之学务章程均须依旧遵守，不得轻易更改”（注：《某相请保存张相学制》，《大公报》1909年10月14日。）。风闻学部准备更易分科大学监督人选，枢府更有人“面请摄政王，以前阁臣张之洞订拟分科大学之制度系参酌中外情形而成，极为完善，现已陆续开办。应饬知学部：凡前拟之一切章程办法不得轻易更改，以存张故相之遗志”（注：《保存分科大学制度》，《大公报》1909年11月14日。）。与诸军机鲜明的态度相比，摄政王的反应颇为暧昧，只肯定张之洞“所有编订教科书籍均于教育前途甚有裨益，应饬学部检查有无拟订未竟之书，仍按原意续为编订颁行，以终其意”，对数年来“多出自张相国之手”的其他教育事宜则未置可否（注：《张文襄之未竟事业》，《大公报》1909年11月1日。）。
张之洞身后学部、朝廷、枢府的态度差异，耐人寻味。学部急于做出调整和改变，是长期以来对张之洞不满情绪的表露。前此双方在人事安排、办事风格及宗旨决策等方面，分歧明显。张所推重信任的乔树
、梁鼎芬等人，在学部口碑甚差，张又不断从外地调入亲信，由此引发的人事纠葛，导致对他本人的怨恨。荣庆以某分科大学监督为张之洞私人安插，“多有不满意之处”，张死即“颇有更动之意”，后因枢府出面干预，才作罢论。同时，张之洞事必躬亲的办事风格使学部官员们感到被动、压抑和拘谨。报界戏称其“老而好劳，亦事事要管要问”（注：《岭东日报》1909年2月20日。）。 一旦他因病告假或公事繁忙，学部文件便大量积压。张之洞一死，学部“遇有应办之件少一层阻窒，荣中堂即可自行主持。故日来所有本年未结之案均已按部就班，分别决议，闻俟至年终可无踌躇未决之事矣。”（注：《学部之痛快》，《大公报》1909年11月6日。）
此外，张之洞力保国粹，不免矫枉过正。清末兴学的直隶、湖北两大模式，蓝本虽然同样取自日本，人脉与措施则多有不同。尤其是办新政有激进之称的袁世凯将学务全权委托严修放手去干，直隶经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严修等人的观念主张，与张之洞亲手培植的湖北模式相比，更多实干家的世界眼光，而较少儒学名臣的传统理念。1903年缪荃孙东游考察，“南皮师嘱之曰，考学校固当考其规制之所存，尤当观其精神之所寄，精神有不贯，规制亦图存耳。”缪心领神会，归来对中国兴学40年的得失做一回顾，认为：“若京师同文馆、若北洋、若广东，互有所失，至南洋公学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此后办学堂者，当注意实学为宗旨，一切自由平权之邪说不禁自绝。”（注：缪荃孙：《日游汇编·序》，光绪二十九年刊本。）严修移任学部，不仅发展直隶经验，而且继续张百熙的做法，制定规章多咨询甚至依据张元济等戊戌贬官的意见。而张之洞督管学部，却从湖北模式后退一步。这一进一退，扩大了双方的分歧。张之洞以恢复旧学为基调，主张稳重、缓进，使他们的理想抱负处处受阻。因此，张之洞死后，学部官员急于更改旧章，以求开创全新局面。而对于当道来说，变革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仍然时时担心由此引起的震荡触动既得利益，动摇统治根基。张之洞兼管学部之时，在最高当局看来，普及新式教育引发的社会震荡所造成的威胁，已经开始超过一成不变造成的危害。张之洞晚年在调和中西、融通新旧的一贯宗旨之下，更加偏重于倡行国粹，“力挽颓风”，恰恰迎合了最高当局的矛盾心态，因而他们自然竭力维护其既定方针了。
张之洞死后，清廷“鉴于学部张、荣二相前此种种牵掣情形，现已决定学部管部大臣一缺不再请旨简放，所有学务事宜即责成该部尚侍妥为筹办”（注：《学部有不设管部大臣之耗》，《大公报》1909年10月13日。）。但此时荣庆心灰意懒，去意彷惶。个中原因，一是乘机有所更张的打算为枢府和摄政王阻挠而被迫搁置，萧规曹随又决非其所愿。二是感到慈禧死后，渐失宠于上，尤其是1909年4 月中旬奉命入宫讲学被摄政王当面训斥（注：《摄政王交谕改良学务》，《教育杂志》1年4期，1909年5月；《京师近事》，《申报》1909年4月13日。）。此事为报界普遍注意，以致其突患中风时，不少人认为荣庆是以装病来推拒。三是历经数年磨难，即任时充满自信、颇思作为的精神不再。张之洞过世不久，荣庆亦对新旧教育此消彼长的前景深感忧虑，“自悔兴学宗旨之过新”（注：《荣相自悔兴学宗旨之过新》，《申报》1910年3 月16日。）。如果说荣庆在张之洞生前与之多有分歧，那么此后他实际上接受了张办学方针的大前提。
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正是1907年至1909年张之洞影响学部办学宗旨的关键。张之洞死后，由于袁世凯的失势，严修和荣庆相继辞退调离，学务领域的直鄂竞争淡化。后继的唐景崇，人脉上接近张之洞，方略却融合南北。只是学务发展的渐上轨道，已经无法改变清朝统治分崩离析的厄运了。由此可见，清末教育改革虽以通过日本学习和引进近代新式教育为大方向，但由于对国情的认识不一，对外国经验的取舍各异，不同地方与部门的做法自然有别。一旦这种分歧影响到中央教育行政，虽然不会改变总体趋势，却能制约发展的进度与样态。这些从章程条文中难以显现的语境，不仅有助于解开文本语结，更重要的是展现了文本以外的实情，从而为深入一步理解历史的真实提供了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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