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向论文,印度论文,意义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向”政策是印度外交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时产生的一次重大调整，旨在摆脱印度在冷战时期自我设定的界限，在重新确立独立外交政策框架的努力中，寻求新的目标。关于该项政策的出台背景，以及实施的条件与原因，已有众多分析强调了其经济目的，而且该政策出台的时机与印度的经济改革差不多是平行的，因而更突出了印度要通过恢复和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联系，为建立更开放的经济创造条件。但在实施该政策的十余年中，其经济意义似乎并不如其设计者设想得那么成功。例如，从1991年到2006年，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前10个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一个东南亚国家，而且仅处于第7位①。与此同时，“东向”政策在印度外交中的地位却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印度学者认为，“东向”政策使“印度得以摆脱了次大陆和东南亚之间人为设置的政治壁垒，现已进入了该政策的第二阶段，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开启了一扇大门，即跳出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次大陆政治局限。”② 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东向”政策的目标似乎有越来越偏重地缘政治和战略选择的导向。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分析该政策的实施进程及对中国的意义。
“东向”政策的两个阶段与效应
印度“东向”政策起始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格局经历重大震荡的时期。作为苏联的准盟友，印度的外交政策在苏联解体后面临着重新确定方向的挑战。当时的国际体系已经呈现出延续至今的特征，即美国成为一超独霸的超级强权，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急剧扩大。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印度当时的外交政策调整并没有把美国作为“重中之重”，而是以印度所处的地缘特点出发，提出了超越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走向东南亚的目标。将东南亚作为“东向”政策的主要地域目标成为该政策实施第一阶段的特征。
关于印度在此阶段为何要把外交政策调整的目标首先锁定在东南亚，有众多分析都指出了印度的地缘战略需要，以及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联系，使这种调整在策略上比较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由于“东向”政策出台之际也正是印度经济改革启动之时，因此，经济发展方面的必要性也得到了强调。如印度已故资深外交家J.N.迪克西特所指出的那样，当“东向”政策启动时，“重要的西方工业国和日本在东盟地区的经济涉足之深，使该地区成为一个催化的媒介，通过它，印度可以获得投资和技术。印度与东盟加强联系的经验也显示出，对印度的投资、建立合资企业及促进贸易，东南亚也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地区。”当然他同时也指出了“东盟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对印度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地处印度东南的东盟国家的政治和战略形势必然影响印度的安全环境。正如今天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国家处在印度与亚太地区贸易通道的关键位置上。”③
不过，印度对东南亚的地缘重要性的认识是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密切联系的。有一个历史细节可以说明为何印度在早期相当忽视东南亚。1961年，当美国主导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与“中央条约组织”相继成型后，尼赫鲁曾主持过一次印度驻东南亚国家使节会议。会上印度驻当地的外交官对政府的东南亚政策纷纷提出批评，强调该地区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对印度显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印度应更关注从印度支那和缅甸延伸到菲律宾的广大地区，而不是冷淡对待，印度的现行政策是自我孤立的政策，不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对此，尼赫鲁当时做了一个“简明”的回应，“不要指望印度与‘那些可口可乐政府’周旋。”④ 尼赫鲁把被美国网罗进“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列为美国的附庸，因而拒绝与它们建立密切关系，这个态度与后来印度成为苏联“准盟友”后东南亚国家冷淡印度的立场是相辅相成的。冷战的终结使尼赫鲁当年定下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完全失去了方向。尽管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并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员，但他的泛亚洲主义理想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也确实有相当距离。当世界体系在90年代初面临重大变革时，应当说东南亚国家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印度的外交战略思维，促使这种改变发生的则是形势。新的形势使印度对其国家利益的构成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冷战结束后，印度在对外战略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认定自身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当年的泛亚洲主义理想与印度积极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虽然有助于印度建立起自我认定的大国地位，但在两极格局中，印度的大国地位从未得到认可。在这种形势下，印度转而追求的是在次大陆和印度洋的主导地位，并在与苏联结为“准同盟”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某种形式的地区强权政策，这在冷战时期是很明显的，包括印度在这个时期的对巴基斯坦政策，印度在印支半岛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印度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所持的暧昧立场。这种政策的代价是印度必须进一步疏远与其有着传统联系并有着相当影响的东南亚。印度在冷战时期奉行的地区强权政策是否有助于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与苏联的“准同盟”关系尽管在印度推行地区强权政策时发挥了支撑印度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印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沦为大国争夺的布局对象。冷战结束对印度而言，国际环境是否更有利于印度朝大国地位迈进呢？这要看印度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东向”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印度需要摆脱冷战时期给其外交政策留下的阴影，选择东南亚作为突破口有着充分的理由，正如印度总理古杰拉尔在1996年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历史和环境的组合力量干扰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企图走得更近，但殖民主义和冷战在印度和东南亚之间设置了人为的障碍。”⑤ 冷战结束使印度的独立外交政策重新获得新的地位，自然也为扫除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障碍创造了条件。
进入21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出快速成长的态势，这为印度在“东向”政策已经取得相当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创造了前提。然而，从印度的后续行动来看，该政策的取向有越来越朝着政治安全和战略制衡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可能是解读印度战略家提出的“东向”政策应可帮助印度跳出次大陆政治局限观点的要害。如果该政策的第一阶段是以与东南亚国家重新取得和解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第二阶段的目标应与印度一贯追求的世界大国目标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成为世界大国是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从未放弃过的战略目标，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印度的外交战略严重受制于次大陆的纷争，并在与中国冲突后又陷入两面受敌的环境，使印度的“称霸”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地区目标都成为幻影。但这并不表示印度对其根本国家战略有任何动摇。正如“东向”政策的第一阶段目标是以谋求突破后冷战初期的相对孤立局面为主，第二阶段政策的重点是在第一阶段已经建立的基础上谋求新的突破，这与印度的国家目标，即崛起为世界大国，息息相关。
“东向”政策第二阶段的标志是印度以空前活跃的姿态加入到亚太地区进程中来。2002年，印度确立与东盟的峰会机制，从而建立了第四个“10+1”，使印度成为与中日韩平行的与东盟的对话伙伴。2004年12月的第三次印度—东盟峰会产生了《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表明印度新的国大党联合政府将继续前人民党政府大力推行的“东向”政策，使其在政治上更成熟。由于印度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并获得东盟国家的积极反应，可以说印度已在亚太地区获得扎实的立足点，并首先在政治上得以体现。继中国之后，印度也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此基础上，印度积极谋求将现有的“10+3”对话机制转变为“10+4”机制，并于2005年高调参加了首次“东亚峰会”。印度加入到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事实已经引起国际媒体和本地区相关国家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标志着印度的印度洋国家的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
印度加入亚太地区进程有可能改变本地区的力量对比，同时也为地区合作的开放性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实证，因此很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予以判断。首先，从印度的战略角度来看，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特别是政治安全事务，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在此之上，印度或许可以某种大国的姿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并与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大国形成互动，这对印度实现其世界大国目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因而印度的政策在印度看来是符合其国家目标所蕴含的逻辑的。但国家追求某种目标是以利益为驱动的，从这点来看，目前仍然很难看出，印度在错综复杂的亚太地区政治安全领域的实质性利益究竟是什么。拉贾·莫汉先生所强调的印度必须跳出次大陆政治限制的严重局限，在战略上确实是一个明确的观点，但仍然没有回答，跳出去以后要干什么的问题。在印度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亚太地区发生的众多冲突以及迄今仍然存在的诸多矛盾，基本上与印度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很难设想，印度仅仅是因为要当世界大国，就愿意自我陷入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中去。这种推想并不符合国家行为体的行为逻辑。
其次，由于印度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特别是印度在发展的道路上，非常重视防务能力建设，投入巨大，已然超出维护其作为次大陆主导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需要，因此印度进入亚太地区后将采取何种态度，将是涉及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建设的一个也许是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虽然亚太地区的矛盾冲突基本上不涉及印度的根本利益，但印度力量在该地区的出现和存在，却可能给地区力量对比带来新的因素。正因为这两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及国际媒体都将印度视为本地区力量新格局的制衡因素，并将中国视为印度平衡的对象，甚至包括印度领导人也持有这类看法⑥。这是研究“东向”政策第二阶段走向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因为这涉及印度的未来战略取向，以及印度究竟是否能够改变本地区的力量对比，如果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是否有利于地区稳定与和平。
此外，印度作为印度洋国家，被接纳为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一个成员，这个事实本身也显示了这一进程的开放性。尽管印度与本地区各大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结合程度远未达到举足轻重的地步，但印度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的比较利益优势和潜力给本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新的活力，并在整体上使亚洲的兴起更具说服力。而在这个领域，印度因其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均与中国有类似之处，从而也给开放的地区合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对中印两国来说，在一个开放的地区进程中，如何处理相互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这相对于“东向”政策第一阶段而言，在该政策的第二阶段显然将更突出。
“东向”政策对中国的意义
由于“东向”政策的重心有向政治安全与战略筹划方面转移的趋势，印度未来的作为势必将引起亚太地区各大国的关注。中国作为本地区的重要大国，是决定亚太地区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对印度的政策和行为也一定会有相应的反应。
首先，现行的“10+3”机制是否应纳入印度使其形成“10+4”机制，这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东盟内部，印度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被视为可以制衡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有助于东盟发挥居间纵横的作用。但在印度是否应被纳入“10+4”机制的问题上，即使在东盟内部迄今也未形成共识，因为参加东亚峰会的新成员除了印度外，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果现行的“10+3”机制必须要一视同仁，把这三个新成员也一同纳入，那将使现有的“10+3”失去原有的东亚地区磋商的意义，成为某种泛亚洲—太平洋的机制；如果只是纳入印度一家，则在政治上和逻辑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但印度显然是比较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现行机制的转换的，并不乏将迄今仍未实现的原因归之于中国的阻挠的观点。印度似乎有一种看法，认为印度加入现行的东亚地区磋商机制不但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地位，并且还可以使印度更好地发挥平衡中国的作用。
其次，推进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是印度“东向”政策的重要基础。
印度经济近年来体现出“崛起”之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在印度经济真正融入亚太地区之前，应当说仍然是一种比较孤立的现象，而且事实上印度经济无论就其发展水平而言，还是从其对外贸易来看，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相比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甚至是处于亚太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某种边缘化状态。因而印度在建立更为开放的经济的过程中，把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也仍然是“东向”政策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之一。
因为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与印度往来密切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盟因此成为印度谋求在经济上融入亚太地区的平台。甚至有些研究观点认为印度的“东向”政策就是以发展与东盟经济合作为主的，谋求经济利益是主线，政治目标反而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尽管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但反映了经济因素在该项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在政策层面上，印度的重点似乎是先易后难，把与印度传统关系较密切的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作为突破口，在中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背景下，加快与这些国家建立类似框架的进程。
印度的“东向”政策在经济上包含的意义进一步表明了印度有“脱离南亚，加入亚太，进入世界市场”的战略，这和印度积极谋求与欧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把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也是一致的。但由于印度的发展水平仍然有限，对外贸易还远远谈不上是一个强国，更重要的是，出于其国内政治的需要，印度经济在对外合作上仍然是相当封闭的，实施的关税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印度的投资环境仍需做较大改善方能真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所以，虽然印度的“东向”政策立志高远，政府也全力推行，希望与东盟的合作不断跃上新台阶，并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要和中国竞争，但客观上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印度在经济上对东盟的重要性尚未显现出来。例如印度与新加坡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似乎远远大于其实际上的经济意义。
再次，在军事安全方面，“东向”政策包含了印度要走出印度洋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意图。
印度决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强调印度的利益决不能仅仅限于印度洋，其中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战略家看来是印度军事力量必要的延伸地。通过与东盟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印度的上述战略目标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印度将其混合舰队派遣至南中国海，与美军一起在马六甲海峡开展联合巡逻，并与东盟国家的海军进行联合演习，使印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敏感之地保持了一定的存在。2007年3月，印度海军宣布在安达曼群岛建立负责印度舰队在该地区活动的司令部，将印度海军在这个高度敏感地区的活动进一步常规化和机制化。此外，印度海军与日本、越南等国家也开展合作，凸显印度对太平洋地区的重视。尽管印度在这些地区究竟有什么利益需要维护，印度学者一向是语焉不详，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区的活动受到东盟的欢迎。这显然和东盟的互相制衡策略有关。东盟在本地区的安全政策核心是既保持东盟作为地区集团的自主独立地位，又欢迎各大国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但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大国主宰安全形势。这个政策为印度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提供了条件。以新加坡为主的东盟国家为印度参与本地区的活动提供了便利，如为舰只提供维修给养和码头设施等，从而使印度海军得以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维持其存在⑦。
“东向”政策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目标是缅甸。近年来印度致力于改善发展与缅甸的关系，取得较快进展。印度似乎已经认识到以前在缅甸问题上追随西方是战略性的错误，即以前因缅甸的内政而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缅甸的战略地位重要，如果印度仍然固守过去的政策，在缅甸已经成为东盟成员的情况下，将不但对“东向”政策构成损害，而且也不符合印度的整体战略利益。基于这种考虑，印度与缅甸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印度积极参与缅甸的公路、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缅甸保持着一定的高层往来，并希望在若干年内逐渐赶上中国在缅甸的影响⑧。
综上所述，可以提出的问题之一便是“东向”政策是否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构成压力？首先，印度在进入21世纪后加紧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中国—东盟关系愈益密切的影响，如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倡议后，印度立即也向东盟提出同样的倡议，并大大加快了这方面的步伐。印度要与中国竞争的态势是存在的。其次，“东向”政策本身就是印度要进入亚太地区发挥作用，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日益上升，因此客观上印度的政策以及印度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意愿与行为对中国的作用会产生一定影响。再次，“东向”政策虽以东盟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实际上，印度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进入整个亚太地区，特别是要和东亚地区发展合作关系，这当然也包含了中日韩等主要经济体，所以把印度的“东向”政策视为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零和竞争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从印度近年来也同时大力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的政策态势中可以看出，在印度的工商业界把中国经济的发展视为机会而非威胁的看法也逐渐成为主流。最后，印度希望将“10+3”模式转化为“10+4”，使印度不但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而且成为拟议中的东亚共同体的一员，这是否会削弱中国在该进程中的作用？笔者认为这要取决于中国是否意在成为该进程的主导国家。目前来看，中国既无这个意愿，客观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因此，无论是印度参与以东盟为主的活动，还是印度谋求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都不大。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印度目前的力量仍然有限，在贸易领域，印度在东盟的地位相对较弱，因此，尽管印度有争当亚洲主导国家和世界大国的长远目标，但它的国力和发展前景都看不出这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的目标。
基于上述看法，笔者认为中国对印度的“东向”政策应持的政策选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中国的立场应在中印关系的大框架下予以审视。
中印关系近年来发展的主流比较积极，双方都以战略高度来构建两个亚洲大国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如以争夺为主，则是两败俱伤，要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则在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问题上须争取相互理解，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则要给予对方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对印度旨在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积极加入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东向”政策，中国没有必要持过分疑虑的态度。
其二，对印度在东南亚的战略意图，应予以全面的分析考量。
一方面，印度的军事力量进入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南中国海及西太平洋地区，确实有可能包含了制约中国的意图，特别是印美关系的发展，使中国的安全考量又增添了新的因素。因此在保持警惕的同时，在中印关系已有全面改善的气候下，应与印度军方保持沟通，尽量了解印度的真实想法，并在提高透明度的情况下制定相应的政策，包括在适当的时候与印度海军在本地区开展交流合作甚至一定的联合演习，目的在于减少误解，提高相互信任。提出此点的基本理由是尽管印度可能有迂回制约中国的想法，但以印度目前的国力和对外政策目标而言，把中国刻意树为敌人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双方在这些战略上十分敏感的地区通过合作提高互信仍然是有空间的。事实上两国军界也是这样在做的。例如，印度海军与中国海军已开展了数次联合搜救演习，包括印度在安达曼群岛新建海军司令部之际于2007年4月排出大规模混合舰队驶入太平洋后，兵分两路，一路与美国海军在冲绳附近海面举行演习，另一路则造访青岛与中国海军再次展开联合作业演习⑨。此外，印度陆军总参谋长辛格将军2007年5月访华时向中方提出举行地面部队联合演习的建议，也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如果实现，将开创自边界冲突以来两国陆军重建合作信任的新渠道。
另一方面，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又不能不看到，东盟主要国家是欢迎印度进入本地区的。无论东盟的意图是什么，其中都不包含有东盟希望看到本地区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这样的目标，因为这不可能符合东盟的利益。因此，从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对印度在本地区的存在持合作与欢迎的态度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有助于创造合作协调的气氛。毕竟印度进入本地区是进入了一个印度所不熟悉的地区，远远不是印度可以纵横自如的领域，印度在那里要发生互动的对象几乎包括了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以印度目前拥有的力量而言，难以想象，印度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或刻意树敌的策略是符合其利益的。
其三，在经贸合作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远超过印度—东盟关系，而且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印度都不大可能赶上中国⑩，这是由中国的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因此对印度在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竞争的前景，中国应该持乐观的态度，并基于此对印度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表示欢迎，不必过于计较印度可能在某个领域夺去中国的部分市场。从长远来看，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实力将进一步跃升至新的平台，为亚洲经济共同体开辟前景，这对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国家都是有利的。此外，印度方面近来对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持积极态度，讨论很活跃，虽然在目前中国尚未正式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情况下与印度讨论自由贸易区恐怕还不合适，但在东盟的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也不损害其他第三方。
最后，上述结论并不表示印度决不会有蓄意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事实上，在“东向”政策的实施中，印度将中国视为竞争对象乃至对手的言论从未消失过，在印度争取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东向”政策已经成为其外交战略的主体部分，即印度的“东向”是泛义的，决非仅仅指向东南亚，其战略目标蕴含了印度要与其他世界大国争雄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与之互动的对象绝不仅仅限于中国，但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更可能成为印度进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考量的首要对象。而中印在亚太地区互动的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的善意，合作需要双方对各自的地位和作用都有认同。以印度的能力和意愿而言，两者的差距仍然是存在的。印度希望通过“东向”政策扩大效应来缩小这个差距，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被认可的，但达到目标的途径如果不是合作，而是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来谋求自身的利益，那么即使印度最终达到了能力和意志相吻合的阶段，也仍然未必就一定可以为印度开创一条顺利抵达最终目标的道路。
注释：
①India & Southeast Asia:Selected Statistical Indicators,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New Delhi,India,February 2007.
②Raja Mohan," Look East Policy:Phase Two" ,The Hindu,October 9,2003.
③J.N.Dixit,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rs,Gyan Publishing House,New Delhi,2001,p.340.
④Ibid.,p.337.
⑤Statement by His Excellency Mr.I.K.Gujral.http://www.Aseansec.org/4338.htm
⑥例如，在2005年12月举行的首次“东亚峰会”上，印度外交官在吉隆坡对媒体数次强调“印度可以在东亚地区平衡中国”。这自然激发了人们对印度在本地区未来战略的猜测。
⑦作为一种回报，近年来印度空军承担了为新加坡空军提供训练场所的任务，从而为两国的军事关系注入了新的内容。
⑧2005年，笔者访问缅甸时与缅甸学者和外交部官员座谈时，缅方谈到了印度对缅政策的变化，并表示缅甸对印度加强与缅甸关系的政策深表欢迎，认为缅甸地处亚洲两个大国之间，战略地位重要，与中、印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缅甸对外政策的主导方针。
⑨中印海军联合作业包括海上搜救和通信首次演练于2003年11月在上海举行，2005年2月中国海军编队在孟买与印度海军举行第二次同样性质的演练，尽管迄今仍未举行过实战演习，但仍显示了两国军界的相互信任措施建设有明显的进展。
⑩例如，中国—东盟贸易额2005年已达1303亿美元，同期印度—东盟贸易额则仅为212亿美元，两者差距巨大。数据来源：新华社2006年10月30日电；India & Southeast Asia:Selected Statistical Indicators,by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India,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