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哲学应重视对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际问题论文,我国经济论文,重视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经济哲学之所以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历史实践理性的需要，是这种需要对我国解放以来传统哲学和经济学研究所提出的转换和创新。本文拟对经济哲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应重视研究的几个重大实际问题作概述，与同志们商讨。
经济哲学在我国缘起之考察
经济哲学为什么近年来在我国倍受关注？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在新的坐标空间展开，分析与综合不断走向系统化，表现出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结成联盟；第二，现代社会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重大的“热点”问题，要求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方式，取长补短，进行协同研究；第三，就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言之，就是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认识这种全方位的变化，逐步取得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从而掌握主动权，就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正是在这种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下，经济哲学在我国应运而生，特别引人瞩目。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的有机系统。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一方面，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是经济，“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它不能直接给予人们具体的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社会变迁和改革的真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帮助人们从本体论上去追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我国新时期的开端，是以哲学上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先导的；我国新时期社会的变革发展，是以经济上的改革为基础的。在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之兴起，它的任务就是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优势，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转变。
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马克思毕生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的篇名就足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但是同样的事实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这使他远远高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得以从空想变成科学。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创始人。这种对社会经济研究和哲学研究的相得益彰的结合，目的全在于服务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需要。我们在致力于新时期经济哲学的研究时，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这种传统。它要求哲学不能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下”予以排斥，经济学也不能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加以拒绝。
经济哲学作为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它要求防止两种弊端：首先是从某种先验的哲学原则出发，去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蒲鲁东曾经沉溺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提出所谓按“组定律”构建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这遭到马克思的批判，说他是“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因为他使用的材料不是经济生活的现实内容，而是哲学家的教条。另一种弊端是经济学的缺乏人文精神。马克思曾批评某些经济学家作为出发点的“纯理性”，也就是企图从“无人身的理性”中产生出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性表现，即其抽象”。很有意思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其所著《经济哲学》中也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有意识形态为其辩护。美国的贝尔也指出：事实上，“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才相对合理”。这种经济学不可缺少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而对经济活动的人文价值基础之研究，必须与哲学相结合。
问题之一：现代化之研究
我国社会转变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现代化是近现代世界发展的主潮流，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实现现代化，才能发展、振兴、繁荣、昌盛。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时间是后发的。它不仅要求反对形形色色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反现代化思潮，而且内在地要求吸纳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现出更多的历史主动性，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更好地统一起来，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病和痛楚。这就要求经济哲学对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
到底什么是现代化？如果只是停留于经济学层面，容易把它看成是一个实证的概念，即用一系列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等等来衡量现代化。对于这种传统理解，在西方首先是哲学家进行了批判。胡塞尔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他认为，由于过分迷恋追求现代化的经济效果，却“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现代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结果是使人成为物欲的牺牲品，苦苦挣扎于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之中。另一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提出：“物质生产不管组织得多么公正、多么合理，它绝不是自由和满足的王国。”法国的佩鲁明确认为：“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经济发展的外在指标以及这种发展对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所表现出的可鄙的迷恋，同人们及其共同体制定的生活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根据经验，这种紧张关系可被视为各种已知社会中一切非人道东西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
这种批判得到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的呼应，纷纷指出对于现代化不能只是进行实证的、量化的研究，应当楔合进价值判断的研究。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类选择的范围。”因此，尽管经济尺度是重要的，但绝非衡量现代化的唯一尺度。托达罗进一步发挥说：“我们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发展从其实质上讲，必须代表全部范围的变化。”他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应当有其价值标准，“这些重要的价值标准是维持生存、自我尊重和自由”。英格尔斯则认为，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人的价值实现和需求的多方面满足，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共识，这一精神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强调的：社会发展的进步，应当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我国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这种现代化的研究，尤其需要将实证研究和价值研究结合起来。这种研究需要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伦理社会主义”，历史上源于新康德主义。它否认有可能根据唯物史观科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建成有赖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它主张历史是由道德原则支配的，道德是创造历史的本原；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康德哲学“绝对命令”的道德原则，成为人们的普遍行为准则，是“善”的实现。这种观点往往会忽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甚至导致反现代化的主张。二是“经济社会主义”，历史上源于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它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孤立、单一地归结为经济，将人的多方面的、多层次和不断完善的需要简单等同于物质享受，将现代化的实现仅仅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其结果往往是以牺牲精神文明、牺牲人文精神、牺牲社会公正、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开展经济哲学的研究，有利于克服以上两种倾向，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实现。
问题之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研究
我国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思考达12年之久，在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为什么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如果不解决这一深层次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体论问题，光是在证券、股市、股份制、房地产等层面进行操作，是不够、也是困难的，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经济哲学对此大有可为。
这种本体论的研究，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和未来共产主义的五阶段依次演进的理论。但由于这是从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中得出的认识，所以马克思本人明确反对将其绝对化。1877年11月，他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通过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指出：“他一定要我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以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此，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停留于“五阶段论”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将对“物”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相结合，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将经历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并对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的序列作了如下的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超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三大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体现了历史过程的统一性，这种不可逾越的统一性又是通过具体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的。
为什么在我国必须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取决于我国现实所处的社会形态。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些论断的本体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其一，不能将社会主义简单地理解为短暂的“过渡时期”；其二，我国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符合历史的辩证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其三，商品经济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经阶段。我国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落后的生产力，总的来说决定了我国目前尚处于从第一大社会形态向第二大社会形态的转型时间。过去我们排斥市场经济，企图一下子就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事实证明这是空想。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出发，我们就必须把商品经济提高到社会形态发展的本体论高度来认识，由此才能深刻懂得，我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统一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体现。
问题之三：公平与效率关系之研究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主题，它们之间的结合性质和方式，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如何积极、谨慎地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已经成为关系到快速而健康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点”。传统的思维模式是：哲学重视研究公平，经济学偏重研究效率。经济哲学则要求把二者进行辩证的综合。
效率，经济学中一般指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其实是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之相对应的公平，主要指怎样处理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其实是合理的分配。这种对公平效率的理解，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形成的是重效率轻公平的主张。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直有一批学者从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更广泛地探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他们提出了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竞争、理性的主张，并企图将其论证为资本主义应当遵循的普遍原则。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从古典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纷纷对资本主义存在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就认为，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尽管摆脱了传统宗教和保守伦理的桎梏，但同时陷入物的、金钱的羁绊之中，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非理性”。另一些经济学家则批评重效率轻公平的做法，是“看重了人的数学意义，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
公平与效率源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多样性，源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即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的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由此可以认为，不能将公平与效率只是狭义地看成是一对经济范畴，不能只囿于从经济角度去认识和处理两者关系。公平与效率集中表征人类实践活动的一切价值取向，它既包括物质利益的，又包括社会政治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伦理道德的多种追求。效率是经济的，又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社会效益问题，涉及到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公平也具有多方面的含义：作为经济实质范畴，指一种分配原则，决定着一定的主体应当享受什么样的经济利益；作为社会关系范畴，指一种人际相处的平等地位和行为准则，防止个人利益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作为一种政治范畴，指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主张，体现公正合理地配置权利与义务，保持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作为伦理范畴，指一种社会道德规范，以达到“义”与“利”的统一，评价善与恶、是与非。在一切社会活动的方面都存在着是否公平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互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公平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公平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为此他们都对空想的和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公平放在与效率相比的从属地位。马克思指出，要提高经济效率，必须高度重视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多方面追求，即要“靠消耗量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这就是要求社会公正从各方面为经济效率提供保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发展虽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经济发展也应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我们决不搞平均主义。过去我们用平均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吃“大锅饭”，结果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吃了大亏。因此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即使是西方学者也认为，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美国的布坎南强调说：“政治比赛本身必须体现公平的准则，甚至比有时属于市场交易的公共准则更为重要。”谢佩德指出：“垄断的超额利润无非是低效率静态配置格局的一种必然结果，它往往又被用来作为进一步保护和加强市场势力的手段。这种利润又总是扩大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中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不平等的竞争只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韩国学者朴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的经济意义是效率。行贿的人用很少的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而受贿的人则用很少的努力就挣得很多的钱，这也可以算是符合最大限度降低费用的经济法则的行为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如何防止权力腐败、防止两极分化、防止不公平竞争，经济哲学的研究不能回避这一现实问题。
问题之四：可持续发展之研究
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也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粗一看可持续发展是个经济学问题，其实它的理论底蕴应到哲学的深处去寻找。因此，从经济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尤其必要。
从哲学意义上思考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必须将人和人类看作是未完成的、有待不断完善的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一思想或如德国学者米切尔·兰德曼所说：“人的非特定化是一种不完善，可以说，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到世界之中；它没有对人作出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着眼于这种“未确定性”，促使世代相继的人类走向不断完善，防止中断或逆转这种发展。为此必须变革传统的思维定势，确立新的悟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经济活动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特种物质交换，可持续发展要求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恰当位置。恩格斯说：“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以为人对自然界的能力是无限的，那么这种对自然界的“人化”，就会产生自然界对人的“异化”，反过来加倍地报复人类。与此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类活动其中的自然界视作为外在社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普列汉诺夫说：“社会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可持续发展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将“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从而实现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前提下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的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意味着社会发展观的根本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宗旨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其次，是从以发展的“客体”为中心到以发展的“主体”为中心的转变。可持续发展具有人学的意义，强调当代人对后代人应当赋有自觉的“类”意识，提倡代内平等和代际相继的原则。再次，是从开发自然资源为主到开发人的资源为主的转变。应当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的合理开发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资源是无限的，是一种比自然资源更为可贵的资源。人类正在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对其未来的一种理性思考，它的实施需要以超前认识为指导。所谓超前认识，指的是人们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自身当下和未来活动及其结果的提前认识。作为对未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的改造，它具有超前性、系统性、综合性、创造性的特点。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长远预测。超前认识提供了这种可能，为人类实践决策提供趋利避害、择善而行的根据。这种认识要求辩证地对待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不能对实践检验抱近视的态度。尽量减少去做那种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蠢事，注意将人的整体的、世代相继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
问题之五：抓住机遇之研究
邓小平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抓住机遇”。研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以发现，邓小平在论述“加快发展自己”和“发展才是硬道理”时，总是以“抓住机遇”为前提的。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也正因为抓住机遇对于加快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反复向人们发出醒世之言：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贯穿这些论述的中心思想是，如何抓住机遇，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问题。经济哲学必须予以重视。
“抓住机遇”看起来是为了经济发展，实质上它是一个历史哲学的深刻思想。机遇是社会发展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指人们行事的际遇、时机、机会。它指的是虽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有可能改变社会现存状态的诸种条件的总和，即客观形势为社会发展提供的多种有利因素比较集中的某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能否抓住机遇，对一个民族和国家常常攸关存亡。德国学者斯宾格勒通过对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研究总结说：“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它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它民族的目标。”邓小平多次提到由于没有抓住机遇而导致我国落后的两次历史转折时期：一次是19世纪末叶甲午战争前后；另一次是建国后50至70年代。他说我们耽误太多，很长时期内处于停滞的状态。
人们不重视机遇，从理论上分析与不懂得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有关，将社会发展误解为某种纯粹“历史必然性”的“自然生成”、不受历史主体左右的“预成结果”。马克思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互转化的，历史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偶然性为它创造的条件。历史必然性是“过程”和“区间”，不是凝固的“点”，不会表现为“纯粹的一般”。必然性只是对历史总方向的决定。但是它必须在现实的“可能时间”和“可能空间”中展开，通过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方能体现出来。历史必然性不等于历史的具体过程，具体的历史过程充满复杂多变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非线性的交互作用。这些都是随机的，不是机械的、预定的、单一的。它会给历史主体带来各种机遇，给人们创造历史提供各种方案。人们过去都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我要补充一句：自由离不开对机遇的自觉把握和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将抓住机遇与抢得时间相联系，反映出他把社会实践看作是时间的本质。马克思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抽象的物质运动时间和现实的社会时间，并把后者界定为“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这就是说，对历史主体来说，社会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节律会越来越快。为此邓小平教导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只有认清了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情势，才能高度重视社会时间对于落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才会有深切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开拓进取。
提出以上这些社会转变中的重大问题，是因为它们都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得失。其中的每个问题，既是经济学问题，又是哲学问题，因此成为经济哲学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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