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文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07)02-0063-05
同先秦其他诸子一样，墨家所探讨的也是整个宇宙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墨子》一书，为墨翟所开创的墨家学说的代表作，其文有自己独特的体裁与格调。《文心雕龙·诸子》称其为“意显而语质”，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先质后文”、“重质轻文”，是人们对墨家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概括。然而有质者必有其文，有意方可有文表达，而意也须借文才表达得清楚明白，文与质实在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离的。《墨子》的文章，注重义理，崇尚实用，表现出尚质重用的文学观念；而其行文表达上的一些重要特征，也能体现出一定的文学观念。因此，对《墨子》一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墨子》的文学观。
一
《墨子》书中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包括表现于文字的政教法令和一切学术文章。他对于有实用功能的广义的文学和言辞是很重视的，强调文学言辞应发挥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作用，这是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而这样的文学观，正是符合天志天意的。《墨子·天志中》说：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
天意、天志应该是为文学、出言谈的宗旨和准则。在《非命上》中又进一步强调：
今天下之君子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利者也。
为了达到利国利民的目的，则意必合天志，应讲求义法。《非命上》又说：“言必立仪。”《非命中》也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义法。”所谓“仪”和“义法”，都是指为文立言的法则，对此，《墨子》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其《非命上》说：
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
为文立言应有一定的法度和准则，如果没有法度，那就如同把测量日影的工具放在转动的盘子上，怎么能得到正确的“朝夕”时间呢？《墨子》一书对“三表法”又反复进行论证说明，其《非命中》说：
三法者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法，此言之三法。
其《非命下》说：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情；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综合以上《非命》上、中、下三篇所谈到的立言有三表或三法，我们对《墨子》提出的为文立言的准则就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了。
第一，所谓本之，就是说要言必有据。要本之于先圣大王之事，本之于天鬼之志。无论是为文或立言都必须依据先圣大王的言行。这里所谓先圣大王当指尧舜禹汤文武以及周公，历史上记载的他们的治乱得失，可以作为我们治国理民的参考。同时墨子认为先圣大王的言行都是顺从天鬼的意志的，所以我们立言，也应该本之于天鬼之志。
第二，所谓原之，就是说要重视立论的实验求证。其途径是要原察众人耳目之实，徵以先王之书。《墨子·小取》篇说：“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要到实际中去考核民情、风俗、地理，依人民的耳目之实为准则。徵以先王之书，则是要求探讨先圣先贤的言论，以作为我们立言行事的标准，这与本之于古圣王之事相一致。
第三，所谓用之，就是理论结合现实的具体运用，这正是墨家为文立言的目的。发以为刑政以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就是要把为文立言用在治国治民上，将它放在实践中去检验一下，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有利的就去推行，没有利的就不去推行。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这是首次注意到以广大民众的观点、利益和实践效果作为为文立言的准则，其人民性、现实性的程度迥超出当时儒道诸家有关论说，而在此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很少有批评家的思想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同时，墨子的三表法也是对论辩文写作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墨子》以前，古人的著作中还没有完整的论辩文，《论语》一书虽然以“论”为名，实际上只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片言只语的辑录，真正堪称“弥纶群言，研精一理”的“论”的，实以《墨子》为滥觞。《墨子》中从《尚贤》到《非儒》各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展开论述，这和《论语》、《孟子》诸书记言的体裁有所不同。墨子游说诸侯积累了丰富的论辩经验，而且把这些经验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这就是“三表法”。
考察《墨子》一书，从《尚贤》到《非命》的十个题目二十三篇，几乎都是依照“三表法”进行写作的。行文首尾一贯，论证缜密，极富逻辑性和说服力。
二
在“三表法”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表，重视实用，最能体现《墨子》尚用的文学观。据《兼爱下》记载，有人对墨子说：“兼即仁矣，义矣，虽然，岂可为哉！”又说：“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墨子回答：“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他认为善必可用，可用者必为善，所以他的可用与不可用，即以善与不善为标准。墨家尚用的文学观与儒家是一致的，因为墨子毕竟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的，所以儒家尚用，墨家也尚用。不过墨子对儒家之术能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淮南子·要略》说他“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于孔子对“文”的态度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以儒家尚文；而墨子是“背周道而用夏政”，所以墨家便尚质。儒家文学观中的尚文与尚用是一致的，是不冲突的；墨家文学观中的尚质与尚用，也是一致的，也是不冲突的。正因为如此，儒家的尚用，同墨家的尚用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意义。儒家的尚用，是“非功利”的尚用，是复古的尚用，所以与尚文思想不相冲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也就是用；墨家的尚用是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尚质，所以就反对儒家的尚文之说。《韩非子·外储说》的一段记载，可以让我们了解墨家的文学观与儒家文学观的冲突，记载如下：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矣。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田鸠是墨子三传弟子，其言所谓“不辩”，即指“不文”，也就是不重修饰，墨子立言之所以不重修饰，是怕“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就如秦伯嫁女、楚人鬻珠一样，都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墨子从实用的功利目的出发，把文与质完全对立起来，是违背文与质的内在规律的。《礼记·表记》引孔子的话说：“情欲信，辞欲巧。”指出立言时情感要真诚，文辞要巧妙，也就是要修饰，才能把情志表达得更准确、更充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孔子的话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关于文质统一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即使是《墨子》文章，实际上也是文质相统一的。虽然墨子自己声称并不重视文辞修饰，但是文章还是写得好的，只是更为偏重义理的阐发罢了。
三
由于墨家学派的出身和主要活动在社会下层，而墨子本人又为平民利益而奔走呼号，所以他们的文字格外通俗平易、朴素无华。一般人都认为《墨子》的文辞简朴，不加修饰，忽视文采。但《墨子》书中亦有相当多的文学因素存在，体现出文质相统一的特征。
《墨子》文章已从简单对话发展到曲折完整的故事。《耕柱》、《公孟》、《贵义》、《鲁问》四篇语录体中，有些简单生动的对话，富于意趣，多用具体的比喻，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难，有时还带有幽默感。如《耕柱》篇记：
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抓住对方不恰当的举例反唇相讥，唇枪舌剑，生动之致，犀利之极。
《公输》篇则是一个完整成熟的故事，其中心思想是反对以大欺小的侵略战争，宣传“非攻”的主张，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情节已相当复杂，其人物形象已相当真切生动。其中集中刻画了墨子形象，不仅极状其能言善辩、机敏老练，善于以理服人的高度智慧，而且着力展现其深思远虑、不怕牺牲、勇于实践，敢于以实际行动制止侵略的非凡胆略。最后用过宋遇雨宋守门人不纳，墨子并不声张而是默默躲在门楼下过夜作为尾声，以烘托墨子有大功而不居功的利他主义和无私品格，使形象显得更加平凡而伟大。次要人物公输盘、楚王，也刻画出某种神态和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
在语言上，《墨子》中的有些篇章，也比较讲究修饰润色。如《公输》篇中墨子驳公输盘一段，连用五个相同类型的句子，责其“不可谓智”、“不可谓仁”、“不可谓忠”、“不可谓强”、“不可谓知类”，斩钉截铁、理直气壮。说楚王时，从三个方面连举事实加以对比：
楚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梗柟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
行文夸张形容、铺陈排列，颇有纵横家的味道。其他双方对答言辞，句句锋利，步步紧逼，已近于辩士口吻，带有战国后期散文特色，其文学色彩相当鲜明。
《墨子》之文，有很多押韵之处，亦能看出其行文上的审美追求。如《亲士》篇：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唫，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
其中，喑唫心为韵，侧塞为韵。《七患》篇：
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其中，国稷为韵，城倾为韵，当殃为韵。《七患》篇又说：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
其中，仰养为韵，食事为韵，力节为韵。《墨子》之文适当用韵，富有音乐性，给人以理融气畅之感。
《墨子》之文，于行文中也重视文字的对称，多用对偶句。如《尚贤上》：
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这不仅是对偶，也是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更有力地表达了墨子对义的重视。《尚贤上》又说：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
这些句子，既有对偶，又有排比，其含意也在对举中得到鲜明的表达。又如《尚贤下》：
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这一段排比，更能显出文章气势的磅礴，析理的精密。
《墨子》之文，喜用俗词俗语，如《尚贤中》：
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
此“唯毋”二字，在《墨子》一书中采用甚多，可知是当时的俗词，“唯毋”，亦作“惟毋”。“毋”或作“无”，均为语词，而无实义。《尚贤下》：
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而沮也。
这“可而”亦为当时的俗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可以”。
“墨子”之文，在引诗引书之时，为了使它口语化，常在诗、书的句子中加上虚字或辅助词。如《尚同下》引《太誓》：“小人见姦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明鬼下》引《夏书·禹誓》：“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这两个句子，今本《尚书》都没有“也”字，这三个“也”字，都是墨子加上去的。又如《非攻》中引《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乎”字亦为墨子所增益。《兼爱下》引周诗：“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今《小雅·大东》篇无两“之”字，亦为墨子所增益。又引《大雅》：“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今《大雅·抑》篇亦无两“而”字。由这些增益的字，可见墨子是有意为之，用心良苦，使句子读来更加自然，更加口语化，而且有接上连下的作用。
四
《墨子》之书依《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七十一篇，宋朝中兴馆阁书目列有十五卷六十一篇，明朝的道藏本只剩五十三篇，并且说：“亡八篇，并亡其书目者十篇。”可见七十一篇中共亡佚十八篇。就是自汉至宋，亡佚了十篇，自宋至明又亡佚了八篇，而所亡佚的十八篇中，尚有八篇还保留有篇目。今存的五十三篇中，依文体划分，则可分为七大类，这可体现出《墨子》的文体分类的观念。
（一）论说体：从第一篇到第七篇，即《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文字较为华美，论理有序，大体上是墨子的言论，经过他的弟子增益润饰而成。和秦汉的古文很类似，可称为论说体。
（二）演讲体：《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个题目，共三十篇。因为每个题目各分上、中、下三篇。而此三篇各自独立，文字稍异，大旨无殊。这大约是墨子当时在各地演讲的讲稿或记录。清代学者俞樾认为是三墨所传，故为三篇，有一定道理。这十个题目三十篇只剩下二十三篇，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
（三）经体：《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两篇，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最独特的文章。《庄子·天下》篇称它为墨经。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文字类似科学定义以及坚白论、同异论等名理问题。
（四）传注体：《经说上》、《经说下》两篇，是解释《经上》、《经下》的，正如《春秋三传》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经一样。文字简明古朴，不加修饰。
（五）书序体：《大取》、《小取》两篇，综合汇集了墨子学说思想的要旨，文字严整，类似今日的学说提要。可认定为书序体。
（六）实录体：《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子的言行。文字有简有繁，平易可诵，是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可靠材料。
（七）杂记体：《墨子》一书中《备城门》以下的各篇，本来有十五篇，佚失四篇，现存十一篇。内容主要是墨子对他的大弟子禽滑釐说明防守城池和抵御敌人以及如何准备器械的方法。各篇皆为墨家后学所记述，至于记述的时间，各篇或有不同，且在记述中不免有所增补。
以上所列的七种文体基本上概括了《墨子》书中五十三篇文章的类别。从我国文体发展史看来，先秦时代是我国种类众多的各式文体开始萌芽的重要时期，清代学者章学诚说过，“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墨子》一书的文体分类，反映了墨家学派对于文体类别的认识。这无疑为以后的文体分流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收稿日期：2006-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