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本土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提倡图书馆学本土化,这是近年来图书馆学研究渐渐兴起的一个热点。许多研究者认为,图书馆学可以本土化,并积极倡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这种观点无疑是有建设意义的,但是,本土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如何实现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们却未能在理论上给予充分论证。也有研究者认为,科学理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可以通用的;图书馆学既然也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在理论层面是不能本土化的,只能在实用层面,即在解决中国图书馆事业具体问题时,才能本土化[1]。笔者对后一种观点持不同看法,认为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用层面,图书馆学都能够进行本土化。只有建设好具有本土特点的中国图书馆学,我们才能以自己的原创成果为世界图书馆学作出贡献,才能以独具个性的学术魅力在世界图书馆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本土化命题产生的学术背景
学术研究本土化,是指本土学者以本土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各种学术方法阐释、构建科学理论的一种创造性研究活动。这种研究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张扬着本土学者的自主意识,带有鲜明的本土特点。本土化命题产生于人文社会科学界,近几十年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界颇为引人关注。在国外,本土化是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掀起的一场学术运动,它表示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觉悟。美国在二战以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对所谓“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在思想、文化乃至学术方面的影响、输出,无疑是极其强大的。在社会科学领域,美国一直处于“出口顺差”,即所谓“寸步不让的单向交流”。其他国家在引进、移植、应用主要来自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时,常感其不适应本国文化与国情。1953年,在第二届拉美社会学家大会上,巴西社会学家拉莫斯率先倡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号召同仁抛弃从发达国家舶来的“罐装社会学”,努力建立适合于解决拉美问题的社会学派。从此,拉美学者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先驱[2]。
进入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科学界的有识之士对本岛学术研究一味追随美国的倾向也颇为不满。因为从50年代开始,流行于美国的实证主义哲学被台湾学术界奉为不二法门,以之为确立科学真理的唯一方法。这种主流意识似乎使人们相信,依循一套科学方法与程序就可获得具有普遍效用的科学命题,并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恰恰是这种“美国为尊”意识,显现出“去历史”、“去文化”的平面化思考方式的缺憾。198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召开了“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跨学科研讨会。主持人杨国枢、文崇一教授提出本土化的4 大目的与意义,揭开了台岛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序幕。杨、文两人在后来出版的该次会议论文集的序言中反思说:“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3]。此后,杨国枢在1993年创办了《本土心理学研究》杂志,使学术本土化运动在台湾心理学领域有了纵深发展。
80年代,香港、北美的华人学者与大陆的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倡言本土化。1983年3月, 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其中一个议题就是社会学的中国化。同年11月与次年5月, 旅美华人蔡勇美等人分别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新奥尔良举办过两次“小型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座谈会。1994年,《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春季号发表了一组“社会研究本土化”专题文章。同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编委会在北京召开了“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研讨会。1995年,邓正来主编的《中国书评》从总第3期开始, 专门辟出“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专栏,就此问题展开长期讨论。随着港、台与大陆两岸三地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大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纷纷在港台和大陆的杂志上发表社会科学本土化方面的文章,有关本土化理论的研究也从探索阶段进入深化、建构阶段。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陆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的探讨、研究,与发起于港台的本土化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陆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要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的重要性。如上海《自然界》杂志在1926年1月创刊时,其“发刊旨趣”就说:“西洋科学的输入中国,大约有三百年了。……等到国内少数的先觉,感到科学的重要,凭籍政治上的势力,遣派留学,译印书籍,这还不过是五六十年前的事。到了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智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不过从别方面来看,总觉着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好像一枝荷兰瞿麦(carnation),栽在中国式的花园里, 总显出他是舶来品,不是土产”[4]。那么如何使这些洋科学本土化,成为有本土特点的科学呢?“发刊旨趣”提出了一些具体设计及期望:“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这种工作,我们替他立一个名称,谓之‘科学的中国化’。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做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科学的中国化,也是这样的意思”[5]。大陆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本土化工作,正是从翻译科学书籍、考订名词术语、改编西方教科书等,得以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的。这种本土化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反映出中国科学界的高度自觉意识。而后费孝通用英文发表了《江村经济》(1939年)曾被马林诺斯基称为标志“当代中国社会学派”在方法论上已相当成熟[6],此乃当时本土化运动产生的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 所以,90年代大陆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也可以说是在早期本土化学术指向的支撑下,受港台本土化运动催发而形成的新的学术热点。
2图书馆学界对本土化的认识过程
我国学术界谈及本土化的问题时,似乎多认为,倡导本土化较早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其实,中国图书馆学界也是倡导本土化较早的领域。1921年,留学菲律宾的杜定友在自己的图书馆学毕业论文中就提到:“没有一所外国的图书馆学校能够养成完全的图书馆学者,以应中国图书之用”[7]。他已认识到,中国的书籍及中国的图书馆有其悠久的发展史和独特之处,外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不可能培养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家,必须由中国自己来培养。
1925年6月2日,梁启超参加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仪式并发表演说。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中正式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口号。梁启超说:“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8]梁先生还就“中国的图书馆学”应如何经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加以体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①在图书分类方法上,中国典籍如用杜威分类法强硬类分,其穷屈怕比传统的四部法更甚,因此应通过多数人的研究,得出一部既科学又能包容古今书籍的图书分类法;②在图书编目上,中国旧学因文史哲相通,有些书内容跨类,章实斋曾用“互见”、“裁篇别出”方法加以处理,如何在目录中吸收这些优秀方法,非下苦功不可;③中国古代整理图书之方法很有成绩,如目录学(或曰校雠学),学完外国图书馆学之现代青年,应回头对此进行深入研究,重新改造;④中国有编纂大型类书之文化传统,于保持文献、供人研究便利不少,在现代条件,如何继承传统编纂新式类书,亦甚值得研究。总之,中国文字、书籍、学术皆有特殊情况,故“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甚有必要。梁先生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界威望很高,他对“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积极倡导,在图书馆学界曾产生极大反响。
1926年3月, 中华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图书馆学季刊》的创刊号。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的刘国钧先生参与其事,并在《办刊宗旨》中写道:“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9]刘国钧先生所说的“欧美之成规”,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图书馆学,他的意思是要将中、西两种图书馆学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形成一种具有本土特点的中国图书馆学。通常,一份学术杂志的创办,意味着一种学术立足点的建立,而学术立足点是由两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办刊宗旨,一是刊物推出的学人与研究成果。
1929年夏,曾是近代中国图书馆运动创始人的沈祖荣先生,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前往罗马,参加国际图联(IFLA)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图书馆和目录学大会。会后,沈先生专门考察了欧洲的图书馆事业。他在回国后撰写的考察报告中说:欧洲诸国甚为重视图书馆的发展,但各国的图书馆在发展中注重点有所不同,“如意大利则极端讲求古卷之保存;德国则注重科学;荷兰雅尚艺术;奥国性喜音乐;俄国酷好社会问题;英、法多尚宏富与美丽。此皆深合其国情民情,亦惟有于此,乃能得特殊之贡献。”他又比较欧、美两洲图书馆不同之处说:“欧洲之各大图书馆,大抵于图书多重在保存;于应用,多顾及专门之学者。美国图书馆,大抵于图书多重在普及;于应用,则多顾及于公民。盖欧洲有较长之历史与文献,美洲开国不远,因之所从之道以异。”既然国情不同,图书馆有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图书馆呢?沈祖荣先生说:“我国图书馆今后究当以何为归耶?荣以为,我国文献悠长,同时民智未开,于国立图书馆当以欧洲为法,重专门与保存;于公共图书馆当以美国为法,注重应用与普及。如斯则文献可以不坠,民智可以增进矣”[10]。
上述杜定友、梁启超、刘国钧、沈祖荣诸先生之论都有一个共性,即主张图书馆学(包括图书馆)的建立要符合中国国情。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学术文化之影响自不待言,其余三人又都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先驱,他们的思想认识反映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从学科内部及外部,都已经形成了自身发展的觉悟和趋向。这种觉悟和趋向正切合了二三十年代“新知”与“旧学”要很好交融的普遍呼声。
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迄今已走过了80年的历程。虽然时过境迁,这些前辈先贤的深刻体悟与认识仍是极有价值的,在今天对我们依然有着启迪与指导作用。事实上,图书馆学在西方的发展,也因各国学术文化背景不同而各具特色。如德国图书馆学非常重视其科学性,英国图书馆学则倾向于讲求方法与技术,美国图书馆学更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等。这说明图书馆学在各国的发展也是有本土特点的。
3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论依据
如前所述,本土化命题是发展中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界反抗西方话语所产生的,是社会科学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学术体系的一种挑战。从某种程度讲,它带有一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激进色彩。但在理论层面上看,本土化论者预设非本土的理论方法,包括概念、分析工具等,由于受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影响,难以解释本土社会现象,两者不能契合,因此它要经过本土化过程,乃至从本土生成新的理论方法才能适用于本土社会现象,这无疑也是合理的。图书馆学属于社会科学,如果说社会科学本土化是可行的、有价值的,图书馆学当然也是可以本土化的。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我们至少还可以找出如下理由:
第一,非本土化的学术思想(往往是先进的)在进入本土时要经过不同语言的翻译转换(有些国家因语言上的同一性可省此环节),而学术思想、科学理论在翻译转换中如不经过本土化,则难以融入本土学术文化之中。首先从信息的构成角度看,非本土文本离开自己的文化母体,其异域性特征在译语语境中便无法整体保全,其间必有信息丧失或意义失真,而另一方面,由于译语文本进入了本土的阐释语境,本土译语文化的民族特征便必然会由语言本身裹挟而入。于是非本土文本的信息部分丧失同时,本土译本又部分地增加了信息含蕴[11]。其次,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语言本身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翻译不仅涉及语言,也涉及文化。如翻译中出现的不可译现象(像唐诗、成语的英译),表面上是语言符号的对应困难,倒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对应困难。翻译转换看起来是个“形式本土化”问题,但要使异质学术思想、科学理论在本土扎根,翻译者却要深刻了解非本土与本土的两重文化才行。因为词语只有在其发生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我国图书情报学界将英语的“information”译成“情报”, “in-formation science”译为“情报学”。这种译法是从日本借用而来的(把“library”译成“图书馆”也是从日本借用来的)。其实“information”在英语中有丰富的词汇含义,它包括汉语中的“通报”、“信息”、“情报”、“资料”、“消息”、“新闻”等等多种含义。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情报”一词主要是指科学技术资料、学术信息等。这与科技情报事业刚开始起步、情报工作的内容范畴还较窄是有关系的。然而台湾学术界在70年代初翻译“information”一词时,他们采取了新的策略。一来不愿模仿日本与大陆的译法,二来觉得“情报”一词不能尽达其义,故而“中央研究院”等有关单位专门举行讨论,最终选定“资讯”一词以对应之。“资讯”由“资料”、“讯息”组合而成,词义较为丰富。“资”有资料、资源之义,“讯”有讯息、电讯等义[12]。“资讯”虽然是个新词,但构词法又符合汉语的文化传统,显然较“情报”要更恰当一些。在大陆,“information”不仅可译为“情报”,也通常被译成为“信息”。这种翻译的歧分,为情报学的发展埋下了深深隐患,以至于1992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明令“信息”取代“情报”时,情报学的发展就处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第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生成发展上不同。自然科学建立在实验、实证基础上,只要新的发明一经确认和成立,被它所代替的旧理论已成敝履便可弃之,但人文社会科学除了实证基础外,它还强调对以往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新理论的创建必须有对旧理论的充分解读、阐释乃至继承才行。冯友兰先生在《论民族哲学》(1937年)一文中说过,我们常提德国哲学、英国哲学,却很少说德国化学、英国化学。说德国哲学、英国哲学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德国底哲学、英国底哲学。加上形容词“底”,即是说哲学有了民族的区别(科学则不可有,只能说德国的化学、英国的化学,意思是化学在德国、在英国)。不同民族的哲学有其不同的语言、文法,表达形式不同,但民族哲学之所以成为民族底,主因在于它是“接着”某民族哲学史讲底。因为哲学与科学不同,讲哲学必须先讲哲学史,而讲科学则不必。在讲哲学中,“接着”讲与“照着”讲也不同,“照着”讲是讲哲学史,“接着”讲是阐发新创获(但亦必先“接着”某民族底哲学史讲下来)。因此就有了德国哲学、英国哲学、中国哲学等不同的概念。用某民族语言接着某民族哲学史讲的哲学,能予某民族情感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团结。这就是某民族自己的民族哲学[13]。
近代中国哲学是胡适等近代学者利用逻辑的、实证的科学方法初步建设起来的(连“哲学”概念也是西方的)。这本身就隐含了西方诠释的支配性。如果我们不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历史来讲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是否能存在就会有问题,也许像某些西方人所言,“中国哲学”将变成“哲学中的中国”[14]。图书馆学也如此。纵观国内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近五十年来我们“照着”苏联图书馆学讲,“照着”美国图书馆学讲,比“接着”中国传统图书馆学思想讲得要多的多。虽然中国古代藏书活动、藏书理论源远流长,但在西方图书馆学的概念原理的规范之中,传统的藏书理论名著,如郑樵的《校雠略》、章学诚的《校雠通义》等,常被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视为非图书馆学科学的组成部分(甚至至今还有人认为藏书楼不是图书馆[15])。这难道不是盎格鲁—撒克逊话语对中国图书馆学强势支配的结果吗?
第三,从启蒙运动至19世纪,科学的迅速发展及不断获得的伟大成就,一度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盲目的崇拜。曾经具有较高地位的哲学也在此时失去了它的光环。至少在自然科学家眼里,科学与哲学是大不相同的,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另一方则成了想象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16]。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理性的膨胀,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也越来越相信,只要采取实证的、逻辑的科学方法,人文社会科学也能建立起严格的普遍规律以解释人与社会,达到自然科学精确、严谨的程度。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思维意识逐步受到了质疑。人们开始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着很大区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与社会,人与社会自然现象的变数更大,更为灵活,更具有不稳定性。其研究方法除却实证、逻辑的方法外,还要求多样化和多元化。
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释出科学真理的可解释性、多元性,他们重视个别性,反对普遍性。如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概念来替代普遍性本质的解释,认为根本不存在衡量事物共同点的“普遍性”尺度,在不同“语言游戏”之间只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和关联性。福柯则以“权力”概念来解释知识的本质,认为把真理与权力分开来是不可能的。波兰尼指出,知识乃至精密科学的产生,是不能排除个人主观因素的,它是客观性与个人主观性的结合,纯粹与个人因素无关的知识是不存在的。哈贝马斯的“认识兴趣理论”也认为,主体作用(兴趣、爱好)是不可能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的,即使是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也不可能是对认识对象的纯粹客观的把握。这些哲学家的论点默认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此时此地”性,建构理论的方法也可以是多元的、多样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科学”、“真”、“客观”和“验证”等等概念,开始了重新认识,认为不能再从自然科学角度去理解这些概念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本土化观念的兴起,恰恰是这样一个学术范式转移的结果。这样的学术范式为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化、本土化的诉求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基础。反观我们中国的图书馆学,多年来在西方话语的笼罩之下,我国图书馆学长期处于西方图书馆学的“注脚”地位。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研究者一直把图书馆学的一些概念、原理当作具有普遍性的尺度,亦步亦趋地追随在西方图书馆学之后。
4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途径
要实现图书馆学的本土化,首先要从学术理性上对本土化有一个正确认识,其次要有一些可操作的方针与策略。如果讲究循序而进,本土化应从三个层面依次进行:即“哲学的突破、理论的建构、以及实证的研究”[17]。“哲学的突破”就是要先解决认识问题。目前我们在认识上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虽然图书馆学的某些概念、原理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而认为图书馆学在“理论”上就不能本土化。须知,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严格说来都具有本土特点。就连科学形式最为精密的数学,在不同国家、地域的不同文化背景下,其发展也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在中国古代,数学是一种筹算、一种技艺;而古希腊的数学,则一直是用于解释世界的,是形而上的。古代中国的数学讲究解决具体的问题,强调快捷的运算;而古希腊的数学则追求抽象层面的演绎体系的构建。因此,在方法论上,古希腊数学主要是公理法;中国古代的数学主要是机械法。数学家吴文俊称:二者一为公理化思想,一为机械化思想。吴先生正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思想的深入研究,利用计算机技术在数学机械化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所以说,认为图书馆学在“理论”层面不能本土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图书馆学如果没有理论创新意识,就会像早期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一样:只是不断地仿“杜”、改“杜”而难以产生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分类法。
其次,我们应处理好“旧学”与“新知”的关系。应该看到,中国传统藏书理论是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它所蕴涵的一些基本要素已以各种形式保留、沉淀在了传统学术文化之中,它们是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不可摆脱或回避这一历史前提。割断对传统的继承,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至于如何对待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我们的态度应是移植、借鉴、合理消化,与本土原有的学术资源相结合。这样,西方的图书馆学才会在中国生根,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创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图书馆学。孔子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与“同”是古代思想中一对重要的概念范畴,“和”是杂、多,是矛盾的统一;“同”在这里是简单的统一。“和而不同”是杂取众长而创造出具有个性成果的一种至高境界。
再其次,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与图书馆学的国际化、世界化也并不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甲地发生的事件迅速影响乙地的机会已大大多于以往,世界已俨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村”。因此,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发展目标。我们的图书馆学一方面要具有开放性,不断吸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新的概念、方法、体系,以此作为我们与国际图书馆学界交流、对话的前提,加快图书馆学国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合理吸收、转化外国图书馆学的工作,在全球化知识背景下不断加强本土化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问题,也是世界图书馆学探索未知领域的新课题,其本身即具有世界性、国际性。
至于在操作层面,即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方面,也应注意如下问题:
首先,既然我们说本土学者在科学研究中要有“本土立场”(当然也要放眼世界),那么我们就要率先对自己立足的传统学术土壤有充分了解。就图书馆学来说,就是要改变以往忽视传统理论的态度,积极挖掘、整理传统图书馆学思想,抽象出其合理的理念,梳理、描述其轮廓与框架,使其能为现实所用、为发展所用。其次,在研究范式上,我们在积极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应大胆地创新与突破。图书馆学的发展证明,原有“机构图书馆学”的范式是陈旧的、缺乏生命力的,我们现在必须予以破除。当然,建立新的范式时我们要注重吸取不同国家的学术资源与经验。如我国古代文献的积累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校雠学的研究重点就是“文献”(即客观知识);而欧美是现代图书馆的摇篮,在新式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职业的养成方面皆有成法;前苏联图书馆学则十分重视民众的阅读及其素养的提高。如能将这些不同的学术资源有机地糅合起来,将对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大有裨益。
再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注意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本文提到的“实证研究”,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研究。因此,我们不仅要用实证的方法(观察、实验、调查),也要用阐释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不仅提倡使用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也应大力提倡使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广泛借助哲学、数学、心理学、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方法,来解决我们图书馆学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真正推进图书馆学的本土化。
标签:图书馆论文; 科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本土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哲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